黄钰生的两位妻子：梅美德和叶一帆

黄钰生漫长的一生先后拥有两位妻子——梅美德和叶一帆。

1919年秋，黄钰生怀揣着教育救国的理想，官费赴美留学。次年转到芝加哥大学，专攻教育学和心理学。1923年，黄钰生获得硕士学位，次年开始写博士学位论文。此时，他在美国留学，得不到国内官费资助。但是，他收获了爱情。在芝加哥大学他遇到了梅美德，这位出身于旅美华侨家庭的同学，后来成为他的妻子。

梅美德是芝加哥华人领袖梅宗周（广东江门人）的长女。梅宗周将大部分财产用于慈善事业，对社区贡献卓著，还获得清政府授予的四品官爵。1909年3月，中华会馆成立“大清海外居民学校”，他为首任校长。1912年，芝加哥中国城正式成立。梅宗周逝世，芝加哥报纸称其为“中国城之王”。

1925年，黄钰生与新婚妻子梅美德一起回国。黄钰生任南开大学哲学系教授，后为南开秘书长；梅美德任南开女中数学、化学教师，后为女中部首任主任。

黄钰生与梅美德没有生育孩子，但夫妇抚育培养了多个孩子。黄钰生的侄儿黄明信，侄女黄燕生、黄书琴都在他们家里长大。梅美德在南开中学是学生的良师益友，在家庭中是黄钰生的贤内助。五十年后，黄钰生的侄女、梅美德的学生，都无限怀念梅美德的善良、光明、无私等可贵的品质。

据黄燕生、黄明信、黄书琴撰写的《黄钰生小传》，梅美德学习普通话时有一个故事：“她生长在美国，平时在家中和三叔谈话总是用英语。为了工作，她努力学普通话。当了部主任以后，她竟奇迹般的在女中的小礼堂里，用广东腔的官话对学生进行着活泼、生动而具有说服力的讲话。是爱祖国、爱工作的热忱，使她冲破了语言的障碍，赢得了学生的爱戴。她走进教室，是一丝不苟的严师，迈出教室，是谈笑风生的良友。周末在家中招待朋友、学生，几乎成了常规。”

平静的家事连着蜩螗的国事，师生之间这样谈笑风生的家庭聚会，没有持久地延续下去。七七事变后，黄钰生、梅美德到了长沙。

1936年考入南开大学化工系的申泮文在长沙遇到一个难题。黄钰生、梅美德施予援手，不仅解了燃眉之急，还对他的学业和人生产生了重大影响。申泮文在南开就读的第一个学期结束，因为学业成绩优异，获得南开大学“三六”奖学金（南开校友为纪念南开中学成立30周年和张伯苓校长60岁诞辰而筹集的），梅美德是这项奖学金的管理委员会委员。全面抗战爆发后，申泮文为了救国，加入国防部门，开赴前线受伤。长沙临时大学开学后，他辗转到了长沙，由于养伤，耽误了学业。加之目睹军民死难、国土沦丧因而情绪低落，学期结束有几门课没有成绩，被学校布告退学。此时，长沙临时大学要转移到昆明。申泮文请求黄钰生梅美德夫妇带上他，黄钰生、梅美德觉得申泮文因参战情有可原，与几位南开大学教授商议后，同意了他的请求。申泮文自费参加湘黔滇旅行团，这笔路费是黄钰生、梅美德资助的。

这一对学界伉俪在战争期间，为了带领学生迁移，分别带队，沿着不同的路线去昆明，这是两人自从结婚后最长的分离。

黄钰生与夫人梅美德在昆明合影

1938年1月20日，长沙临时大学第四十三次常委会对西迁做出安排：临大师　生分三路赴滇：一路由樊际昌、梅美德和钟书箴带领，成员包括教师及家属、体弱不适合步行的男生和全体女生，共计600多人。他们分批经粤汉铁路到广州，取道香港，走海路到安南（今越南）海防，由滇越铁路到蒙自、昆明。第二路是陈岱孙、朱自清、冯友兰、郑昕、钱穆等十余名教授的乘车路线，经桂林、柳州、南宁、镇南关（今友谊关），抵河内，再由滇越铁路到蒙自、昆明。第三路是湘黔滇旅行团的西迁路线 ，即从长沙经益阳、常德、桃园、芷江、晃县（今新晃），贵州玉屏、贵阳、镇宁、丰彝（今云南富源县），最后到达昆明。黄钰生担任湘黔滇旅行团指导委员会主席，带领学生完成了“长征”。

抵达昆明后，黄钰生在西南联大担任了多个职务。1938年8月任西南联合大学师范学院院长，1940年7月兼任西南联大师院附设学校主任。

在昆明西南联大任职一年多，年方四十的梅美德患了不治之症。弥留之际，她对黄钰生说：“人终有一死。你我夫妻恩爱十五年，弟妹侄甥都已成人，学生也爱我，死而无怨了。”

黄燕生在《悼三婶》一文中写道：“三婶好说，好笑，好哭，也好怒，但你从不会在她脸上找到颓丧与消沉。她的豪爽、辽阔超过许多男人，深情和智慧又超过许多女人。也就是风的豪爽，天的辽阔，海的深情和云的智慧，使她爱阳光，爱人类，爱世界，也受到多少亲友、学生甚至陌生人的爱戴。”

梅美德的确深受学生的爱戴。她去世后，陈佩月、陈佩桃两女士从美国纽约汇款三百元给黄钰生，黄钰生将这笔钱转给西南联大，提请在本大学设立“黄梅美德夫人纪念奖金”。1939年11月28日西南联大召开第一二八次校务会议，通过了黄钰生的提议，成立“黄梅美德夫人纪念奖金”委员会，樊际昌、查良钊、陈蕙君三先生为“黄梅美德夫人纪念奖金”委员会委员，樊际昌为召集人。

几十年过去了，梅美德依然藏在黄钰生的心底。1977年，在梅美德的忌日，黄钰生面对窗外的夕照，写诗缅怀：

湖光山色依旧好，离别转瞬卅七年。

多情唯有西山月，夜夜清辉照长眠。(www.xing528.com)

一轮皓月当空，清辉遍地，黄钰生回首昆明往事，梅美德的身影依旧停留在他内心深处。

梅美德病逝后，不少联大同人给黄钰生介绍对象，甚至他出差去重庆，亲友也给他创造与女性接触的机会。

梅美德过世后两年，黄钰生又选择了这位数学教师——叶一帆做第二个妻子。黄钰生与叶一帆在昆明邂逅，两人一见钟情。战时的昆明，物价飞涨，他们在清寒与艰难中生儿育女。叶一帆除教书、管家、抚养子女外，还从事刺绣工作贴补家用。抗战胜利时，她把辛苦积攒下来的五百美金交给北上复校的黄钰生。不料途经上海时被扒手偷走了。事后叶一帆安慰黄钰生：“咱们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这点身外之物算不了什么。”

20世纪50年代初，黄钰生因深受西方哲学思想的影响，一时对马列主义不能理解，叶一帆千方百计地开导、劝解，才使他的思想开始解冻。在“五反”运动中黄钰生被诬贪污，蒙受不白之冤。此后，在历次运动中黄钰生承受巨大精神压力之时，叶一帆都是他坚强的后盾，与之共同渡过难关。

黄钰生与夫人叶一帆以及子女在南开大学合影

“文革”中，黄钰生和叶一帆受到冲击，被扫地出门。而他们的儿女们上山下乡，奔赴内蒙古、新疆、山西、河北等边远地区。叶一帆遭受了精神上的摧残、肉体上的折磨。她单薄、瘦削的身体，遭受不了恶浪的冲击，健康开始远离她。黄燕生等侄女再见到婶子时，“已是白发苍苍，瘦骨嶙峋了”。阴云散尽，风浪平息，她却身患癌症，已到晚期，1979年病逝。38年的琴瑟共鸣，38年的时代浮沉，38年的相濡以沫，叶一帆病逝，给黄钰生留下了无尽的怀念。所幸她亲手抚养的五个子女都已在大风大浪中成长。1983年，黄钰生在叶一帆生日，怀念同甘共苦的日子里写下了《忆一帆》：

我有喜，谁与共。

我有忧，谁与痛。

我有过失谁力讼。

饭食谁烹衣谁送。

三十八年夫妻与诤友，

实得昆明湖畔再携手。

两位妻子先后离开了黄钰生，孤独的他在晚霞灿烂之时，拥有了一个红色的晚年。这让笔者想起英国诗人狄兰·托马斯的诗句：

不要温和地走进那个良夜，

应当在日暮时燃烧咆哮；

怒斥，怒斥光明的消逝。

黄钰生前半生与南开紧密联系在一起，后半生在天津市图书馆任馆长，与万卷藏书联系在一起。不论是教书育人，还是典藏图书，都是书香浸润的人生。先后有两位妻子相伴，度过大风大浪之后，又能以高龄安享晚年。当年从昆明翠湖走出来的联大学者，拥有这样的命运，实属罕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