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元年(公元前206年)十月,刘邦率军进入咸阳时,秦军已经没有对抗刘邦的家底,秦朝瞬间崩溃。根据《史记》记载,秦军打开咸阳城门,没有做任何抵抗。秦王子婴“素车白马”,脖子上系着皇帝玉玺,跪在城门口,向刘邦请降。刘邦以兵不血刃的方式进入咸阳。
在这一刻,刘邦遇到人生中第一个大喜悦。然而,刘邦没有足够的政治斗争经验,他并不知道第一个进入关中后,会遇到哪些迫在眉睫的问题,也不知道将要发生什么事,以及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
刚进入咸阳,经过长途西征和各种征战,面对巨大的成功,这些来自砀郡、彭城和沛县等地的军人非常兴奋。他们大部分没见过传说中的国都咸阳,没有走上过宽阔的咸阳城的大道,更不会看到过豪华威严的咸阳宫和都城里的财富,如果不加约束,在这里,肯定会爆发大规模劫掠。
之前数百年间,秦朝对关东六国长期侵略、屠戮和压榨,在这些军人心中,种下根深蒂固的仇恨。如果刘邦带头在皇宫享乐,只会鼓励军队更加肆无忌惮地杀人、抢劫。如何统治这里,他毫无规划和设想。对长期且只在基层当亭长的人而言,不会有高拔的见识,也很难有宏伟的志愿。初入国都,他第一时间进入皇宫,肆无忌惮地享乐。
其实,当时刘邦面临两个迫在眉睫的问题,一旦解决失当,会对他及其集团带来灭顶之灾。
第一个问题是如何真正当关中地区的“王”。对如何当“王”,刘邦心里也没数。但如果任由军队放开抢劫和屠戮,肯定会影响刘邦军队的政治形象,将永远难以抹平与秦地百姓的隔阂与仇怨。楚怀王之前发出的约定是“先入定关中者为王”。这个约定有两个关键词:一个是“先入”,第一个进入关中,现在刘邦已做到;第二个是“定”,进入关中后,能够使这里安定下来,得到百姓拥护,社会进入有序状态,百姓安居乐业。“先入”关中的使命,可以依靠军事能力完成;而完成“定”关中的使命,则需要政治能力。
第二个问题是如何维护自身的政治形象。刘邦从参加起义,喊出的口号是,因“天下苦秦久矣”,不得不奋起“诛暴秦”。加入项梁集团和楚怀王为首的楚国政权后,他所领导的军事集团的政治属性和目标,从民间反抗暴政转变成为楚国复仇的国家层次的政治对抗。这种转变帮助刘邦集团迅速壮大。进入关中后,刘邦军事集团是继续秉持为楚国复国复仇,还是彰显来自底层民众的反抗暴政的政治属性和情怀?他必须马上做出选择。
《史记》没有记载樊哙如何劝阻刘邦,但明确记载了张良的劝词:“夫秦为无道,故沛公得至此。夫为天下除残去贼,宜缟素为资。今始入秦,即安其乐,此所谓‘助桀为虐’。且‘忠言逆耳利于行,毒药苦口利于病’,原(愿)沛公听樊哙言。”张良认为,秦朝丢掉天道,成为天下之贼。刘邦入关中、消灭秦朝,是除暴安良、维护社会道德的行为,而不仅是站在复国、复仇的层面上了。这么定义,是重新赋予刘邦集团基于民间思维和认知的政治属性,这与当初刘邦集团在沛县起事时的政治属性是一致的。一个失去道德制高点的集团,很容易引起其他政治军事集团的诟病、谴责,以至成为被攻击的理由。刘邦缺乏这样的政治思维和觉悟,在毫无知觉中,把自己和他的集团放到烈火上烹烤。幸亏,张良是高级贵族出身,拥有很强的政治斗争意识,向刘邦指出了这个问题。
在樊哙和张良的劝说下,认识到当前面临的问题,他马上改弦易辙,自己带头离开皇宫,随后下令还军霸上,封存秦朝的府库。此后,他做出两件事,完成“定”关中的使命。
首先,把关中有影响力的人物叫来,宣布自己是“和平使者”,不会对关中百姓滥杀,要求大家各安其业。向广大百姓高调公布“约法三章”,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刘邦军队瞬间收敛起抢劫的暴行。但这还不够,为安定关中百姓人心,巩固当前统治,他向关中百姓撒了一个弥天大谎。
根据《史记》和《汉书》的记载,他向关中百姓宣布,“吾与诸侯约,先入关中者王之,吾当王关中”。“先入定关中者王之”,这句话是“楚怀王之约”的内容,但刘邦这样向关中百姓阐释“楚怀王之约”却有很大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楚怀王之约”是楚怀王发出的,不是刘邦发出的。第二个问题是,楚怀王之约是楚怀王熊心和“诸将”约定的,不是和诸侯们约定的。“诸将”肯定是指楚国的各路将领,但刘邦大言不惭地说是他和诸侯们的约定。第三个问题是,别说刘邦是否有能力向诸侯们发出这个约定,即便是楚怀王,能不能和赵国、燕国、魏国、齐国等诸侯们约定,并得到诸侯们的认可也是问题。即便诸侯们口头上认可,当咸阳被攻下,面对富庶的关中平原和富甲天下的咸阳,诸侯们能抵抗住诱惑,而任由楚国及其将领独自霸占吗?
既然这是一个逻辑不通的谎言,刘邦为什么要撒这个谎呢?
在当时,刘邦初入关中,撒这个谎,无形中拔高了自己的政治地位,对秦国百姓的震慑力瞬间提升数个层级。刘邦进入关中后,心态发生改变,他很乐观地认为,自己已经可以和诸侯们平起平坐了,不再把自己看成楚国的一个将领了。显然,他的这种乐观心态为时尚早。(www.xing528.com)
在巨鹿之战中,项羽以高超的战术、惊人的勇武和无敌的战力,全歼巨鹿城下的秦军,俘虏主将王离,赢得天下瞩目的赫赫声望。赵国的张耳,魏国的魏王豹,齐国的田安、田都,燕国的臧荼等诸侯联军,被项羽的威名所震,瞬间奉他为联军首领。项羽率诸侯联军和章邯、司马欣、董翳所率秦军,在安阳对峙数月后,随着秦军投降,项羽进入关中的阻力尽灭。当刘邦入咸阳时,章邯投降项羽,项羽率领诸侯联军以秦朝降军为先导,渡过黄河,到达洛阳附近,准备西进入关中。
天下人都已知道,刘邦占领咸阳,章邯投降,秦朝灭亡。高度专制下的秦国军政表面看极为强大,但中枢神经系统一旦瓦解,分支系统毫无生命力,随之瞬间“土崩”。从洛阳到函谷关,项羽所率领的诸侯联军没有遇到任何抵抗。只是大军走到洛阳以西的新安县(今河南新安县),由于投降的秦军害怕自己的投降行为被秦朝以秦律惩处,且株连家人,也听说关中被刘邦攻破,害怕入关后,被关东六国的军队报复等,诸如此类的消息遍布,无论真假,都导致秦军降军人心浮动,开始有哗变的迹象。项羽害怕这些降军在西进过程中反戈,大概也是为了节约粮食,下令当阳君英布等人坑杀掉这二十万秦军降卒。
但在短时间内,坑杀或者袭杀如此众多的武装的降卒,《史记》中没有记载对联军造成哪方面的不利影响。比如,由于秦军反抗,出现巨大战损。这不由得引起一些史学研究的怀疑。姑且不论这一大规模的杀降事件是否真实发生,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在新安县,项羽至少杀掉部分秦朝降卒,并引起巨大的社会舆论。不可否认的是,这一军事行动对项羽入关中后,以及之后的政治和军事行动产生了巨大的不利影响。
在项羽处理秦军降卒时,刘邦也许觉得有“楚怀王之约”为自己撑腰,在关中称王是有法理依据的。他没有告诉张良等身边的重要谋士和将领,私自派兵把守函谷关,摆出把项羽及诸侯联军挡在关外的姿态,向大家表达出“独占关中”的态度。
当项羽带着诸侯联军兴冲冲地来到函谷关外,发现函谷关有刘邦军队把守,极为愤怒。他派当阳君英布破关而入,数十万诸侯联军蜂拥而至,气势汹汹地驻扎在咸阳附近的新丰镇。随后,在这里上演了一场鸿门宴大戏。这场宴会非常著名,围绕它产生了很多成语,很多世情故事。其中,让大家最关心的是,刘邦为什么能活着逃出去,项羽为什么放走刘邦。
虽然鸿门宴成为千古流传、杀机四伏的著名宴会,但如果反向思考,鸿门宴其实本来应该是温馨和谐的宴会。为什么呢?在鸿门宴之前,刘邦和项羽的关系究竟是什么?刘邦和项羽应该有三层面关系:战友关系、同事关系、江湖兄弟关系。
第一个是战友关系。项羽的叔叔项梁在世时,受项梁的差遣,刘邦和项羽曾经并肩作战,一起攻打过雍丘、外黄和陈留等地。两个人作为当时项家军的中级将领,一起冲锋陷阵,历生死,共患难,结下纯朴而浓厚的战友情。
第二个是同事关系。同事关系和战友关系本质上是一样的,但在形式上又有所不同。他们形成同事关系,是因为在项梁死后,他们归属于同一个领导楚怀王的麾下,各自向楚怀王负责。此时,他们已不在一起作战,也不在一起吃住,更不会共同面临危险。
在“楚怀王之约”发出后,他们几乎同时从楚地出发,项羽往北,去救赵国,刘邦往西攻略,进攻关中。他们都是楚国将领,到达咸阳之后,依然是楚国将领,古语称“同殿称臣”。也可以理解为,他们是在同一个单位,为同一老板“打工”的同事。这时,和出发时唯一不同的是,项羽在军中斩杀了宋义,逼楚怀王封他为“上将军”,在级别上比刘邦高出一头。
作为同事,两个人分别在不同地方主导灭秦战争。项羽战河北,刘邦战河南,两人的作战互为表里,都对对方作战给予巨大支持。不管两人是否有意为之,但客观上看,正是因为他们在黄河南北的协同作战,加速了秦朝灭亡。
第三个是江湖兄弟关系。刘邦和项羽在楚汉相争期间,曾经有一次见面后,刘邦向项羽提及“约为兄弟”这件事,为什么?
刘邦刚起事时,曾因雍齿背叛,丢掉根据地丰邑,刘邦为此向项梁借兵和借将,收复失地。而后投靠项梁,跟随项梁征战。项梁对刘邦有救命之恩和提携之义。从这个意义上看,刘邦算是项家军的一个分支。在楚国内部,由于项梁的关系,与其他将领相比,刘邦和项羽在感情上理应更加亲近。在项梁指派下,刘邦和项羽曾经并肩战斗,亲密接触。其间,他们按照江湖规矩,约为兄弟,是完全可能的。
因为有这三层关系,刘邦与项羽经过千辛万苦终于在咸阳见面,正常的场景应该是,两人见面抱头痛哭,话离别之情,诉思念之苦。当然,真实情景不是这样的,而是剑拔弩张到空气凝固,让人上不来气。之所以导致这一结果,和刘邦有很大关系。刘邦派人把守函谷关,对以项羽为首的诸侯联军表现出不友好的态度,引起大家公愤,把这场宴会变成危机四伏、凶险无比的宴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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