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喜欢的中国城市：苏州和成都

苏州和成都是我最喜欢的两个中国城市。无论是它们的文化历史积淀，还是现在存在的城市文脉结构，还是它们的园林和民居，甚至苏州和成都的饮食，都那么令我喜欢，如果有一天我面临从美国退休，选择在中国城市居住，我肯定是选择苏州和成都的。

我每每说起想去苏州和成都退隐的时候，朋友都有两个反应，一个是不相信我能真的退隐，因为我的性格不是退隐型的，这倒可能有点对；不过凭心而说，我是真喜欢这两个城市的，现在成都越来越庞大，我感觉就越来越淡了，苏州的感觉依然非常纯粹，因此在两城之间，苏州反而越来越突出地吸引我。

十多年前，我在一本叫做《骨子里的中国情结》的书里面这样描述过江南小镇给我的印象：

早春二月，江南是迷朦的。浅红色的桃花好像一层轻云一样，烘托着那片白墙灰瓦的乡村，一条弯弯曲曲的小河穿镇而过，摇摇晃晃的乌篷船划过水面，留下一线波纹。薄薄的雨霋好像薄纱一样笼罩着油菜花刚刚开始绽放的田野。走进镇子里，那青石坂的小巷上有层光亮的水雾，曲折的瓦檐错落，雨水从瓦上落到石板上，轻轻有声。一个穿着蓝花布大襟衫的女孩，打着雨伞走过小桥，嫣然一笑。淡淡的，静静的，淳厚的春意就那样弥漫着。

好多年前，我看柔石的《早春二月》，觉得江南好像很渺远。多年后，我在江南游走，再看《早春二月》，江南很近。那不是物理距离上的远近，而是一种心理上的感受。喜欢那里的环境，更加喜欢那里的居所，那种江南的民居和景物造成的感觉，好像有点揪心，特别远在他乡，想起来就有点悸动，有点悲伤。

那种感觉，我原来是没有的，因为我早年并没有去过苏州，对苏州的感觉是朦胧的，看叶圣陶的散文，有非常美好的氛围，但是没有见过。1963年，柔石的《早春二月》拍成电影，孙道临和谢芳在早春温馨的阳光下在苏州的小河边走着，桃花绽放，那种感觉，好像不是“震撼”，而是伤感和缠绵，因此开始对苏州有向往。孙道临是很适合苏州的气质的，那种俊秀，那种清雅，日本式的学生装，大羊毛围巾，“五四”青年的神韵，当时迷倒不少女同学。谢芳是从武汉话剧院调到北京电影厂去的，我在武汉见过她，因此有种先入之见，觉得她并不苏州，后来我去苏州，看到那里的女孩子的确秀美，和谢芳的不太一样。

后来我有机会去苏州了，当然是从上海坐火车过去的。真实的苏州与感觉中的确实不同，那运河窄窄的水道，那些曲折的小巷，那些高低的小桥，那些幽深的园林，那些变化多端的民居，无一不挠着我的精神末梢，喜欢也感伤。苏州是个很感伤的城市，这是在中国城市中我体会到的第一个，优雅自然，但是总有一丝轻微的忧郁在那里漂浮，像日本人看风雨中的落樱缤纷一样，苏州的春雨朦朦，也总能够勾引起你同样的感伤情绪来。而那感伤同时又是十分可贵的，因为在其他粗俗的城市，像粗犷的沈阳、炫耀的北京、张扬的上海、艳俗的广州、粗俗的武汉之类，绝对没有这种吴侬软语的雅，也没有小巷幽幽的深邃，建筑的讲究而不是张扬，是民居的精彩之处，这一切，好像就只能在这里看到，感觉到。

苏州拙政园远香堂荷池

我对苏州的感觉，当然首先是从三十年前开始，一次一次来这里逐渐形成的，虽然我没有在苏州定居过，但是来来往往次数多了，感觉也就日益深厚起来。而文学作品中的苏州，却也是另外一个感受形成的原因。

我记得第一次来苏州是1973年，那时候我在一个工艺美术厂做设计，来苏州写生，目的是设计出口工艺品作参考。从上海到苏州的火车到城里的时候是下午2 点多钟了，那个时候没有私营饭馆，全部是国营的，2 点钟的时候，所有的饭馆都打烊了，没有饭吃，我肚子咕咕叫，可以说是饥肠辘辘，在平江路里面钻，就想找到什么吃的，先填填肚子。我们看见一个老太太在卖甜酒酿，这东西在整个长江流域地区都有，用糯米发酵，酒味香醇。在四川叫做“醪糟”，加上汤圆就是成都的“醪糟汤圆”了；在湖北叫做“伏汁酒”，下的是小汤圆；到了苏州，就是“酒酿”，冲淡了煮着吃，是早餐；也有人就小口地吃酿好的糯米，酒力就增强了。那天我们饥肠辘辘，不知深浅，一个人吃了一大碗酒酿，就是一碗饭那么多啦！酒力上来之后，几个画画的人好像关公一样，在苏州观前街踉跄，好多行人侧目而视，都说我们是外地人，出丑了。那次的记忆很深刻，以后反而很喜欢吃酒酿汤圆。

我很喜欢这里的民居形式，觉得是中国民居中最精彩的。苏州的民居是园林院落交织的，是白色和灰色的，低调而不低俗，高雅而不张扬，分寸把握得恰到好处，难也就难在这里。苏州那种灰色和白色，不仅仅是色调的协调，也是一种心理的协调。日本有些现代建筑师推崇日本茶道宗师千利休喜欢的灰色，称之为“利休灰”，其实苏州这里的灰色更加沉稳，更加凝重，我何不称之为“苏州灰”呢？

苏州古街

苏州城里最经典的民居群是划为“平江历史街区”，这里连片的民居建筑，集中体现了苏州民居的格局。那里一排排高低错落的枕河民居，一座座粉墙黛瓦的庭院，一条条依河临水的幽静街巷，斑驳的围墙内庇荫着不少深宅大院，这些规模宏大、装饰精美、布局严谨的住宅花园，有的原系官僚富商宅第，有的曾是文化名人故居，各有千秋，各具特色。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当数闻名的“富”“贵”潘氏两宅。到苏州，找本旅游书看看，都会讲到这两个豪门的住宅的。

江南的园林住宅中的浪漫故事许许多多，与建筑营造的气氛有很密切的关系。这里出了好多著名的文化人，也是经济富裕和建筑氛围所形成的。(www.xing528.com)

我在苏州，就喜欢下小雨的时候去老街上走走，不是要去什么地方，而是去领略苏州旧居老街的浪漫。那些石板铺设的小街，那些滴滴答答落水的瓦檐，深色发黑的街角石，长满了滋润的青苔，游客一少，旧姑苏的感觉就油然而生了。

这个地方的旧居老街上，曾经出过多少风流才子，多少学者大家啊！国学大师钱穆曾寄寓耦园，在那里潜心撰写学术名著；著名教育家和翻译家叶圣陶、历史学家顾颉刚、古籍版本书家顾廷龙、化学家顾翼东等名人，都是从这里出来的。晚清状元洪钧的外交生涯，他的博学广闻、浪漫韵事更为人津津乐道，被人写入小说《孽海花》，更是名噪一时，成为地地道道的风流状元，他与名妓赛金花“男状元偷娶女状元”的爱情故事，就发生在悬桥巷当年的“状元府”。走在苏州的小街上，种种历史的故事、种种思绪会不断地涌现出来。

多年前因为帮万科公司策划“第五园”这个项目，我提议做成具有中国传统风格的现代建筑，万科接受了这个概念，一边在设计、施工，另一方面则嘱我写本书谈谈传统住宅，就是因为我的这个设计提议，让我获得一个用来集中研究中国民居形态的机会，我集中了解我们的传统住宅，从北方的四合院，到江南的“四水归堂”，从上海的石库门，到广州西关的深宅大院，一一梳理，因此对苏州的民居有了一点点了解。那一点点认识，基本都反映在后来出的那本《骨子里的中国情结》书里。其实那认识还是很肤浅的，苏州园林和民居博大深厚，不是我能够在短时间内完全把握和认识清楚的。但是，我对于苏州传统建筑的兴趣却一直没有减退，反而越来越浓烈了。

2006年，贝聿铭设计的“苏州博物馆”终于在几年的流言蜚语中建成了，这个博物馆的设计，我一直很注意，主要是因为喜欢苏州建筑，喜欢苏州这个城市，也喜欢贝先生的设计。这个博物馆争议延续了好久，主要问题是贝先生设计的这个博物馆的选址是否合适，因为馆址恰在“拙政园”和太平天国的“忠王府”之间，地段十分敏感，好像网上有说叫停的，有说继续修的，各种说法都有，大家还在看争议，博物馆就建成了。好像贝先生的另外一个博物馆“罗浮宫”的加建、改造计划一样，法国人还在狂热地争论，作品已经完成并且投入使用了。对整个争议，无论是苏州的或者巴黎的，他都很低调，并没有出来为自己抗辩。

苏州博物馆刚刚完工我就去看了，事出有因，2006年12月份，突然接到上海来的一个电话，是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的责编打来的，她是我的《世界现代建筑史》的责编，我们之间工作关系很好，她在电话中说有个很不错的上海建筑事务所希望我去看看苏州一个旧建筑的改造，并且希望我就这个项目写点什么。徐纺在建工出版社北京总社的时候就找我组稿，帮我编书，那些书都出得很好，在工作过程中，她也很了解我的做事为人的方式，因此大家比较默契，她发出了邀请，我一般是会去的。

那个建筑事务所是上海中房集团建筑设计事务所，他们邀请我参观他们在博物馆旁边的苏州平江路31 号的一栋旧宅子改造和修复，在苏州，这宅子虽然算不上古老，就一百多年吧，但是这样的老宅，在西方绝对是文物了，我对所有的保护古代的建筑和文物有非常积极的态度，因为眼见国内的古迹已经在轰轰烈烈的“现代化”旗帜下给破坏得所剩不多了，但凡有保护的项目，我总是尽量参与，希望给子孙留下点老祖宗的东西。中房集团建筑事务所租下那栋古老的、甚至有点破烂的民宅，进行彻底的调查，了解了这栋住宅的底蕴，然后逐步改造，以保护为主，把这栋住宅建成一个建筑师的会所，我去看的时候是12月，初冬时分，看完这栋他们称为“平江路31 号”的建筑“筑园”的会所之后，我沿着平江路去看了贝先生的博物馆，好像一首奏鸣曲一样，从头到尾，起承转合，流畅而自然，我很开心。

记得我去看苏州博物馆时，工地的围墙还没拆除，当时心里还有他在美国设计的辛辛那提的“摇滚乐名人堂”建筑的阴影——那栋大楼实在有些牵强，因此有点担心苏州博物馆会弄成那样就糟糕了。等到2006年末我去看博物馆低调、优美、恬静、和谐，心里的那个结就自然打开了。

上海中房建筑设计事务所之所以找到我，大概是因为我这些年在建筑方面做的一些工作有关系。这两年来，我被国内一些房地产公司请做顾问，因此参与了好多开发、重建、改建的项目，从骨子里说，我是很中国的，因此，大凡有机会和可能，我都会努力劝说客户接受中国形式和感觉的建筑。像深圳万科公司的“第五园”、河南郑州建业公司的联盟新城现代中式区都是这类努力的成果，自然住宅区，首先是实用的商品，文化内涵弱，总比艳俗的“欧陆”风格自然。因此，对于凡是和传统建筑有可能建立关系的项目，我都很注意。

帮助城市保护历史，是我一直在努力做到的一个方向。很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在2006年12月，当时的重庆有一个大开发商，邀请我去看一个仅有四十亩的一个小开发用地，在重庆嘉陵江边，地势崎岖，那里原来是个政府机关，现在只剩一栋孤零零的大楼和几栋小房子在那里，这块地，开发商已经收购过来，准备拆毁这些旧建筑，打造一个高层塔楼建筑群。我在地上踏勘的时候，开发商集中介绍江景给我看，我却突然留意到茂密的树丛中有两栋小小的青砖楼，看看细节，知道是抗战时候的建筑，直觉不同凡响，因此要求开发商咨询文物单位，了解这几栋相当破败的建筑的历史，文物单位的答复是：这些建筑不属于文物建筑范围，可以拆。我却不满足，直觉驱使，依然叫他们弄清楚在抗战中是谁的宅子，答复是陈诚等政府要人住过的。我立即提出对这个抗战时期的罕有的建筑群做整体保护的建议，后来这个项目在重庆颇有点名气，叫做“陈公馆”，那并不是我取的，因为那个楼不是陈诚公馆，而是当年国民政府的一个接待所，曾经接待过抗战期间美国来华人员，但无论怎么说，我这个建议也真正保留了城市的一段历史。

这些年我更加注意如何通过具体的行动来保护历史，而不仅仅停留在理论的层面上，因为中国建设发展得太快，如果不加紧保护，等到理论成熟之日，余下的历史建筑就不多了。虽然有些人说我参与房地产的策划是商业的，反而我觉得如果有更多的理论工作者能够直接参与到开发性的保护过程中，对国家的文化和历史的贡献会更大。

写这本书，上海建筑设计事务所是很下功夫的，他们自己先做了很多的工作，我去苏州的时候，他们给我提供了好多非常珍贵的关于苏州平江街和平江区的历史资料，后来再约我到上海，一个晚上在茂名路的一个古色古香的书店茶座里喝茶，再给我一套苏州档案馆做的平江路的档案资料看，厚厚的几大册，这样的对研究的尊重，是我在一般发展商那里见不到的。的确是建筑家的群体，就是不同，因此写起书来就比较顺手。无论是中房方面，还是我这方面，对这本书都有一个比较共同的看法，就是要写出一本对一个具体的古老建筑保护性的改造的案例来，对于中国未来的古建筑维护和改造，提出一些启示性的思路来。我觉得像上海“新天地”那样的项目，虽然有保护文化的功劳，但是并不是保护传统建筑文化的唯一的、必然的方向，更加准确地保护传统，同时赋予传统新的功能，其实还是需要更加牢固坚实的研究和探索的。能够通过这个项目的阐述，对中国传统建筑现代化第一阶段的那种内部拆光，仅留立面的初级阶段（好像上海“新天地”的手法）往前发展是会有一点的启示的。

和我近年写的一批有关房地产的书比较，这本书更多地讲古迹、古建筑的保护，因此我就更喜欢这本书的内涵，一方面为他们的工作做一点点记录，让国人和世人知道：中国人不仅仅会拆（不仅仅是“拆啦”—China），而也会保护，也会维养，也尊重自己的历史，并且不仅仅是文物专家如是，建筑家，包括现代建筑家也会如此。毕竟中国是个文化古国，不是几个张扬的开发商、政府官员大张旗鼓地拆毁历史而已，而也有好多好多的人希望我们的传统、我们的建筑、我们的城市更加中国，更加具有国际尊重的文化价值沉淀，有这个使命感，我也就开心了。希望能够给大家一个了解古建筑保护的心得和体会，对促进中国城市的传统建筑、传统城市区域的保护起到一点点启发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