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学,巴蜀文化中的独特地域学术

中华民族历史悠久，文化灿烂，自秦朝以来就建立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国幅员辽阔，民族众多，社会发展不平衡，特点各异，就文明形态而言，是一个在共同的主流民族文化背景下，多元文化集合融汇的国家文明形态。多元文化中，包括了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它们是中华民族文化和中国国家文明形态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以考古而言，有许多各具特色的文化遗存，在学术文化方面，则有特色鲜明的各种地域学术文化。蕴含于巴蜀文化中的“蜀学”，即是我国重要的地域学术文化之一，是整个中华学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蜀学的研究，是全面深入认识巴蜀文化和中华学术文化的需要，对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准确了解地情、国情和社会特色，培育民族精神和道德情操，促进当代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

“蜀学”，素有狭义、广义之谓，笔者持广义说，认为“蜀学”是指巴蜀地区（含今四川省和1997年3月直辖前的重庆市地区）的学术文化，它包含于巴蜀文化之中，但不是泛指巴蜀文化，重点在于文学、史学、哲学几个方面；它是一种较为专门的学问，具有系统性、综合性、学术性和地方特色，其核心在于思想、理论。

在中华学术文化发展的漫长进程中，蜀学是源远流长的地域文化之一。先秦时期的古蜀文化和巴文化，是蜀学的本土源头。至两汉三国时期，蜀学得以形成和发展，并出现传统蜀学的第一次发展高潮。“蜀学”一词，早在《三国志·蜀书·秦宓传》就已出现，即“蜀学比于齐鲁”，此后其内涵多有发展变化。具有完整学术文化含义的蜀学，至迟在宋代已形成，即时人所说：“昔者国家右文之盛，蜀学如苏氏，洛学如程氏，临川如王氏，皆以所长经纬吾道。”唐宋时期，蜀学繁荣鼎盛，其中以宋代为最，出现传统蜀学的又一次发展高潮。其后相当长一段时间，由于战乱等原因，蜀学发展转入低潮。清末民初时期，传统蜀学得到复兴，形成了再一次发展高潮，并向近代蜀学转化。五四运动至抗日战争时期，主要是新文化的传播、蜀学与全国各地现代学术文化交融发展。新中国成立后，当代蜀学有了新的变化和蓬勃发展，主要是蜀学的传承创新、发展变化和新资料、新研究成果、新的社会功能等。

蜀学的发展受到中华学术文化的滋养，也丰富和助推了中华学术文化的发展。纵观传统蜀学的发展，秀杰之士辈出，名著要籍甚多，兹举其具有全国影响的名人，诸如汉之司马相如、落下闳、王褒、扬雄、严遵、张陵，魏晋之谯周、陈寿、常璩，唐之王玄览、陈子昂、赵蕤、李白、圭峰宗密、马祖道一、杜光庭，宋之陈抟、范镇、“三苏”、范祖禹、圆悟克勤、谯定、李焘、张栻、李心传、秦九韶、魏了翁、度正，元之虞集，明之杨慎、来知德，清之费密、唐甄、彭端淑、李调元、张问陶、刘沅、钟云舫、廖平、宋育仁、杨锐、刘光第、邹容等等，无不见重于当世后代，卓然屹立于中国学术文化发展之林。至于尊经书院的创办，更进入中国经学的新阶段和新进境，带来了中国学术界和思想界的革新，促成了从传统蜀学向近现代学术的转变。在中华学术文化中，蜀学精彩纷呈，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

蜀学是中华学术文化中颇具特色的地域学术文化。广袤的四川盆地，雄秀的巴山蜀水，富饶的成都平原，险峻的边陲要地，共居的众多民族，发达的巴蜀文化，是哺育蜀学的基本条件。成都平原古城、三星堆、金沙等遗址，长江流域文化遗存，标志着蜀学历史悠久的源头和固有本土文化的根基。秦灭巴蜀后，儒学传入，与蜀中学术渐相磨合。历史上巴蜀大地多次发生的大规模移民和人口内迁，与各种地域文化的相互吸收，更不断地给蜀学增添了新的内容。而近代西学东渐、当代新中国的建立，又使地处内陆的巴蜀学术文化产生了新的巨大变化。所有这些，都对蜀学的发展起了推进作用，都给蜀学带来了新的特点。从传统蜀学所谓蜀中“文章冠天下”、“天下诗人皆入蜀”、“易学在蜀”、“西蜀史学”、“洛蜀会同”、“天数在蜀”、“蜀多方士”和“言蜀者不可不知禅，言禅者不可不知蜀”等等说法和学术家族的迭起绵延，亦可窥见蜀学所具之一些特点。

对于蜀学的重视和研究，至迟在宋代就已出现，较为集中的是程颐、朱熹对苏氏蜀学的评论。清代《宋元学案》录载了巴蜀学者110余人，更对“三苏”、范祖禹、张栻、“二江九先生”、魏了翁等进行全面探究，专立学案，并以《苏氏蜀学略》对当时蜀学的主流系统列述。晚清时期尊经书院编印的《蜀学编》，汇录了自西汉张宽至清代范泰衡等蜀中儒者114人，并对蜀学的四大流派作了评述，这是历史上首部对传统蜀学的发展演变进行系统梳理的著作。此后，谢无量、刘咸炘、蒙文通、李宗吾、夏君虞等著名学者也有专门论著，对蜀学进行了若干探讨，涉及“蜀学”的界定、蜀学的流派、蜀地儒道释的交融发展等，并有“蜀学大在文史”、“辞赋、黄老、律历、灾异是巴蜀固有的文化”等认识。1942年《说文月刊》“巴蜀文化”专号的推出，标志着“巴蜀文化”这一科学命题的诞生，巴蜀文化研究也渐趋高潮。在较长时期里，巴蜀文化研究更多集中于先秦时期，且偏重于考古和民族学研究，蜀学研究相对薄弱。新中国建立后，巴蜀文化研究逐渐延伸到文学、史学、哲学和科技、宗教、民俗等涵盖宽泛的整个文化领域，这种情况至20世纪80年代更为明显。此后经过大约20年的发展，研究术语的使用渐趋共识，研究成果不断涌现，研究队伍迅速壮大，研究平台接连兴建，蜀学研究已成为一个新的学术增长点。(www.xing528.com)

当前，四川省、重庆市在加强地方历史文化研究时，甚为重视对巴蜀文化特别是蜀学的研究，一些单位先后建立了“蜀学研究室”、“蜀学研究中心”，学报辟有“蜀学研究”专栏，学术网站有“蜀学园地”，多次举办蜀学研讨会（含海峡两岸学者），整理编纂《蜀学学案》，出版了第一部比较全面系统探究宋代蜀学的《宋代蜀学研究》及多种研究蜀学的专著，发表了不少反映蜀学研究新成果的学术论文，编辑出版了《蜀学丛刊》、《蜀学》年刊多辑，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蜀学研究课题获得了国家或省部级社科基金立项，国家项目如《国学视野下的地方学术：近代蜀学的兴起与演变》（2005年）、《蜀学发展与演变研究》（2010年）。省部级项目，如《蜀学与中国传统文化》、《宋代四川理学研究》、《巴蜀易学研究》、《巴蜀春秋学研究》、《古代蜀学源流研究》等。正在开展研究和编纂工作的《巴蜀文化通史》（省重大项目）、《巴蜀全书》（国家和省重点项目），都对蜀学的内容作了重点规划和具体安排。

蜀学历史悠久，内容丰富，然而对蜀学全面系统展开研究的起步较迟，虽有收获，但还是初步的。目前，在蜀学研究上，无论微观的或宏观的，个案的或综合的，断代的或贯通的，单一的或比较的，都需要更加切实推进和走向深入，方能如实展现巴蜀文化之精粹，为中华学术文化增光添彩，为巴蜀地区和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更好地服务。

（2011年6月2日在光明日报社、四川大学主办的“巴蜀文化与文化强国战略论坛”上的学术报告，摘录稿载《光明日报》2011年7月15日第5版；《社会科学报》2011年7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