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郊区活动空间-城市郊区活动空间

中国正处于快速的城镇化与郊区化过程中。根据中国社科院2012年9月发布的《2012中国中小城市绿皮书》，我国城镇化率已经超过50%，2000年至2011年，我国城镇化率由36.2%提高至51.3%。1980年代开始，北京、上海、广州、沈阳等大城市出现了人口、工业的外迁，中心城区人口出现绝对数量的下降，标志着我国狭义郊区化进程的开始（柴彦威，1995；周一星，1996；周一星，孟延春，1997；周一星，孟延春，1998）。以北京为例，1964—1982年，北京人口的年均增长率为1.1%，同期中心城区（东城区、西城区、宣武区、崇文区）人口年均增长率仅为0.2%。1982—1990年，中心区人口净减少8.2万人（减幅达到3.4%），近郊增加了114.9万人（增幅达到40.5%），远郊增加52.1万人（增幅13.1%）。这一趋势在1990—2000年间进一步加剧，中心区人口净减少22.2万人（减幅9.5%），近郊增长了240万人（增幅60.2%），远郊增长了57.2万人（增幅12.7%）（周一星，Logan，2007）。

郊区空间已成为都市区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中国郊区化的发展，旧城改造的逐步推进、政府在郊区进行的大型住宅开发项目、土地和住房改革深化后郊区商品房的开发、居民对住房条件改善的需求和居住观念的改变进一步促进了居住的郊区化（冯健等，2004；李祎等，2008）；城市土地有偿使用制度的建立、城市产业升级的需求、城市环境门槛的提高、企业自身发展的需要促进了制造业郊区化幅度不断提高（周一星，孟延春，1998）；伴随着居住郊区化产生的需求，具有一定价格优势并对用地空间有较大需求的大型购物中心和超市在郊区逐渐发展壮大（冯健等，2004）；以Office Park为载体的办公活动在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出现（陈叶龙，张景秋，2010）。郊区空间的内涵越来越丰富，与城市空间相互作用，构成了都市区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

同时，郊区空间的复杂性日渐凸显。在北美，20世纪的郊区化通常与收入较高的通勤人口密切相关；在欧洲的许多城市，富裕人群会继续留在中心市，郊区则主要为工薪阶层提供住宿；在多数第三世界国家中，郊区通常作为边缘的弱管制地区，大量的乡村移民往郊区的简陋城镇和贫民窟集聚。而在当代中国，郊区的几种功能是共存的。1980年代以来，中心区大规模的更新、改造迫使居民外迁到郊区，郊区豪华别墅和“门禁社区”（gated communities）的建设导致有车族的增长，同时，大量的流动人口也在向郊区集聚（周一星，Logan，2007）。中国大城市不断加剧的郊区化进程，将郊区变成了高度异质化的社会空间，封闭社区、拆迁安置社区、开发区等在空间上相互邻近而又彼此隔离（魏立华，闫小培，2006）。在这样高度异质化的郊区空间中形成了多元化的社会群体，包括不同时期（早期郊迁、近期郊迁居民）从不同地点（城市迁出、就地非农化、远郊迁入、外地迁入居民）基于不同的原因（随就业郊迁、保障性住房安置、拆迁安置、为改善住房主动郊迁、拥有二套住宅的季节性郊迁居民）迁居至郊区的居民，以及在郊区就业的居民（非本地居住的郊区就业者、外来务工人员）。郊区空间的异质性以及郊区社会群体的多样性使得郊区问题变得复杂，需要考虑的已不仅是是否发生了郊区化，郊区化怎样发生，为何会发生郊区化；而更应该立足郊区，关注郊区存在怎样的问题，郊区应该如何发展，以及在郊区化过程中郊区空间与城市空间的关系。(www.xing528.com)

并且，郊区化过程中产生了许多问题。在快速郊区化过程中，城市空间组织方式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城市空间由计划经济体制下以职住接近为特色的单位模式向市场经济主导下职住分离的郊区化模式转变。对于居民而言，可能引起通勤时间的增加以及生活质量的下降，甚至影响家庭内部分工以及家庭成员关系（柴彦威，张艳，2010）；对于城市而言，长距离通勤的增加可能引发交通拥堵以及环境问题（马静等，2011）。郊区空间的异质性以及不同居民移动能力的差异则可能引发隔离、不公平等社会问题。这些问题的产生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缺乏对“人”的关注，没有将居住、就业、商业等供给角度的要素与人的需求相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