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电台音乐广播30年：灰楼岁月与革命冲击

钟春森

在入学60周年之际，59级同学再次组织出版广院学友回忆录。感谢老同学邀请我撰写回忆文章，让我赶上了这趟车。

对于写文章，我确实有些犯怵，我仔细看过2014年出版的《永远的灰楼》，众多在北京和全国其他省市的学友经历了艰苦曲折的奋斗，取得了令我惊叹的成就，这都令我汗颜！我写什么呢？平平淡淡又顺风顺水的几十年职业生活，既无艰难的经历，又无满意的成绩，值得写吗？但转念一想，出版回忆录，不就是为了交流信息、沟通心灵、增加见闻、共图其乐吗？写写平淡人生中的小事乐事，不也很有意思吗？因此，我才想出了文章的题目——《音乐广播人的愉悦》，那就请众学友看看我这平淡生活中的小故事吧！

1959年8月20日，21岁的我，从江西赣南的全南县小慕乡山村，坐火车来到了北京广播学院。我那时的心情是一般同学难以想象的激动：作为第五代贫农的我，成了全家第一个大学生；三南（龙南、定南、全南三县）当年的高中毕业生中，只有我一人考上了北京的大学，“进京考状元”，了不得！当年在火车上写的话，就真实地记录了我的心情：

乘东风，列车飞驰，

上京城，前程似锦。

沸腾的热血啊，

激荡起澎湃的心潮；

美好的憧憬啊，

点燃这无穷的热情。

山里的孩子啊，

任重道远。

脚踏实地，扎牢本根，

牢记着——父辈的嘱托，

祖国的期盼，

奋发向前，接好革命班！

来到北京的第二天，我就急忙从灰楼坐无轨电车赶往天安门。我的天，那么大的广场，比我们村大得多！这么美丽繁华的首都，要是我的父母兄弟能一起来这里，该多好啊！

入学以后，因为我普通话不好，同学、老师都听不太懂我说的话，还要找人翻译，闹了不少笑话，落了个“ZCS”的外号，至今学友们还叫我“老Z”。当年，还有别人闹笑话。比如，男生刘书兰入校时，被编入了女生宿舍，害得他半天找不到床住。

“黄埔第一期”的广院学友，个个纯真、活泼可爱，让人难以忘怀！经过四年的大学生活，大家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在编采班时，蒋咸康是我们组的小组长，我对此印象很深，班里同学还有陈文清、万福先、刘继瑛、高蕴英、钱燕茹、王淑晗、王雪梅、孙绣锦、蔡建中、杜成贵、王瑞年、王瑞堂、刘家肃、史宏新、黄进喜、刘相臣、谢荫达、张效炎、杨恒苹……在三年的文艺编辑专业学习时期，班里才子佳人如云，更是让人难忘：肖璜、蒋银迅、胡经、于秀锡、胡妙德、韩同熙、刘书兰、刘玉培、李大林、胡秉衡、宋家玲、曾千户、李安琪、祝桂英、贾延龄等，随着回忆，一张张美好可爱的笑脸，浮现在我的眼前！借此，我要特别感谢李安琪、刘玉培两位学友。我是个穷学生，拿学校的最高助学金，每月有7.5元供我吃喝用，连过冬的棉衣棉裤都是学校发的。日常生活中，他们及时对我伸出援手，连我的毕业照，都是向刘玉培借衣服解决的，此事让我一生难忘！

1963年7月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直到1999年7月退休。在中央电台的30多年，我一直从事音乐广播工作。

1963年，刚度过三年困难时期，文艺开始复兴。那时，大型音乐舞蹈《东方红》，歌剧《江姐》《刘三姐》《洪湖赤卫队》等优秀作品不断涌现，其他少数民族优秀作品，也不断出现在我们的音乐广播中。形势很好，因此音乐编辑们个个意气风发，从全国各地采集作品。我也跟随音乐组组长王丹老师到各地采风，感受到音乐编播工作大有可为，只嫌自己才疏学浅。

可惜的是，好景不长，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爆发，音乐文艺广播事业近乎停滞。广播中只有八首革命歌曲、八个“样板戏”，它们随着强大的电波，在万里山河海空中回荡！说实在的，当时我的心情是苦闷的。初试锋芒后刚有了能让我施展才华的机会，事业就烟消云散了，叫我如何消受？！

1966年10月，中央电台组成“三人红卫兵长征活动采访组”。文艺部派我参加，新闻部杨时光带队，再加上录音科的高洪廉，我们三人跟随“北航红卫兵长征队”出发。我们各背上60多斤的生活用品和一台录音机，从北京坐火车到江西瑞金（中间转车）。那种坐火车的场景，我第一次见识！上下火车都走窗户，车厢里没有一点儿空地，座席的每一个格子间，原本是坐6个人的，现在竟然有十几二十个人。有的乘客往坐了人的座位底下钻，有的横躺着，连厕所都挤满了人。谁要上，都得等人转身离开，真乃奇观！

第一站是江西瑞金，长征出发地。刚到时，带队的红卫兵必须对当地接待的红卫兵背诵“老三篇”（《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纪念白求恩》），否则会被认为是假冒的，不接待住宿。一路上都是如此。我们主要参观学习红军的革命斗争事迹和革命精神。我也是第一次到瑞金，心灵受到震撼。“吃水不忘挖井人”这七个字，可以代表当时我激动的心情！

第二站是江西大余钨锡矿山。我们下井参观了多个挖矿现场，也采访了一些矿工。他们谈了挖矿的艰难与危险，特别提到了很难治好的“矿肺病”。很多矿工得此病，常年喘不上气，许多人都活不过50岁！钨是照明和国防工业的重要材料，江西大余和全南县的大吉山这两处钨矿全国闻名，可惜现在都衰败了。我也是首次到矿井现场，开了眼界，长了见识。

到贵州后不久，红卫兵接到中央的通知：马上停止长征活动。我们离开了“北航红卫兵长征队”。杨时光、高洪廉二人回电台，我经文艺部领导同意，到重庆参观并看望老同学刘玉培。在他的带领下，我参观了白公馆、渣滓洞……反动派残暴得令人发指，而先烈们舍生忘死、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精神扎根在我心里，滋润终生！

在这期间，中央电台还在黄金时段播出了一大批歌颂周总理的优秀音乐作品，诸如《周总理你在哪里？》《怀念周总理》等。说我在其中起了助推作用，也不为过，这与我当时的思想倾向有关。

1976年4月5日清明节，在天安门前成千上万的群众自发地举行悼念周总理的活动，我也冒险去了现场。那铺天盖地的花环像海，叫人热血沸腾！回去后不久，我情不自禁地写了首歌词——《四五精神永放光芒》：

我站在天安门广场，

仰望着纪念碑心潮澎湃。(www.xing528.com)

这里有五四光荣传统，

这里有四五革命风浪，

啊广场，天安门广场，

你是英雄的广场，战斗的广场。

人民的意志在这里展现，

妖魔的丧钟在这里敲响。

你是美丽的广场，

光荣的广场，

报春的百花汇成了思潮，

战斗的红旗卷起了曙光。

长征的队伍从这里出发，

四五精神永放光芒！

这首歌词很快由作曲家韩夏谱成曲，由歌唱家李双江演唱。歌曲迅速在中央电台音乐节目中投入广播。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拨乱反正。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音乐广播也逐步走向了复兴发展和繁荣昌盛。1980年之后，音乐广播进入了大范围恢复和复兴的阶段。我所做的主要工作有两项。其一，恢复被“四人帮”封杀的优秀音乐作品，如前文提到的大型音乐作品，这些作品被迅速投入广播节目，令听众欣喜若狂。如歌剧《江姐》《刘三姐》一经播出，就有听众来信说：以为自己在做梦！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希望！其二，挖掘创新革命传统作品。中音组派数人赴江西、山西革命老区组织改编乐曲的工作。我和同事到江西组织当地词曲作者改编了《八月桂花遍地开》《送郎当红军》《红米饭南瓜汤》等地方歌曲；山西组的同志也积极改编了《翻身道路》《绣金匾》等地方革命歌曲。迅速组织录音后，这些作品很快就投入了广播节目，受到广泛欢迎。

1990年之后，音乐广播事业逐渐进入发展和繁荣的阶段。一大批电影电视歌曲异军突起，播出后广受欢迎。许多听众向我们索要歌曲资料，我“日夜兼程”，刻蜡版、印歌词，把资料发放给听众。但是需求越来越多，我们无法应对，于是我向负责音乐广播的康展副主任提出了办个广播歌曲期刊并广泛发行的想法，她立刻同意了，并亲自向广播出版社要了个刊号，将其定名为《广播歌选》。从1981年创刊到2001年停办，历经20年风雨，这本期刊对满足听众需求、促进音乐广播发展，起了很好的作用。我主管经营这本刊物，也达18年之久。

1982年，由中央电台音乐组发起的“听众喜爱的十五首广播歌曲”评选活动在社会上和音乐界引起了轰动。几十万听众来信投票，我们难以及时处理，只好请求大楼的武警部支援。根据听众投票数的多少，我们选出了《祝酒歌》《妹妹找歌泪花流》《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泉水叮咚响》《边疆的泉水清又纯》《太阳岛上》等歌曲，这些歌曲获得了“听众喜爱的十五首广播歌曲”的殊荣。这些歌曲，以民族音乐为基调，又有流行音乐的元素，令人耳目一新，广受好评和欢迎。我们的《广播歌选》为此发行活页专号，20多万份歌谱被一抢而空。但当时音乐机关的一些人却表示了强烈不满，认为它们是“靡靡之音”。可见，艺术上的“拨乱反正”也不容易。

1981年后，我曾先后任文艺部秘书、音乐组组长，从1985年6月起任文艺部副主任，主管中国音乐广播工作。这段工作期间，我负责发起组织了“全国听众喜爱的歌唱演员评选”“全国广播新歌征集评选”，以及“全国广播音乐集”“今日长征路”“可爱的中国”“少数民族音乐节目评选”等全国性的音乐活动。在推动音乐广播事业发展、促进社会音乐繁荣的工作中，我发挥了积极作用。在社会音乐事业发展过程中，有一段时间港台流行音乐成了主导，民族歌曲被冷落，音乐广播节目资源面临枯竭。因此我明确提出：“主动出击，开创我们的节目源。”上述列举的全国电台的种种活动就是这种思想的产物。其中以“全国广播新歌征集评选”活动最为突出，它从1986年开办，到1999年结束，经历了十几年的磨砺，有些经验是宝贵的。

这个征歌活动的宗旨是：颂扬中华正气，唱响民族新声。由中央广播电台牵头组织，全国电台系统参与这项活动。征歌活动有三点明确的要求。其一，作品须是有歌有声的成品，要词好、曲好、演唱好、录音效果好，才能入选。“四好”中的任何一项不好，都没有获奖的可能；其二，新歌的种类有三种：艺术歌曲、民族歌曲、通俗歌曲，形式不限；其三，尽可能发动各地著名的词曲作家和著名演员参加到我们的征歌活动中来，以提高新歌的水平和质量，扩大社会影响。评选程序是：先由各参评机构组织当地新歌评选，获奖的优秀作品送中央台参加总评，再由中央台对各台送选的优秀作品进行初评，选出数千首歌曲，组织在京专家进行终评，确定获奖歌曲。

我们这种有歌有声的全国性征歌活动见效快，在全国电台进行广播宣传，在社会上和音乐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也很快得到了中央台的肯定，中央台还设立了广播新歌征评的政府奖项，这让征歌档次和影响力大大提高。中央和各地电视台也从获奖歌曲中择优组织录像播出，进一步扩大新歌的影响力。如歌曲《常回家看看》原是山东威海电台录制的一首新歌。我到威海听到这首歌以后，叫他们马上送到中央台参评。总评时，有专家认为其低俗，不同意其获奖，我在会上坚持我的看法，最后这首歌只获了三等奖，但经中央电视台邀请陈红演唱播出后，一下子红遍了全国。其他的如《纤夫的爱》，总评时，也差点被“枪毙”，经我力争之后获奖，在全国传唱。

评奖说多了，无味、讨人嫌，不写了。2009年11月，《广播歌选》主编周仁邀请我写一篇关于“音乐广播”的文章，供他新年首刊之用。我欣然接受。在文章的最后，我也写了首诗——《音乐广播乐无穷》，抄录于此，以结束《音乐广播人的愉悦》的回忆吧！

音乐广播天地宽，

投身福地靠机缘。

君若有幸登玉峰，

才华驰骋潇洒间。

事当艰辛多磨砺，

业精于勤常思变。

敢付真诚动神州，

广交知己乐经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