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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世俗生活中的犀、象应用

时间:2023-08-21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下面就汉代犀牛在世俗生活中的应用情况逐一说明。后来由于环境等原因,犀牛在汉代的北方和关中地区已经绝迹,所谓物以稀为贵,在北方已经绝迹的犀牛在汉代备受青睐和钟爱,成为皇家园林里的宠儿。[9]可见,犀牛的驯养在汉代很常见,驯养后的犀牛在汉代的生活中得到了很广泛的应用,如在观赏和战争等方面。这些甲片单元与胸、背、肩部、宽度对应,被称为“一属”。

汉代世俗生活中的犀、象应用

(一)犀牛在汉代世俗生活中的应用

犀牛的应用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越来越多样。翻看史料,不难发现人们早期利用犀牛主要是贡犀、用犀角做酒器、用犀皮做铠甲等,到后来又用于医药以及制作角雕、犀簟、犀梳等方面。下面就汉代犀牛在世俗生活中的应用情况逐一说明。

1.贡犀

古代有地方向中央进贡的惯例,所进贡的物品多为地方土产,而犀牛作为岭南的重要物产,自然是要作为贡品进贡的。战国时期外交活动中就有赠送犀牛或犀角的行为。《战国策》云:“张仪为秦破纵连横……楚王谴车百乘,献骇鸡之犀,夜光之璧于秦王。”[6]而从汉代开始就有关于南方进贡犀牛的记载,如南越赵佗献给文帝的礼物中就有“犀角十”。[7]下面就两汉时期,国内外向汉庭贡献犀牛或犀角做一统计列表,如表3所示:

表3 汉代国内外进贡的犀牛和犀角列表

注:表中资料主要来源于《汉书》和《后汉书》。

2.犀牛驯养

人类对犀牛的驯养,历史悠久,早在商代就有驯养的犀牛养于皇家园林的记载。后来由于环境等原因,犀牛在汉代的北方和关中地区已经绝迹,所谓物以稀为贵,在北方已经绝迹的犀牛在汉代备受青睐和钟爱,成为皇家园林里的宠儿。在西安市东郊西汉薄太后南陵从葬坑第20号坑发掘了犀牛骨骼。后经考证,此犀牛是驯养的中国犀牛。[8]在西汉,犀牛不仅为皇家园林所豢养,富商的私人园林中也有。而到了新莽时期,王莽甚至还用犀牛来吓唬刘秀的义军,“驱诸猛兽,虎豹犀象之属,以助威武。自秦汉出师之盛,未尝有也”。[9]可见,犀牛的驯养在汉代很常见,驯养后的犀牛在汉代的生活中得到了很广泛的应用,如在观赏和战争等方面。

3.犀皮的应用

犀牛是世界陆地上现今皮最厚的动物。因犀牛皮厚,又是由坚硬的角质组成,所以古人主要用犀皮来制作铠甲、犀轩等。

(1)犀甲

犀甲的应用早在周代就开始了。《周礼·考工记》云:“函人为甲。犀甲七属,兕甲六属,合甲五属。犀甲寿百年,兕甲寿二百年。”[10]周代,有“函人”来负责监管兕甲和犀甲的生产。“函人”分割兽皮为长方形,然后分别串接成甲片单元。这些甲片单元与胸、背、肩部、宽度对应,被称为“一属”。最后“函人”将这些甲片单元排放好,最终穿连成犀甲。由此我们可知,犀甲是用犀牛皮制造的,犀甲七属是指甲衣的长度。到春秋战国时期,犀牛的活动范围已经缩至江南和西南一带,犀牛数量锐减,变得稀缺。而处在江南的楚越等国的犀牛资源仍旧很丰富,楚越等国所生产的犀甲赫赫有名,在战争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如《荀子·议兵》云:“楚人鲛革,犀兕以为甲,坚如金石。”[11]《吴越春秋·勾践伐吴外传》云:“今夫差衣水犀甲者十有三万人。”[12]可见当时在楚、越等国,犀牛并不是十分稀有的动物。随着不断的战争,对犀甲的需求量越来越大,大大加剧了犀牛的锐减。随着犀牛的锐减以及后来铁制铠甲的出现,犀甲也就慢慢地退出了历史舞台。

(2)犀轩

所谓犀轩是指古代公卿贵族所乘的用犀皮装饰的车,在春秋战国时期很流行。如《左传·定公九年》:“齐侯谓夷人曰:‘得敝无存者,以五家免。’乃得其尸。公三禭之,与之犀轩与直盖,而先归之。坐引者,以师哭之,亲推之三。”[13]孔颖达疏曰:“……下与之犀轩,犀轩是卿车,明三禭终以卿服。”又曰:“指言卿车者,言以贵者赏之也,鱼轩以鱼皮为饰,犀轩当以犀皮为饰也。”

4.犀角的应用

与犀甲相反,我国对犀角的利用随着时间的推移反而愈发受到重视。随着犀角雕刻技术的发展,人们对犀牛角的种类、特征及划分的认识也逐步加深。如曹明仲的《格古要论》卷六中曰:“犀角出南蕃、西蕃,云南亦有。成株肥大花儿者好,及正透者价高;成株瘦小分量轻花儿者不好,但可以入药用。其纹如鱼子相似,谓之栗纹。栗纹中有眼,谓之栗眼,此谓之山犀。凡器皿要滋润,栗纹绽花者好,其色黑如漆,黄如栗,上下相透,云头两脚分明者为佳。有通天花犀备万物之形者,最贵,有重透纹者,黑中有黄花,黄中有黑花,或黄中有黄,黑中有黑。有正透纹者,黑中有黄花,古云通犀,此二等亦贵。有倒透者,黄中有黑花,此等次之。有散斑而花淡者,有次之。有黑犀无花而纯黑者,但可车象棋,不甚值钱。”[14]可见,不同品种的犀角,其用途也不尽相同。在汉代犀角主要用于医疗祛病、制造工艺、贡赋贡品等方面。

(1)医疗祛病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用犀角做觥(觥为当时的饮酒器,当时人们认为犀角有壮阳的功能)认为这样饮酒有益身体。犀角在汉代还被当成药用药材,是《神农本草经》中的365种药物之一,是在上、中、下三类药物中属于“中药”,“中药一百二十种为臣,主养性以应人,无毒有毒斟酌其宜。欲遏病补嬴者,本中经”。[15]

(2)制造工艺

在汉代“犀玉”并称、“犀象”并称的现象非常多,如《史记》中所记载的“犀玉之器”和“犀象之器”都是贵族们喜好的奢侈品

犀角用于制作导发的工具,则称为犀簪导。古人一般是以犀簪导来引发入冠帻。这种用法后来渐渐地成为国家的舆服制度而长期存在。虽然在《南齐书》卷十七中云:“旧用驳犀簪导,东昏改用玉。”[16]可见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有过一段时期没有使用犀簪导,但是自隋朝开始,使用犀簪导的范围逐渐扩大,而且明文规定只有皇室才享有这项权利。

犀角也用于制作印玺,用犀角做的印玺地位在象牙之上,白玉之下。《后汉书·舆服志下》云:“佩双印,长寸而分,方六分。乘舆、诸侯王、公、列侯以白玉,中二千石以下至四百石皆以黑犀,而百石以至私学弟子皆以象牙。”[17]在汉代,犀角也用于装饰剑。在东汉,皇帝赏赐给宠臣用犀角装饰过的剑。《后汉书·冯鲂传》云:“(冯鲂孙冯石)为安帝所宠。帝尝幸其府,留饮十许日,赐驳犀具剑、佩刀。”[18]关于这一点,李贤注曰:“以班犀饰剑也。”桓帝延熹年间,应奉因平定武陵蛮乱有功,而“赐奉钱十万,驳犀方具剑、金错把刀剑、革带各一”。犀角还被用来装饰墙壁,在扬雄的赋中有“壁马犀之瞵王扁”之句,在《汉书·扬雄传》注曰:“马犀者,玛瑙及犀角也。以此二种饰殿之壁。”

(3)贡赋贡品

正因为犀角有上述如此之多的用途,犀角备受欢迎,在汉代已经成为岭南和西南地区的重要贡赋之一,在汉代犀角可以替代酎金、黄金充赋。汉文帝时颁布《酎金律》,“酎”本是三酿之醇酒,用于祭祀宗庙,律文规定各诸侯王列侯每年都要按封国人口献黄金助祭,每千口奉金四两,余数超过五百口也出四两,称为酎金。在元鼎五年(前112年),武帝还借口列侯所献酎金数量和成色不足,一次性就夺了106人的爵位。《后汉书·章帝纪》注曰:“武帝时因八月尝酎,令诸侯出金助祭。所谓酎金也。丁孚《汉仪式》曰:‘九真、交趾、日南者用犀角二,长九存,若玳瑁甲一;郁林用象牙一,长三尺以上,若翠羽各二十,准以当金。”[19]可见当时汉代准许九真、交趾、日南、郁林等郡用犀角、象牙、玳瑁、翠羽等充当黄金以入赋。

到汉末,犀角被魏、蜀、吴三个政权当做重要资源,三个政权高度重视犀角的应用。在魏文帝黄初二年(221年),“魏文帝遣使(至吴)求……象牙、犀角、玳瑁、孔雀、翡翠、斗鸭、长鸣鸡。群臣奏曰:‘荆、杨二州,贡有常典,魏所求玩珍之物非礼也,宜勿与。’权曰:‘……彼所求者,于我瓦石耳,孤何惜焉?彼在谅暗之中,而所求若此,宁可与言礼哉!’皆具以与之”。[20]可见在吴国犀牛、犀角资源丰富,才会满足魏国的要求。同年,蜀国的李恢出任交州刺史,当时“南夷复叛,杀害守将。恢身往扑讨,鉏尽恶类,徙其豪率于成都,赋出叟、濮耕牛战马金银犀革,充继军资,于时费用不乏”。[21]吴国的薛综上书孙权,强调岭南地区犀角、象牙等特产的重要性,向孙权建议派遣交州刺史时要用人得当,要求交州刺史的人选能够做到“县官羁縻,示令威服,田户之租赋,裁取供办,贵致远珍名珠、香药、象牙、犀角、玳瑁、珊瑚、琉璃、鹦鹉、翡翠、孔雀、奇物,充备宝玩,不必仰其赋入,以益中国也”。[22]

由上述可知,犀角作为朝廷上下喜爱的贡品,与金银、珠玉、象牙、玳瑁一起,在汉代已经成为了财富的象征,成为了贵族身份和地位的一种标志。为此许多官员为了获取犀角,甚至不惜贪赃枉法。在宣帝五凤四年(前54年),湘成侯居翁之子益昌,“坐为九真太守盗使人出买犀、奴婢,赃百万以上,不道,诛杀”。[23]到了东汉,这种统治阶级追求犀象之珍的风气更为盛行。东汉后期著名的思想家王符(约85—162年)在《潜夫论·俘侈篇》描述:“今京师贵戚,衣服、饮食、车舆、文饰、庐舍,皆过王制……犀象珠玉,虎魄玳瑁,石山隐饰,金银错镂……骄奢僭主,转相誇诧。”[24]邓绥(号称“皇后之冠”,81—121年)在其临朝听政期间,力倡反对奢华,并身体力行,“金银、珠玉、犀象、玳瑁、雕镂玩弄之物,皆绝不作”,[25]但是收效不大,可见当时犀角受人喜爱的程度。《后汉书·贾琮传》记载:“旧交趾土多珍产,明珠、翠羽、犀、象、玳瑁、异香美木之属,莫不自出。前后刺史率多无清行,上承权贵,下积私赂,财计盈给,辄复求见迁代,故吏民怨叛。”[26]所以,汉代在南方形成了一种“官南方者之贪”的现象。吕思勉《官南方者之贪》记载:“宦于南方者,遂多贪墨之徒。”[27]三国吴的交州刺史陆胤因“内无粉黛附珠之妾,家无文甲犀、象之珍”而被誉为“方今之臣,实难多得”。[28](www.xing528.com)

犀角作为珍贵的礼品,在外交活动中也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在外交活动中赠送犀角的行为至少可以追溯至战国时代。《战国策》曰:“张仪为秦破纵连横,说楚王,楚王谴车百嵊,献骇鸡之犀,夜光之壁于秦王。[29]南越王赵佗献给文帝的礼物中就有“犀角十”。[30]又如《后汉书·西域传》:“延熹九年大秦国王安敦谴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玳瑁,始乃一通焉。”[31]

(二)大象在汉代世俗生活中的应用

在汉代世俗生活中的应用主要是象贡、大象驯养、象牙的应用以及其他象产品的应用。下面就汉代大象在世俗生活中的应用情况逐一说明。

1.象贡

历史时期进贡的贡品多以“土贡”为主,而“土贡”所贡的即是地方特产,而且贡献多为“一岁一贡”,也有“三年一贡”“五年一小贡,九年一大贡”,周期不定。而在这个漫长的进贡历史中汉代“象”和象产品特别是“象牙”时常出现在贡品中,如表4所示。

表4 汉代象贡和象牙进贡列表

注:图中“+”表示所贡象、象牙数量没有明确的说明。

2.驱用大象

大象是人类自古以来长期为己所用的动物,要使它为人所用,就必须先对其猎捕,然后对其进行驯化。大象在人类生活中是不可缺少的。人们对大象驱用的形式多样,有役象代劳、“象戏”“象战”“象耕”“象骑”等多方面。下面主要以“象戏”和“象战”为例来阐述大象在汉代的驱用情况。

(1)象戏

象戏在中国历史悠久,早在战国时期可能就已经存在了。《汉书·礼乐志》云:“楚鼓员六人,常从倡三十人,常从象人四人……秦倡象人员三人……朝贺置酒为乐。”[32]关于这里所说的“象人”,有两种不同意见。孟康和颜师古均认为:“象人,若今戏虾鱼师子者也。”而韦昭认为“象人”乃“著假面者也”。[33]这种象人助兴的现象,应该是战国时期遗留下来的。元狩二年(前123年)夏,“南越献驯象,能言鸟”。[34],可见西汉武帝时就已经有南越所贡的驯象。同一时期武帝“巡狩海上,乃悉从外国客……大角氐(抵)……及加其眩者之工,而角氐奇戏岁增变,其愈兴,自此始。”[35]由于环境变化等原因,此时在北方的黄河流域,象已经成为罕见之物了。但在最高统治者的倡导下,此时汉朝社会中兴起的所谓“百戏”中,以象为主角而表演的象戏还是一个重要内容。如在山东济宁汉代百戏图中有猴戏、熊戏、象戏等内容,其中象戏图中画有六人共坐于象背,又有一人坐于挺起的象鼻之上。这说明,在汉代大象已经作为“百戏”的主角开始表演节目了。张衡《西京赋》“大驾幸于平乐……临逥望之广场,程角觝之妙戏……怪兽陆梁,大雀跤跤,白象行孕,垂鼻轔囷”[36]描述了西汉长安平乐观前百戏演出的盛况。另外李尤《平乐观赋》“方曲既设,秘戏连叙……禽鹿六駮,白象朱首”[37]则是描述了东汉洛阳平乐观前百戏演出的盛况。

汉代以后,进贡驯象到中原王朝的记载就开始屡见于史籍。当时中原地区象戏的主角大多从外国进贡而来。三国时期的“舞象”活动仍旧盛行。为表彰新都郡郡守贺齐的战功,东吴孙权在贺齐凯旋之时,“权出祖道,作乐舞象”[38],而权谓齐曰:“今定天下,都中国,使殊俗贡珍,狡兽卒舞,非君谁与?”[39]由此可见,孙权将“作乐舞象”视为“殊俗贡珍”,可知,舞象是极其高雅的乐舞和光荣。直到西晋,江左仍然流行“巨象行孕”等节目。隋代,象戏已经成为百戏舞台中的重要节目之一。而唐代的象戏艺术则达到了新的高峰,“巨象行孕”等节目仍旧常出现于街头或寺庙中。

反映汉代“象舞”活动的考古材料不胜枚举。据贾峨先生的研究整理,在洛阳东汉汉墓中出土的陶骑象俑,年代在光武明帝时期(25—88年);在河南新安县古路沟东汉墓中出土的陶骑象俑,年代在东汉中期,象首涂有朱色(正好与李尤的《平乐观赋》中的“白象朱首”相互印证);在河南正阳杨庄发现了东汉铜骑象俑。此外,还有许多与象舞有关的画像石,如河北定县汉墓出土夫人错金银铜车饰上的四幅画像中,最上面的那一幅的主纹就是象舞的形象,年代是公元前1世纪后半叶;在河南唐河汉墓画像石上刻有象舞,年代是天凤五年(18年);在河南登封少阕东阕和启母阙上所刻的象舞,年代在安帝时期,约公元118—123年;在徐州茅村东汉画像石墓的二室北壁的画面上也有“象舞”的场面;在东汉南阳汉画像石和江苏铜山洪楼汉画像石上也有“象舞”的画面。[40]就俞伟超等搜集到有关驯象图案的汉代画像石就达9例之多,[41]其中大都与“象舞”有关。

(2)象战

亚洲象是否最初驯化直接为军事所用,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在古代文献中大象时常被运用于战争,这是确切无疑的。《仪礼集传集注》卷二七《王朝礼四之上》:“武成王立,殷民反,王命周公践伐之,商人服象(象,兽名也)。为虐于东夷,周公遂以师逐之,至于江南乃为三象。”[42]由此可知,早在周初已经开始利用大象作战,“象战”的历史久远。春秋时期,楚国也曾运用过“象战”。《春秋左传》记载:“定公四年,刘文公合诸侯谋伐楚……王(楚昭王)使至燧象,以奔吴师[杜]烧火燧系象尾,使赴吴师,惊却之。”[43]可以看出,最初的象战方法很简单,只需“火燧”即可,并没有精细的布阵。

汉代大象较之前代数量有所下降,不像前代那样用于战争,而只是作为助威之用。正如《后汉书》卷一《光武帝纪》的记载:“初,王莽征天下能为兵法者六十三家数百人,并以为军吏。选练武卫,招募猛士,旌旗辎重,千里不绝。时有长人巨无霸,长一丈,大十围,以为垒尉。又驱诸猛兽,虎豹犀象之属,以助威武。自秦、汉出师之盛,未尝有也。”[44]这说明在汉代大象很珍贵,已经成为军队威仪的象征,而不再是直接在军队中应用。西汉时,皇帝出行的仪仗队中已经有“象车”。《西京杂记》卷五记载:“汉朝舆驾祠甘泉汾阴,备千乘万骑,太仆执辔,大将军陪乘,名为大驾。……象车鼓吹十三人,中道。”[45]《太平御览》卷八九十曰:“晋时南越致驯象,于皋泽中养之。为作车,黄门鼓吹数十人,令越人骑之。每正朝大会,皆入充庭。帝行则以象车导引。以试桥梁。后象以鼻击害人。有司祝之而杀象。垂鼻泣,血留地不敢动。自后朝议以象无益于事,悉送还越。”[46]

人类对亚洲象驱用的形式多样,除了上述详细阐述的“象戏”“象战”外,还有“象礼仪”,如“今朝廷午门立仗及乘舆卤薄皆用象”[47]、“象耕”如“茫蛮部落……象大如水牛,土俗养象以耕田,仍烧其粪”[48]等方面,大象的驱用涉及人类世俗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无论官方还是民间处处可见人类驱用大象的痕迹,大象对汉代世俗生活的影响深远。

3.象牙的应用

象产品的利用应首推象牙,象牙因其质地优越成为上好的手工业原材料,又因其独特、珍贵而历来被民间及官府所推崇,自古以来就与人类的世俗生活密不可分。而在汉代世俗生活中的应用,主要体现在舆服、服饰、贡赋贡品等方面。

(1)舆服

车舆之制在《周礼》中有明确记载,车舆制度中天子中有“五辂”,“象辂”则是其中重要的一种。《尚书全解·顾命》曰:“周礼有五辂:一、曰玉辂,以玉饰也;二、曰金辂,以金饰也;三、曰象辂,以象饰也;四、曰革辂,鞔之以革而漆之无他饰;五、曰水辂,不鞔以革漆之而已。”[49]这里的“以象饰之”即以“象牙”饰之。到了汉代,象牙被用作印玺,《后汉书·舆服志》记载二百石以至私学弟子用象牙。

(2)制造工艺

象牙成为服饰中不可缺少的饰品古来有之。早在商朝时期,象牙笄就已经出现,春秋战国时期,象牙装饰也可见一斑,《礼记·玉藻》云:“孔子佩象环。”[50]这说明象牙作为饰物已经受到了士大夫们的青睐。《后汉书·舆服志》记载:“佩双印,长寸二分,方六分。乘舆、诸侯王、公、列侯以白玉,中二千石以下至四百石皆以黑犀,二百石以至私学弟子皆以象牙。”[51]说明了需要佩戴象牙制品以代表身份的这一等级,人数相当众多,以此观之,当时社会对象牙的需求量相当大。此外象牙器如“象牙印”“象简”“象牙棋”“象牙镇纸”“象牙笔”等也都成为人们所喜爱的生活用品。这可以与汉代的考古发现相互佐证,在南越王墓中出土了象牙印、象牙棋子、象牙耳钉等。[52]在河北满城2号汉墓中曾出土了象牙勺1件、象牙碗2件、象牙器柄1件等。[53]

(3)贡赋贡品

象牙和犀角一样,在汉代仍然是南方和异域蛮夷朝贡的重要贡品。如公元166年,“大秦国王安敦谴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玳瑁”。[54]此外,汉武帝时经常举行祭祀活动,所以常令诸侯出金助祭,这就是“酌金”,而郁林郡(今属广西)就多以象牙为“金”代“酌金”。《后汉书·肃宗孝章帝纪第三》记载:“秋八月,饮酌高庙,褅祭光武皇帝、孝明皇帝。……丁孚《汉仪式》曰:‘九真、交趾、日南者用犀角二,长九寸,若玳瑁甲一,郁林(治所在今广西桂平)用象牙一,长三尺已上,若翠羽各二十,准以当金。’”[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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