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海上丝绸之路上的犀、象贸易

著名考古学家张光直先生认为世界文明形成的方式主要有两种形态：其一为西方式，其二为世界式（即非西方式），也称为中国式。在此基础上，张光直先生又提出世界式的贸易活动主要是宝货。^[1]由此，我们知道以犀角、象牙等为内容的宝货贸易具有重要作用。由于其重要性，犀、象贸易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备受学者关注的话题。随着张骞通西域、武帝平南越，我国的官方对外贸易逐渐开展。犀、象及犀角、象牙作为我国对外贸易中最原始、最基本的贸易物品之一，在汉代的宗教生活和世俗生活中得到广泛应用，人们对犀、象的应用都非常热衷。而岭南作为我国犀、象的重要产地和重要中转站，其在犀、象贸易中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关于汉代岭南的犀、象，学界的研究成果颇为丰富。这里，我们首先对有关研究情况做简要回顾。

翻阅古代文献，有关犀、象的描述不多，往往都是简洁的几句话概括，篇幅很少，但是仔细查阅还是能够发现有值得关注的资料。

西汉司马迁所撰的《史记》中关于岭南犀、象虽有记载，但比较零散和简洁，主要散见于《李斯列传》《龟策列传》《货殖列传》等传记中。如《货殖列传》曰：“江南出……犀、玳瑁、珠玑、齿革……番禺亦其一都会，珠玑、犀、玳瑁、果、布之凑。”^[2]《史记》指出了岭南地区番禺是犀、象的重要产地，也记载了有关犀、象以及犀角、象牙的贸易往来，为研究汉代的犀、象问题提供了基本的史料来源。

东汉班固所撰的《汉书》中有关犀、象的记载有一定的篇幅，散见于《平帝纪》《王莽传》《西域传》《扬雄传》等篇幅中。如《汉书·平帝纪》：“二年春，黄支国献犀牛。”^[3]《汉书》详细地记载了外国遣使向汉庭朝贡的犀、象，以及犀、象在汉代社会生活中的应用等方面的内容。

西晋陈寿的《三国志》之《孙权传》《李恢传》等也有关于犀、象的记载。

南朝范晔所撰的《后汉书》关于犀、象的记载，散见于《章帝纪》《和帝纪》《南蛮传》《贾琮传》等篇之中。《贾琮传》云：“旧交趾土多珍珠，明珠、翠羽、犀、象、玳瑁、异香美木之属，莫不自出。”^[4]阐明了旧交趾多犀、象等物产资源。《后汉书》中还记载了汉代岭南地区犀、象的概况以及汉代犀、象的朝贡贸易等。

唐朝刘恂著的《岭表录异》记述岭南异物异事，是了解唐代岭南道物产、民情的重要文献，对研究汉代岭南地区的犀、象有重要意义。

宋朝周去非的《岭外代答》内容详实，保留了很多实用的经济史料，如宋代时期岭南具体商业财政的统计情况、物产特产资源、河流山川等。书中的香门和宝货门等章节有对大食、大秦等国的阐述，反映了当时岭南地区与海外诸国的交通和贸易情况，可见《岭外代答》是一部有重要价值的有关岭南历史地理的文献，为研究汉代犀、象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来源。

另外，西汉桓宽的《盐铁论》、晋常璩的《华阳国志》、晋张华的《博物志》、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以及《太平御览》《太平广记》等古籍中亦有关于两汉犀、象的记载。

20世纪以来，涉及汉代犀、象问题研究的著作主要有：

⒈ 从对外文化交流的角度来考察汉代犀、象的产地和贸易等问题

季羡林先生在《中印关系史论从》中的《中国蚕丝输入印度问题的初步研究》一文中认为中国蚕丝输入印度的路线分为南海道、缅甸道、安南道、西域道、西藏道等五道。而在这五道中，除了西域道外，其余四道都与交趾和益州有关系，这也就很好地概括了汉代岭南对外关系的主要途径，这对研究汉代岭南犀、象贸易路线有借鉴意义。

法国伯希和的《交广印度两道考》对安南道、缅甸道、南海道的具体走向和路线做了系统而详细的考证。虽然所考察的以唐代为主，但对研究汉代岭南对外交通还是有很大的指导意义。

陈炎在《略论海上丝绸之路》《南海丝绸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等论文中阐述了南海航线以及南海丝绸之路上的中外文化交流，这为研究汉代时期的犀、象贸易路线问题提供了借鉴。

王赓武的《南海贸易与南洋华人》分为三大篇，其中的《南海贸易——对南中国海中国早期贸易史的研究》《南洋华人简史》两篇对于研究汉代南海贸易和犀、象问题有重要意义，尤其是在《南海贸易——对南中国海中国早期贸易史的研究》这一篇中重点论述了南海地区进行贸易的优势条件以及秦汉时期政府对南越的经略，这对于论述汉代犀、象贸易发展的原因提供了借鉴。

陈高华、陈高胜《中国海外交通史》一书中的第一章《海外交通的萌芽和发展》中介绍了隋唐以前的海外交通发展，其中阐述的海外交通路线对探究汉代的犀、象贸易路线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周永卫《两汉交趾与益州对外关系研究》从汉代犀象的重要产地、犀象在外交活动中的重要角色，以及象与佛教的关系等方面重点阐述了汉代交州和益州的犀、象的应用和犀、象的重要性问题。

另外对本文有参考价值的著作有藤田丰八著、何健民译的《中国南海古代交通丛考》，冯承钧的《西域南洋史地考证译丛》，于华的《中国航运史话》等。

⒉ 从考古发掘与历史文献相结合的角度来研究汉代岭南地区犀、象

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广东省博物馆的《西汉南越王墓》在《器物登记总表》上详细地记录了南越王墓象牙的出土情况，并提出南越王墓西耳室内发现的大象牙是非洲象牙的观点，为南越国与海外通商贸易的确定提供了有力的物证。

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广州市博物馆所著的《广州汉墓》一书中收录了400多座汉墓的资料，采用了对墓型和随葬物分类排比的整理方法，条理清晰，其中有关汉代岭南地区汉墓出土的文物为汉代岭南犀、象的研究提供了可靠的考古依据。

另外对本文有参考价值的考古著作有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著的《广东省考古五十年》、黄展岳的《两广汉墓的发掘与研究》、广州市文化局主编的《广州秦汉考古三大发现》、骆伟的《广东文献综录》等。(www.xing528.com)

关于汉代犀、象的研究论文，数量较多，具有代表性的主要有：

1.犀、象的应用和概况研究

黄家芳的《中国犀演变简史》详细地概述了中国犀牛的品种分类和分布地区，并详尽地阐述了犀牛在社会生活中的应用以及犀牛贸易的繁荣等内容。这对于研究汉代岭南地区犀牛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朱军的《中国犀角史略》一文对犀角进行了全面概述，阐述了犀角的重要药用价值和艺术价值，同时指出犀角是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这有利于本章研究异域的犀牛贸易活动。

张洁的《历史时期中国境内亚洲象相关问题研究》一文对历史时期中国亚洲象的分布变迁、人类对亚洲象的认识、亚洲象的驯化及利用做了详细的论述。这对本章有关象的分布以及应用有很重要的借鉴作用。

文涣然、何业恒等的《历史时期中国野象的初步研究》一文详细介绍了历史时期中国野象的分布情况以及变迁情况，特别是有关岭南地区的野象分布情况的论述对本文汉代岭南地区大象的研究有重大指导意义。

文涣然、文榕生的《再探历史时期中国野象的变迁》一文通过中国野生亚洲象分布地点表、中国野生亚洲象分布与变迁图来生动，详细地说明了历史时期中国野象的分布与变迁情况，这对研究本文有关大象的分布情况有很大的帮助。

张荣芳、周永卫的《汉代徐闻与海上交通》提到徐闻贡献的物产，其中包括犀、象，还阐述了当地物产朝贡的路线问题。

于兰的《秦汉时期岭南南越人与外界的交往》阐述了岭南越人积极借鉴先进的中原文化，扩大与周边地区经济往来，同时还积极开拓海上贸易。其中有关于岭南地区的定义值得借鉴。

李庆新的《从考古发现看秦汉六朝时期岭南与海上交通》一文以中国两广地区、南海诸岛以及越南等地所发现秦汉六朝时期的遗址与遗物为切入点，论述了秦汉六朝时期岭南的海上交通，其中象牙与象牙器以及造船模型的论述，颇有见地。

另外，陈竺同的《南洋输入生产品的史考》，周连宽、张荣芳的《汉代我国与东南亚国家的海上交通和贸易关系》、孙机的《古文物中所见之犀牛》、王子今的《秦汉时期的东洋与南洋航海》、李零的《论中国的有翼神兽》、严耕望的《汉晋时代滇越通道考》等对研究汉代岭南犀、象问题，也极具启发意义。

2.大象与佛教的密切关系的研究

陈寅恪的《三国志曹冲华佗传与佛教故事》认为《三国志·魏志·曹冲传》的“曹冲称象”的故事属于佛教故事，认为“杂糅附益于期间，特迹象隐晦，不易发觉其为外国输入者耳”。^[5]这对于研究象与佛教之间的密切关系有借鉴意义。

贾峨的《说汉唐间百戏中的“象舞”——兼谈“象舞”与佛教“行像”活动及海上丝绸之路的关系》阐述了汉唐间百戏中的“象舞”，以及“象舞”与佛教的关系，这有利于本文研究象在佛教活动的重要性。

此类论文还有俞伟超的《东汉佛教图像考》、夏超雄的《汉墓壁画、画象石题材内容试探》、阮荣春的《早期佛像的南传系统》、郑红莉的《汉代画像石所见“象图”再考》、李洪甫的《从中外交通、佛事遗迹看孔望山造象产生的背景》等。

3.汉代岭南犀、象考古发掘研究

王子今的《西汉南越的犀象——以广州南越王墓出土资料为中心》以西汉南越王墓出土的动物遗骸为资料探讨西汉南越的犀、象问题，提出了西汉南越王墓的出土犀象遗骸出自于岭南当地的可能性。

广州市文管会的《西汉南越王墓发掘初步报告》一文对广州象岗山南越王墓的发掘进行了初步报告，其中包括对出土的象牙及象牙器等进行了详细的介绍，这为汉代大象的研究提供了考古依据。

类似的论文还有王学理的《汉南陵从葬坑的初步处理——兼谈大熊猫头骨纪犀牛骨骼出土的有关问题》、广东省博物馆的《广东徐闻汉墓》、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所写的《广东徐闻县五里镇汉代遗址》等。

总的来看，有关汉代犀、象的研究成果还是较为丰富的，但也有一些问题并未解决，如系统探索汉代岭南地区的犀、象贸易往来及其对外文化交流的影响等，还有进一步商讨的余地。本章也希望能够就这些问题做出些许有益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