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型大学青年教师的跨境国际化参与与学术职业困境

有关青年教师个人因素及其跨境国际化参与之间关系的探究，其目的在于了解具备哪些特征的青年教师更有可能涉足跨境交流，而另一些则不然。研究对此提出的、针对青年教师个人背景与跨境国际化的原假设和对立假设如下所述：

H0：青年教师的背景因素（性别、学历背景、入职前的海外经历）与其跨境国际化参与的选择之间没有联系；

H1：背景因素与跨境国际化参与的选择之间存在某种联系。

针对青年教师专业背景与跨境国际化的原假设和对立假设如下所述：

H0：青年教师的专业因素（入职时间、岗位类型、学术职称、学科领域）与其跨境国际化参与的选择之间没有联系；

H1：专业因素与跨境国际化参与的选择之间存在某种联系。^[16]

本研究针对青年教师跨境参与选择的分类主要依据实际交流时长而定。出于对长期稳固交流实践的鼓励与导向，单个参与者如果在职期间同时涉足几种类型的跨境活动，只计算其单次跨境时间最长的一次。

表4-7呈现了有关上述假设的论证过程。研究通过建立上述个体因素与青年教师跨境国际化参与之间的卡方（χ2）独立性检验，获得如下具体信息与分析结果：

表4-7a　青年教师个体因素与跨境国际化参与的交叉表

表4-7b　青年教师个体因素与跨境国际化参与的χ2独立性检验

（续表）

(www.xing528.com)

1.性别因素、岗位类型与跨境国际化参与

性别与青年教师在跨境交流方面的表现不存在统计意义上的显著相关性，χ2（1，250）＝7.063，p＝0.07（＞0.05），Cramer's V＝0.168。这一结果一定程度上表明，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及接受优质高等教育的女性比例的提升，女性在职场的行为表现已趋近男性，性别不再是判定个人工作表现的主要依据——至少在本案例中的调查情况如此。另外，岗位类型与跨境国际化参与的选择也不存在显著相关性，χ2（1，250）＝10.534，p＝0.104（＞0.05），Cramer's V＝0.145。对于这一结果的初步分析是，岗位分类的实际意义更多呈现于学校针对教师的分类考核，但就本案例来看，绝大多数青年教师日常工作重心仍以探索性科研活动为主，他们在职期间的实际工作内容不因岗位存在显著差异，岗位类别并不显著影响他们的国际化参与表现。

2.学历背景、职前经历与跨境国际化参与

学历背景，即是否在海外高校获得博士学位或从事博士后工作，与跨境国际化参与的选择之间存在显著相关性，χ2（1，250）＝36.454，p＜0.05，Cramer's V＝0.270。总体而言，具有海外博士学位的青年教师在职期间更倾向涉足短期海外交流活动。在其所在组群中，超过半数（n＝54，52.4%）海外博士在职期间曾有过6个月以内的短期跨境经历，其中35%的参与者涉足2周以内的跨境交流，且实际参与人数（n＝36）明显高于预期值（n＝28.8）^[17]。另外，超过其所在组群1／3的海外博后经历者（n＝15，34.1%）在职期间拥有2周以内的跨境交流记录，且实际参与人数（n＝15）多于预期值（n＝12.3）。相比之下，由本土高校培养的青年教师在职期间更多参与中长期跨境交流，接近半数（n＝49，47.6%）的该组群内教师曾有过单次时长在6个月及以上的海外经历，其实际参与人数明显高于预期值（n＝28.8）（图4-4）。类似的分析结果也呈现于有职前海外经历与在职期间跨境交流的卡方独立性检验中。表4-7a的相关数据显示，在国外接受了高等学历教育（主要是博士教育）的青年教师在职期间或者无跨境经历（n＝40，36.4%），或者更偏向中短期（6个月以内）的海外交流（n＝58，52.7%）；而仅有非学历教育跨境经历（n＝19，45.24%）或者无跨境经历者（n＝28，56%）在入职后涉足中长期（6个月以上）海外交流的人数明显高于对应预期值。

图4-4　不同学历背景青年教师在职期间的跨境交流情况

结合后续调查反馈来看，上述结果与学校鼓励和推动教师赴海外交流的政策规定存在较大关联。根据S大学教师职级评聘中有关海外交流经历的明确规定，自2010年起，申请教学科研型以及科研为主型副教授及以上职称者须具有累积一年（教授）或六个月（副教授）以上相关学科领域的海外学习工作经历^[18]。不过，从政策落实情况看来，其目标群体主要是本土高校培养的教师；海归或海外博后经历者在职级评聘过程中可免于此项要求。根据部分青年教师的访谈信息反馈，中长期的跨境交流对于教师的时间、空间以及应对本校工作需求的压力都比较大，往往是需要慎重考虑后做出的选择。在此情况下，学校对于教师必须具备海外经历的晋升要求无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客观上促使更多本土毕业的青年教师投身于中长期的海外交流实践中，并在这一领域呈现出本土和海归学者参与选择的明显差异。

3.入职时间与跨境国际化参与

入职时间与青年教师跨境交流经历存在显著相关性，χ2（1，250）＝101.745，p＜0.05，Cramer's V＝0.451。在S大学的被调查对象中，接近70%的（n＝173，69.2%）青年教师在工作期间有不同程度的跨境交流经历，这也意味着约有30%的青年教师未曾涉足这一领域。对于这一参与比例高低的客观评价，需要进一步结合被调查对象的具体情况。从这77名未参与跨境交流的青年教师的入职时间来看，超过2／3（n＝53，68.83%）未参与跨境交流者入职时间不满3年，且实际人数远高于期望值（n＝31.4），而工作超过四年的未跨境参与者数量则明显低于期望值。总体而言，入职时间越短者，在职期间无跨境经历或者仅涉足短期跨境交流（如2周及以内的国际交流）的比例越高，而随着工作年限的增加，他们参与中长期跨境交流的比例更高。例如，在入职时长7年及其以上的被调查对象中，超过2／3（n＝49，67.12%）的青年教师拥有单次时长6个月以上的跨境交流经历，且实际参与人数明显高于预期值（n＝20.4）。初任教师^[19]实际参与跨境交流的比例低这一现象背后可能包括以下原因：一是这些新进教师通常需要一段时间来适应和安排新的工作，短期内选择出国交流无益于他们快速融入新环境。另外，相比在校多年的资深教师，初任教师通常相对较难在短时间内获取可用于支持跨境交流的各类学术资源（如出行经费）。

4.学术职称与跨境国际化参与

学术职称与青年教师跨境国际化参与的选择存在显著相关性，χ2（1，250）＝15.930，p＜0.05，Cramer's V＝0.178。具体信息如下：①中初级职称青年教师中包含较高比例的（n＝44，38.60%）无跨境经历者，且实际人数高于预期值（n＝35.1）。这一结果在一定程度上论证了入职时间与跨境国际化参与选择的相关性，原因在于，在隶属该组群的44名未涉足跨境交流的青年教师中，超过70%（n＝32，72.73%）教师实际入职时间不满3年，他们通常较少有可能在适应工作的初期阶段就选择出国交流。②副高职称青年教师更多涉足中长期的跨境交流（n＝45，37.2%），且实际参与人数明显高于预期值（n＝33.9）。这一结果部分受到学校有关教师海外交流的晋升规定影响，同时也与教师在此职业阶段的个人发展需求相关，如有青年教师指出，“对于个人来说，到了一个阶段，就是觉得应该出去看看（F10）。”③正高职称青年教师主要涉足单次时长较短的跨境活动（如国际性会议）（n＝8，53.33%），但较少参与中长期跨境交流。一方面，已获得教授或研究员职称的青年教师已不再受到职级晋升政策限制；另外，这些教师通常需要承担更多或者更具挑战性的工作与任务，很难长时间停留海外。

5.学科背景与跨境国际化参与

学科背景与青年教师跨境国际化参与的选择存在显著相关性，χ2（1，250）＝8.232，p＜0.05，Cramer's V＝0.181。总体而言，自然科学类青年教师更有可能涉足中长期跨境交流（n＝56，30.8%），而人文社科类青年教师参与中短期跨境交流的比例更高（n＝36，52.9%）。形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可能依然与学科内在属性存在较大关系。如上文部分提到的原因，多数自然科学更具有国际性和全球可比较特质，从事相关科研工作的青年教师更需要、也更有可能实现跨境的中长期交流。相对而言，人文社科类教师可能因其研究课题所涉及的内容或领域特点，在无外力强制推动的情况下，并不一定需要在海外停留较长时间。

综上所述，不同性别与岗位类型的青年教师在跨境交流方面不存在统计意义上的显著相关；但其他个体因素都不同程度地与青年教师在职期间的跨境交流选择存在相关性。整体而言，随着工作年限的增加，以及学术职称的提升，青年教师涉足中长期跨境交流的比例更高；与人文社科类同行相比，自然科学类青年教师也更有可能涉足中长期跨境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