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教师参与大学国际化的思考及对学术职业困境的反思

鉴于国际化及其定义在其依托背景和涉及内容方面均具有一定的特殊性^[48]，高校在实践国际化过程中所采取的一些偏离实际需求，或者不甚合理的策略或方法，都有可能对本地学者、大学乃至特定区域内的高等教育体系造成负面影响。从已有研究反馈的信息来看，研究学者对东亚范围内大学国际化策略的争议或反思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这些高校复制西方管理传统的做法致使机构内部行政管理工作冗余，却无益于改善大学现有的学术环境；二是这些高校中常见的、对于由西方学术范式（或称之为“安格鲁—撒克逊”［Anglo-Saxon］范式）所主导的全球标准或国际尺标（benchmarking）的全盘接收或参考，正在不断挑战本地大学国际化发展的根本使命和核心价值。两者均对相应高校内部教师的学术生存环境与工作状态造成了直接或间接的冲击和影响。

在机构管理方面，莫家豪（Mok）针对多名东亚高校学者的调查发现，由于许多东亚高校中“使大学国际化”的变革深受西方管理传统影响，比如对于问责（accountability）、成效（effectiveness）、效率（efficiency）以及经济收益（economy）等带有新管理主义特色的核心要素的强调，大学评估系统中的绩效问责往往更像是财务分析和盘点（accountancy）。许多接受调查的学者认为东亚高校这种致力于实现大学国际化的改革，除了制造更多的文书（paperwork）和行政管理工作，并没有为高校的教学和科研发展创造更好的校园环境。大学的学术自由在这种变革之下正被销蚀，教育日趋市场化和商品化^[49]。

在学术标准方面，罗纳德（Rhoads）和胡娟基于对我国一所顶尖研究型大学中多名教师的调查发现，被访教师虽然普遍肯定大学国际化为其学术职业发展带来的契机——例如，客观上推动教师更多地赴海外交流，以及接收到更加先进的教学理念与方法等；但他们也指出，高校过度倚重西方学术标准的某些举措和政策规定，已成为其学术生活困扰与压力的主要来源之一。一方面，学校在学术论文发表方面过分强调西方的学术标准，比如仅认可在SCI和SSCI^[50]等英文核心刊物上发表的科研成果的做法，对于本土导向课题研究工作造成某种挤压。例如，该案例大学的一位金融学教授指出，国外读者和学者的学术兴趣点有别于中国同行，中国学者想要在他们的期刊发文势必要迎合其兴趣。一味追求在国外学术期刊上发文，将改变国内学术工作的基本导向。而另一位从事中国乡土研究的教授则认为，并非所有的专业领域都必须将成果发表在国外学术期刊上，或交由国外期刊编委评审，在一些具有中国特色的研究领域，国外同行未必能更好地理解。另外，也有教师指出，排除大学鼓励教师在SSCI等期刊发表论文的现实压力，很多国内学者并不愿意将学术成果的发表限定在国外期刊发表这一种途径。他们感兴趣的研究课题也未必能获得国外期刊的青睐——这也引出了另外一个问题：这种国际化可能会干扰本国学者对于研究课题和研究问题的选择^[51]。(www.xing528.com)

类似的观点也存在于莫家豪的论述中。尤其伴随大学内愈演愈烈的“不发表就淘汰”（publish-or-perish）规则，研究者认为，在这种以国际期刊为尺标的考评准则下，本土化科研活动很有可能会因无法将成果顺利发表在国际性学术期刊上而被忽视。此外，莫家豪（2007）也指出，虽然发表高水准和高影响力的论文已成为学界的普遍共识，但是对于什么样的发表平台可称之为高品质和有价值仍存在争议。对于亚洲地区的大学教师而言，用英文撰写论文并在诸如SSCI之类的期刊上发表是证明其学术能力达到国际水准的不二之选。但另一种情况是，若用本国语言在本国期刊上发表其研究成果，可能会有更多读者，也可能会对当地政策的形成或社会经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但这些却不能算作有国际重要性的成果似乎有失公允^[52]。

另一方面，国际化可能会导致学者在理论和方法论上受制于西方学术标准。例如，在罗纳德和胡娟的调查中，有个别被访教师质疑，当前的社会科学学科绝大多数是基于西方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经验发展形成的，其中必然隐含西方模式的经济学假设，它是否可以代表真知？作为一种“软实力”的社会科学是否正充当着西方国家鼓吹和传播其意识形态的工具，实现对中国大学某种意义上的文化殖民（cultural colonization）？在现实中，采用西方的理论和研究框架成为中国学者从西方机构获取资助的一种途径，这正是西方国家商业策略的一部分，而这正在改变中国大学的本质，使大学的科研变成商业交易^[53]。类似的观点似乎并不鲜见。莫家豪认为亚洲高校不应想当然地将西方化（Westernization）或美国化（Americanization）等同于国际化。如果它们真的认为国际化有助于提升相互理解和跨文化交流，就应当超越由传统的西方范式主导的所谓的已有秩序，转而发展能够保留本国遗产和丰富文化传统的体系和标准。同时，这些高校也必须警惕将具有本地重要性或与本地相关的研究成果提交国际化平台可能造成的损失，一味追随国际标杆可能会使高等教育的目标错置，损害高等教育在塑造本地政策和促进当地社会经济发展方面的作用^[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