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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千年文祸:古代帝王与公意的力量

时间:2023-08-23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传说中的尧、舜、禹和商汤王、周武王,被公认为古代帝王的最高典范,他们准备了各种设施,让人们发表谏言谤语。传说中的谏鼓、谤木之类,也有人付诸实施,如新莽、晋元帝、梁武帝。伯夷、叔齐出面拦阻,牵住武王的车马,责备他不孝不仁。两人的行为显然悖于天下大势和人心趋向,干扰了武王的义举,但武王没有伤害他们。

三千年文祸:古代帝王与公意的力量

传说中的尧、舜、禹和商汤王、周武王,被公认为古代帝王的最高典范,他们准备了各种设施,让人们发表谏言谤语。有关记载散见于经传、诸子,颇有出入。如:

《大戴礼记·保傅》:“于是有进善之旌(北周卢辩注:尧置之),有诽谤之木(卢注:尧置之),有敢谏之鼓(卢注:舜置之)”;《管子·桓公问》:“尧有衢室之问,下听于人也。舜有告善之旌,而主不蔽也。禹立谏鼓于朝,而备讯矣。汤有总街之庭,以观人诽也。武王有灵台之复,而贤者进也”;《尸子》:“尧有建善之旌,舜立诽谤之木”;《吕氏春秋·不苟》:“尧有欲谏之鼓,舜有诽谤之木……武王有戒慎之鞀”。

据诸家注释,“进善之旌”悬挂在大路上,让提意见的人站在旌下陈说;“诽谤之木”是借用桥梁柱头(一说是桥梁边板),让人书写批评意见;“敢谏之鼓”是供谏者敲击的大鼓,犹如后世的登闻鼓;“戒慎之鞀”是供谏者摇响的小鼓,因为谏言可使受谏者“戒慎”,故名。“衢室”、“总街之庭”和“灵台”,应该都是听谏场所。

淮南子·氾论训》又载禹以五音听治,也就是以五音惊堂以听纳五类谏言。其文如下:

禹之时,以五音听治,悬钟、鼓、磬、铎,置,以待四方之士。为号曰:教寡人以道者击鼓,谕寡人以义者击钟,告寡人以事者振铎,语寡人以忧者击磬,有狱讼者摇。当此之时,一馈而十起,一沐而三捉发,以劳天下之民。此而不能达善效忠者,则才不足也。

《鬻子·禹政》所载类同:“禹之治天下也,以五声听,门悬钟鼓铎磬,而置鞀,以得四海之士。”将教谕告语之言铭刻于簨簴。

水经注》更将纳谏的历史上溯到黄帝,书中“谷水”条注文有云:

昔黄帝立明堂之议,尧有衢室之问,舜有告善之旌,禹有立鼓之讯,汤有总街之诽,武王有灵台之复,皆所以广设过误之备也。

以上种种记载,未必都是事实。诸家说法的参差出入,说明得自传闻,不可遽信。但后世人多宁信其有,赞赏并认为值得取法。唐皮日休《原谤》就曾言:“尧舜大圣也,民且谤之,后之王天下者,有不为尧舜之行者,则民扼其吭,捽其首,辱而逐之,折而族之,不为甚也。”且有一点可以确信无疑,即人们对谏诤谤议的重视,并且希望统治者有完备的听纳制度。这一点,在正经的史书上也得到反映。如《左传·襄公十四年》记师旷之言:(www.xing528.com)

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君而为之贰,使师保之,勿使过度。是故天子有公,诸侯有卿,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朋友,庶人、工、商、皂、隶、圉皆有亲昵,以相辅佐也。善则赏之,过则匡之,患则救之,失则革之。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补察其政,史为书,瞽为诗,工诵箴谏,大夫规诲,士传言,庶人谤,商旅于市,百工献艺。故《夏书》曰:“遒人以木铎徇于路,官师相规,工执艺事以谏。”正月孟春,于是乎有之,谏失常也。天之爱民甚矣,岂其使一人肆于民上,以从其淫,而弃天地之性?必不然矣。

国语·周语》记邵公之言:

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

如果所言不虚,那么如此完备的纳言制度,足以使统治者万无一失了。

从以上引文看,上古无专职的谏官,而人人都有谏责。但据一些文献记载,上古已有类似后世谏官的职位。如《尚书·舜典》载,舜命龙(人名)为“纳言”。注家说,“纳言”为“喉舌之官”,其职责是“听下言以纳于上,受上言宣于下”。《吕氏春秋·自知》记载,商汤王时已有“司过之士”。《周礼·地官》载有“保氏”之官,其首要职责是“掌谏王恶”。另外,《地官》又有“司谏”之官,其职掌为“纠万民之德而劝之朋友。正其行而强之道艺,巡问而观察之,以时书其德行、道艺,辨其能而可任于国事者。以考乡里之治,以诏废置,以行赦宥”。春秋时,齐桓公设“大谏”之职。《韩非子·外储说左下》载,管仲自言犯颜极谏不如东郭牙,请求齐桓公立东郭牙为大谏。战国时赵、魏、韩三国相府直属官有左右“司过”,掌谏议。

一般认为,谏官之设始于汉代的“谏议大夫”。自汉代始,时有诏求直言、征直言之士、开设直言极谏科等举措,记载在历代帝王的功德簿上(仅《古今图书集成·皇极典·听言部》所集录的自汉文帝至明世宗的求言诏令就有255道)。传说中的谏鼓、谤木之类,也有人付诸实施,如新莽、晋元帝、梁武帝。虽然有许多措施是勉强做作,毕竟道义无亏,不可厚非。

主动求谏纳谤是明智之举,被动听受和容忍,不加罪于进谏造谤之人,如周武王对待伯夷、叔齐那样,也是值得称道的。

据《史记·伯夷列传》,伯夷和叔齐是孤竹君二子,父死,二人互让国君之位,以至于相偕逃离本土,投周文王。适逢文王死,武王不待父葬便率义师伐纣。伯夷、叔齐出面拦阻,牵住武王的车马,责备他不孝不仁。两人的行为显然悖于天下大势和人心趋向,干扰了武王的义举,但武王没有伤害他们。后来两人隐居首阳山,“义不食周粟”,采薇充饥,将要饿死时作歌咒骂武王“以暴易暴”,武王仍予宽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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