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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文化育人内在机制-理论与实践创新

时间:2023-08-24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文化育人作为一个文化价值的客体主体化过程,实现文化价值客体主体化的内在机制主要有人化与化人互动机制、文化认同机制、文化内化与外化机制、感染与模仿机制。其二,个体思想的形成是文化认同机制发生作用的结果。二者都是文化育人实践中的重要教育机制。文化生成的内在机制体现在“人化”与“化人”的互动过程之中,这一互动过程就是“人类文化的原初生成和当代生成的共同规律”。

高校文化育人内在机制-理论与实践创新

文化育人作为一个文化价值的客体主体化过程,实现文化价值客体主体化的内在机制主要有人化与化人互动机制、文化认同机制、文化内化与外化机制、感染与模仿机制。主要表现在:其一,文化是在“人化”与“化人”的双向历程中生成的结果。其二,个体思想的形成是文化认同机制发生作用的结果。其三,文化育人强调文化知识内化为个体自身的思想、情感及行动中的文化自觉。其四,模仿与感染相伴而生,受教育者在一定文化情境感染下会做出一种类似反应性行为。二者都是文化育人实践中的重要教育机制。

(一)人化与化人互动机制

从文化生成的基础看,文化总是以人的主体性实践为基础,是人依照自己的目的和意愿“向文而化”(即“人化”)。离开文化主体人的“向文而化”,文化便失去了可以生成的基础。人“向文而化”有两个向度:

一是向外扩张,即按照“人”的发展需要和理想不断改变人的外部世界,使外部世界“人化”。

二是向内完善,即按照“人”的发展需要和理想不断提升和完善自我。无论是因为人作为一种历史性的文化存在,还是因为人作为世界不可分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人的提升与完善都离不开外部世界文化的孕育和影响,都要经历文化“化人”的历程。

从文化生成的历程看,文化是在“人化”与“化人”的双向历程中生成的。人创造文化,文化也塑造人。人与文化是一种双向构建的关系。这种关系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人向文而化,简称“人化”,即人通过社会实践,将外部世界对象化,创造出丰富多彩的文化。人将外部世界对象化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人“向文而化”的过程。人在向文而化的过程中创造文化,发展文化。另一方面是文化“化人”,即人在外部世界文化的孕育下不断发展、提升。在文化化人的过程中,看似没有直接创造新的文化,但是促进了新的文化主体的生成,为进一步的文化创新发展奠定了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生成于“人化”与“化人”的双向历程中,是人与文化相互构建的结果。

文化生成的内在机制体现在“人化”与“化人”的互动过程之中,这一互动过程就是“人类文化的原初生成和当代生成的共同规律”。“人化”与“化人”作为文化生成的双向历程,二者彼此交融、循环往复、互生互动,文化就是在二者之间永不停息的双向互动中不断地生成着、发展着。

文化育人的过程是通过加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其中,“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人向文而化即“人化”的过程,是“人”对“文化”的构建;而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化人”的过程,是“文化”对“人”的构建。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育人的过程实质上也是“人”与“文化”双向构建的过程,文化育人的价值就是在“人化”与“化人”的互动机制中得以生成和实现的。

从“人化”与“化人”的互动机制可知,实施文化育人要着重从两个方面下功夫:一是加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在具体的文化育人活动中就是加强承载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文化载体建设,以增强文化化人功能。二是加强人的主体性建设,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以增强人在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的本质力量,即提升“人化”水平。

(二)文化认同机制

文化育人强调以文化人,强调文化知识内化为个体自身的思想、情感及行动中的文化自觉。在这一过程中,起至关重要作用的是主体的文化认同。所谓认同,是指个体人对个体之外的社会意识的价值和意义在认知和情感上的趋同,并促使个体自觉行为的一种心理倾向。认同可以有多种指向,如民族认同、国家认同、文化认同等。其中,文化认同是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处于最核心的地位。文化认同是指对一个群体、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文化身份的认同感。它是一种肯定的文化价值判断。

文化认同在“先进文化”和受教育主体“人”之间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它是文化价值由“先进文化”客体向文化主体“人”转移的中转站,是实现文化价值“客体主体化”的必要条件,也是文化育人功能得以实现的前提和基础。

文化认同分为外显认同和内隐认同。二者之间的关系既相对独立,又紧密联系、相互促进。外显认同能够促进内隐认同的发展,内隐认同反之又能促进外显认同的发展。一般而言,文化在人的心理内化过程中,是遵循从外显认同到内隐认同的秩序构建的。作为文化内化的前提,文化认同是个体思想形成的重要基础。

文化认同机制蕴含于个体对文化的外显认同和内隐认同过程之中。外显认同是个体对一种文化价值的明确认定与选择,是个体态度转变中一个至关重要的环节。按照社会心理学的观点,个体态度的转变分为“服从”“认同”“内化”三个阶段。其中,“服从”是迫于外在压力权威而表现出来的短暂性顺从。服从并不意味着认同,它只是表面上的顺从,并且很容易改变。“服从”是个体在外部压力下对“你要我怎样做”的一种形式上的配合。“认同”是“服从”的进一步深化,表示个体不再是被动地服从,而是从内心开始主动地认可和接受一种文化价值,体现出个体自我的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但这种价值判断和选择只是发生在思想观念层面,还没有成为自己的行为习惯,也较易于因外界影响而发生变化。“认同”为“内化”奠定了基础,使“内化”具有了发生的可能。“内化”是认同的进一步深化,是个体对某种文化价值认同的固化性结果。所谓固化性,主要是指一种文化价值经个体内化之后,转化为个体相对稳定的行为、信念,并在实践中以持续一致的方式得以显现,表现为个体相对固定的思想行为习惯。“内化”是个体心理态度转变的最终体现。它不再是“你要我怎样做”“我接受你的观点”,而是“我要怎样做”,是个体主体性的体现。

总之,个体态度转变的过程是一个从“你要我怎样做”向“我要怎样做”转变的过程,是一个由被动服从向主动践行转变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外显认同强调个体明确而自主的价值判断和选择,强调对社会主导文化价值观念的积极认同。它是个体态度转变的关键性环节,既为改变个体被动“服从”的状态提供了心理基础,也为接下来的文化“内化”提供了心理上的驱动力,并使三个环节由前至后逐步深化,有效承接,形成联动,在促进个体态度转变的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机制性作用。

内隐认同是个体对外在观念影响的一种接纳方式,也是个体认知与学习的一种重要方式。在多数情况下,个体对外部的影响是在不知不觉、潜移默化中自然接受的,具有影响发生的内隐性,即内隐认同。内隐认同的内隐性在于,个体思想观念的更新、发展变化都是以潜隐的、个体不知不觉的方式进行的。在通常情况下,外在观念在个体身上发生的影响作用,以及个体文化价值观念的习得与养成,大多是以内隐认同的方式进行的。可以说,个体思想形成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是个体对其发生影响的文化之内隐认同的过程。内隐认同作为个体思想形成的重要机制,在个体接受外部文化的影响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对个体行为的选择也起着决定性的作用。(www.xing528.com)

个体对外部文化价值的判断和选择是文化认同的重要结果。作为个体思想形成的重要机制,文化认同是外显认同和内隐认同的综合体现。虽然说个体对外部文化的接受以及个人思想的形成,在多数情况下是潜移默化、非自觉的,是内隐认同的结果,但外显认同作为个体认知和学习的一种重要方式,在人的思想形成过程中不可或缺。个体对外部文化影响的接受过程不是仅凭单一的外显认同或内隐认同就能实现的,而是两种认同机制共同发生作用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是文化外显认同还是内隐认同,都是个体思想形成的重要机制,都在文化育人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因此,在实施文化育人时,对外显认同和内隐认同应该予以同样的重视。

(三)文化内化与外化机制

人的文化价值观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在后天的学习生活中逐渐习得的,它有一个文化内化与外化的过程。文化育人作为一种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其受教育者对文化的习得也有一个过程。其中,文化内化与外化是不可或缺的两个基本环节。

第一,文化育人的过程实质上是文化的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客体主体化”的过程。文化育人的核心目的是利用文化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培养人、塑造人,重在追求文化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实现。这一功能实现的过程,实际上是文化价值的“客体作用于主体,对主体产生实际的效应,这个过程是主客体相互作用中的客体主体化过程”。[46]它不是价值从无到有的过程,而是从“可能”到“实现”、从“潜”到“显”、从“客体”到“主体”的过程,归根结底是文化价值客体主体化的过程。

第二,文化内化与外化是文化价值客体主体化过程的两个基本环节。在文化育人中,文化价值“客体主体化”的过程不是简单的客体作用于主体的过程,而是主客体相互作用的过程。这一过程由文化内化与文化外化两个基本环节构成,是一个从文化内化到文化外化,再到更高层次的文化内化和文化外化的周而复始的发展过程。文化内化是文化中所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相关的思想、认识、政治、道德等内容为受教育个体所接受,并转化为个体相对稳定的思想价值认知、情感、信念等内在意识的过程。文化外化是受教育个体将内化形成的思想价值意识和动机转化为外在的思想品德行为,并养成良好行为习惯的过程。

经过文化内化与文化外化两个环节,文化中所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价值,从受教育者个体之外的价值客体到被个体接纳吸收成为其自身的价值观念,再到经个体价值观驱动转化为外显的思想品德行为,实现了从客体到主体的转移。这一过程就是文化的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客体主体化的过程,也是受教育个体思想政治品德形成发展的过程。

第三,文化内化与外化二者辩证统一,关系十分密切。其一,二者是内在统一的。它们都以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为基础,以良好的育人实效(即塑造人的良好素质,使人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为目的。其次,二者是相互依存、互为条件的。文化内化是文化价值输入,即将外在的文化思想意识转化为个体内在的文化思想意识,使人形成新的思想。它是文化外化得以发生的前提和基础。而文化外化是文化价值输出,即将个体的文化思想及动机转变为外在的文化行为,使人产生新的行为。它是文化内化成果的外在体现,是内化的目的和归宿。没有外化,内化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其三,内化与外化之间是相互渗透、相互贯通的。在内化过程中,思想认识离不开行为实践。在外化过程中,行为实践也离不开思想认识的驱动和指导。二者之间不是凝固僵死的,而是在一定条件下互融互动、相互贯通、相互转化。

第四,文化内化与外化是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实施教育的两个重要阶段。在文化内化阶段,教育者要运用一定的文化载体,将特定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传递给受教育者,使受教育者从中自主选择和汲取其文化思想价值,并形成个体内在的文化思想意识。在文化外化阶段,教育者要帮助和促进受教育者把自己内化形成的文化思想意识自觉地转化为外在的思想品德行为,并养成相应的行为习惯。在这两个教育阶段,教育者的教育主体作用十分重要。没有教育者的教育设计、安排与推动,思想政治教育意义上的文化价值内化和外化将无从实现,文化育人也无从谈起。因为只有经过内化与外化,文化育人的成效才能得以展现。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内化与外化也是文化育人的两个基本环节,在文化育人中不可或缺。

(四)感染与模仿机制

在文化育人实践中,教育者不明言施教,而是借助于各种文化实践活动,间接地传递思想政治教育信息,感染教化受教育者。文化育人强调利用先进文化育人。而先进文化不是独立、抽象地存在的,它总是以丰富多样的形式具体地存在于某些特定的文化载体之中,融于个体所处的文化环境之中。个体对先进文化的感知和接受也多是发生在某些特定的文化情境之中,是在特定文化情境中受到文化熏陶和感染的结果。

感染是个体对特定文化情境中的思想政治教育信息自觉地产生共鸣,并受到心灵上的洗礼与触动,其实质上是一种情绪、情感及认识上的交流和传递。感染是教育者通过一定的文化情境来影响受教育者的方式。它作为一种教育教化机制,在文化育人实践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通过感染的教育机制,教育者能够“通过某种方式引起受教育者相同的、符合思想政治教育要求的情感、认识和行动”,受教育者能够“无意识、不自觉地接受一定的思想政治教育施教”。[47]

教育者运用感染机制的目的是使受教育者的思想认识得到提升,行动得到优化。而这一目的的实现还需要受教育者能动地参与。模仿是人类社会学习的重要形式,是受教育者接受“感染”刺激所做出的一种类似反应的行为方式。“模仿”与“感染”相伴而生,二者都是文化育人实践中的重要教育机制。

在文化育人过程中,模仿是受教育者政治思想品德习得的一种重要方式,也是一个观察性学习的过程。班杜拉提出,模仿或观察性学习是一个过程,即“一个人观察他人的行为,形成所察到的行为的运作及其结果的观念,并运用这观念作为已经编码的信息以指导他将来的行为”[48]的过程。从社会学习理论的角度来说,模仿作为受教育者对某些刺激有意无意的行为反应,它不是通过教育者的命令而强制发生的,也不受教育者所控制。受教育者所表现出来的行为大多数是通过有意识或无意识的模仿而习得的。模仿的内容也非常广泛,“不仅限于行为举止,而且包括思维方式、情感倾向、风俗习惯以及个性品格等”。[49]但在以思想政治教育为目的的文化育人实践中,教育者通过对施教“文化情境”的选定或创设,使对受教育者的“感染”有目标、有方向,进而间接地掌控着受教育者对“感染”刺激所做出的模仿性行为。从这个意义上说,在文化育人过程中,受教育者的模仿行为是无意识的,但其模仿内容是经过教育者特定的,模仿的过程也是受教育者间接地控制调节的。

从总体上看,文化育人的过程是教育者借助文化的载体对受教育者施以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教育者通过特定的文化情境“感染”受教育者。受教育者接受“感染”刺激后,经过观察学习和模仿,习得相应的政治思想品德,进而实现教育者施教的目的。文化育人是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进行的,是教育者通过有目的的文化“感染”,引发受教育者有意无意地进行文化“模仿”,并对受教育者形成潜移默化的影响。在文化育人过程中,“感染”与“模仿”二者前后承接,相互贯通,共同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价值客体”与“受教育者”建立起有效的文化交流与传递渠道,对实现文化价值“客体主体化”起着重要的机制性作用。

由“感染”和“模仿”机制可知,实施文化育人既要发挥教育者的主导性作用,增强他们对文化育人活动的整体安排及调控能力,如选择运用文化载体的能力、创设文化情境的能力、预判受教育者文化模仿的能力等,又要发挥受教育者的主体性作用,为促进受教育者的模仿创造有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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