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在中国史学中的地位及贡献再现

一

孔子作为伟大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他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上的崇高地位早已举世公认。作为教育家，他在中国教育史上的杰出贡献亦被充分肯定。然而，长期以来，有关孔子对中国史学的贡献及其在中国史学史上的地位，却是知之甚少，论之甚微。尽管早在清朝和近代，章学诚和章太炎即已极力主张，孔子在中国历史上主要以史学家而现身^[1]，但时至今日，学界同仁并未予以正视。这也就是说，作为历史学家的孔子对中国史学的贡献迄今尚未被史界学人所认知。毋庸讳言，这是一个被我国历史学界长期忽略的问题。

自我涉足于中国史学，尤其是先秦史学以来，逐渐形成这样一种看法：孔子在思想史和教育史上的成就，遮盖了他在史学史上的建树。这正像柳宗元一样，尽管他在中唐史坛上相继撰写出《贞符》《封建论》《天说》《天对》等一批历史理论方面的杰作，并以此为标志形成唐代史学在史论发展史上的高峰，但由于他在中唐文坛上的杰出贡献，致使人们只知道作为文学家和诗人的柳宗元，而很少了解作为历史学家的柳宗元。

我提出这种看法，并不是担心孔子研究被思想史和教育史研究者所“垄断”。其目的在于通过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和探索，以促使人们以深邃的历史眼光看待孔子撰述活动的史学意义及其在中国史学史上的价值与地位。这对先秦史学的研究，特别是对整个古代史学发展的历史过程的研究，都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从史学的观点来看，孔子的撰述及孔子的学术活动，实乃先秦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它们还一直深深地影响着后世中国史学的发展。章学诚曾经指出：“史学本于《春秋》（孔子所作编年体史书）。”^[2]可谓一语破的。今天应该是我们还孔子以伟大的历史学家的本来面目并充分肯定其史学成就的时候了。

我们说孔子是一位伟大的历史学家，并不仅仅是因为他撰写了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春秋》，而在于他本来就是一位对历史充满浓厚兴趣，并具有深刻的社会历史观的史学家。且看《论语》中的有关记载：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3]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4]

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5]

子曰：“吾犹及史之阙文也，有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6]

这些都反映的是孔子对历史的兴趣与执着追求。

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7]

这则反映的是孔子的历史哲学。

孔子不只是对历史充满兴趣，而且在其学术活动中总是不断地着意于研究历史、研究文物。此类例证不胜枚举。比如，《国语·鲁语》云：紧接着，孔子又将西周初年肃慎氏怎样进贡石砮楛矢，周王怎样分赐给臣下，陈侯怎样分到一份的事情详细讲述了一遍。并告诉陈侯说“求诸故府”（库房）即可得到。陈侯当即派人去找，果然找到此物。同书又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情：有一次，吴国讨伐越国，结果“堕会稽，获骨焉，节专车”，吴王派人前去询问孔子，孔子先回答说：“丘闻之，昔禹致群神于会稽之山，防风氏后至，禹杀而戮之。其骨节专车，此为大矣。”然后向来使解答了有关防风氏当年的职守等一系列问题。

仲尼在陈，有隼集于陈侯之庭而死，楛矢贯之，石砮其长尺有咫，陈惠公使人以隼如仲尼之馆，问之。仲尼曰：“隼之来也远矣，此肃慎氏之矢也。”

二

如果说上面的有关事实，只是从一个方面说明孔子是一位历史学家，那么我国史学之父司马迁对孔子的崇拜与模仿则从另一方面显示出孔子作为历史学家的伟大与其史学成就的斐然。据《史记·太史公自序》记载，司马迁之父司马谈在临终之际执其子之手哭泣着说：

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绝于予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

这段文字至少说明两个问题：一是孔子所作《春秋》在西汉初期依然是史家撰史的楷模；二是司马谈希望司马迁踵己之后担负起编写史书的重任，以成为第二个孔子。

司马迁丝毫没有辜负其父的遗愿，并把它作为自己终身奋斗的目标。首先，司马迁对孔子充满了无限的崇敬之情，他在《史记·孔子世家·赞》中明确指出：

《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只回留之，不能去云。

显而易见，这其中，既有纯挚的依恋，又有仰慕的情感。其次，司马迁把《史记》的写作看作是孔子著《春秋》。我们知道，《春秋》绝笔于获麟，而《史记》也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按照《史记·太史公自序》的说法，“孔子厄陈蔡，作《春秋》”，而司马迁也是“遭李陵之祸，幽于缧绁”，才“述往事，思来者”。特别巧妙的是，孟子不是曾经说过，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尧舜至商汤五百年，商汤至文王五百年，文王至孔子五百年。由此出发，司马迁直言不讳地指出：“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这也就是说，在司马迁所生活的时代，应该是第二个“作《春秋》的孔子”出现的时候了，而此人正是司马迁。我们不必去问，孔子是否因厄于陈蔡而作《春秋》，司马迁是否因李陵之祸才动手写作《史记》，孔子至司马迁是否正好五百年。我们所注意的是，在司马迁的心理上，他是第二个“孔子”，《史记》是第二部“《春秋》”。

正因此，在整部《史记》中，征引孔子的地方非常之多，不妨略举数则：

孔子曰：“殷路车为善，而色尚白。”^[8]

孔子言吴太伯可谓至德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9]

孔子曰：“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是用希。”^[10]

孔子称曰：“居是国，必闻其政”，田叔之谓乎！^[11]

孔子曰：“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12]

可以说：司马迁已经把孔子当作唯一可以印证的权威，比如，说田叔，便套用孔子“居是国，必闻其政”的说法；说万石、张叔，即借用孔子“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的言辞。有时甚至不加判断，直接以孔子的话作为自己的代言，如“殷有三仁”“吴太伯可谓至德”等即属于这种情况。

尤其是司马迁对孔子所撰《春秋》推崇备至。如《史记·太史公自序》载：

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春秋》辩是非，故长于治人。……《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毫厘，差以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

在这里，司马迁把《春秋》看作是“是非”的权衡、“王道”的纲领和一切人“通权达变”的指南。它代表一种法制，是禁于未然的法制，这也就是“礼”。一句话，在司马迁的心目中，《春秋》是礼义的根本大法的例证和实施。正因为司马迁如此看重《春秋》，所以《春秋》的著述例则也就自然成为《史记》着力效仿的对象。比如，《春秋》对历史或现实的歌颂与讽刺的做法即为司马迁所吸收。他说：“《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13]这正是《春秋》颂扬的一面，司马迁把这方面发挥在对于当代的歌颂。与此同时司马迁像孔子那样，对当代又有所讽刺。然而无论是歌颂，还是讽刺，都不十分明显，这一点也是继承《春秋》而来：

孔子著《春秋》，隐桓之间则章，至定哀之际则微，为其切当世之文，而罔褒，忌讳之辞也。^[14]

无须赘加例举，只要读者把《春秋》和《史记》做一对读，就可发现，《春秋》的微言大义为司马迁所吸收，以作为其《史记》的神髓。诚如章学诚所说：

夫史迁绝学，《春秋》之后一人而已，其范围千古，牢笼百家者，惟创例发凡，卓见绝识，有以追古作者之原，自具《春秋》家学耳。^[15]

难怪班固修《汉书·艺文志》时将《史记》列入“春秋家”。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没有孔子及其《春秋》，也就不会有举世闻名的《史记》，《春秋》是《史记》的灵魂。笔者如是说，丝毫无意于贬低司马迁作为中国史学之父对中国史学所做出的巨大贡献，只是想说明这样一个问题：研究中国史学，不能只看到司马迁的伟大建树，而忽视或淡化孔子的史学成就。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史界学人便自觉或不自觉地形成这样一种习质：一谈及中国史学的辉煌成就，就像条件反射似的马上联想到司马迁，正如同一说到西方史学，便会立即想起希罗多德一样。作为中国史学之父的司马迁和作为西方史学之父的希罗多德似乎已分别成为中西方史学成就的代名词。尤其是，一旦将中西方史学试做比较，人们每每以司马迁和希罗多德为基点，其结果必然是中国史学在很大程度上优于西方史学，因为司马迁比希罗多德在生活时代上晚数百年，任何事物的发展总是后来居上。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十分偏颇的做法。如果我们将孔子和希罗多德这两位基本上处于同一时代的东西方历史学家做一比较，也许能够十分确切地映示出中西方史学的共性与特性，以更好地揭示出历史学发展的普遍规律。(www.xing528.com)

三

不过，使我对“孔子与中国史学”这一课题产生浓厚的兴趣的原因，关键还在于孔子作为一位伟大的历史学家，对中国史学做出了许多富有开创性的贡献。需要指出的是，这些贡献在当时也许显得并不十分重要，但对后来中国史学的发展，尤其是对某些史学传统的形成却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因为在人类历史上，常常会出现这样一种现象：一次重大的历史变故或者一种重要的思想学说，其价值的体现与作用的发挥有时不在孕育它的当时的时代环境之下，而在后来的历史长河中。这正像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尽管它在孔子所生活的春秋末期并不那么引人注目而备受世人所重视，但对其后中国几千年思想文化的发展却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那么，孔子有哪些主要的史学成就呢？我认为，孔子对中国史学的贡献主要表现在史学思想和史书编纂两个方面。关于史学思想，至少有三个方面特别值得注意：

第一，孔子修《春秋》，旨在借助历史来阐述自己的政治信念，以达到警世和垂教后世的目的，从而开创了“借事明义”的新史学。进行历史研究的目的，是为了在探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及其规律性的同时，对以往的历史做出符合实际的总结，然后以深沉的历史眼光透视当代社会，以对现今的社会政治和未来的道路做出精确的抉择。换言之，历史研究如果离开为现实社会服务的目的，那么就成为一种毫无意义的徒劳之行。如果说孔子整理《诗》《书》《礼》《易》《乐》尚有“信而好古”之习，那么他修订《春秋》则完全是着眼于当世。孟子曾经指出：“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又）作。臣刹其君者有之，子刹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16]又云：“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17]可见《春秋》为感于乱世而作，具有强烈的社会批判性。孔子在该书中通过对自己所处时代的二百余年历史进行反审，并在以王公大夫为其审视与评判对象的基础上，达到警世和垂教后世的目的。显然，这是孔子把历史运用于现实政治的一项创举，从而结束了旧史官单纯记言记事的档案史学，开创了“借事明义”的新史学，为中国史学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第二，孔子主张的“忠孝节义”及其《春秋》对这一思想的运用，形成后世忠孝节义的史学思潮。如果说在中国传统文化以及外来文化中对中国人影响最深的是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那么在儒家学说中对中国人影响最深的便是“忠孝节义”的纲常礼教。“忠孝节义”作为孔子哲学、伦理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孔子以后，凭借其在统治阶层心目中确然不拔的独尊地位，以强大的渗透力浸入、根植于史学领域，并始终伴随着中国史学的发展而存在，从而形成横贯中国史学长河的一大史学思潮。几千年来，尽管朝代更迭，社会演变，但不同时代、不同流派的史学家都不约而同地把“忠孝节义”作为修史的一大灵魂，严格地以此为准绳来评判历史人物的功过得失。而这正是中国史学不同于西方史学的一大特点，或者说是中国史学之所以为中国史学的内在根源之一。

第三，孔子既肯定“人事”又承认“天命”的哲学思想及其“天人合一”思想，形成中国史学在社会历史观方面既承认人为的作用，又相信天神的力量的传统。孔子在对待“天”的态度上保留了旧的超自然的神秘色彩，亦即在总体上肯定“天”是有权力意志的人格神，并进而承认“天”在人类社会生活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与之相适应，孔子相信“命”。他认为，小自人之生死，大至道之行废，一切全然由“命”决定。天命不仅存在，而且可知。然而，孔子在相信“天”“天命”的同时，在他身边发生的许多用“天命”无法解释的客观事实又迫使他对“天”“天命”产生了一定程度的怀疑，并对其表现出某种自然主义的理性思考。由此出发，孔子有时又承认“人事”在历史发展中起着一定的作用。在孔子身上所体现出的“人事”与“天命”两种相互矛盾的思想因素，给当时正在孕育成长的中国史学烙上了无法泯灭的深深印痕，并一直影响着古代乃至近代的中国史学。一代复一代，一朝复一朝，无论是富有创新意向的异端派史家，还是恪守陈规陋俗的正统派史家，都徜徉在由“人事”与“天命”两重截然对立的思想交织融汇的精神氛围之中，都在一种矛盾的内心世界里递相探索决定人类历史命运的是人还是神这一古老而又现实的历史命题，直到古代和近代前期史学终结之际，这一史学现象才成为历史的陈迹。

就历史编纂而言，孔子在下面四个方面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第一，在修史体例上，孔子撰《春秋》采用“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的写法，从而在中国史学史上确立了编年体的雏形，开创了编年体史书的著述例则。后经左丘明撰《左传》，荀悦著《汉纪》，编年体日渐完备，以致到宋代出现了《资治通鉴》这一编年体巨著。

第二，在修史方法上，孔子首创简洁凝练、寓论于史的修史手法。孔子修《春秋》，采用“约其辞文，去其烦重”^[18]的手法，作者从大量历史资料中经过精思提炼，并通过自己语言的高度概括，仅用一万六千五百七十二字，便将春秋时期二百四十二年错综复杂的史事，写成一部文辞严谨，一字都足以辨明是非，伸张正道而成褒贬的备极精练的重要史籍。自孔子开创简约之法以后，叙事简洁凝练就成为历代史家奉行不悖的修史良法。寓论于史是指寓论断于叙事之中的写作手法。孔子修《春秋》时采用不同笔法寓肯定判断与否定判断于记事之中，借以称赞好人好事和抨击坏人坏事。作者不同的主观意念和感情色彩，不是通过作者本人之口道出，而是经由不同的笔法灵活自如地表现出来，这便是孔子的高明之处。其意义在于为中国史学开创了一种寓论于史的修史良法。司马迁撰《史记》即继承了这种手法。

第三，在治史态度上，孔子是中国史学史上第一位主张严谨求实的史学家。他修《春秋》，对于史料的选择本着“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求实态度。正如他自己所说：“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19]为了广泛地占有史料，以便实录当世之事，他曾派子夏等十四人到周王室借阅周史，得到“百二十国宝书”^[20]。这些“宝书”便成为孔子修《春秋》的重要依据，用以订正讹乱，补充史实。与此同时，对有些因史料不完备而无法详写者，孔子则以求实态度，付之阙如。这种“疑以传疑”“疑者阙焉”的求实态度，一直深深地影响着后世的历史学家。

第四，在研究方法上，孔子《春秋》开后世研究近现代历史之先河。一部《春秋》，正是孔子所处时代的中国近、现代历史。按照公羊学派的说法，孔子把春秋历史分为三世，即所见世、所闻世、所传闻世，分别相当于自己和父辈一代，祖父辈一代，高祖、曾祖辈一代。大致相当于如今所说的现代和近代。从现有史料和中国史学的发展来看，孔子在《春秋》中对号称“天子之事”的近现代历史进行研究总结，客观上开辟了后世研究近现代历史的风气。自孔子以后，密切注意正在变化的现代史，并对告一段落的近代史进行及时总结，便在中国古代史学中逐渐形成一种传统，司马迁《史记》、李焘《继资治通鉴长编》等都是这方面的力作。

上所胪陈，仅为孔子史学活动的局部概观，并非其史学成就的全部。

概括地说，孔子在中国史学的诸多方面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中国史学的许多传统都直接来源于孔子。尽管中国史学的历史可以从远古传说算起，但中国史学的萌芽起步却在孔子所生活的春秋时代。如果由此出发，不抱偏见，正视上述事实，那么应该承认，孔子是中国史学的开山祖师。虽然他对中国史学的发展起过一些消极影响，但他在中国史学史上的开拓之功却是抹杀不了的。作为史学史研究者，应该像思想史和教育史研究者研究孔子在思想史和教育史上的成就那样，来研究孔子在史学史上的成就，并把孔子的史学成就与其在思想史和教育史上的成就摆在同等重要的地位。唯有如此，才能对孔子这个伟大的历史人物在中国历史上的成就与地位做出准确、全面的评价。

（原载《孔子与中国史学》，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注释】

[1]参见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一·易教上》和章太炎《訄书·订孔》《国故论衡·明解故》等。

[2]章学诚：《立言有本》，见《文史通义·外篇一》。

[3]《论语·述而》。

[4]《论语·述而》。

[5]《论语·八佾》。

[6]《论语·卫灵公》。

[7]《论语·为政》。

[8]《史记·殷本纪》。

[9]《史记·吴太伯世家·赞》。

[10]《史记·伯夷列传》。

[11]《史记·田叔列传·赞》。

[12]《史记·酷吏列传》。

[13]《史记·太史公自序》。

[14]《史记·匈奴列传·赞》。

[15]《文史通义·申郑》。

[16]《孟子·滕文公下》。

[17]《孟子·滕文公下》。

[18]《史记·太史公自序》。

[19]《论语·述而》。

[20]《公羊传》注疏引《闵因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