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面岛上的洋行记事：哈罗德·斯特普尔斯-史密斯

麦胜文

《沙面要事日记（1859—1938）》由英国人哈罗德·斯特普尔斯-史密斯先生编著之《沙面发展要事日记（1859—1938年）》（Diary of Events and the Progress on Shameen，1859-1938）和《广州弃守前后沙面要事日记（1938年9月28日至1938年10月29日）》（Diary of Events on Shameen Surrounding the Surrender of Canton City，28th September，1938 to 29th October，1938）翻译合编而成。前者以大事记的形式，重点记载了沙面自1859年成为英国和法国租界区起至1938年广州沦陷前止的发展历程；后者以日记的形式，从沙面的视角，生动描述了1938年9月28日至10月29日广州沦陷前后发生的历史细节。前者的出版信息不详，后者由香港义澳印务公司（Hong Kong Ye Olde Printerie，Ltd.）于1938年12月首次印刷，1939年1月第二次印刷。

为便于读者更好地了解本书的历史背景，现将英国国家档案馆中与沙面租赁有关的档案，以及夏德新（Robin Hutcheon）于1990年编著之《沙面商人：的洋行的故事》（The Merchants of Shameen：The Story of Deacon & Co.）中的有关信息开列如下，权作译前序。

一、沙面的华丽转身

广州既是一座有着2200多年悠久历史的华南重镇，也是中国历代对外贸易的重要门户。1757—1842年“一口通商”期间，一代又一代怀揣着淘金梦的外国人慕名来到广州追逐财富。他们租赁了广州城太平门外西南侧的临江地块，建起了住宅、洋行、教堂和花园，在那里生活，并以此作为商馆区与中国人通商。“十三行”由此蜚声中外。

1856年12月，十三行商馆区被中国人纵火烧毁。次年12月，英法联军攻占广州，随即成立了由英国陆军上校托马斯·霍洛韦（Thomas Holloway）、驻广州领事官员巴夏礼（Harry Parkes）和法国海军上校马蒂诺（Martineau）组成的联军委员会，对广州实施临时管治。同时，他们就新商馆区的选址问题，与广州的官员反复磋商。对于这一系列发生在咸丰九年（1859年）的重要事件，英国国家档案馆有着较为翔实的档案记录。

（一）择优选址沙面。

六月初七日，巴夏礼和马蒂诺联名向署理广东巡抚毕承昭发出照会（档案编号：FO 682/1992/25c），称：“遵奉两国钦差大臣饬令，本使司等自四月杪连次向贵署部院，并由贵署部院转请粤海关部及绅士伍崇耀等，详慎会商本两国官员，应如何遵照和约，代两国商民人等拣择合意地基，以便建屋，久远居住。再三详细斟酌查看，惟拣有两处地基，于两国商民聚齐，足敷应用，可以合意。一为十三行旧基东边接连之西濠口一带。因丙辰年^[1]被火将民房全行焚毁，现系空地一段。清理地基，即可建造屋宇。一为沙面滩地。全属旷闲，每遇潮水，长时多被淹没。虽间有搭盖寮蓬，在彼栖止及停泊船只，多系轻贱无籍之人，搬迁甚易。惟此处欲建房屋，必须先施人力，将水退干，以沙泥填平地基，然后方能修造。”

在新商馆区的两处选址方案中，巴夏礼和马蒂诺明显倾向于后者。他们在照会中写道：“至我两国商民人等，自丙辰年十三行被焚以来，将近三年之久，来粤贸易均无一定住址。深愿赶紧造成稳妥房屋、结实行栈，以便住居、存货。固以西濠口东空地一段，易于修建者为便……又思西濠口东一带，民产居多，不欲勉强价买。如果有他处可通融，但得两国商民有所住居，亦愿商酌办理。查沙面地方，兴工填筑，似须一年有余，或至十八个月之久，均未可定，未免延误两国商民，久无定居之所。贵国地方官若能承保十八个月内或一年内外，逾速逾善，定将沙面填平地基，可以开工修造房屋，我两国钦差大臣亦愿晓示商民久待，以免在西濠口东估实一定价值，勒买民产……填筑沙面，较之西濠口东，可免千百业户纷纷计价烦琐，似为妥便。”

不过，沙面填筑工程面临诸多难题，其中经费问题尤为凸显。巴夏礼和马蒂诺在照会中提出：“填平沙面需用匪轻。本省连年因军费浩繁，工费实难筹措等语。因有如此情形，本两国钦差大臣又设法帮同办理。愿将沙面工程彼此公平酌议，应用工料银两若干，将来在赔补两国军需项内照数抵扣。昨于五月初四日，本使司等已将前项各情节与贵署部院、粤海关部及各绅士等，彼此当面讲明。经贵署部院等面称，应由本使司等核明该沙面工程应如何填筑，共需价银若干。本使司等遵即转请香港管理工部首领官克前来，自五月初四以后至今，已将沙面应填地方条界丈尺绘图，并将如何填筑之法、共需工料银两若干，均开详细清单。兹将克工部所开填筑细单，并粘贴匠人合吉自愿承领各工程价银数目清单一纸，抄送贵署部院。查阅即知，沙面工程共需价银约二十六万四千元。全行报竣，可成地基……既已核算清楚，应请贵署部院赶紧召妥实能干匠人，按照工单填筑，具保何时完工，取字立据，以便即日兴工。自开工之日起，所有工程均责成克工部亲身在彼，或派人前往指示看管。地方官发给该匠人工价，亦应归克工部一手经理。”

精明的巴夏礼和马蒂诺并没有完全放弃西濠口东的选址方案。他们在照会中同时表示：“自西濠口东起将近靖海门止空地一段，遵奉两国钦差大臣饬令，转致贵署部院，暂不许民人修造房屋。俟沙面地基筑成，查看实在可以建屋，再当准令该处各业户一体兴修庶足，以保两国商民究竟有妥实住居之所。因沙面完工需时尚久，应先行出示，晓谕西濠口东将近靖海门止各业户，使知前项原由。是以暂时不能收回地基，以免疑虑。”

（二）达成开发共识。

六月初九日，毕承昭通过照会（档案编号：FO 682/1992/26a）答复巴夏礼和马蒂诺，表示“沙面地方虽在水中，内亦有淤积成地之处”，认为英法两国“租赁中国地基，原有务求平允之条，即如上海租地建屋，俱经平允议租”，指出“沙面一带系属官地，既经填筑，自应仍由贵国酌交租银，以符和约”。

六月十五日，新任广东巡抚兼署理两广总督劳崇光向巴夏礼和马蒂诺发出照会（档案编号：FO 682/1992/26c），认为日前巴夏礼和马蒂诺“来署拜晤，足见和好之意”，对此“不胜欣慰”。经中方会商，劳崇光提议：“将沙面地基定为两国商民建屋居住。召匠填筑，共约需工价银二十六万四千圆。将来地基筑成，查堪建屋，交与两国钦差大臣收领，在赔补两国军需项内照数扣抵。其西濠口东之地，仍行留住，以俟成工。”劳崇光表示，将会“饬令绅士等，督催匠人即日开工”，要求“各绅帮同随时照料，不得推诿，以昭和好”。劳崇光同时强调：“外国人在五港口^[2]居住租赁地基，务求平允。今沙面系属官地，自应遵照和约办理。”

六月十七日，巴夏礼和马蒂诺通过联名照会（档案编号：FO 682/1992/26d）答复劳崇光，同意劳崇光的提议，感慨“烦琐已久之事，从此定章”。至于占用沙面是否需要缴纳租金，巴夏礼和马蒂诺表示：“应禀报本国钦差大臣知照。或者两国钦差大臣于彼此会晤时，即行议定沙面官租，亦未可定。自当听候办理。”

（三）实施填筑工程。

六月二十四日，劳崇光向巴夏礼和马蒂诺发出照会（档案编号：FO 682/1992/26e），委派时任番禺县知县方鉴源，将由粤海关筹措的二万元银票送交巴夏礼和马蒂诺，作为“填筑沙面地基先给匠人工价定银”，并商请“办具收到银二万元印单，交方鉴源带回，以凭存案备查”。

六月二十七日，巴夏礼和马蒂诺通过联名照会（档案编号：FO 682/1992/26f）向劳崇光确认，已于六月二十四日收到“番禺县知县方鉴源送来广恒二万圆银票一纸”，并于同日“发给合吉匠人收领”，提出沙面填筑工程“应自本月二十四日该匠人具结画押、领银二万圆即为兴工之日起，以十八个月内为期，全行报竣”。

巴夏礼和马蒂诺在照会中主张：“沙面工程彼此各有其责：地方官暨各绅士等，责在拣召匠人，照克工部所订工单填筑，与其议定价银二十六万零二百九十六圆，限日十八个月内完工；本使司等，责在会同地方官，议定由地方官将沙面地基在十八个月限内筑成，查勘建屋，交与两国收领，方由两国钦差大臣将所定填筑价银二十六万零二百九十六圆，全数在赔补两国军需项内扣抵。”巴夏礼和马蒂诺认为，“既已具结领银，即日可以开工”，要求中方“立即出示，晓谕沙面一带居民及所搭寮蓬、所泊艇只并新填地一角北边挑涌之处居民、店户，均令赶紧搬迁，毋许稍有迟延，致该匠人贻误工程得以藉口”。

《沙面要事日记（1859—1938）》记载：“沙面岛的填筑工程耗时大约十八个月，因为需要清理部分河岸，通过填充砂石将地面抬升至水平面以上，以及修筑一道高于高水位线5～6英尺的厚重石质堤岸。”直到1861年秋，沙面的填筑工程才宣告完工。英法两国分别承担了五分之四和五分之一的填筑工程费用，换取了相应比例的填筑土地，在沙面岛上建立了各自的租界区。

（四）签署租赁条约。

1861年9月3日，时任两广总督劳崇光和时任英国驻广州领事官员罗伯逊（D.B.Robertson），分别代表中英两国，共同签署了沙面租赁条约〔档案编号：FO 678/2960（中文文本），FO 678/1443（英文文本）〕。其中，租约明确了中英两国在磋商期间悬而未决的租金事宜。现将租约的中文文本抄录如下：

大清头品顶戴、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都御史、总督广东广西等处地方提督军务兼理粮饷：劳，大英钦命管理本国通商事务驻扎广州钦事官：罗，为同立约据永租地基事。照得向来大英国在粤东通商，因昔年所租地基不敷商民建屋之用。现查粤省城外西关地方有地一段，名为沙面。东界法国地边，北界新涌，西、南均界白鹅潭河面，丈量共计二百六十四亩，即照英国量地之式共计四十四挨格相同，全系官地。今经本部堂代大清国议，将此地租给大英国官宪，永归大英国随意使用，即以此约为租给议定之据。由大英国每年以铜钱纳租，每亩按一千五百文核算。自立约之日起，先交一年租钱，嗣后每满一年照数续交。如不缺少租钱，大清国均不能在此地内执掌地方、收受饷项，以及经理一切事宜。如此地大英国随意应用，并无阻止等事，即由大英国按年将所定租钱共计三百九十六千文按期交足，断不缺少。为此，同立约据两纸。各执一纸为据，须至约者。咸丰十一年七月二十九日，耶稣一千八百六十一年九月初三日。

紧接着，沙面英国租界区的地皮以公开拍卖的方式对外出售，沙面的现代化建设序幕由此拉开。《沙面要事日记（1859—1938）》的第一部分，从沙面英国租界区的视角，呈现了沙面从江边滩涂向现代化国际商住社区华丽转身的筚路蓝缕。

二、的洋行的发展历程

说起沙面的发展历程，有一家商行是很难绕得开的。这家商行与沙面共同成长，商行的多位高层多年来一直积极参与沙面公共事务。这家商行就是的洋行（Deacon & Co.）。

（一）创业：梦想从广州启航。

的洋行的创始人是英国人艾伯特·的（Albert Deacon），他的家族以营商见长：祖父丹尼尔·的（Daniel Deacon）在火车和铁路尚未出现的19世纪初，就经营着英国第二大私人马车公司；父亲詹姆斯·的（James Deacon）则在伦敦拥有航运和保险生意。

1833年，艾伯特·的在伦敦出生，在十五兄弟姐妹中排行第七。他14岁辍学后，在伦敦师从茶叶代理商，开始了四年的学徒生涯。由于茶叶代理商扮演着中国茶商和英国进口批发商的中间人角色，因此他逐步学会了鉴别不同茶叶品种的方法，同时掌握了茶叶贸易的规律。在学成出师之后，他选择前往中国一试身手。在经历了近十年的专业磨砺后，他毅然从琼记洋行（Augustine Heard &Co.）辞职，于1856年7月31日在香港《德臣西报》（China Mail）上刊登广告，宣布自己已经于早前的7月24日在广州自立门户。

奈何天意弄人。就在艾伯特·的踌躇满志对外宣布创业后的第五个月，即1856年12月，广州十三行商馆区被纵火烧毁。他由此丧失了居住之所和营商之地，无奈之下撤往香港。由于艾伯特·的无法预计刚刚爆发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何时才会结束，加上他对当时香港紧张的华洋关系感到焦虑不安，于是便返回了英国。

1857年12月，英法联军攻陷广州，一切趋于平静，原本因战事而停止的通商活动也渐次恢复。1858年春，艾伯特·的怀揣着追逐财富的梦想，再次踏上了驶往香港的轮船，同行的还有他新婚燕尔的妻子和兄长詹姆斯·本福德·的（James Benford Deacon）。在确信局势安全无虞后，他们从香港出发，回到广州。同年7月1日，艾伯特·的再次在《德臣西报》上刊登广告，宣布与詹姆斯·本福德·的在广州合伙创办一家贸易公司，名曰“的洋行”。

由于19世纪50至70年代的茶叶贸易利润相当可观，加上艾伯特·的熟稔行情，因此的洋行在成立的头二十年，几乎就没有做过除茶叶以外的其他生意。的兄弟大胆创新工艺，加工出风味独特的茶叶新品，风靡欧洲市场，为公司带来了丰厚的回报。年轻的艾伯特·的由此在伦敦和广州业界享有盛誉。

然而，艾伯特·的在事业的上升期选择了急流勇退。在27岁那一年，即1861年，他携妻子和女儿乘船返回英国，留下詹姆斯·本福德·的在广州独自经营的洋行。回到英国后，他与另一位兄长艾德蒙·的（Edmund Deacon）在1864年创办了一家茶叶进口公司，专门承接的洋行从广州发出的货物，生意做得非常红火。同时，功成名就的他凭借在中国经商八年积累的财富，与家人在故乡过上了悠闲富足的生活。(www.xing528.com)

1895年，艾伯特·的与世长辞，享年61岁。在人们的眼中，他是一位勤奋、受欢迎、善于交际和爱好户外运动的成功商人。

（二）拓展：涉猎多门生意的领军企业。

留守广州的詹姆斯·本福德·的是一名单身汉。没有家庭负担的他全身心投入工作，将的洋行的事业推向了另一高峰。一方面，随着公司业务量与日俱增，詹姆斯·本福德·的先后邀请到富有茶叶贸易经验的茶师托马斯·奥德尔（Thomas S.Odell）和爱德华·佩蒂特（Edward Pettit）加盟成为合伙人，公司的业务管理水平得到了进一步提高。另一方面，詹姆斯·本福德·的通过竞标，买下沙面粤海关税务司官邸东侧的临江地块，建起了的洋行的办公楼、高级合伙人寓所和货仓，在办公楼对开的江边修筑了用于装卸货物的的埠头，在沙面岛西端修建了单身员工宿舍，公司的硬件设施得到了进一步充实。在詹姆斯·本福德·的的带领下，的洋行除了经营好原有的茶叶贸易，更将业务拓展至航运、保险和银行等领域，成功获得了多家行业巨头在广州的业务代理权。此时的的洋行风头正劲，名扬港澳，广州外商鲜有出其右者。

此外，詹姆斯·本福德·的还热衷于沙面租界区的公共事务。他被推选为广州花园基金理事，积极推动沙面绿化工作。如今沙面岛上绿树成荫，就有他的一份功劳。

1866年，在中国追逐了八年财富的詹姆斯·本福德·的返回英国，并在两年后的1868年彻底放弃了的洋行合伙人身份。1893年，詹姆斯·本福德·的因心脏病逝世。

（三）守业：家族生意后继无人。

就在詹姆斯·本福德·的离开中国前后的1864年和1868年，他的两位胞弟欧内斯特·的（Ernest Deacon）和悉尼·的（Sidney Deacon）相继加盟的洋行，并很快获得了合伙人资格。虽然的洋行是一家家族企业，但是苦于无法在家族成员中进一步物色到合适的合伙人对象，的兄弟不得不将目光转移到资深茶商艾尔弗雷德·哈奇森（Alfred Hutchison）身上，成功邀请他成为公司合伙人。

值得一提的是，艾尔弗雷德·哈奇森开创了的洋行合伙人在沙面英租界工部局任职的先河：1871年，他被英国租界区的200名纳税人推选为工部局主席，并一直连任至1873年；欧内斯特·的也获选为1880年、1881年、1886年、1887年和1888年等五届的沙面英租界工部局主席。的洋行的高层在沙面英租界工部局任职主席或委员，为公司在一众外侨中赢得了热心公共事务的良好声誉。

不幸的是，悉尼·的于1875年在澳门的离奇饮弹自尽，以及艾尔弗雷德·哈奇森于1876年在英国休假期间的突然离世，为的洋行的发展蒙上了一层阴影。独力支撑着家族生意的欧内斯特·的先后邀请了丝商艾尔弗雷德·杜瓦尔（Alfred Duval）和琼记洋行合伙人之一的乔治·费伦（George Fearon）加盟，并开始雇用中国职员为公司服务。

1890年中，欧内斯特·的因感染痢疾而引发高烧，延至7月1日终告不治，享年46岁。香港《德臣西报》和《士蔑西报》（Hong Kong Telegraph）等多家知名报章，对欧内斯特·的的一生给予了高度评价，称赞他诚实、仁慈、心胸开阔、和蔼可亲和没有坏心眼，是英国商人的尊贵典范。

由于家族生意后继无人，欧内斯特·的的逝世意味着的家族与的洋行的诀别。从1856年艾伯特·的在广州自立门户，到1890年欧内斯特·的在广州逝世的近四十年间，的家族四昆仲通过在广州创办的洋行，经营茶叶和废丝贸易，代理航运、保险和银行业务，在中国积累了巨额财富，成就了家族企业的辉煌。

（四）转型：从家族企业到股份公司。

在接下来的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乔治·费伦和新加盟的艾德蒙·邦德（Edmund T.Bond），共同以合伙人的身份引领着的洋行继续前行。由于中英茶叶贸易在这段时期逐渐衰落，使得公司的利润一落千丈。一方面，他们不得不抛售公司在沙面岛上的临江物业，将办公楼、寓所和仓库迁往岛上另外一处位置稍逊的地方。另一方面，他们顺势而为，将公司的主营业务从原来的“茶师和佣金代理”转为“航运和佣金代理”，并尝试经营风靡一时的威士忌等洋酒业务。

此外，乔治·费伦继承了的洋行合伙人热心沙面英国租界区公共事务的优良传统，在1894年、1895年、1898年、1899年、1901年和1902年等六届的沙面英租界工部局主席任上，积极推动社区公共设施建设：兴建了沙面岛上的第一家酒店，在英国驻广州总领事馆对开的空地上建起了草地保龄球场和门球场，架设了电报杆和电线杆，更换了新式消防设备……

随着乔治·费伦和艾德蒙·邦德先后于1902年和1907年退休，的洋行的接力棒渐次交到了埃德温·艾尔弗雷德·斯坦顿（Edwin Alfred Stanton）、哈罗德·斯特普尔斯-史密斯和爱德华·哈罗德·史密斯（Edward Harold Smyth）等人的手中。1914年2月21日，他们将的洋行改制成为股份有限公司，发行200份股票，每股票值1000港元。的洋行由此从一家家族企业发展成为一家股份制公司。

为了摆脱广州沦陷之后在沙面岛上经营所面临的重重困难，时任的洋行主要合伙人之一的乔治·罗纳德·罗士（George Ronald Ross）于1938年年底在香港创设了办事处。在中国政权更迭后不久的1955年，的洋行撤离广州，结束了在沙面岛上长达九十九年的苦心经营。

时至今日，的洋行假座位于香港九龙摩地道的南洋中心，继续开展国际贸易，主要涉猎亚洲古董和家具、高档成衣、全方位环球采购解决方案、专业工程产品、专业牙科制品和高级宠物产品等领域，业务遍及全球六大洲。

三、哈罗德·斯特普尔斯-史密斯与沙面

哈罗德·斯特普尔斯-史密斯生于沙面，长年在沙面英租界工部局和的洋行担任要职，是沙面岛和的洋行发展的重要见证者和参与者。由他编著的《沙面要事日记（1859—1938）》，可信度是有保障的。

（一）沙面英侨之子。

1878年，哈罗德·斯特普尔斯-史密斯在沙面出生，父亲乔治·麦克里尔·史密斯（George Mackrill Smith）早年在怡和洋行（Messrs.Jardine，Matheson & Co.）上海办事处担任茶师，后来成为的洋行派驻伦敦的茶叶经纪人。在沙面工作和生活期间，乔治·麦克里尔·史密斯还兼任过广州花园基金理事，以及沙面英租界工部局第一至四、第八和第十届委员，是沙面英租界工部局早期的主要组成人员之一。

（二）执掌的洋行。

1901年，哈罗德·斯特普尔斯-史密斯在伦敦完成茶叶贸易学习后回到广州，入职的洋行，并于1906年4月2日在沙面完婚，婚后育有长女厄休拉（Ursula）和次女伊冯娜（Yvonne）。经过十多年的打拼，哈罗德·斯特普尔斯-史密斯在1914年的洋行的改制中成功晋升第二大股东，持有公司200份股票中的62股，仅次于持有120股的埃德温·艾尔弗雷德·斯坦顿。1916年，埃德温·艾尔弗雷德·斯坦顿返回英国，将的洋行交给哈罗德·斯特普尔斯-史密斯掌管，后者由此成为的洋行的实际掌门人。

对于哈罗德·斯特普尔斯-史密斯的商业能力，旁人的评价较为负面，认为他领导的洋行的手法既独断专横又碌碌无为：一方面，他在公司有着定于一尊、一锤定音的权威，说一不二；另一方面，他过分讲求实效，极其注重眼前利益，宁可将公司的盈利用作分红，也鲜少拓展业务，或是做盈利再投资。

（三）热心沙面事务。

哈罗德·斯特普尔斯-史密斯很好地继承和发扬了父亲对沙面公共事务的热忱，先后担任过1916年、1919年、1921年和1938年等四届的沙面英租界主席，以及1917年、1918年、1920年、1935年和1936年等五届的沙面英租界工部局委员。他在沙面公共事务上的常年付出，尤其是1938年9—10月广州沦陷前后对沙面社区的卓越领导，赢得了各方的赞誉和嘉奖。

1939年5月30日退休当天，哈罗德·斯特普尔斯-史密斯收到了一块银质纪念托盘，上面刻有英国驻广州总领事、美国驻广州总领事、粤海关税务司等沙面各界代表约70人的签名，感谢他多年以来，尤其是在沙面英租界工部局主席任上，以及日军攻占广州前后的非常时期，为沙面社区做出的巨大贡献。1943年，英国政府向这位侨居广州六十余年的“老广州”颁授了大英帝国官佐勋章。

退休后的哈罗德·斯特普尔斯-史密斯移居津巴布韦。1972年8月3日，哈罗德·斯特普尔斯-史密斯逝世，享年94岁。

【注释】

[1]丙辰年，即1856年。

[2]1842年，中英两国签署《南京条约》，议定“自今以后，大皇帝恩准大英国人民带同所属家眷，寄居大清沿海之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港口，贸易通商无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