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义在国外的演变及新进展

新自由主义作为从经济领域到意识形态领域的世界思潮，其对经济社会和人们思想观念的影响从未停止过。它的经济和政治理论被很多国家和政府采用，对整个世界的经济政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此无论是国外学者还是国内学者都对其各个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取得了很大的研究成果。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我国学者关于新自由主义思潮的研究已经取得丰硕的成果，故而伴随新自由主义传播的升温，各类相关研究也持续增长，有引进推荐者、极力反对者、广泛传播者和批评借鉴者。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关于新自由主义的研究热度有所下降，但并不代表新自由主义思潮在消退。与此同时，我国正处于制度变迁时期和互联网高速发展时期，更需要对新自由主义思潮进行全面的梳理和系统的总结。

新自由主义思潮最早产生于20世纪初的欧美等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它包含众多的思想和理论体系。新自由主义是资本主义经济、政治、社会矛盾发展的产物，因此不可避免地呈现出纷繁复杂的现象；反过来，新自由主义本身的纷繁复杂也造成了对经济、政治、社会等影响的复杂性。新自由主义具有多元性，它有多种相关名称，如新保守主义、新古典综合主义等，又区分为多种理论流派如货币学派、供给学派、理性预期学派、伦敦学派、公共选择学派等（见表2.1）。这些林林总总的思想学说为深入揭示新自由主义的本来面目、分析其所带来的危害带来了麻烦。但它们又有一些共同的基本特征，那就是：过分推崇市场机制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以市场化、自由化、私有化的方式对社会所有资产和服务进行狂热的改造。

表2.1　国外新自由主义主要研究派别分类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外新自由主义思潮的研究逐渐成为“三足鼎立”的局面，第一个时期集中于对新自由主义思潮的理论和主张进行鼓吹和引用，第二个时期集中于对新自由主义思潮的传播和实践进行分析和评论，第三个时期集中于对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和后果进行批判和反思。

（一）从古典自由主义到新自由主义

从17世纪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到现在的300多年，自由主义一直是西方的主流意识形态。自由主义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理论和主张，但实质上始终代表着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总的来看，“自由”在西方社会大概经历了从古典自由主义到新自由主义两个阶段。

17世纪启蒙运动在反抗封建主义中，逐步形成了西方自由主义思想。与此同时，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也开始崭露头角，新兴的资产阶级在推翻封建压迫、追求自由平等中，自由主义逐步就成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正统思想。

洛克是早期最具影响力的自由主义者。洛克在《政府论》中首次提出人的自然自由和社会自由，并且明确论述自由也离不开法律，无论是自然自由还是社会自由，都需要法律的限制，而不是放任式的自由。^[3]卢梭的自由理论中“自主”是核心，提出“社会契约论”，具体阐述自由、平等、民主等理论思想，为法国大革命奠定了理论基础。^[4]而哈耶克在《自由秩序原理》中指出，自由就是“一个人不受制于另一个人或另一些人因专断意志而产生的强制状态，亦称为‘个人自由’的状态”^[5]。随着300多年的发展，古典自由主义理论也在不断地发展完善，主要理论观点可以概括为以下五个方面：政治上主张“有限政府论”，认为政府只能充当守夜人的角色，不要干预市场自身的调节机制；经济上要求保护私有财产；崇尚个人主义和自由至上；多元主义；平等和正义。

随着国家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古典自由主义自身的局限性使其已经不能适应垄断资本主义的需要了。19世纪末以格林为代表的英国自由主义思想家首次提出“新自由主义的概念”，随后的20世纪30年代长期出现处于对抗凯恩斯主义的新自由主义思潮，这一时期的主要理论观点很大程度上继承了亚当·斯密的古典自由放任主义。随着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失效，国家开始出现“滞胀”危机，凯恩斯主义受到了质疑和挑战，新自由主义开始复兴，“里根-撒切尔主义”率先问世，随后，很多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将新自由主义确立为治国方略的指导性文件。

20世纪80年代，伴随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论失灵，新自由主义思潮开始复兴，并且迅速成为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主流思潮。关于新自由主义本质的理解，学术界比较认同的观点主要有三：一是国际垄断资本主义需要新自由主义，二是新自由主义推动资本主义向国际垄断阶段过渡，三是新自由主义、垄断资本国际扩张、经济全球化三者紧密交织。^[6]与此同时，新自由主义开始向广大发展中国家蔓延，并迅速成为世界社会思潮的主角，经历了由纯粹的经济理论慢慢地渗透到政治领域，后期延伸到国家意识形态和主流价值观方面的阶段。其影响之大、传播之广，取得强势话语权之快，与凯恩斯主义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自此，新自由主义的自由化、私有化和市场化理论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并逐渐走上意识形态化的道路。(www.xing528.com)

当前，为了能够对抗社会主义国家的抵制意识，新自由主义以一种更加隐蔽的方式传播着自身的观点，开始借助于互联网，在意识形态领域“煽风点火”，诋毁社会主义，宣扬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念。新自由主义倾销其意识形态的渠道多种多样，从传统的媒介到新兴媒体，甚至在商业广告、生活消费等方面几乎无孔不入。目前新自由主义思潮打着全人类利益的招牌，为国际垄断资本、跨国公司的利益扩张提供了一个有利的环境。^[7]

（二）对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和主张进行鼓吹和引用时期

新自由主义思潮产生于20世纪30年代，是为了适应当时西方由私人资本主义向国家资本主义过渡而公开为其辩护的社会思潮。^[8]20世纪40年代新自由主义思潮正式形成，他们鼓吹和引用的理论主张主要集中在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三个领域。第一，新自由主义思潮在经济领域的基本主张是完全的市场经济，极力反对计划经济。正如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中说道：“把从前许多人独立行使的权利集中在某个集团手中，会使权力达到前所未有的膨胀，其影响极为深广。”^[9]同时，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明确提出：反对国家干预经济，主张放松对金融市场的管制以使资本在全世界自由流动。^[10]第二，新自由主义思潮在政治领域的主要主张是有限政府论。他们屡次强调，对个人自由和市场自由最大的威胁就是政府，所以要对政府保持高度的警惕，^[11]政府最好充当“守夜人”的角色，阿克顿在《自由与权力》中提出：“对权威的限制是必不可少的。只有当一个政府受到有效的限制时，它才是合法的。”^[12]这些主张都在宣示着“管的最少的政府，才是最好的政府”，主张“小政府”，反对“大政府”。第三，新自由主义思潮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要主张是反对马克思主义。随着冷战的开始，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不仅进行政治、经济和军事的“侵略”，同时还进行意识形态的渗透。“对我们来说，多元主义是一种命运，有许多善的生活，其中的一些无法进行价值观的比较，在各种善的生活之间没有谁更好，也没有谁更坏。”^[13]新自由主义思潮就是为了适应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而应运而生的，企图按自己的战略重建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所以他们提出“意识形态终结论”^[14]“历史终结论”^[15]和“马克思主义过时论”^[16]。

（三）对新自由主义思潮的传播和实践进行分析和评论时期

近百年来新自由主义思潮一直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主流思潮，经历了由纯粹的经济学理论延伸到国家意识形态与主流价值观念的过程，对欧美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意识形态造成了强有力的干预和塑造，正如20世纪80年代初，拉美的“华盛顿共识”和“俄罗斯的休克疗法”。所以，这一阶段国外学者对新自由主义思潮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新自由主义思潮的理论和实践进行概括性的梳理和综合性的分析、重估和评论上。由于新自由主义思潮与政治的内在互动和紧密关联，所以新自由主义思潮具有很强的现实关怀性。综观历来国外对新自由主义思潮的研究，主要具有两个特点：第一，研究者逐渐把研究重心从宏观上转移到微观上，重点在新自由主义思潮的性质、起源及其生成的制度背景的分析上，更多的是对微观的、局部的研究。例如，谢·格拉济耶夫的《俄罗斯改革的悲剧与出路》等侧重从实践角度展现了新自由主义思潮在发展中国家强加推行所带来的经济衰退、政治动乱等现实情况，并指出要改变这一现状，必须结合本国国情，寻找新的理论支撑和改革出路。^[17]第二，随着全球化浪潮迅速推进，全球化又与新自由主义思潮紧密勾连，所以国外学者致力于把新自由主义思潮放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研究，研究的争论的焦点在于“是新自由主义思潮操纵了全球化，还是全球化造就了新自由主义思潮”，批判的一方认为，全球化是一个陷阱，它将导致社会和经济不平等的加剧，世界上最贫穷国家及人民被掠夺的更加严重。^[18]而另一方却对全球化誉不绝口，“自由民主制度将惠及全球的每一个角落，人类社会将进入一个‘天下大同’的新时期”^[19]。

（四）对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和后果进行批判和反思时期

随着拉美“华盛顿共识”的破产和俄罗斯“休克疗法”的不幸结局以及不断加深的金融危机，人们逐渐认清新自由主义思潮的真面目，开始批判并反对新自由主义思潮。美国学者乔姆斯基被誉为反新自由主义思潮的“斗士”，他认为：“之所以出现市场全球化，是因为发达国家的政府，特别是美国政府，将种种贸易合约和协定强加到世界人民的头上，从而使跨国公司和富商们能够轻而易举地主宰其他国家的经济命脉，却无须为那些国家的人民承担任何的责任。”^[20]他对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新自由主义思潮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从理论上敲响了新自由主义思潮全球化的丧钟。拉美被称为新自由主义思潮的“重灾区”，拉美开始在新自由主义思潮的指导下，大肆进行改革。然而事实是拉美的“又一个失去的十年”，这个时候学者们开始反思和批判新自由主义思潮。例如，古巴经济学家奥斯瓦尔多·马丁内斯博士认为：“新自由主义思潮是美国的指导思想，它更适合于传统资本主义，尤其是资本主义强国，它不是解决拉美欠发达国家问题的药方。”^[21]

然而，这一时期也有一些学者对新自由主义思潮对欧洲国家造成的经济衰退和社会动荡等危害不仅限于批判，而是进行反思，清算新自由主义思潮造成的危害，并努力寻找新的替代理论。例如，法国著名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教授发表了题为“无止境剥夺的乌托邦——新自由的本质”的文章，对当今世界颇为盛行的新自由主义思潮进行了阐释与批判。^[22]美国左翼学者大卫·科茨认为：“如果新自由主义思潮作为主导意识形态和政策继续进行统治，可以推断：世界资本主义将面临一个停滞、不稳定甚至最终导致社会崩溃的未来。”^[23]

同时，也有国外的学者对新自由主义思潮的研究由经济、政治、文化领域向意识形态、艺术、生态边缘领域蔓延，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欧洲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实用化和中性化。例如，诺姆·乔姆斯基从全新的视角对新自由主义思潮和全球秩序这两个概念做了阐述，揭露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获得长足发展的秘密，论证了新自由主义思潮在推行霸权主义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批判了美国利用新自由主义思潮在世界范围内所进行的侵略行径。^[24]

总体上，国外关于新自由主义思潮的研究起步较早，为中国的新自由主义思潮研究提供了理论准备和资料来源。然而，他们对新自由主义思潮的研究仍存在着较大局限性，或以经济学的视角来分析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或以政治学的视角来表明阶级立场，或以全球化的视角来审视新自由主义思潮的蔓延，或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维护国际垄断资本的利益。因此，国外学者侧重于对新自由主义思潮自身的研究而忽视了新自由主义思潮对群体的心理的影响以及群体对新自由主义思潮的认知研究。同时，现有的研究大多从政治学的角度出发，因此带有强烈的政治学色彩，而缺乏全方位、多学科领域的交叉研究。总的来说，在借鉴国外相关研究成果时，要认清其本质，避免片面的借鉴和吸收，需要进一步的挖掘和思考，从而进行创新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