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7年冬德国强占胶州湾后，俄、法、英等国群起效尤。康有为赶到北京，第五次给光绪皇帝上书，陈述变法的紧迫性。他指出，中国已处在内忧外患交加的危机中，如再不变法维新，将来皇帝和大臣们想当个普通百姓也不可得。他提出应效法日本明治维新，以变法为国家大政；集中天下贤才，商定变法方案；鼓励各省督抚推行新政等三点建议。光绪皇帝决心接纳维新主张，要康有为提供书面意见。
1898年1月底，康有为给光绪皇帝呈送了《应诏统筹全局折》（上清帝第六书），提出了变法维新的大纲。基本内容是：（1）召集群臣，宣誓变法，大臣们都要表明决心，革除旧习，努力维新，否则自请免官；（2）设“上书所”，以广言路，让官吏和士民自由上书，凡上书建议都可以直接送到皇帝手中，有符合要求的，就破格任用；（3）在宫廷中设制度局，以定新制，选拔有才干者数十人主持，皇帝每日到局议政，对旧章法视不同情况或废除或保留或修改，并定出新规章，颁布施行。在制度局下面，分设法律、度支（财政）、教育、农业、工业、商业、铁路、邮政、矿务、游会（主管政会、学会、教会、游历等事）、陆军、海军等十二个局，负责各自领域的改制工作。
这三条，第一条是想依靠皇帝的权威，在全国推行变法；第二条是想让维新派参与中央和地方各级政权，在全国上下壮大维新的声势；第三条是要在前两条基础上，全面改革政权机构。这个变法纲领，鲜明地反映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基本政治要求。
康有为还把《日本明治变政考》等书，随同《应诏统筹全局折》一起，呈送光绪皇帝。在该书序文中，他认为，只要走日本明治维新的道路，中国只需十年就可成为世界强国。过了几天，他又第七次上书，建议皇帝出国游历学习，以便回来进行改革。
4月间，康有为又乘各省举人到京会试的机会，发起组织“保国会”。他起草的“保国会章程”，提出以“保国、保种、保教”为宗旨，即保全国家土地、权力，保卫民族种族的独立，保全被他们看成是民族精神象征的孔教。还提出讲求变法，讲求内政外交，讲求经济实效。章程规定在北京、上海设立总会，各省、府、县皆设分会；规定了总会与分会的组织、权限、领导关系、入会手续、会员权利，等等。可见，保国会已具有近代政党的性质。经过保国会的推动，在北京又相继酝酿或组成“保滇”“保浙”“保川”等会，爱国志士踊跃入会。变法维新的浪潮，已经在土大夫中激荡起来，光绪皇帝终于决定实行变法。
1898年6月11日（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光绪皇帝下“明定国是”的诏书，宣布变法。从这一天开始，到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共一百零三天，这就是历史上所说的“百日维新”。6月16日，光绪皇帝召见康有为。在两个小时破例的长谈中，康有为面陈中国的危境，指出在这个兴亡存废的关头，非尽变旧法无以自强。他特别强调，变法首先需要从改革制度、法律入手，如果只变一个个具体的“事”，仍然不能达到目的。光绪皇帝称赞了他的意见。不久，陆续授予维新人物官职，康有为被授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办文稿），有专折奏事的特殊权利；梁启超被赐六品衔，专办大学堂和译书局的事务；谭嗣同、刘光第、杨锐、林旭授给四品卿衔，担任军机处章京，批阅官吏递上的奏折，为皇帝颁布的诏书拟稿，这是一项有决策权的机要工作。在这一批新进人物日夜孜孜不倦地操劳下，一件件新政建议流水般传到紫禁城，再经过光绪皇帝，成为一道道新政诏令飞出来。前后一共颁发了新政诏书、谕令一百一十多道。这些法令的主要内容有：
政治方面，设立制度局，改革旧机构，撤去闲散、重叠的衙门，裁减不必要的官员；澄清吏治，提倡廉正作风；提倡上书建议，严禁官吏借故阻止。
经济方面，保护和奖励工商业，中央设立农工商总局、铁路矿务总局，各省设立商务局；奖励和保护工商业的发展，广办邮政，迅速兴办芦汉、粤汉、沪宁各路，成立丝茶公司，用西法制茶；在上海、汉口等大城市，设立商学、商报、商会各类组织；改革财政，编制预算、决算，收支情况按月公布；允许旗人自谋生计，取消旗人由国家供养的特权。
文化教育方面，废除八股文，改试策论；北京创办京师大学堂，各地设立中小学堂，派人出国留学；提倡学习西学；设立译书局，翻译外国书籍；奖励新著作和发明，奖励创办报刊，准许自由组织学会，等。
军事方面，设厂制造军火，精练海陆军，裁汰旧军，改用西法操练。
光绪皇帝接见外国使节
总之，新政的范围很广泛，对某些旧制度进行了勇敢的改革，对新制度的推行也相当激进。所有这些内容，旨在使资产阶级享有一定程度的政治权利，促进资本主义工商实业的发展，在渐进的变革中，最终建立资产阶级的国家。毫无疑问，在当时的中国，这是进步的。正因为如此，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作为大地主的政治代表、腐朽的封建生产关系的维护者，极端仇视新政。随着变法维新运动的日益高涨，新旧两派的矛盾斗争，也就迅速尖锐起来。
还在保国会成立不久，顽固派就大肆中伤康有为“目无君上”，聚众谋叛。荣禄诅咒康有为“僭越妄为，非杀不可！”恫吓参加保国会的人，当心自己的脑袋。在顽固派的破坏下，不少投机者和胆小怕事者纷纷退会，保国会和其他同类组织，不久就停止了活动。
“明定国是”诏颁布后，斗争进入决战的阶段。光绪皇帝运用仅有的一点权力，不断发布新政诏书，引用新进人物，斥退了几个反对变法的旧大臣，企图加快维新事业。麇集在慈禧太后身边的顽固派积极布置力量，加紧谋划政变，以彻底摧垮维新派。
变法诏书下达的第四天，慈禧太后便胁迫光绪皇帝连下三道命令：撤除积极支持变法的大学士翁同龢的职务；派慈禧宠臣荣禄为直隶总督，统带董福祥的甘军、聂士成的武毅军、袁世凯的新建陆军和宋庆的毅军，控制京畿地区；所有新授二品以上文武大臣，都要向太后谢恩，夺去了高级官员的安排大权。这三项措施，为顽固派发动政变做好了准备。接着，慈禧太后又于6月16日和24日，分别任命亲信崇礼、怀塔布和刚毅控制守卫京都与颐和园的卫戍部队，并在内廷布满亲信太监，监视光绪皇帝和维新派的活动。
实行新政，打击了腐朽的官僚和社会势力，必然会遭到他们的攻击和反对。中央和地方的腐败官吏，因为实行新政而“不便于私”，便假公济私，群相纠合。那些在变法中丢了官的人，更是惶惶如丧家之犬。他们或者对新政措施“概不奉行，亦不议奏，电旨严催，置之不复”(9)；或者不断到太后面前去哭诉。而社会上大批八股士子、土豪劣绅、和尚道士，则因为废八股、废淫祠、停书院，断绝了升官发财之路或敛财糊口的凭借，也到处散布污损变法的言论。所有这些腐恶的势力，群起要求慈禧太后赶快采取措施，废弃新政。
9月上旬，光绪皇帝把阻挠条陈的礼部尚书怀塔布、许应骙等六个大官撤职，从总理衙门赶走对抗变法的李鸿章和敬信，企图搬开在中央的几块顽石。顽固派再也按捺不住对新政的仇恨，加紧了政变的步伐。慈禧太后的亲信在京津道上往返不绝，受命同荣禄密谋政变，预定10月在天津阅兵时废弃光绪皇帝，捕杀维新派人士。荣禄调兵移驻天津和长辛店。
光绪皇帝觉察到局势的严重，于9月14日传出密诏，要康有为等人赶紧设法相救。毫无实力可恃的康、梁等人，只得把皇帝和他们自己的命运以及新政的前途，寄托于外国公使馆和统带一支新军的袁世凯。(www.xing528.com)
他们到外国使馆活动，毫无积极的结果。
维新派把曾经跻身强学会的袁世凯引为“同志”。9月16日，光绪皇帝召见袁世凯，赏以侍郎衔，意在笼络为己用。袁世凯是惯于看风使舵的野心家。他一面与刚毅等顽固派暗通消息，一面具折向光绪皇帝“谢恩”。18日深夜，谭嗣同暗访袁世凯，要求他带兵杀荣禄，围颐和园以救皇上。袁世凯慷慨陈词：“皇上是我们共事的圣主”，我自己也有责任救护皇上，并夸口说：“诛荣禄如杀一狗耳”。20日，袁世凯再次受光绪皇帝召见之后，即借口回营布置，于傍晚赶回天津向荣禄告密。
维新志士谭嗣同
9月21日凌晨，慈禧太后发动政变，软禁光绪皇帝于中南海的瀛台，许多维新志士成了阶下囚。大批与新政有牵连的官员，有的被流放，有的被革职。康有为、梁启超分别在英国人和日本人的保护下，逃亡国外。慈禧太后以“训政”的名义，重掌国政。这就是“戊戌政变”。
9月28日，是一个值得人们纪念的悲壮日子。谭嗣同、康广仁、杨深秀、刘光第、杨锐、林旭，在北京菜市口为变法而流血。这就是著名的“戊戌六君子”。谭嗣同在临刑前，面不改色，大声高呼：“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10)表现了资产阶级维新志士为维新变法不惜杀头牺牲的爱国精神，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替戊戌维新作了一个总结。
维新志士们为了摒斥形形色色的国贼，扫除发展资本主义的障碍，使中国富强起来，从而实现救亡图存的抱负，在祖国沉沦之际毅然奋起，发动维新运动。但是，他们的对手——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封建势力，异常顽固。这一帮人不仅掌握着完整、严密的国家机器，而且还有传统的封建思想作为精神支柱。这一切，都是新兴的中国资产阶级所不能比拟的。他们自身力量弱小，又没有勇气同西方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彻底决裂，向工农寻找力量。“无力回天”，失败是不可避免的。惨痛的失败却启示了后来者：只有用武装斗争的手段推翻腐败的清政府，中国才有富强的希望。
(1)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戊戌变法》（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1册，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436页。
(2) 康有为：《上清帝第二书》，《戊戌变法》（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2册，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131—154页。
(3) 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戊戌变法》（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4册，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133页。
(4) 王遽堂：《严复年谱》，《戊戌变法》（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4册，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183页。
(5) 梁启超：《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戊戌变法》（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3册，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21页。
(6) 张之洞：《劝学篇·正权篇》，《张文襄公全集》第202卷，第23—24页。
(7) 谭嗣同：《仁学》，《谭嗣同全集》，第56页。
(8) 康有为：《请定立宪开国会折》，《戊戌变法》（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2册，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236—237页。
(9) 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戊戌变法》（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1册，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338页。
(10) 谭嗣同：《临终语》，《谭嗣同全集》，第5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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