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领导兴中会，近代中国革命开始

孙中山和康有为一样，也是在甲午战争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形势下，登上政治舞台的。他的开始革命，又以创设革命团体兴中会为标志。

孙中山（1866—1925），原名文，字逸仙。后来他从事革命活动，化名中山樵，人们就称他为孙中山。

1866年，孙中山生于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县）翠亨村的一个农民家庭。他有个哥哥叫孙眉，1871年赴檀香山（北太平洋中心，夏威夷群岛的中部）经营垦牧，后来成为一个华侨资本家。1878年，十三岁的孙中山到檀香山随哥哥生活，先后入英、美教会在当地办的学校读书。1883年7月，他归国后，又相继进入广州和香港的医学院学习，1892年毕业于香港西医书院。从1878到1892年，孙中山所受的教育，完全是西方资本主义的教育。在这段时间内，他学到不少自然科学知识，也接触到一些资本主义的社会政治学说，这对于他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形成，有很大关系。

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

早在檀香山读书期间，孙中山就产生了“改良祖国”的意愿。中法战争前后，他正在广州、香港学习，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和媚外卖国政策，给他以很大的刺激，使他对清政府十分不满。他后来回忆说：“予自乙酉中法战败之年，始决倾覆清廷、创造民国之志。”⁽²⁾

1892年，孙中山从西医书院毕业后，在澳门和广州两地行医，日益关心国家和民族的安危，酝酿反清的政治活动。尽管孙中山已有革命的要求，但他还没能从当时流行的改良主义思潮影响下解放出来。在孙中山的周围，有不少改良主义者常常给他以影响，其中最主要的有何启（西医书院的创办人、孙中山的老师）、郑观应（孙中山的同乡）。因此，孙中山一面倾向革命，一面还希望清政府实行自上而下的改革。

1893年冬，孙中山与陆皓东、郑士良、尤列等人在广州的广雅书局内聚会，酝酿组织一个取名为“兴中会”的团体，以“驱除鞑虏，恢复华夏”为宗旨，但还没有具体的组织形式和活动计划。不久，孙中山又突然回到家乡翠亨村，草拟了一篇长达八千余字的《上李鸿章书》。在这封信中，他向李鸿章提出一系列改革主张，概括为四句话：“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货畅其流。”这就是要清政府仿行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开办学校，培养人才；设立农官，管理农业，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生产；开矿山、筑铁路、设工厂，采用近代机器生产；实行保护工商业的政策，等等。很明显，孙中山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希望通过李鸿章这样的大官僚，进行一系列有利于发展资本主义的社会改革。

《上李鸿章书》写好后，孙中山找郑观应设法介绍北上天津面见李鸿章。1894年春，孙中山和陆皓东到天津投书李鸿章。可是，李鸿章对孙中山的建议根本不感兴趣，拒绝接见。孙中山碰了个大钉子，那份《上李鸿章书》也就石沉大海。

上书失败后，孙中山又跑到北京去探听清政府的虚实。那时，甲午中日战争已经爆发，中国军队在牙山战役中遭到惨败，举国震动。清朝统治者却还在歌舞升平，大修颐和园，准备庆祝慈禧太后六十大寿。孙中山经过这番阅历，已认识到自上而下地实行和平改革是办不到的，决心用强迫手段来推翻清政府，从此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1894年10月，孙中山和陆皓东随即南下武汉，观察长江流域的形势后，再到上海。陆皓东留在上海，孙中山在郑观应的帮助下，绕道日本再赴檀香山。他积极向华侨宣传反清革命的主张。11月24日，孙中山联合二十多个经营小商店和小农场的华侨，在檀香山正埠火奴鲁鲁卑涉银行经理何宽的寓所开会，建立了中国资产阶级第一个革命团体“兴中会”。在孙中山亲自草拟的公开的兴中会章程中，着重指出民族面临的危机：“方今强邻环列，虎视鹰瞵”，“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同时，强烈抨击了清政府的反动统治，大声疾呼：“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号召爱国志士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维持国体”。并在会员入会秘密誓词中，明确规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³⁾为奋斗目标。(www.xing528.com)

兴中会成立时，日军已攻占北洋海军的要塞旅顺和大连，京津震动，形势危迫。孙中山认为机不可失，即率会员数人，从檀香山赶回香港，策划武装起义。1895年1月，孙中山与“辅仁文社”（1892年成立）的杨衢云、谢赞泰等人协商，筹违香港兴中会。2月21日，香港兴中会正式成立，通过了修订的《兴中会章程》。这时，兴中会已联合香港、广州一带会党力量和反清人士，为了反映这种情况，孙中山把会章和入会誓词略作修改。会章中除重申严重的民族危机外，着重揭露清政府残暴腐败和国内尖锐的阶级矛盾。入会誓词的“恢复中国”，改为“恢复中华”。同时还健全了组织规定。这些，使兴中会和旧式的会党有了鲜明的不同。孙中山的革命纲领，表明了他推翻清朝封建专制政府、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革命决心。

为了组织起义，兴中会设“乾亨行”于香港中环士丹顿街十三号，表面上是做买卖，实际上是指挥武装暴动的总机关。后来，孙中山又在广州设“农学会”，借行医和提倡农业的名义进行活动。经过半年联络，取得了部分会党、军队的支持，能够调动的人员已不下万人。于是，决定在10月26日（农历九月初九重阳节）发动起义，袭取广州为根据地。孙中山通令各路起义人员，利用广州人民重阳登高、扫墓的习俗，装扮成扫墓人，于重阳前一天到达指定地点集中；香港方面运送的枪械、弹药，以及三千多起义人员，则乘前一天夜船于重阳清晨登岸。可是，香港方面有部分人员，擅自改动战斗布置，没有及时到达，致使起义计划被打乱。这样，孙中山只好命令已经集中起来的人员立即解散，并发电制止香港队伍前来广州。两广总督谭钟麟已得到密告，第二天，派兵捕去陆皓东等人。杨衢云接到电报时，派来广州的二百人已下船，船一靠岸就被捕去四十多人。孙中山领导的这次广州起义，还没有来得及发动，就这样被扼杀了。但是，它作为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最初火花，是具有很重要意义的。它表明，孙中山等少数资产阶级革命分子，已经正式以武装起义同清政府决裂，迈开了民主革命最坚定的第一步。这件事腾传全国，外国报纸也开始宣传“中国革命党孙逸仙”。从此，孙中山和兴中会的活动，逐渐为人们注意。

广州起义失败后，清政府悬赏缉拿革命党人。领导起义的孙中山、陈少白等，被迫逃亡日本，设兴中会分会于日本横滨。后来，孙中山断发改装，又转赴檀香山、美国、英国，在华侨中宣传革命。1896年10月1日他到伦敦，11日，被清政府驻英国公使诱禁。使馆准备把他装在一只大箱子里秘密运回中国，加以杀害。幸经他在香港西医书院时的英国老师康德黎（James Cantlie）等多方营救，才脱险出来。清政府的迫害，并没有使孙中山气馁。脱险以后，他继续宣传革命，并研究欧、美资本主义国家革命时期的代表著作，考察欧、美现实的社会政治状况；同时还与旅英的俄国爱国者和民粹派交往。1897年7月，孙中山又转回日本，就近策动中国革命。

孙中山在日本期间，经过日本进步党领袖犬养毅的介绍，曾与亡命海外组织保皇会的康有为、梁启超就联合反清问题进行过会谈。由于康有为坚持保皇立场，对会谈缺乏诚意，合作并未成功。孙中山又同时与唐才常的“自立会”取得联系。唐才常（1867—1900），是谭嗣同的同乡、挚友。他是资产阶级改良派中思想比较激进的一个。戊戌政变后，他异常悲愤，思想逐渐倾向“反满”，但仍主张保皇。1899年夏，他出游香港、南洋各地，与康有为会晤时，劝说康有为“牺牲小异”，同孙中山合作以“救国难”，遭到拒绝。同年秋，唐才常在日本见到孙中山，商讨湘、鄂和长江流域的起兵计划，得到孙中山的赞许，双方订立“殊途同归之约”。⁽⁴⁾

1900年初，义和团运动在北方各地蓬勃兴起。唐才常利用这一时机，在上海组织正气会，旋又改名自立会，散发“富有票”，作为入会的凭据。7月26日，他邀集上海的维新人士，在张园召开“国会”。会上，推容闳为会长，严复为副会长，他自己担任总干事。与此同时，他广泛联络长江流域的会党，组成自立军，分驻大通、安庆、常德、新堤、汉口等地，由各路统领率领，唐才常自任总指挥，约定8月9日同时起事。唐才常企图联合革命派和改良派，实现已经破产了的变法维新。他既想得到革命派的人力支持，又想得到康有为的输款援助，所以，一面声言反清，一面又称“勤王”——拥戴清帝光绪，使自己陷入不能自解的矛盾之中。准备参加自立军的革命党人，看到这种情况，纷纷远离而去。唐才常因等不到康有为的海外汇款，屡次推延举事日期，以致事机泄露，8月21日唐才常等人在汉口被清朝官兵捕获，次日遇害。各地的自立军机关均被捣毁，前后被杀害者达二百余人。自立军起事宣告失败，兴中会在长江流域联络的会党力量，也损失殆尽。

1900年6月，北方的义和团运动全面展开，西方资本主义的八国联军武装干涉也已开始。孙中山认为武装暴动的机会又来了，就亲自率领一批兴中会会员到香港部署起义。船到香港，由于英国香港当局对孙中山的阻止而无法登岸。他便在船上召开会议，决定以广东省新安县的绿林和嘉应州三合会为主力，借用菲律宾独立军在日本购置的军械，在惠州三洲田起义。然后沿海东进，直趋厦门。当时日本驻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出于控制福建的目的，曾经口头上表示愿给兴中会武器援助。所以，孙中山打算在起义军打到厦门时，自己从台湾内渡，亲自到军中指挥，用日本运来的军火武装起义军，回攻广州，得手马上组织临时政府。

10月，兴中会会员郑士良受孙中山的委托，率领三合会人员六百余人在惠州三洲田山寨起义，几次打败来犯的清军，十多天内发展到两万多人，声势颇壮。孙中山在台湾得到起义军的捷报，就电请日本人宫崎寅藏（又名宫崎滔天），将借自菲律宾独立军的军械运送惠州。不料，这批军械尽是废铜烂铁，全不能用。在这关键时刻，日本政府新任首相伊藤博文为了与沙俄争夺中国的东北，改变对华政策，禁止对中国革命党人供给武器，又不许革命党人在台湾活动。孙中山一筹莫展，只得派人将这情况告诉郑士良。起义军血战半个多月，虽然士气旺盛，但弹药已尽，正在盼望军火，接到这个通知，非常泄气，全军两万多人，很快就瓦解了。郑士良率领一部分亲随，分水陆两路逃避香港。

惠州起义前，孙中山曾派史坚如去广州策划响应，没有成功。史坚如决定炸死两广总督德寿，又因炸药效力不足，也没有成功，自己反被捕遇害。至此，孙中山所领导的第二次武装起义又失败了。孙中山希望得到外国的援助，却没有努力与群众斗争相结合，更不能深入发动群众，作为自己的后盾，失败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这次起义在人民群众中引起了反响，与五年前的广州重阳节起义大不相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