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意与化境：'刚气弱化'的界定及必然性

首先必须言明的是，笔者在此所说之“刚气弱化”，既不等于讲中国古代、中国古典文艺中没有阳刚理论或不追求壮美，也不意味着中国文艺史上没有出现过以刚勇雄健见长，以旷达豪放取胜的作家作品。我们所说之“刚气弱化”有两层含义：其一，相对西方而言，中国文艺在总体上显得刚气不足。即使是壮美，也常常是如同周来祥所说的“刚柔结合，以刚为主”^[1]，即刚在柔中，柔中见刚。中国人说的阳刚气不是见刚不见柔，恰恰相反，柔始终是一种氛围，一种背景，而“刚”，则多所属才气横溢的诗人画家、文豪墨客之标异现象；或为显示其才情的性格方面的自然流露。如李白之想落天外，豪放壮浪; 苏轼之如行云流水，“姿态横生”；辛稼轩之慷慨纵横，“扫空万古”；李凭弹箜篌之惊天动地，“梦入神山教神妪”,等等，所谓“来不可遏，去不可止。藏若景灭，行犹响起”。^[2]“歌行之畅必由才气。”^[3]其二，中国人所说之阳刚与西方人所说之崇高，本身就有着很大的不同。周来祥认为：“壮美中有更多的主体性，但这种主体性并不同客体完全分裂，或者在主体中包容着客体，如孟子的‘美物皆备于我’；或者主体融化于客体又超越于客体，如庄子的《逍遥游》，皆未达到近代崇高之无限、主体和精神观念的内涵。”^[4]我觉得，这主要得看“分裂”及其量变是否达到质变的程度，并且，与其说西方崇高中有着更多的主体性，不如说西人之崇高概念里融进更多的是个体性。因为大凡主体性这一术语含义比个体性大，放入哲学认识论范畴看，同客体在任何一种场合下（包括在对立冲突中），都是一种矛盾的统一，而个体性则既可能同客体是统一的，又完全可能同对象、客观环境、外界事物等分裂、游离，甚至格格不入；尤其是在幻觉或梦中，此种分裂、游离更为突出。而中国的壮美、阳刚美中虽也包容了无限、巨大、个体性，但往往无限是神秘主义的，巨大也并不会产生恐怖感。个体性则基本不能也不可能真正超越客体，而其中最主要的是，个体是绝对不能超越群体的个体（不包括独立的“禅意”、“禅思”在内）。相反，西方人所推崇的崇高中却包含有个体的失落感、个体的不自由感以及人性遭到了践踏等一类的感觉。

荷花图 清 吴应贞 130厘米×59厘米 纸本设色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中国古典文论、诗论、画论中有关壮美的论述并不少见，如“心懔懔以怀霜，志眇眇而临云”（《文赋》），“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文心雕龙·神思》），“诚斋时出奇峭，放翁善为悲壮”^[5]，“李如星悬日揭，照耀太虚，杜若地负海涵，包罗万汇”（《诗薮》）。而最具代表性的大概要算姚鼐对阳刚美与阴柔美作区别时所说的那段话了：“其得于阳与刚之美者，则其文如霆，如电，如长风之出谷，如崇山峻崖，如决大川，如奔骐骥，其光也，如杲日，如火，如金镠铁；其于人也，如冯高视远，如君而朝万众，如鼓万勇士而战之。其得于阴与柔之美者，则其文如升初日，如清风，如云，如霞，如烟，如幽林曲涧，如沦，如漾，如珠玉之辉，如鸿鹄之鸣而入寥廓；其于人也，漻乎其如叹，邈乎其如有思，暖乎其如喜，愀乎其如悲。”^[6]然而，姚鼐虽对阳刚之美赞不绝口，可比起颂扬阴柔之美来，阳刚美毕竟只是小巫见大巫，因而他将“如叹、如喜、如悲”这些在西方人眼里有时应划入崇高范畴的情感状态都归入了阴柔美中。而且，阴柔总是把阳刚给“中和”掉或溶解了，此即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课虚无以责有，叩寂寞而求音，函绵邈于尺素，吐滂沛乎寸心”（《文赋》）。所谓“刚柔虽殊，必随时而适用”。所谓“蕴藉”、“敦厚”、“中和”、“笔下无一点尘俗气”^[7]，等等，其本质说的都是“寓刚健于婀娜之中，行遒劲于婉媚之内”。正因为如此，姚鼐在比较、总结两种不同类型的美时，才会道：“阴阳刚柔并行而不容偏废”，“天地之道，协合以为体”，“文之雄伟而劲直者，必贵于温深而徐婉。温深徐婉之才，不易得也”。^[8]

中国文学艺术的刚气弱化是由中国文化作其巨大背景的。儒道佛三家互补，正是这一文化背景的哲学基础。儒家学说是入世的，有积极进取的一面，但儒学的核心是“仁”，“仁”本身就具有怀柔属性。“仁”中虽也有“刚”的一面，但儒家之“刚”，并不表现为勇猛、冲闯、冒险和力量之美，而是体现为“轫”和“忍”，是一种内在的被抑制了的阴性的“刚”，如“刚毅木讷近仁”^[9]，“仁者其言也讱”。^[10]而且，儒学提倡的又是“忠恕之道”，所谓“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11]，“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12]不在外求，全凭个人的自觉和修养，而君臣父子等等级观念又是“仁”要达到的目的。从孔孟到董仲舒，到程朱，到陆王，儒学一脉由“克己复礼”发展到“性即理也”，倡导的均是所谓“温柔天下去得，刚强寸步难行”。道家历来强调虚无，强调以柔克刚，以退为进。所谓“知其雄，守其雌”^[13]，“柔弱胜刚强”。^[14]庄子借相对主义进一步阐发道的虚无说，认为人生应当“无待”，对毁誉“两忘而化其道”，那么“离形去知”也就“同于大通”了。^[15]佛教则从根本上认为世界是虚幻的，所以没有必要执着于尘世间的苦斗和功利，只要内心得到了自我满足，一切生劳病苦也都不复存在。释学大师们或是提倡“唯识无境”，或是主张“因缘和合，幻相方生”^[16]，或是宣扬“所说依此修行，西方只在眼前”。^[17]为此，倡和谐，推向善，认为世界本无冲突，人与人、人与生物都是互为因果、互相补充的。由此，十恶不赦的凶犯，“放下屠刀”，也就能“立地成佛”。禅宗的“运水搬柴，无非妙道”，模糊了出世与入世的界限，对宋明理学起到了直接的开启作用，所谓“不是风动，不是幡动，仁者心动”^[18]，与陆王之“心外无一物”一拍即合。作为代表中国佛学的禅宗，本来是佛门中最富个性，也最有刚性的一派。如前所言，它的讲究独自完成功课，自我修行，自己去悟，倚重自力自度，而不靠佛度、师度等，都是阳刚之气旺盛的表现，而有关少林寺历代武僧的那些感人肺腑的故事，也透出了禅门弟子刚强坚韧、独立不羁的一面。但是，佛学从根本上讲是属阴性的。这是因为一方面，宗教首先是靠阴柔的感化来对人起作用的，换言之，宗教氛围、宗教势力本身就是通过以柔克刚，以爱克恨来击败一切非宗教力量，所以庄严、肃穆而不激荡飞扬；大慈大悲而不哭天呼地；说到底，宗教的手段是麻醉，而不是“敲打”，是要人们向天国投降，而不是唤起斗志，奋起反抗。另一方面，禅宗中虽有阳刚的一面，但在合儒趋道的过程中，又不得不与中国本土的阴柔氛围妥协，以适合中国国情的需要。这就势必要淡化南禅宗倡导的某些具有阳刚之气的作为，更何况，禅宗尽管与其他门派不同，六祖及其后人尽管大胆创新，但南禅宗无论如何“革命”，毕竟还是跳不出宗教的藩篱。而其“至道无难，唯嫌简择”说，“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说等，客观上又与老庄哲学相印证，所谓“释迦其表，老庄其实”。^[19]由于三教互补，而三教中的阴性又皆大于阳性，是故，同西方哲学相较，中国哲学无多争议的基本特点，大概可列出如下几个方面：

（1）由于儒的正统，及儒化了的道、释意识之相通，中国哲学在内容上就非常注重等级秩序和人际关系的谐调，社会化、伦理化倾向明显。因而，中国哲学的政治色彩也较浓厚。如此，写诗作文，莫不为了“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发乎情，止乎礼义”（《毛诗序》）。相当一部分作品是政治目的、社会功利目的、伦理关系学的记录和写照。

（2）中国哲学比西方哲学更强调整体性。是一种全体大用的路子。“天人合一”思想在孔孟、庄老、禅宗、阴阳五行中都有程度不同的反映，所以千百年来阴阳相克，有无相生不变，其旨皆在于首尾圆合，追求一统。结果是刚性脱离不了阴性的限制和规定，更无法跳出温柔的包围，而成为一独立的审美范畴。

（3）中国哲学有与经学结合的倾向（西方哲学则有与神学结合的倾向），中国哲学中含有经学中讲究实用理性的特征，又充满着东方神秘主义气氛。前者是儒化的功能使之然；后者则是道的“无”与佛的“空”本身所具有的柔性和神秘性的充分显现。实用理性和神秘主义的方法论都偏于突出宏观的一般原则，缺乏对微观的个别的事物和现象作理性分析。这样，儒、道、佛所共有的温情脉脉就必然使得中国思想总体上倾向于重感悟、少分析，重笼统、少逻辑的发展态势。(www.xing528.com)

（4）中国哲学由于同政治的关系密切，又同经学不可分离，因此，它典型地展示出特有的“中庸”质性。“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20]将“中庸”视为一种德目，体现了东方形上学的独特风貌。反映在审美方面即是“中和”。反对“过”，又不能“不及”，所谓“礼之用，和为贵”，“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21]因此，中国人的教育历来都强调和谐、稳定，讲究维护固有的人际关系，宣扬尽忠尽孝，反对高扬个体的标异，反对冲动冒险，也难以追求创新、图谋出现具有转折性的大的变革。

（5）中国哲学偏于心学，心物交融，内外无碍。追求的是一种时间的延续、生命的根本。西方哲学偏于同自然科学的互补，不仅追求生命本身，而且对客观宇宙的求索也是锲而不舍的，因而探寻空间，不断地扩充张力。而中国哲学却从来没有为知识而求知识的思维方式，而是以“行”为知的动力，“行”又以“善”为标准，以“道”为目的。从孔子的“朝闻道，夕死可矣”^[22]到宋明理学力倡“知行合一”，都可看出在“知”与“行”、中，“功利”这一大善的绝对权威。但这一“功利”又是观念性的，尽管也有“实践”，实践的主要项目却又都落实在伦理道德上。所以，一旦得道，死亦不足惜，而稍有所知的秀才，尽可不出门，“而知天下事”。哲学便是人生学，科学倒反成了人文的附庸。不似西方哲学乃以求“真”（合符规律性）为目的，有时，完全为求知而求知，可以与功利无关。而一旦讲功利，一旦实践，则自然哲学转过身来即可作为物质文明进步的依据，落实在衣食住行之各个方面、各个环节，而不是整日里沉湎于那“赞天地之化育”的自我得意中。科学、人生、哲学是互有联系的不同的概念和相对独立的领域。

双喜图 北宋 崔白 193.7厘米×103.4厘米 绢本设色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上述这五个方面都决定了中国哲学本质上是一种以柔克刚，个体难以超越群体，个体性不可能真正得到发挥的人生哲学。从某种角度讲，它也是一种深蕴着强制性宗法伦理观念的社会政治哲学。在这种哲学规范下的中国艺术，“刚气弱化”之必然性是无疑的，也是难以逆转的。叔本华曾说过：三教归一乃是中国宗教的特征；他认为道教是探讨宇宙的内在秩序，万物的法则，这与佛教相通。儒教是关于政治和道德的哲学，充满了普遍的人类之爱，这一点也与佛学是一致的。^[23]内在的秩序是建立在“平和”的基础上的；爱，则与柔与仁有关，二者都是偏于阴性的学说。正由于此，对中国哲学抱有成见的黑格尔也才会说：“在中国人心目中，他们的道德法律简直是自然法律——外界的积极的命令——强迫规定的要求——相互间礼貌上的强迫的义务或规则。”^[24]而马克斯·韦柏则更为深刻地指出，中国哲学主张人们保持社会秩序与个人内心的稳定，君子要去恶从善，完善自我。这就与资本主义要求的功能与技术、专业化与合理化相冲突。^[25]

儒、道、佛三家虽各有各的教义，但分道于缘起，合流于归一，交通古今，泽衍后世，不仅以力量的凝聚而成权威之势，且以权威之势成其封闭、沉寂、自我陶醉之框架。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由于个性的张扬注定要受到来自上下左右各方面的抑制，群体的网络式人际关系不仅使得人与人之间相互牵制，对个体形成一强大的、至上的，从而也是难以战胜的对立面；并且，外部压力、社会压力又常常会转变成某种心理压力积淀在民族的深层意识中，以致使自己对自己也产生抑制，自己对自己也设置障碍。自我异化的结果，必然是人人畏惧，处处提防，事事小心，所谓“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26]如此，既难以冲决传统的思维模式，也难以突破传统文艺的创作格局。阴柔美、中和美、含蓄美等，久而久之便十分自然地成了符合理想的审美境界。于是乎，歌大江东去，唱绿肥红瘦，吟风花雪月，叹人生无常，惜怀才不遇，道寂寞惆怅，寄情山水而怀牢骚满腹，借酒浇愁以咏离情别绪，怨诽也罢，发泄也罢，全寓于阴柔之中。情景相融，心领神会。在别开意境、独标逸格一类的高雅情趣里，锐气被“中和”了，刚性被含蓄化了。推而广之，中庸和审美中的“中和”，不仅是一种哲学和美学方面的依据，事实上它们也成了厘定人生道路的共同范式，一种做人的合乎东方理性的原则。这样，一个观念、一派思想，乃至于一门学科、一种文艺风格、艺术情趣等，可以风行几百年甚至上千年而不衰，经验胜过分析，模棱两可似的含义压过见地独到的胆识。整整一个民族及其上层建筑也都体现为被牺牲了的巨大悲剧，但却又不见对封建王朝的彻底的反叛。虽有数量和体积方面的气势，有某种慷慨陈词、英雄揾泪的悲壮，却也失去了更为内在的本质上的冲突。说穿了，就是失去了真正意义上的崇高。是故，人生之苦难朝朝相沿，我们也就在“螺旋式”上升的过程中，不断看到历史的重演，每一代都会出现理当向他脱帽致敬，甚至可为之深深鞠躬的内心里充满了无限悲悯的大人物。他们为时代而痛苦，而煎熬，而付出，而献身，可最终总是失败，总归于灰飞烟灭，“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阴柔盖过了阳刚，消解着阳刚，“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27]一类的思想也就经由文艺作品得以形象说法，而至逐步深入人心。“道法自然”，顺应天命，亦便成了传统文艺作品的合理结局和人物命运的最终归宿。这是文化选择的必然结果，也是经年累月的中国传统赐予中国艺术的一只“带荆棘的花环”。不认清这一点，就无法对传统文艺创作、艺术样式、精神需要等作出合于理性的全面的判定，从而较准确地指出文艺革新的必由之路。

渔父图 元 吴镇 84.7厘米×29.7厘米 绢本水墨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