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然，这三者间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缀，但却毕竟是各有区别的不同概念之间的联系。从禅到禅宗，再到禅意，可以说是一种发展、一种文化态势的延伸。但事实上，禅是方法，禅宗是佛教的一支，禅意才是真正具有生命力的艺术底蕴。
严格说来，一切浮游于生命跃动之外的精神现象和物化形态都不能算作真正的艺术。艺术不是道德判断，不是为宣扬某种主观意图的说教；艺术是情与理的结晶，是社会属性和心理属性在精神世界里碰撞后而生的思想火花，也是人生的一大乐趣、享受和需要。故陆机《文赋》中才会说：“志往神留，兀若枯木，豁若涸流。揽营魂以探赜，顿精爽于自求。”
作为禅学与中国艺术中介的中国思想，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去理解。一方面，中国艺术同中国传统思想密切相关，没有传统思想，没有学术理论的指导，就没有中国艺术的内蕴和特定的哲理情趣，中国艺术之精粹的情、意、境等也就无从谈起。另一方面，中国佛学与中国学术思想也同样是不可游离，难以割断的，没有中国学术思想的改造，也就不会产生典型的中国佛教——禅宗，甚至，西来之源源不断的佛学也必然会被强大的本土文化所淹没，而致自然淘汰，失去立足之地。反之，没有佛学的涉足，中国思想就不会像今天这么殷富而又这般辉煌。在与中国学术的结合中，佛与儒、道、阴阳思想等既是矛盾斗争的，又是主动汲取的。它们是在通过碰撞、交手、斗争之后，才互相认同了、默契了，最终又十分自然地融合在一起，重新铸造了中国学术，重新构架着中国思想，从而也使中国艺术、中国古典美学有了更丰赡的理论依据，有了质的飞跃。
公元前五百多年，释迦牟尼在恒河中游传教时虽曾梦想着有朝一日，法旨弘扬，佛光普照，但他终究不会料到，数千年后佛教不仅真的远播四海，而且地球上凡有人的地方就能找到他的虔诚信徒。虽说在他拈花示众时，曾一眼看中了迦叶尊者并当众宣布传其“正法眼藏”，但他绝不会想到，以禅法为核心的“眼藏”，竟会传至泱泱中华，并在不断融合、消解的过程中逐渐成为中华文化的一脉。
“禅”，可以说是一切佛门的根本。在中国，抑或在印度、在日本、在东南亚以及世界各地的佛教宗派里几乎都十分看重禅，视禅为正宗心法。至于禅宗，则更是唯禅为“寄心地”了。在集佛陀训示之大成的《经集》中，佛陀就说过：“……圣者应该是具有智慧的力量、遵守戒律与誓约、心诚专一、乐在禅定、有愿望而不流于执着、没有放荡的行为、摒弃一切烦恼的人。”
“禅”，由天竺语音译作“禅那”（Dhyana），意译为“思维修”。其真正的含义是“定”，也就是要“入定”、“心定”，要冥思，要静虑。主要的功课即是坐禅、禅观、静心修持。
佛自后汉明帝时正式传入中国，至南北朝时已出现“六家七宗”。各立门户，独尊一经；而又有南、北两种特色。这一时期是中国佛教名目最多，各自标异的一个佛学的“百家争鸣”时代。南方，尤其是江东佛法，素来“宏重义门”，也就是考究“义学”，相当于中国经学中的“章句之学”。有的甚至对禅法不以为然，认为诵读佛经、注疏经卷才是“慧”之所在。“至于禅法，盖蔑如也。”[4]北方，尤其是北方禅师，则高标禅法为最，讥弹南派“义者，道理也，言说已粗，况舒在纸，粗中之粗矣”。[5]“卿一生学问，与吾炙手，犹不得暖，虚丧功夫，惜哉！”[6]其实，南北佛学虽风格迥异，实际上却是都不敢小觑对方所高扬之大纛。况佛门本为一家，只是体会不一，说法有所偏重而已。所以南、北方一向互有交往，互有影响，禅法与义学之间既无明显的分界，也不可能一刀切断。至隋唐之际，各门各派都主张“定慧”双修，“禅义兼弘”。特别是天台宗，作为各门的“调解”者，它倾向于综合义学和禅定，从总体理解教义。它的代表人物智
曾游历了大江南北，宣扬兼学，为“定慧双开”建立了不小的功业。禅，是修习之手段，“真理”是禅定的内容和所追求的目的。鉴于这样的前提，禅宗的口头禅、断喝、公案等，才使道德成了“宗教的分泌物”，又使宗教成了慰藉心灵的避风港。
观音图 明 丁云鹏 97.2厘米×33.1厘米 纸本设色 辽宁省博物馆藏
据考，禅宗是菩提达摩自南印度来华传教时开创的。关于他的故事很多，正、野史皆有记载。这位始祖系由海路至中国广东地界，故世有“折苇渡江”的传说。后在长江下游播教，于公元516至526年间，北上入魏，在洛阳曾去过修梵、永宁等寺。以后，达摩的踪迹始终未曾离开过河南。
相传达摩因不满当时中国佛家门徒的纯经院式研习，认为已失却了佛的真谛，于是就去嵩山少林寺少室山“面壁九年”。接着，便又有了二祖神光（后名慧可）的雪夜侍玄，诚心求示，后又“断臂”感动了始祖，达摩为之“安心”的佳话。直至达摩临走时还遗有一则神秘而又有趣的故事：
面壁九年后，达摩已收下不少弟子，他在返印度之前对众徒说：“我即将离去，想看看你们悟道的深浅。”
一位叫道副的弟子说：“依我看，我们不应执着文字，也不应舍弃文字，因为文字乃求道的工具。”
达摩回答：“你得到我的皮。”
又一位名总持的尼姑说：“如庆喜之见阿
佛国，一见便不再见。”
达摩说：“你得到的是我的肉。”
另一位唤作道青的弟子说：“地水火风，四大皆空，眼耳鼻舌身等五蕴也不是实有，依我之见，整个世界无一法存在。”
达摩道：“你得到了我的骨。”
最后，慧可向师父行了大礼后，仍站在原来的位子，一动不动，也不发一语。
于是达摩欣慰地道：“你得到的才是我的髓。”
慧可由此而成二世祖。
这故事很可能是后人所杜撰，但它与后来的中国佛教又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呢？不动即动，不说为说，这正是中国佛门弟子铸炼悟性，培养不求人只求己的硬汉精神之开启；它不正与后世的大禅师们留给徒孙的公案如出一辙吗？
事实上，达摩奉《楞伽经》，在中原所创宗派原号为：“南天竺一乘宗”，亦即禅宗。但达摩开创的禅宗，到了唐初已是强弩之末。隋唐之际，中国最大的佛教宗派是三论宗和天台宗，唐初最有势力的，则是由所谓“去西天取经”的玄奘为代表的唯识宗（法相宗）。至于唐武周时兴起，并在唐宋两朝始终隆盛，直至后来几乎替代了其他宗派，垄断了佛教的禅宗，实则与达摩已无多大关系，而是由道信、弘忍相沿的“东山法门”派构架而起，至六世祖惠能开南派“顿宗”而成其大局。众所周知的禅宗五世祖弘忍以呈偈的方式挑选衣钵传人的美谈，的确十分生动地说出了中国禅的旨意及为何后来禅宗能绵延不绝的重要原因。(www.xing528.com)
惠能俗姓卢，本只是新州（今广东省新兴县）的一个下层社会的普通百姓。因听说有人诵《金刚经》有所领悟，故往冯墓山投弘忍法师。他出身低微，与弘忍的大徒弟慧安、智铣、法如、玄颐、神秀等皆不同，与南派历来的高僧之显贵家世相比，则更是相去甚远了。南北朝时，佛门高僧中有许多都出生于名门望族，或没落的旧贵族后裔，他们不仅是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而且也极重门第等级。非常推崇经典，又好经义注疏。而惠能不仅是岭南的山野之人，据悉其母还可能是少数民族。他居然公开宣称自己不识字，（铃木大拙则以为不然，《坛经》中有许多话是从《涅
经》《金刚经》《楞伽经》《法华经》《维摩经》中引来的，何以就不识大乘文献呢？[7]）认为不必在经文上钻牛角尖。据传，弘忍选传人时，根本就没想到过他。当时，弘忍的得意弟子神秀的偈语一出，已四座皆惊：
释伽牟尼图 清 丁云鹏 140.7厘米×58厘米 纸本设色 天津博物馆藏
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
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
言简意丰，明白畅晓。它要人们既看重自己的身心，又要像爱菩提树、明镜台那样，不使身心惹上一点世俗杂念，而至全然入定、超脱。这无疑十分形象地表明了对佛教教义的悉心理解。可谁知，惠能口出一偈，竟棋高一着，却又玄秘莫测：
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
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红衣西域僧图 元 赵孟頫31.5厘米×263厘米 纸本设色辽宁省博物馆藏
他把有说成无，把佛性理解为本心，别人听来可能莫名其妙，弘忍乃一代宗师，一听此偈，顿觉此子可教也。因为神秀的解说，仍是沿袭过去的“渐悟”论；此偈一反常规，道出了“顿悟”的机关，而又暗合于“梵我合一”的佛陀原义，这就揭开了禅宗的最高境界，即人心本来就是净洁的、光明的，不必像对待明镜一样须时时拂拭，常人之心即佛性。不仅抬高了佛的身价，而且也使佛法更加普遍化、大众化，这就是《坛经》中所谓的“识心见性”，“性含万法是大，万法尽是自性”。于是，弘忍传惠能真经，并当众宣布惠能继承禅宗衣钵。神秀等师兄弟不服，这当中又有诸多掌故，传闻惠能最终去了南方解化。从此，神秀派在北方为北宗，惠能派在南方为南宗，禅宗一分为二，其影响遍及五湖四海。嗣后，南宗又先后分出南岳、青源、临济、沩仰、曹洞、云门、法眼等诸派。惠能的《坛经》和记录禅师事迹、传承、禅法之施化、演变的《五灯会元》，是禅宗各派的主要典籍。后其势力渗透北方，愈演愈炽，顿悟说风行，真正的中国佛教应运而生。
当然，惠能作偈胜神秀的故事是根据南宗的《坛经》而来，北宗派禅师一向不以为然，并认为神秀才是弘忍的传人，真正的六世祖。事实上，神秀在世时的确影响极大，北宗之力量甚至大于惠能。《楞伽师资记》说到神秀、玄颐、惠安三位北宗巨头时，称“此三大师是则天大圣皇后、应天神龙皇帝、太上皇，前后为三主国师也”。虽说朝廷也召过惠能，但他“托病不去”。而神秀应召入都后，荣显远胜于他人，被誉为“两京法主，三帝国师”。神秀一派与武周、中宗时的皇朝和当权者关系密切，中宗神龙元年敕留神秀，并自称“弟子”。神秀死于洛阳，圆寂时“合城四众广饰宫幢，礼葬龙门山，驸马公主咸设祭文”。[8]所以，引偈选传人之掌故，大致是由争“正统”而起。不过，将一个尚未入道的碓米人（惠能），一跃而升至祖师并承继大位，这事本身已非同小可，肯定要引起同门的羡妒和憎恨的。其实，禅宗的南北两宗在唐时都已有了举足轻重的影响，且顿悟说实际上已深入人心，朝野皆知，故北派第三代大师净觉都说：“众生与佛性本来共同，以水况冰，体有何异？”[9]甚至天台宗的智
也首肯这种观点，他认为“一切诸法，虽复无量，然穷其本源，莫不皆从心意识造”。[10]但由于南宗佛教的大众化和简化，朴实无华，玄想替代思辨，化虚为实，求法还归自觉，因此，到了后世，南宗隆盛，压过北宗，这也是无可厚非的事实。后来，自中国传至日本的禅宗，亦多为南宗各支系，如日本后鸟羽天皇朝时，僧荣西入宋传去临济派，后崛河天皇朝时，僧道元入宋传去曹洞派等，中日文献均有记载。
禅宗（南宗）的主要特点是：
（1）使过去烦琐的教义归于简易，变思辨的佛学、深奥的经书、凝固的推理形式为谜语似的公案、棒喝、问答，三言两语，道破天机，拳打脚踢，暗示法旨。这样，一切繁杂的论证和经院义学都被抛弃了，佛性光大，昭然若揭，“西方只在眼前”，净土即是自身。
（2）“只未了底心即是，更无别物”。禅宗以主观顿悟为修行捷径，既放弃了经典，又无须苦行，甚至也不用坐禅。惠能就曾指示：“长坐不卧”是错误的。它扩大了禅定的功用，拓开了修行者的范围，更加注重佛教的目的性，强调认识的重要性。“一心不生，万法无咎”（《坛经》），认识了自己的心，也就认识了大千世界，人人皆能立地成佛。
（3）强调“空无”，也强调生命感。性如同虚空，虚空不存在有无、大小，也无边际可言，但虚空中自有生命在运动。生命本身全在理智和想象力的徒劳活动之外。生命是痛苦的挣扎，但生命的本质是自由自在的活力，人没有必要为了解脱而厌弃生命、牺牲生命，涅
就在生死之中。
应身观音 南宋 周季常 111.5厘米×53厘米 绢本设色 现藏于美国波士顿美术馆
（4）禅宗在发生、发展的漫长进程中大量地吸收、融合、消解了儒家、道家和阴阳五行等中国本土文化的思想精义。比起其他宗派，它更适合于同中国原生文化共处、互补和合作。如禅宗的避世和入世之不分，强调修身养性等，与儒学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注重内修而后“齐家、治国、平天下”等，配合默契，相得益彰；禅宗的“虚空”、“定慧”等，与道家的“无”、“虚静”、“坐忘”等一拍即合，丝丝相扣；禅宗的本心即佛性的命题，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又息息沟通，似早已熟识。正因为这样，禅宗兴起不久，便自然而然地同儒、道两家时分时离，卓然而成鼎立之势。唐宋以后，儒道佛三教并雄，禅宗也终于成了中国文化思想不可或缺的主线之一脉。幽幽佛香，经久不息，晨钟暮鼓，年复一年。
（5）由于禅宗的文化属性已是中国化了的佛教，特别是它同儒、道两家一方面互竞雄长，一方面又能相安无事地互通，所以禅宗思想也必然对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产生巨大的塑造力。事实上，禅的思维，尤其是下面要讲的禅意，对于中国士大夫总体性格之形成有着极大的渗透性。无论是在政治上曾有重大影响的思想家，如萧统、柳宗元、李翱、谭嗣同、章太炎等，可归为经学大师的二程、朱熹、陆九渊、王阳明等，还是作为艺术大师或杰出的文论家的谢灵运、沈约、刘勰、庾信、王维、孟浩然、白居易、苏东坡、严羽、黄山谷、曹雪芹等，在他们心灵、情趣的最深层无不打上了禅意的印记。而那些间接受其影响，得其恩惠的，则更比比皆是，不胜枚举了。此不正是唐太宗所说的“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的另一番情景吗？
有此五种因素，禅宗岂能不兴？兴而焉能不昌盛繁荣？
作为一种具有独特个性的宗教，禅宗不愧为东方神殿里的一块晶莹剔透的瑰宝，而许许多多在自觉不自觉中钟情于它的文人墨客、艺坛名匠，则在受其熏染的同时，又呕心沥血地将他们自己深沉的思想、曲折的情致、精美的艺术品化作环围瑰宝的一串串光芒四射的璀璨明珠，而致使这本来已够诱人的宝石又平添出几多柔情，无限生意。这是供奉、是祭祀，还是灵感之激发呢？
不错，既然饱含情感的泥土都可捏成一首诗，那么还有什么不能拨动生命的旋律？
许多人就是凭着一个信仰而支撑着自己的一生。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