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女真族统治者的史学思想

一、以史为鉴，吸取历史经验教训

建金国后，女真统治者能够积极吸取以往国内外历史经验教训，以史为鉴，不断告诫自己，为能进行长久统治服务。当下令迁都燕京，有司图上燕城宫室制度，营建阴阳五行所宜时，海陵王曾云：“国家吉凶，在德不在地。使桀、纣居之，虽卜善地何益。使尧、舜居之，何用卜为。”[255]不忘桀、纣之所为，愿做尧、舜治天下。世宗言：“朕观唐史，惟魏徵善谏，所言皆国家大事，甚得谏臣之体。”“见光武所为，人有所难能者。……此其度量盖将大有为者也，其他庸主岂可及哉。”[256]世宗曾谓皇太子曰：“吾儿在储贰之位，朕为汝措天下，当无复有经营之事。汝惟无忘祖宗纯厚之风，以勤修道德为孝，明信赏罚为治而已。昔唐太宗谓其子高宗曰：‘吾伐高丽不克终，汝可继之。’如此之事，朕不以遗汝。如辽之海滨王，以国人爱其子，嫉而杀之，此何理也。子为众爱，愈为美事，所为若此，安有不亡。唐太宗有道之君，而谓其子高宗曰：‘尔于李勣无恩。今以事出之，我死，宜即授以仆射，彼必致死力矣。’君人者，焉用伪为。受恩于父，安有忘报于子者乎。朕御臣下，惟以诚实耳。”[257]谆谆告诫其子，不忘史之教训。

金朝君臣之间也经常讨论历史事件来告诫自己。大臣张汝霖曾因朝奏日论事上前，世宗谓其曰：“朕观唐史，见太宗行事初甚厉精，晚年与群臣议多饰辞，朕不如是也。”又曰：“唐太宗，明天子也，晚年亦有过举。朕虽不能比迹圣帝明王，然常思始终如一。今虽年高，敬慎之心无时或怠。”汝霖对曰：“古人有言：‘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有始有卒者其惟圣人乎。魏徵所言守成难者，正谓此也。”[258]章宗曾亲赐手诏对其大臣永成曰：“《经》云：‘在上不骄，高而不危。’是以知节慎者修身之本，骄矜者败德之源。朕每自励，今以戒卿。昔东平乐善，能成不朽之名；梁孝奢淫，卒致忧疑之悔。前人所行，可为龟鉴。”[259]章宗还在大臣面前问汉高帝、光武优劣，平章政事张万公认为高祖优甚，而徒单镒认为：“光武再造汉业，在位三十年，无沈湎冒色之事。高祖惑戚姬，卒至于乱。由是言之，光武优。”[260]君臣在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中共同汲取借鉴和教训。

应该说，金朝的统治者，还是比较重视历史的经验教训的，以史为鉴来指导对国家的治理，防患于未然。

二、重视人才特别是史学人才的选拔和培养

金朝的统治者从太祖开始，就重视人才，特别是史学人才的发现和培养。早在天辅二年（1118），太祖就下诏曰：“国书诏令，宜选善属文者为之。其令所在访求博学雄才之士，敦遣赴阙。”[261]后来，他又下诏：“新附之民有才能者，可录用之。”[262]更是把选用人才的范围扩大到女真人以外。熙宗针对有些大臣“州郡长吏当并用本国人”的建议，指出：“四海之内，皆朕臣子，若分别待之，岂能致一。谚不云乎，‘疑人勿使，使人勿疑’。自今本国及诸色人，量才通用之。”[263]世宗更强调荐贤、举拔人才，他对宰臣说：“今在位不闻荐贤何也。昔狄仁杰起自下僚，力扶唐祚，使既危而安，延数百年之永。仁杰虽贤，非娄师德何以自荐乎！”[264]不仅说明人才的重要性，而且以狄仁杰为例提醒大臣，以荐贤为务。他还号召大臣以古之良史为榜样，向他们学习，曰：“近览《资治通鉴》，编次累代废兴，甚有鉴戒，司马光用心如此，古之良史无以加也。校书郎毛麾，朕屡问以事，善于应对，真该博老儒，可除太常职事，以备讨论。”[265]世宗谆谆告诫大臣：“朕尝历外任，稔知民间之事，想前代之君，虽享富贵，不知稼穑艰难者甚多，其失天下，皆由此也。辽主闻民间乏食，谓何不食乾腊，盖幼失师保之训，及其即位，故不知民间疾苦也。隋炀帝时，杨素专权行事，乃不慎委任之过也。与正人同处，所知必正道，所闻必正言，不可不慎也。今原王府官属，当选纯谨秉性正直者充，勿用有权术之人。”世宗认为：“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今天下之广，人民之众，岂得无人。唐之颜真卿、段秀实皆节义之臣也，终不升用，亦当时大臣固蔽而不举也。卿等当不私亲故，而特举忠正之人，朕将用之。”[266]

金朝统治者还特别重视对史学人才的选拔和培养。他们对那些有学问、有才能、有抱负的士人都很看重，不仅亲近他们，给他们以官职，而且往往召入史院，或者命令他们编写史书。这其中，不分是否女真族、汉族还是其他民族。(www.xing528.com)

金代文史学家刘祁总结道：“及（金）取宋，责其背约，名为伐罪吊民，故征索图书、车服，褒崇元祐诸正人，取蔡京、童贯、王黼诸奸党，皆以顺百姓望，又能用辽、宋人材，如韩企先、刘彦宗、韩昉辈也。及得天下，其封建废置，政令如前朝，虽家法边塞，害亦不及天下，故典章法度皆出于书生。至海陵庶人，虽淫暴自强，然英锐有大志，定官制、律令皆可观。又擢用人才，将混一天下。功虽不成，其强至矣。世宗天资仁厚，善于守成，又躬自俭约以养育士庶，故大定三十年几致太平。所用多敦朴谨厚之士，故石琚辈为相，不烦扰，不更张，偃息干戈，修崇学校，议者以为有汉文景风。此所以基明昌承安之盛也。宣孝太子最高明绝人，读书喜文，欲变夷狄风俗，行中国礼乐如魏孝文。天不祚金，不即大位早世。章宗聪慧，有父风，属文为学，崇尚儒雅，故一时名士辈出。大臣执政，多有文采学问可取，能吏直臣皆得显用，政令修举，文治灿然，金朝之盛极矣。”[267]这段文字记载，充分说明金朝统治者重视人才的事实，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在建立和维持女真政权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三、重视对典籍文献的收藏和学习

金朝的统治者一向重视对典籍文献的保护和收藏，早在天辅五年（1121），太祖阿骨打就下诏：“若克中京，所得礼乐仪仗图书文籍，并先次津发赴阙。”[268]熙宗自己“颇读《尚书》、《论语》及《五代》、《辽史》诸书，或以夜继焉”，并且认识到“太平之世，当尚文物，自古致治，皆由是也”[269]。他不仅潜心学习文献典籍，而且把崇尚文献典籍提高到能否治理好国家的高度来认识。世宗曾对继位之前的章宗说：“宫中有《舆地图》，观之可以具知天下远近厄塞。”谆谆教导继承者要清楚文献典籍的重要性。章宗登位当年，便“命学士院进呈汉、唐便民事”，并“诏有司稽考典故，许引用宋事”。明昌二年（1191）四月戊戌，章宗又命“增太学博士助教员。己亥，学士院新进唐杜甫、韩愈、刘禹锡、杜牧、贾岛、王建，宋王禹偁、欧阳修、王安石、苏轼、张耒、秦观等集二十六部”。五年，又“诏购求《崇文总目》内所阙书籍”。[270]《金史》中有这样一段文字：大定十四年（1174）四月乙亥，世宗御垂拱殿，帝及诸王侍侧。当论及兄弟妻子之际时，世宗曰：“妇言是听而兄弟相违，甚哉。”帝对曰：“《思齐》之诗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臣等愚昧，愿相励而修之。”因引《常棣》华萼相承，脊令急难之义，为文见意，以诫兄弟焉。[271]如上记载，生动地说明金朝统治者之间不仅在学习汉族的典籍文献，而且在熟练地引用儒家经典用于治国修身了。史载金朝大臣宗宪“未冠，从宗翰伐宋，汴京破，众人争趋府库取财物，宗宪独载图书以归”[272]。说明了金朝有识之士对文献典籍的重视。他们不但重视对文献典籍的收集，而且还认真学习这些文献典籍。比如：“章宗为金源郡王，喜读《春秋左氏传》，闻履博洽，召质所疑。履曰：‘《左氏》多权诈，驳而不纯。《尚书》、《孟子》皆圣贤纯全之道，愿留意焉。’”史载：“初河溢曹州，帝问曰：‘《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不言河决，何也？’履曰：‘《春秋》止是鲁史，所以鲜及他国事。’”[273]这反映出金朝君臣对文献典籍的学习已经达到了十分深入的程度。

四、给史官以一定的地位并提出直书的要求

金朝统治者不仅重视对史学人才的选拔和培养，而且给史官以特权和更多接触社会调查研究的机会，使他们能够积累更多的第一手资料并扩大见闻。大定七年（1167），世宗“诏修起居注王天祺察访所经过州县官”。十二年（1172）十一月戊子，上屏侍臣，与宰臣议事，记注官亦退时，世宗指出：“史官记人君善恶，朕之言动及与卿等所议，皆当与知，其于记录无或有隐，可以朕意谕之。”[274]十七年（1177），修起居注移剌杰上书言：“朝奏屏人议事，史官亦不与闻，无由纪录。”上以问宰相，（石）琚与右丞唐括安礼对曰：“古者史官，天子言动必书，以儆戒人君，庶几有畏也。周成王翦桐叶为圭，戏封叔虞，史佚曰：‘天子不可戏言，言则史书之。’以此知人君言动，史官皆得记录，不可避也。”世宗回答：“朕观《贞观政要》，唐太宗与臣下议论，始议如何，后竟如何，此政史臣在侧记而书之耳。若恐漏泄几事，则择慎密者任之。” [275]朝奏屏人议事，记注官不避自此始。这段记载说明史官的权利在金朝最终被承认，而其地位也得到实质性的提高。章宗即位后，完颜守贞与修起居注张暐曾奏言：“唐中书门下入阁，谏官随之，欲其预闻政事，有所开说。又起居郎、起居舍人，每皇帝视朝，左右对立，有命则临阶俯听，退而书之，以为起居注。缘侍从官每遇视朝，正合侍立。自来左司上殿，谏官、修起居注不避，或侍从官除授及议便遣，始令避之。比来一例令臣等回避，及香阁奏陈言文字，亦不令臣等侍立。则凡有圣训及所议政事，臣等无缘得知，何所记录，何所开说，似非本设官之义。若漏泄政事，自有不密罪。”[276]章宗同意了这一奏议。承安五年（1200）尚书省奏：“右补阙杨庭秀言，乞令尚书省及第左右官一人，应入史事者编次日历，或一月，或一季，封送史院。”[277]章宗是其言，仍令送著作局润色，付之。宣宗兴定二年（1218），曾“诏国史院编修官马季良持告敕金币”[278]前往招降冯天羽等人。金朝统治者还常常赏赐对著史有贡献的史官。当《太宗实录》修成后，世宗“赐良弼金带、重彩二十端，同修国史张景仁、曹望之、刘仲渊以下赐有差”。后又“以进《睿宗实录》，赐通犀带、重彩色二十端”[279]。

在重视史官的权利和地位的同时，金朝统治者也对史官提出严格的要求。世宗曾谓宰臣曰：“海陵时，修起居注不任直臣，故所书多不实。可访求得实，详而录之。”参政孟浩进曰：“良史直笔，君举必书，自古帝王不自观史，意正在此。”[280]君臣之间不仅汲取历史的教训，而且强调良史必须直笔。世宗曾说：“朕观前史多溢美。大抵史书载事贵实，不必浮辞谄谀也。”并认为：“事当任实，一事有伪则丧百真，故凡事莫如真实也。”[281]他还认为：“海陵时，记注皆不完。人君善恶，为万世劝戒，记注遗逸，后世何观？其令史官旁求书之。”[282]明确史官不得遗漏人君善恶史实，否则就会成为万古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