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国民政府史：革命新闻事业大步向前

一、新闻事业的发展

新闻报刊是重要的舆论工具。国民政府十分重视革命的新闻事业。北伐出师以前，广州便有《广州民国日报》《政治周报》《人民周报》《中国农民》《犁头周报》等革命报刊问世。北伐军光复武汉，特别是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迁到武汉后，武汉更成为革命的新闻宣传中心。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武汉虽有董必武以郭炯堂的名义创办的《楚光日报》、钱介磐主办的《武汉评论》以及湖北省临时农民协会主办的《湖北农民》、湖北省妇女协会主办的《湖北妇女》等革命报刊，但多数报刊却是商业性的，有的更以黄色宣传取胜。为了控制武汉新闻界，吴佩孚、肖耀南除自办御用报刊以外，还以种种手段笼络和收买武汉的报界人士。据当时人士揭露，武汉的一些“报馆通信社，遍设于烟馆妓院之内”^[78]，“吴佩孚部下参议、咨议等虚职，汉口报界的新闻记者恐怕要占三分之二，各报记者狂嫖滥赌，买马票、扠麻雀、讨姨太、购婢女，也无不是吴佩孚、肖耀南、陈嘉谟的津贴”^[79]。北伐军打到武汉，一些军阀的御用报人逃之夭夭，他们办的反动报刊也随即关闭。一些商办小报，慑于革命的气势，也纷纷停刊。继续出版发行的报刊中，不乏诋毁、攻击革命的言论。正像国民党汉口特别市党部机关刊物《汉声周报》分析的那样：“各报的一千元、一千五百元的津贴无形的取消。平日一切挥霍的费用，无人接济。这种痛苦明明是革命军给的。……所以他们将报纸张数减少，将重要消息搁置，压抑革命的宣传，并于字里行间隐以攻击国民政府的形迹。”^[80]针对这种情况，刚进入武汉的北伐军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副主任郭沫若为了压制反动的宣传，扩大革命的影响，封了两家很反动的报馆，同时组织了以包惠僧为首的“新闻检查委员会”，颁布了《新闻检查条例》。条例规定：“凡报馆及通讯社，如有发表违背党义，及不利于革命之记载，而拒绝检查者，除将该报馆通讯社即行封禁外，所有负责人员，一律以军律惩办。”^[81]经过这种大刀阔斧地整顿，武汉地区新闻事业的面貌逐渐改观。有关当局还在整顿的基础上，公布了诸如《新闻电报章程》等制度、原则，俾以宣传革命思想和国民政府的各项政策措施。

在整顿原有报刊的同时，各种革命报刊应运而生，扬葩吐艳，迎来了一个全面发展的新阶段。党、政、军、工、农、青、妇、学、商等机关、军队、团体创办的各类报刊骤然勃兴，竞相问世。除《楚光日报》《政治评论》《湖北农民》《湖北妇女》外，新涌现的革命报纸有《汉口民国日报》、《革命军日报》、汉口《中央日报》、《武汉民报》、《工人日报》、《农工日报》、《血花世界日报》等。革命刊物有《群众》《武汉评论》《一周时事述评》《湖北政府公报》《汉声周报》《汇报》《中央政治公报》《交通周刊》《党务月刊》《社会月刊》《政治工作周报》《革命工人》《工人导报》《农民周刊》《农民运动》《农民生活》《革命青年》《青年之路》《汉口青年》《赤女》《革命妇女》《妇女运动》《湖北商民》《血光画报》《工人画报》《农民画报》《湖北学生》《汉口市政周刊》《武昌市政周刊》《市民周报》《前敌》《党声》《军人俱乐部》《革命生活》《学兵日刊》《血花旬刊》《讨蒋周刊》《长江怒潮》等。一九二六年底，中国共产党机关刊物《向导》迁汉出版。一九二七年“四一二”前后，国民党中央各部的刊物，如《中国农民》《农民运动》^[82]《商民运动周刊》《海外周刊》《中国工人》以及全国学联的《中国学生》等，也移汉出版。各机关团体还创办了《血光通信社》《人民通信社》《农工通信社》《劳工通信社》以及《川汉通信社》等。武汉的新闻宣传事业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据初步统计，在一九二七年上半年，也即是武汉政府的全盛时期，武汉地区有各种报纸三十余种，刊物六十余种，通信社十余家，超过上海、广州，而与北京大体相等。

为了切实指导武汉地区的新闻宣传工作，武汉政府每周召开一次宣传工作会议，由邓演达任主席，鲍罗廷、孙科列席指导，出席者为中央、省、市党报编辑各一人，汇报编辑一人，总政治部一人，中央、省、市宣传部一人，外交部代表一人，讨论和布置宣传要点，使新闻宣传事业为武汉政府的反帝反封建政策服务。^[83]中国共产党中央负责宣传工作的瞿秋白以及中国共产党湖北区委的负责人，也通过在各个革命报刊里主持工作的董用威、宛希俨、高语罕、沈雁冰、潘汉年、杨贤江、谢远定、曾钟圣（中生）、陆更夫等共产党员，把党的意图和主张及时地反映出来，动员各阶层群众投入到大革命的洪流里。

一九二七年春，以《汉口民国日报》为首，武汉的一些报刊和通信社发起组织“武汉新闻记者联合会”，公推《汉口民国日报》主编宛希俨为筹备委员会主任，负责起草记联章程。三月二十日，“武汉新闻记者联合会”在汉口“血花世界”正式成立。参加的单位有《汉口民国日报》、汉口《中央日报》、《楚光日报》、《革命军日报》、《江声日报》、《汉口商报》、《汉口新闻报》、《大汉报》、《公论报》、《大陆日报》、《新民报》、《鄂报》、《黄报》、《血花世界日报》、《上海新闻报》、《上海商报》以及《人民通信社》、《血光通信社》、天津《国闻通讯社》等单位，正式会员一百零五人。记联在成立宣言中，号召武汉新闻记者在武汉政府的领导下“成为大多数痛苦民众的喉舌，而形成一种左右政治、左右社会的舆论权威”，要求武汉新闻记者拥护武汉国民政府，拥护三大政策。^[84]成立会选出陈启修（中央日报）、宛希俨（汉口民国日报）、邹碧痕（汉口商报）、邓瘦秋（人民通信社）、秦君侠（楚光日报）、王民仆（公论报）、喻的痴（上海新闻报）、邵季昂（人民通信社）、凤竹孙（汉口新闻报）九人为武汉记联的执行委员，王子林（大陆日报）、罗普存（江声日报）、黄达权（楚光日报）三人为候补执行委员。武汉记联的成立，有助于团结武汉新闻界，在武汉政府的统一领导下从事革命宣传，造成一个强有力的反帝反封建的舆论。就在记联成立不久，蒋介石公开叛变了革命，武汉记联立即通过了《质问蒋介石摧残革命舆论》和《肃清新闻界反动分子》等决议。《汉口民国日报》登载了上海总工会的长篇报告《蒋介石屠杀上海革命工人记实》，《中央日报》副刊登载了郭沫若的著名文章《请看今日之蒋介石》。各个报刊和通信社大张挞伐，掀起了一个声讨蒋介石的高潮，有力地配合了武汉地区的讨蒋运动。武汉记联还出面发起召开全国新闻记者联合会，准备把全国新闻界团结起来，共同讨伐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和新军阀蒋介石，把革命进行到底。

武汉政府属下的其他各省，新闻宣传事业也有发展。当时，除广州、梧州、上海有以《民国日报》命名的国民党机关报外，新光复的长沙、汉口、南昌、福建等地也办起了当地的《民国日报》。各地党、政、军、群创办的革命报刊，数量之多，影响之大，在中国报刊史上都是少见的。一九二六年底，长沙成立了“新闻记者联合会”，参加的报社有《湖南民报》、《南岳日报》、长沙《大公报》、长沙《民国日报》、《商民日报》五家，通信社有十一家，会员百余人。一九二七年一月，南昌筹组“新闻业协会”，参加协会的有南昌《民国日报》《和平日报》《工商日报》《中庸日报》《民声日报》《江西日报》《贯彻日报》等报社的经理、社长、编辑和记者四十余人。三月二十五日，湖南召开了历史上的第一次新闻记者代表大会。在谢觉哉、龚饮冰、彭瑞初等人的主持下，确定该会的宗旨是：组织健全广大的言论团体，扑灭封建思想与反动言论，推动民主主义新政纲的实现，鼓吹社会主义的国民经济的组织，特别注重农工利益，拥护民主集中制的党纲，给国民以国际知识、促进世界革命，提高言论的价值与信用以谋新闻事业的发展。大会决定：请省党部通令各县党部办一党报（日刊或周刊）；各报应辟专栏刊载农工消息，篇幅至少应占版面的四分之一；禁登反革命反农工运动广告，禁登颂扬个人的广告；取缔消闲的副页，查禁淫秽报纸等。^[85]这些宗旨和决议，具有鲜明的反帝反封建思想，不仅有助于民族、民主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为报刊和新闻事业的发展，也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和任何事物的发展一样，武汉政府时期新闻报刊事业的发展，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以江西为例，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十一日和十二月二十日，国民党江西省党部和南昌市党部分别创办了江西《民国日报》和《贯彻日报》，由共产党人谢鑫、陈资始和陈奇涵、舒味三主持。两报在宣传革命思想、三大政策，提高群众革命觉悟方面，起了很大作用。因为这样，引起了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和国民党右派的极端敌视。蒋介石在南昌大搞军事独裁，与武汉政府分庭抗礼时，竟于一九二七年一月十九日改组江西《民国日报》，以反共分子肖赣为该报总经理，刘伯伦为总编辑，使该报一变而为反苏、反共、反工农的喉舌。同时，又强行封闭了《贯彻日报》。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坚决反对蒋介石的独裁行为。三月十五日，也就是在蒋介石离开南昌的那一天，江西民国日报社的工人举行罢工，抗议反共分子和国民党右派在《民国日报》上宣传反动言论，刊登反动报告，迫使该报连续十多天无法出刊。四月初，武汉国民党中央决定改组为蒋介石、段锡朋把持的国民党江西省党部，江西人民在方志敏、朱德等领导下，夺回江西的军政大权，两报又才重新改组或启封。

一九二七年五月中旬以后，武汉的政治、军事形势急剧恶化。原来想借共产党和工农群众的力量，以武汉为基地，与蒋介石争夺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中枢权力的汪精卫等，迅速地向右转。他们把革命遇到的困难，归咎于共产党和工农运动，并为此于六月二日在汉口召开了国民党中央及湘鄂赣三省党部、党报联席会议。出席会议的除各级党部负责人外，还有《汉口民国日报》的石信嘉，汉口《中央日报》的朱一鹗，《武汉民报》的张菘林、邵季昂、曾钟圣、刘韶清，英文《中央日报》的许孝炎，《革命军日报》的徐文台、米世珍，江西《民国日报》的胡辣生，九江《国民新闻》的严润生，《人民通信社》的帅元钟等人。因“马日事变”后湘鄂交通断绝，湖南方面未来人参加。会上，汪精卫、陈公博竭力指责所谓“偏重工农运动而忽视工商者之联合的错误”，大谈什么“应联合农工及工商业者共同奋斗”的道理，为他们限制与镇压工农运动的行为辩护。这次会议，自始至终贯彻了汪精卫集团“纠偏”工农运动的基本精神，是他们阴谋利用新闻宣传事业制造“分共”舆论的一个重要步骤。

二、武汉地区的主要革命报刊

《汉口民国日报》为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机关报，创刊于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二十日，社址在汉口模范区歆生路忠信二里四号。^[86]报社的经理为董用威，总编辑先后为宛希俨（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一九二七年三月）、高语罕（一九二七年三月——四月）、沈雁冰（一九二七年四月底——七月），主要编辑有石信嘉、马念一（哲民）、孙际旦、李达可等，是一份共产党人领导的、以国共统一战线的公开面貌出现的大型日报。报纸最初为每日对开三大张，一九二七年元旦后改为五大张，其中新闻六版，广告四版。沈雁冰任总编辑后，从五月份开始，另附不定期的副刊。报纸的新闻部分，刊有新闻照片，这是武汉报界的创举，该报联系湖北、武汉地区党、政、军、工、农、商、学各界，在上海、北京、广州、南昌、长沙、福州、莫斯科、日内瓦、伦敦、巴黎、纽约都聘有特约通讯员，联系面广，综合性强，比较全面、忠实地反映了武汉政府时期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等方面的情况，备受国内读者的欢迎，国外的联系和影响也很大。原来发行四千多份，以后增至一万余份，仍供不应求。汪精卫公开叛变后，董用威于七月十八日辞去《汉口民国日报》经理职务，报纸编辑部被迫改组。汪精卫先后派杨绵仲、曾集熙接管了报纸，使其成为他们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喉舌，直到九月三十日在新军阀斗争中停刊。综计《汉口民国日报》共出版了三百零六期。《汉口民国日报》不仅在当时宣传了武汉政府的革命政策、支持了工农运动，揭露了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及国民党右派的反革命罪行，推动了革命的发展；至今仍是研究武汉政府历史的宝贵资料。

《楚光日报》原来是董必武以郭炯堂的名义，于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创办的。从组织上说，当时属于地下的国民党湖北省党部，但领导人则全是共产党人。实则是在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下，最早公开出版的一份日报。武汉三镇光复后，先成为国民党“中央党部所直辖之报纸”，后才明确为国民党汉口特别市党部的机关报。^[87]它最早的主编是宛希俨，宛调往《汉口民国日报》后，先后由秦君侠、彭兴道继任。以往，为躲过军阀的新闻检查，报纸只是慎重而巧妙地选择新闻和消息，通过各种专栏向广大读者介绍社会主义苏联的情况、广州国民政府的发展以及国内外大事，让身处军阀淫威下的读者开阔眼界，明辨是非。这时的报纸则公开地站在革命的立场上，为北伐战争擂鼓助威，为工农运动呐喊叫好，积极宣传武汉政府的政策和共产党的反帝反封建主张。“四一二”后，它率先提出了“打倒背叛党国残杀工农的蒋逆介石”的革命口号。还与《汉口民国日报》一道，掀起了一个声讨蒋介石、夏斗寅、许克祥的革命舆论高潮，站到了声讨这伙革命叛徒的前列。“七一五”后，报纸被迫停刊。《楚光日报》前后共出版约四百期，在党的革命斗争史和革命报刊史上占有光辉的一页。

《革命军日报》为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机关报，一九二六年八月创刊于湖南衡阳，十月迁来武汉。主编先是潘汉年，“四一二”后改为杨贤江，他们都是共产党员。因为邓演达除任总政治部主任外，还兼任武汉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长，所以该报不仅报道国内外新闻、军事动态，还经常报道一些有关农民生活以及邓演达等国民党左派对农民土地问题看法的文章，对推动革命形势的发展起过一些作用。“马日事变”发生后，该报在副刊上专门转载了一篇题为《湖南政变与讨蒋》的文章，主张坚决镇压。文章说：“此时，武汉方面讨蒋运动的空气似乎很浓厚，倘若没有决心解决湖南问题，铲除这些豪绅代表的小蒋介石，那么我们恐怕南京的大蒋介石尚未铲除，武汉治下的许多小蒋介石——豪绅恶霸以及许克祥等叛徒，倒可以将国民政府推翻了！而且蒋介石可以说：你们讨我，但是你们境内也和我这里一样。”^[88]这种分析，入木三分，切中汪精卫集团的要害。当汪精卫一伙借口武汉经济困难的原因在于共产党错误的工农政策，提出“先分共，后讨蒋”的口号时，该报又发表社论，驳斥对共产党和工人运动的诬蔑和攻击，反对“分共”，坚决主张：武汉民众想要求生谋活，也只有“杀到南京去，打倒蒋介石”^[89]。报纸的这种倾向，当然为汪精卫一伙忌恨，“七一五”后即被勒令停刊。

汉口《中央日报》为武汉国民党中央机关报。该报于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迁汉后即开始筹备，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二日正式出版发行。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顾孟余兼社长，陈启修（时为共产党人）任主编，孙伏园为副刊主编。该报在出版广告中宣称，它“为中国国民党中央党报，职在作本党之喉舌，指示国民革命之理论与实际，以领导全国革命民众实行国民革命；同时并欲提倡文学美术趣味，使中国全国文化程度，能随革命潮流之高涨而提高”^[90]。报纸创刊不久，尚有一些革命气息，如最早在副刊上发表郭沫若的《请看今日之蒋介石》一文，对人们认清蒋介石的反动面貌，推动当时的反蒋斗争，起了一定作用。但是，随着汪精卫集团逐渐向右转，报纸也办得越来越没有生气。回答反动派对湖南农民运动攻击的《湖南农民运动的真实情形》一文，它拒绝刊载；它也“拒绝登载那些反蒋的‘过火’的新闻和言论，说是留着将来见面的余地”^[91]。有人批评该报“对于其所负的任务，简直没有完成其万分之一”^[92]；有人指斥该报主编陈启修是“顾孟余的走狗，是投降了国民党的，所以他的心是黑的”^[93]。

《武汉民报》由国民党湖北省党部与唐生智的国民革命军前敌（第八军）总指挥部合办，是在勒令反动报纸《正义报》停刊后，利用它的设备于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日发刊的。原定主编为曾钟圣，张菘年（申甫）由沪来汉后，即由张担任。编辑先后有曾钟圣、刘韶清、邵季昂等。副刊名《红光》，由顾仲起主稿。因为编辑多是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报纸的政治倾向总的说来还是进步的。当汪精卫等鼓吹既要反蒋又要反共、蓄谋叛变革命时，该报在副刊上发表了叶平的署名文章《谈谈中国革命问题》，严正指出：“最近颇有人提出‘反共反蒋’的口号，他们很想再找一条出路，以维持其政治生命。他们的意思，以为蒋介石公然地反对革命，自然要反对。但共产党做工农运动太过火了，也一样的要反对。他们不愿意往右边去，也不愿意到左边来，他们很想站在中间。可是，他们没有想到中国革命只有两条路，即资本主义的路和非资本主义的路。所以凡是不愿意到左边来的人，虽然在表面上说不往右边去，其结果一定做了反革命。”因此，文章强烈要求：“继续拥护总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积极发展国民政府治下的农工组织，勇敢地惩办一切反动派，……出师东征和肃清湖南，打倒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蒋介石、许克祥等。”^[94]很明显，这篇文章的矛头实际指向了汪精卫、唐生智，揭露了他们必然走向反革命道路的归宿，因而使汪、唐大为恼怒。“七一五”后，立即勒令该报停刊。

《向导》周报为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刊物，一九二二年九月十三日创刊于上海，后迁至北京、广州。北伐军光复武汉后，迁至武汉，在武汉最早编辑发行的是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五日出版的第一百八十期。在汉出版期间，该刊宣传了党的反帝反封建主张，指导了民族民主革命的发展，支持了国共合作的武汉政府。在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鼓吹的“南北妥协”“共同反赤”阴谋，揭露与声讨蒋介石的反革命罪行等问题上，立场坚定，旗帜鲜明。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七日出版的第一百九十一期上，发表了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上半部分，驳斥了反动派对湖南农民运动的攻击，回答了党内右倾分子对湖南农民运动的责难，支持了湖南和全国的农民革命斗争。《向导》周报后期也发表过一些有错误倾向的文章。虽然如此，它仍是党在大革命这一时期主要的指导性刊物，对革命形势的发展做出过贡献。当时的武汉，人们争看《向导》，有时一期连续印四五次、发行到十万份以上，都不能满足群众的需要。七月十八日，当汪精卫集团已经叛变、白色恐怖弥漫武汉时，《向导》周报还以战斗的姿态编辑发行了第二百零一期。总计它在武汉共出版了二十二期。

《群众》周刊为中国共产党湖北区委机关刊物，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一日创刊。编辑及发行处原在武昌黄土坡，后移至汉口后城马路长江书店。主要撰稿人有张国焘、陈潭秋、李立三、恽代英、罗章龙、林育南、陆沉、葛季膺、郑超麟等。该刊辟有时事短评、专论、武昌通讯、硚口通讯、群众呼声等专栏，“对于湖北政治经济及民众运动备述无遗”。根据湖北武汉地区革命形势的发展，它及时提出指导性意见，“见解独到，主张正确”。它不仅在湖北广泛发行，也传布到湖南、江西、四川等省，可称为“‘群众的革命化’和‘革命的群众化’的急先锋”^[95]。它也是我们研究大革命时期湖北和武汉地区历史以及武汉政府的一些理论、政策问题的重要文献。

《武汉评论》周刊创刊于一九二六年春，北伐军占领武汉后成为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机关刊物，负责人和主要撰稿人有董用威、钱介磐、邓初民、张郎先、马毓英等，每期发行二万份；《汉声周报》国民党汉口特别市党部主办，创刊于一九二六年十月，负责人和主要撰稿人有宛希俨、詹大悲、谢远定、罗文骥等。这两个刊物虽然都属于国民党的省、市党部，但因主要负责人和撰稿人多是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其对于国内政治的评述，对湖北和武汉地区一些问题和事件的看法，对工农运动的态度，都比较正确和客观，推动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如当蒋介石已在上海等地屠杀工农、汪精卫等人在武汉也跃跃欲试时，《汉声周报》特意发表了在国民党内有影响的何香凝的《扶助农工的感想》一文，指出：“工农实为国民革命的主力军。要完成国民革命，只有切实扶助农工。……扶助农工就是革命，摧残农工就是反革命，要革命应急速打倒反革命党——摧残农工的分子。”^[96]这就揭露与谴责了蒋介石的反革命罪行，并给汪精卫等人当头一棒，在当时传诵一时，影响很大。

《湖北政府公报》由湖北省临时政务委员会（后为湖北省政府）秘书处编辑，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创刊，每周一期。定期公布各种政纲、宣言、命令、法规、公函、公电、咨文、呈文、布告、省市政府会议记录等；《汉口市政周刊》《武昌市政周刊》是三镇未成立统一市政府以前汉口特别市和武昌市政府的公报，“除公布市政府之法令、布告、函件、规章等公文外，复拟宣传市政知识，讨论市政问题，报告市政设施，统计市区实况”^[97]。以上几种公报，对于宣传各级政府的政策、法令、施政措施，密切政府和群众的关系，很有作用。它们也是研究武汉政府时期历史的重要原始资料。

《工人导报》湖北省总工会主办，创刊于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为五日刊。省总工会主要负责人李立三、刘少奇、项英、林育南、许白昊等经常为该报写稿，在湖北和武汉地区工人中影响很大。该报积极指导工人阶级的斗争，领导工人进行了反对封建军阀、收回英租界、维护党权运动、反蒋斗争、镇压夏斗寅叛乱等活动，并为提高工人工资、改善工人的劳动条件、争取工人的各项政治权利做出了贡献。后来，“因出版时间隔得太久，供不应求”，乃于一九二七年六月十一日起改为《工人日报》。

《湖北农民》湖北省农民协会主办，创刊于一九二六年二月。中间停了一段时间，五月后才恢复，并由半月刊改为月刊。刊物非常注意通过国内外和地方的重大事件向农民进行形势教育，通过反映各地农运的成果来鼓励农民的革命斗志，并能针对农民运动中的种种问题提出指导性意见。每期包括重要时事、论文、农运消息以及特别记载、名词解释、故事笑话等多种内容，语言浅显通俗，文章短小精悍，深受农民群众的欢迎。《农民运动》一为国民党中央农民部所办，为周刊；一为湖北省农民协会主办，为月刊。前者创刊于广州，从第二十四期（一九二七年五月一日发刊）起在武汉编辑发行，主要由邓演达、陈克文、俞墉等人负责。该刊以大量篇幅报道了全国农民运动的实际情形，明确指出：“农民问题到现在已经成中国一切革命的根源，也是革命成败的分水岭”^[98]，不赞成国民党右派和土豪劣绅屠杀农民。后者创刊于一九二七年五月，它旗帜鲜明地回答与反击了强加在农民协会身上的各种诬蔑不实之词，揭露与鞭挞了背叛孙中山的三大政策、疯狂镇压工农运动的反革命行为，指导着“民主与封建，光明与黑暗的斗争”中的农民革命斗争。在汪精卫等紧锣密鼓、密谋发动反革命政变前夕，更于七月五日改月刊为二日刊，勇敢地与反动派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一周时事述评》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编印，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开始刊行。述评对国际间发生的大事、北洋军阀的腐朽没落、武汉政府的政策措施等，都有固定的介绍和评述。对武汉国民政府的评介，一般分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司法、文教、党务等方面。资料翔实可靠，消息及时，有助于人们了解国内外大事，了解武汉政府的方针政策。也是研究大革命历史的宝贵资料；《社会月刊》也由总政治部编印，一九二七年二月发刊。内容包括时事评论、本月内国际形势述要、社会调查、各地政治经济状况、各军师社会股工作、社会杂谈、诗歌等。该刊所做的社会调查以及介绍的各地政治经济情况，开阔了人们的眼界，很有参考价值。

《前敌》国民革命军前敌（即第八军）总指挥部政治部主办，一九二六年十月二十日创刊，先为周刊，后改为旬刊。内容包括短评、论文（思想批评、政治分析）、工作情况（军队中政治工作、群众运动、党的工作）、文艺、读者之声等。刊物虽然属于唐生智系统，而主要撰稿人曾钟圣、熊受喧、张其雄等都是共产党人。当有人攻击蓬勃发展的工农运动时，刊物在《工潮与革命前途》一文中驳斥道：“工潮与革命，实不相反，而且相成。日前唐总指挥致湖南省政府一电有云：‘近来农村纠纷之激烈，乃民主势力与封建势力斗争之必然现象。’至理名言，我们应当深加领略！农村之纠纷如此，工厂之纠纷（工潮）亦然。”^[99]既注意了斗争的策略，又达到了斗争的目的；《党声》旬刊也属于唐生智系统，编辑者也是曾钟圣等人，创刊于一九二七年四月十日。主要刊登国民党党义、党史及国内外政治、经济、社会状况、新诗词等。“四一二”后，该刊先在《汉口民国日报》上刊出“打倒蒋介石专号征文启事”，连续刊登达一月之久。不久，又在报上刊出“专号”正式出版消息，并附文章目录、作者等，为时又一个多月。这种讨蒋方式，别开生面，很有宣传效果。

《革命生活》日刊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部主办，发刊于一九二七年二月十日。该刊受军校政治总教官恽代英的影响甚大，编辑者和主要撰稿人袁澈、陆更夫等又都是共产党员，基本上反映了共产党的观点和主张。内容除校园消息、同学论坛以外，也涉及社会上的重大斗争，在反击帝国主义侵略，反对蒋介石叛变革命，支持蓬勃发展的工农运动等问题上，态度都很坚定。每逢重大节假日和事件，如三八、三一八、五一、五四、五五、五九、五卅、孙中山逝世纪念日、中央农民运动宣传周、欢迎第三国际代表、讨伐蒋介石等，都出特刊，表明看法，提出要求。如在“五四”特刊上，陆更夫著文说：“是农工领导学生，学生是农工解放的同盟军”，“革命学生的出路是什么？武装起来——是军人；到田间去——是农民；到工厂去——是工人；今后五四精神——要使工人农人来继续！要革命的青年来把它发扬着。”^[100]这就揭示了在革命与反革命激烈较量时青年学生的革命道路，提出了青年学生与工农兵结合，在工农领导下进行斗争的问题。刊物在提高军校学员的政治觉悟，使其成为为工农解放而奋斗的革命战士方面，起了很大作用；《讨蒋特刊》由在讨蒋运动中成立的“中央军校各期学生讨蒋运动委员会”主办，发起人为曾钟圣、陆更夫、叶镛、周景绅、杨倬云等黄埔学生，李沈（澄）澜具体负责编辑。它在启发和动员黄埔学生参加反蒋斗争方面起过一定作用。

七月十五日，汪精卫在武汉发动反革命政变，各地的革命报刊或被封闭，或被夺权；许多进步一些的民办报刊，也受到打击。由于革命在全局上败了阵，兴盛一时的新闻宣传事业也顿时凋零。但是，武汉政府时期的新闻事业，在提高群众觉悟，壮大革命声势，推动革命发展方面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它也为以后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新闻事业的发展，提供了不少有益的经验。

【注释】

[1]《湖北政府公报》第2期附录，1926年12月6日。

[2]《武汉中央党政联席会议第1次会议记录》1926年12月13日。

[3]《一周时事述评》第17期。

[4]《一周时事述评》第12期。

[5]《武汉中央党政联席会议第3次会议记录》1926年12月17日。

[6]《湖北政府公报》第2期，1926年12月6日。

[7]《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2月27日。

[8]《农民运动》第28期，1927年6月18日。

[9]《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3月23日。

[10]《湖北政府公报》第6期，1927年1月3日。

[11]《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6月27日。

[12]《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14次会议》1927年4日21日。

[13]《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4月27日。

[14]《市声周报》第6卷，第2、3期合刊，1927年1月9日。

[15]《市声周报》第6卷，第5期，1927年1月23日。

[16]《湖北政府公报》第2期，1926年12月6日。

[17]《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4月13日。

[18]《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档案》（廿八），第865页，《总商会月报》第7卷，第4号，1927年4月。

[19]《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3月10日。

[20]上海《申报》1926年9月20日。

[21]上海《申报》1926年9月13日。

[22]北京《晨报》1926年12月4日。

[23]《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1月16日。

[24]北京《晨报》1927年1月15日。

[25]《国民政府公报》（广州），第46号，1926年8月。

[26]《湖北政府公报》第2期，1926年12月6日。

[27]北京《晨报》1927年1月15日。

[28]《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4月13日。

[29]《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17、20次会议记录》1927年5月2日、12日。

[30]《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3月15日、5月10日。

[31]上海《申报》1926年11月13日。

[32]上海《申报》1927年1月28日。

[33]《湖北政府公报》第7期，1927年1月10日。

[34]北京《晨报》1927年1月15日。

[35]《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1月20日。

[36]《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档案》（廿八），第865页，《总商会月报》第7卷，第4号，1927年4月。

[37]《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3月9日。

[38]《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宣言、训令及决议案》。(www.xing528.com)

[39]《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3月28日。

[40]《国闻周报》第4卷，第4期。

[41]《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9次会议速记录》1927年4月5日。

[42]《湖北政府公报》1926年第1～7期。

[43]《现代评论》第108期。

[44]《湖北政府公报》1926年第1期，第11页。

[45]参见《中华民国立法史》，正中书局1937年版，第1177页。

[46]《国闻周报》第4卷，第2期。

[47]《湖北政府公报》1926年第5期。

[48]《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速记录》1927年3月15日。

[49]《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速记录》1927年3月15日。

[50]《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决议录附录》，第51页。

[51]《忆董老》第一辑，湖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53页。

[52]《现代评论》第108期。

[53]《现代评论》第108期。

[54]刘少奇：《关于大革命历史教训中的一个问题》，1937年2月26日，载《火线》杂志1937年。

[55]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7年），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104页。

[56]《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5页。

[57]《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4页。

[58]同上书，第635页。

[59]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7年），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259页。

[60]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编：《党史研究资料》（2），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13页。

[61]《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致中国国民党革命同志书》1927年7月。

[62]汉口《楚光日报》1926年10月22日。

[63]《群众》创刊号，1926年11月1日。

[64]《湖北政府公报》第2期，1926年12月6日。

[65]《一周时事述评》第12期。

[66]《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7次会议速记录》1927年3月30日。

[67]《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2月9日。

[68]《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5月12日。

[69]《湖北政府公报》第6期，1927年1月3日。

[70]《宋庆龄选集》，中华书局1966年印行，第14页。

[71]《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筹备经过概略》。

[72]当时规定，新学员入校后需有三个月入伍期，故称入伍生总队。这些学员后编入政治、步兵等科，也为第六期，或称“汉六期”。

[73]取“烈士之血，主义之花”的意思。

[74]《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扩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速记录》1927年3月22日。

[75]《广东文史资料》第27辑，左洪涛等人回忆和崔庸健谈话。

[76]《革命军日报》1927年6月27日。

[77]《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7月25日；另据《广东文史资料》第27辑，左洪涛的回忆：为三营，另炮兵、工兵、辎重、警卫各一连。

[78]《市声周报》第5卷，第29期，1926年7月29日。

[79]《汉声周报》第15～16期合刊，1927年2月7日。

[80]《汉声周报》第15～16期合刊，1927年2月7日。

[81]北京《晨报》1926年12月4日。

[82]广州时期，国民党中央农民部所办的《农民运动》为周刊。一九二七年五月湖北省农协办的《农民运动》为月刊（七月五日起改为二日刊）。当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的《农民运动》周刊迁汉后，武汉便有了两个以《农民运动》命名的刊物，一属国民党中央农民部，一属湖北省农民协会。

[83]《武汉临时中央党政联席会议第4次会议记录》1926年12月22日。

[84]《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3月20日。

[85]《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3月29日、30日。

[86]现在影印的《汉口民国日报》的扉页上，说该报创刊于1926年11月25日。但据11月15日的上海《申报》、11月17日的北京《晨报》和11月18日的《汉口新闻报》预告，该报定于11月20日出刊，又据11月27日上海《申报》载11月22日的汉口通信，该报在11月21日以前已出刊。因此，该报创刊时间应是11月20日。

[87]《汉声周报》第6期，1926年11月24日。

[88]《革命军日报》副刊第15期，1927年6月27日。

[89]《革命军日报》1927年7月7日。

[90]《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3月25日。

[91]瞿秋白：《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

[92]朱其华：《一九二七年底回忆》，新新出版社1933年版，第133页。

[93]《茅盾回忆录》，《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4期。

[94]《武汉民报》副刊第23期，1927年6月24日。

[95]《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1月5日。

[96]《汉声周报》第29期，1927年5月11日。

[97]《市声周报》第6卷，第2～3期合刊，1927年1月9日。

[98]《农民运动》（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第25期，1927年5月28日。

[99]《前敌》第8期，1927年1月10日。

[100]《革命生活》（五四特刊），1927年5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