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都城制度中的唐代长安东西两市

唐代长安与洛阳的市，都是在隋代已建立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长安的东西两市是在隋代都会市、利人市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洛阳的南市是在隋代丰都市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隋代这些市，本来已很繁荣。《两京新记》记载：“东都丰都市，东西南北居二坊之地，四面各开三门，邸凡三百一十二区。”《大业杂记》（唐杜宝著）“大业元年”条，讲到丰都市“周八里，通门十二，其内一百二十行，三千余肆，四百余店，重楼延阁，牙相临映，招致商旅，珍奇山积”。《元河南志》卷一《京城门坊街古迹》“唐之南市”条，有相似的记载：“隋曰丰都市，东西南北居二坊之地，其内一百二十行，三千余肆，四壁有四百余店，货贿山积。唐贞观四年促半坊。”就是说到贞观四年减少半坊，只占一坊半之地。隋代丰都市周围八里，与北魏洛阳大市相同。市每面有三个门，共十二个门，十二个门内当有东西向和南北向的三条大街交叉着。市内已分为一百二十行，共有三千多商店；市的周围，靠墙壁设置有四百多区的邸或店，就是供客商堆货、寓居并进行交易的行栈。这种市内分“行”设置商店，周围设有邸店的制度，为唐代都城的市所沿袭。

长安东西两市的制度，基本上和隋代丰都市相同。市的面积有两坊之地，四面各六百步，即二里长度，与丰都市周围八里相同。市内也同样分设一百二十行，四周靠墙壁建立有许多用作行栈的邸店，只是四面各开二门，比丰都市每面各开三门，少开一门。《长安志》卷八“东市”条：“南北居二坊之地”，原注：“东西南北各六百步，四面各开二门（原误作“一门”，从徐松《唐两京城坊考》卷三改正），……市内货财二百二十行（“二百二十行”当是“一百二十行”之误），四面立邸（即邸店），四方奇珍皆所积集。”《长安志》卷一“西市”条：“南北尽两坊之地，市内有西市局。”原注：“隶太府寺。市内店肆如东市之制。”东西两市商店的总数，当远远超过丰都市的三千之数。日本高僧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四，记会昌三年（公元８４３年）六月二十七日“东市失火，烧东市曹门以西十二行四千余家”（“十二”两字恐有脱误）。四千余家只是东市的一部分商店。

从１９５９年到１９６２年，曾反复多次勘探东西两市，并多次发掘西市遗址。两市面积相近，比文献所说每面长六百步略大，西市南北长１０３１米，东西宽９２７米；东市南北约长１０００米，东西宽９２４米。两市周围筑墙，沿墙有街，中间有“井”字形的街，通向四面的八个门，把全市划分成九个长方形区域。“井”字形街的中心部位，东西宽２９５米，南北长３３０米，即市署和平准署所在。东市的东北角，发现有东西并列的两个椭圆形水池遗址，该即放生池所在。西市经过发掘，得知“井”字形街以外还有小巷。“井”字形街两侧有排水的明沟，巷内道路两侧又有砖砌的排水暗沟。“井”字形街两侧，房基稠密地排列，大小不一，大者面阔１０多米，小者面阔３米多，进深都是３米多，是各种店铺的基址。另外在南大街东端的路南，发现两座圆形建筑遗址，大部分在地下，底小而口大，一座口径５．５米，底径５．１米；另一座口径４．４８米，底径４．０８米，周壁全部夯筑而成，表面抹草拌泥和白灰，当是储藏商品的仓库。

西市的发掘，证实了当时市内按“行”分列的布局。西市南大街东端的路南遗址，出土陶盆、陶罐、三彩陶器残片及大量瓷器碎片，以白釉低圈足的碗盆为多。房址内还发现有石臼、石杵；南侧临街处有小圆坑多处，其中埋有坛罐，推测为饮食业的列肆所在，或即宋代所谓食饭行。西市南大街中部的街南遗址，出土大量骨制饰物如梳、钗、笄和刻有花纹的骨饰，又有料珠、珍珠、玛瑙、水晶等装饰品，还有少量黄金饰物，更有不少骰子、骨料出土。推测是珠宝业的列肆所在，或即宋代经营“七宝”的所谓骨董行。

根据文献，东市有肉行（《剧谈录》卷上“玉鲔活崔相公歌妓”条）、铁行（《太平广记》卷二六一“郑群玉”条，采自《乾蠨子》）。西市的市署前有大衣行（《两京新记》“长安西市”条），还有蠰辔行（《太平广记》卷一七五“李君”条，采自《逸史》）、秤行（《太平广记》卷二四三“窦义”条，采自《乾蠨子》）、绢行（《太平广记》卷三六三“王訫”条，采自《乾蠨子》）、蠱行（《太平广记》卷四三六“张高”条，采自《续玄怪录》）、药行（日本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四“会昌五年正月三日”条）。“行”也或称为“肆”或“市”。唐人小说中讲到的东西两市这些“行”，都是比较著名的，规模比较大的。例如沈既济《任氏传》：“郑子游，入西市衣肆，瞥然见之（指任氏），曩女奴从，郑子遽呼之，任氏侧身周旋于稠人中以避焉。”说明当时西市衣肆规模不小，顾客拥挤，使得任氏可以侧身周旋于稠人中躲避。《唐国史补》卷中：“宋清卖药于长安西市……贫士请药，常多折券；人有急难，倾财救之，岁计所入，利亦百倍。”这个著名的救济贫士和急难的卖药者，即经营于西市的药行。柳宗元《宋清传》说：“清，长安西部药市人也。”西部药市即是西市药行。

东市还有雕版印刷的出版行业，出版各种实用书籍，已知有大刁家和李家。李家曾印刷出版《新集备急灸经》一书，是编者根据流行于当时的诸家灸经选择汇编而成，以供缺医少药的偏远地方救急治病之用。书中画有人体正面“明堂图”上半身，标注穴位，并说明灸法及主治疾病，其中有当时新发现的穴位和治疗方法，着重治疗常见病和急重病。这是一部集大成的专讲灸法治病的通俗读物，当时由东市李家印刷出版发行，对于普及医疗知识，特别是对于缺医少药的地方是有很大好处的①。

当时长安市上已有规模较大的书店。白行简《李娃传》述及：“娃命车出游，生骑而从，至旗亭南偏鬻坟典之肆，令生拣而市之，计费百金，尽载以归。……二岁而业大成就，海内文籍，莫不流览。”这里所说的旗亭，是指市上击鼓钲作为市门启闭信号的楼，上挂旗帜。鬻坟典之肆即指书店。这样“计费百金”可以把需要的典籍“尽载以归”，说明书肆的规模已很大，出售书籍的品种已比较齐全。

西市还设有一种代客寄存保管或收购、出售金银财物和珍贵物品的商行，叫做柜坊（《太平广记》卷二四三“窦义”条，采自《乾蠨子》），当时富户把大量钱财寄存柜坊，待有用途才提取。西市还有寄附铺，可能兼营寄售和收购贵重财物。蒋防《霍小玉传》谈到：“资用屡空，往往私令侍婢潜卖箧中服玩之物，多托于西市寄附铺侯景先家货卖。曾令侍婢浣沙将紫玉钗一只，诣景先家货之。”长安也还有金市。薛用弱《集异记》“王四郎”条讲到长安金市，该和当时苏州金银行（《太平广记》卷二八“刘景复”条，采自《纂异记》）一样，是专门买卖金银的商店，也该设在东西两市中。

长安的东西两市，比较起来，西市要比东市繁荣。《长安志》在“东市”条说：“万年县户口减于长安，又公卿以下居止多在朱雀街东，第宅所占勋贵，由是商贾所凑，多归西市。”在“西市”条又说：“长安县所领四万余户，比万年县多，浮寄流寓不可胜计。”西部不仅人口多，商贾多，流寓的人多，而且番国官吏和胡商大多住在西市周围，因而商业特别繁荣。(www.xing528.com)

由于东西两市商业发达，市上流通的钱，数量十分巨大。唐玄宗天宝年间，江淮一带多“恶钱”，京城中贵戚大商往往可以“良钱”一枚在那里换得“恶钱”五枚，把它载入长安两市使用，以致市井不胜其弊。于是宰相李林甫奏请禁止使用“恶钱”，由官府出粟帛及库钱来换取“恶钱”，为期一年，不输官的办罪。这是天宝十一载（公元７５２年）二月庚午的事。二月庚午“命有司出粟帛及库钱数十万缗于两市易恶钱”（《资治通鉴》卷二一六）。后因商贾群起反对，认为不便，“乃更命非铅锡所铸及穿穴者，皆听用之如故”。从当时官府要用“粟帛及库钱数十万缗”于两市调换“恶钱”来看，说明当时两市上流通的“恶钱”已经相当多；当然整个市上流通的“良钱”比“恶钱”还要多很多，数量十分巨大。

唐代长安虽然没有采用北魏洛阳那样“市”和周围的“里”相结合的“大市”制度，也还允许东西两市周围的“里”中有经营某种手工业和商业的人居住。例如东市西北崇仁坊多制造和修理乐器的商店，“大约造乐器悉在此坊，其中二赵家最妙”（《乐府杂录》“琵琶”条）。

东市之北的胜业坊中多娼妓。蒋防《霍小玉传》讲到陇西李益到长安“博求名妓”，因人介绍得见霍小玉于胜业坊古寺曲。霍小玉自称：“妾本娼家”，“音乐诗书，无不通解”。东市西北的平康坊更是名妓聚居之处。孙蓕《北里志》说：“平康里入北门东回三曲，即诸妓所居之聚也。妓中有铮铮者，多在南曲、中曲。”白行简《李娃传》所说倡女李娃就住在平康坊鸣珂曲。东市西北三个坊聚居制造乐器者和娼妓，这和北魏洛阳大市以南调音、乐律二里居住丝竹讴歌者和妙伎基本上相同。同时平康坊中还有“小铺席”出卖“草?姜果之类”（《北里志》“张住住”条），胜业坊中有人“以小车推蒸饼卖之”（《太平广记》卷四“邹骆驼”条，采自《朝野佥载》）。

东市西南的宣阳坊有彩缬铺（《北里志》“王团儿”条）；宣阳坊西南的长兴坊又有毕罗店（《太平广记》卷二七八“国子监明经”条，采自《酉阳杂俎》），毕罗即是蠳蠶，是胡人所食馒头的一种。东市以南第二坊宣平坊有“卖油者张帽驮桶”（《太平广记》卷四一七“宣平坊官人”条，采自《酉阳杂俎》）；在宣平坊以南的癉平坊，里门旁有胡人鬻饼之舍；宣平坊以东的新昌坊又有“会饮”的“饮所”（均见《任氏传》）。

说明东市以南的一些坊里中有不少的零售小店、食品店以及流动的小贩。

西市也有同样的情况。西市东北的延寿坊有“鬻金银珠玉者”（《唐阙史》卷下“王居士神丹”条）。西市东南的兴化坊（在延康坊以东）有“以贩缯为业”的（《太平广记》卷四八六《无双传》）。西市西南的怀德坊，住有富商邹凤炽，“四方物尽为所收”（《太平御览》卷四九五引《西京记》）。西市西南第二坊丰邑坊，“此坊多假赁方相送丧之具”（《两京新记》卷三）。这和北魏洛阳“大市”周围贩卖者、富人、经营有关丧葬的服务业者居住之里，有相似之处。北魏洛阳有慈孝、奉终二里，专门以出卖棺椁和出租蠦车以及唱挽歌为业，唐代长安这种丧事服务业更有扩展，称为“凶肆”。凶肆专门代人办理丧事，备有各种“凶器”，包括棺椁和殡殓所用器物以及出殡所用车´和威仪之具如謔（用孔雀、野鸭羽毛做成的大掌扇）之类。白行简《李娃传》描写东西二凶肆，由二肆长为首，订立比赛的契约，各自在天门街上，陈列丧葬用具和出殡用的车´、威仪之具，并雇人演唱祭奠、哀挽、送丧的歌曲，召集“士女大和会”，让观众评比，互争胜负。

长安东西两市由市署和平准署主管。二署都属于大府寺。市署设有市令，主管市肆，建立标记，校正度量衡器（每年八月校正），编制各种商品上、中、下三等价格，检验手工业品规格，管理买卖奴婢牛马契约的订立，早晚市门的开闭等。按规定，日午时击鼓三百下，开启市门，日入前七刻击钲三百下，关闭市门。平准署主要职掌官用必需品的购入，官司不用之物和没入官府物品的卖出（见《大唐六典》卷二）。按规定，“凡与官交易及悬平赃物并用中贾（中等价格）”。市上商品的质量和价格，官私间交易，贸易的秩序，都由二署以及市内治安机构维持。特别重要的事，还须京兆尹主持和顾问。例如柳仲郢会昌年间做京兆尹，“置权量于东西市，使贸易用之，禁私制者，北司史入粟违约，仲郢杀而尸之，自是人无敢犯”（《新唐书·柳仲郢传》）。

但是到晚唐，由于宦官专权，皇室腐败，常发生巧立名目，夺取市上财宝的事。德宗贞元年间设立所谓“宫市”，由宦官出使，抑低价格，买取商品。后来又派出数百人到“两市及要闹坊曲”，检阅商人出卖的商品，“左右望，白取其物，不还本价”，但称“宫市”。这数百人因此被称为“白望”①。僖宗广明元年（公元８８０年）左拾遗侯昌业上疏进谏，谏辞中讲到“强夺波斯之宝贝，抑取茶店之珠珍，浑取匮坊，全城般（搬）运”（《通鉴考异》引《续宝运录》）。这就是指责皇室强夺了市上的珍宝，包括来自波斯的宝贝和茶店中陈设的珠珍，以及寄存保藏在市上柜坊中的金银财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