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探中国古代都城制度：西汉长安布局结构

最近看到刘庆柱同志《汉长安城布局结构辨析———与杨宽先生商榷》一文（《考古》１９８７年第１０期），对拙作《西汉长安布局结构的探讨》一文（《文博》１９８４年创刊号），提出了商讨的意见。十分欢迎大家提出不同意见，因为这是我国都城制度发展过程中带有关键性的一个重要问题，通过商讨将使历史真相越辩越明。拙作前文的见解，原来见于拙作《中国都城的起源与发展》一书的“论西汉长安”一章中，当时抽出来略加补充而先发表，目的就在于征求意见，提供讨论。现在拙作《中国都城的起源与发展》一书，已先译成日文，１９８７年１１月在日本出版①，这一问题也已引起日本学术界重视。本文只就刘同志所提出的四个问题，再作进一步的探讨。

　一　长安城是内城还是外郭城

经过考古发掘和调查，结合文献已经画出准确平面图的西汉长安城，我认为属于宫城性质，同时带有内城的性质。刘同志否定这一看法，认定“汉长安城就是西汉长安的外郭城”。这是我们要再探讨的第一个问题。

自从西周初期周公在洛阳建设东都成周，开创小城连结大郭的布局，这种布局曾长期沿袭推广。《吴越春秋》佚文所说：“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居民”（《太平御览》卷一九三所引；《初学记》卷二四所引“民”作“人”，当出于避讳），就成为历代都城建设的准则。我之所以认为长安城带有宫城性质，因为西汉继承了秦代建筑成群大宫殿的风气，长安城内的主体建筑就是以未央宫为中心的五个宫，并且与城外西边的建章宫，有架空的复道相通，成为一个大型的宫殿建筑群。五个宫满布于城内南部和中部，占用城内大部分面积。而且从它的发展过程来看，长安城就是由宫城扩展而成的。《三辅黄图》说：“高祖七年方修长安宫城，自栎阳徙居此城，本秦离宫也。初置长安城，本狭小，至惠帝更筑之。”又说：“长乐宫本秦之兴乐宫也。高皇帝始居栎阳，七年长乐宫成，徙居长安城。”所说“方修长安宫城”和“徙居长安城”都指长乐宫城。《史记·高祖本纪》就说：七年二月“长乐宫成，丞相以下，徙治长安”。《史记·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亦载：高皇帝七年“长乐宫成，自栎阳徙长安”。当时所说的“狭小”的长安城，不是别的，就是长乐宫城。说明“初置长安城”，只是个长乐宫城，原是秦的兴乐宫，所以《皇览》说：“秦有小城，至惠帝乃始大之。”（《雍录》卷二引）由此可知惠帝时所筑长安城，本来就有扩大的宫城性质。

自从汉高祖带着丞相以下官员，徙居长安城即长乐宫城以后，接着在长乐宫以西修建壮丽的未央宫，又在未央宫以北创建北宫，于是到惠帝时，就筑扩大的长安城，把长乐、未央、北宫都包容在内，并在北面留有余地。但是到汉武帝时，又进一步向北扩建宫殿，长乐宫以北建了明光宫，未央宫以北建了桂宫，又增修北宫，因为所留余地有限，不能再在城内扩建，于是“以城中为小”，跨越西城墙，兴建规模更大的建章宫，用架空的复道与城内诸宫相通，长安城内这样布满着皇宫，成为城内主要且占地最大的建筑，长安城作为扩大的宫城，是显而易见的。

还值得注意的是，在高祖和惠帝两代，主持兴建长乐、未央两宫和长安城墙工程的，是由军匠出身、担任“少府”官职的阳成延（一作阳咸延）①，阳成延以主管“天子私藏”和“天子供养”的“少府”官职，长期主持两宫以及长安城墙的兴建工程，长安城作为“卫君”的宫城，也由此可见。

但是必须明确指出，这种宫城，不同于后世只建皇宫的宫城。若以后世都城制度来衡量，这种宫城就具有内城性质。战国以来，随着中央集权政体的出现，原来的宫城以内就有中央官署的设置。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在外郭商业和手工业发展的同时，适应掌管经济方面的官署的需要，以及贵族官僚生活上的需要，宫城以内就有官营手工业作坊甚至市场的出现，当然商人、工匠以及其他生产者也会杂居其间。例如战国时代齐国都城临淄，在西南的小城以内，在宫殿遗址桓公台周围，东西两部发现铁器作坊遗址，南部发现冶铜作坊和铸钱作坊遗址。因此这种宫城已具有内城性质。西汉长安城内是同样情况，宫城具有内城的性质，除主体建筑五个宫和宗庙以外，还存在大量官署、仓库和高官府第，也还有铸钱作坊等，也还有市，雍门以东就有孝里市，同时也还有商人、工匠以及一般居民居住的“里”。我们不能以后世的宫城来衡量它。我认为西汉长安城是具有内城性质的宫城，所以我在前文中指出，战国时代中原各国都城的小城属于宫城性质（或者说内城性质），西汉长安城的性质依然是宫城（即内城）。并不是像刘同志所说那样我“把内城与宫城混称”。

刘同志把长安城看作外郭城的理由是，城内居住大量百姓，并有繁荣的市场和发达的手工业作坊。因为刘同志认为长安的大市———东市和西市都在长安城内，居民的１６０个“里”全在长安城内。我认为这是可以商讨的。东市和西市问题留待后面讨论，这里先谈１６０个“里”的问题。

根据《汉书·地理志》，元始二年（公元２年）长安户口统计，户８０８００，口２４６２００，平均每户只有３人，显然人口数字偏低。一般意见认为这个人口数，只是成年人缴纳算赋的数目，并不包括整个人口数字，如以每户平均５人计算，人口当在４０万以上；再把皇族、士兵、僮仆、游士、客商等计算在内，全城人口当在５０万以上。当时高官府第不在“里”内，一般居民住在“里”中，如果８万户、４０万人分居１６０个“里”，每“里”平均要住５００户、２５００人。根据考古发掘结果，与文献记载相合，长安城内面积共３６平方公里，南部中部全为宫殿、宗庙、官署、高官府第，按考古测定的平面图来看，仅存北部五分之一面积可以容纳居民的“里”，但是北部的西面也还有官署、大官府第以及市与作坊，居民的“里”主要分布在东北一角。即使按五分之一面积计算，也只有７平方公里，怎能容得下１６０个“里”、８万户和４０万人口？刘同志认为这样“城内大多数人偏居于城内一隅”，正是尖锐阶级对立的明显反映。我们认为，即使住得十分拥挤，至少也该像齐国都城临淄的外郭那样，有１８平方公里面积，才容得下７万户到１０万户的人口。汉武帝说：“齐东负海而城郭大，古时独临淄中十万户。”（《史记·三王世家》褚少孙补）可知西汉统治者早已认识到，只有城郭大，才能容得下众多居民。

关于这点，早已有人看到。我过去没有注意，最近看到作为高等学校建筑专业教学用的《中国建筑史》（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版），已经指出：“考古发掘及文献记载表明，长安城内用地绝大部分被五座宫城所占，而记载有闾里１６０个，但宫殿以外所剩地面已有限，不可能容纳这么多居住闾里，所以多数闾里应在外郭中。据记载，城内向北出横门有外郭，向东出三座城门外，也都有外郭，向东南去下杜城（汉宣帝的陵邑）则有大街，这几个方面都可能是长安居民丛聚之处。按照汉以前内城外郭和造郭以居民的传统观点，长安城有外郭也是可以想象的。也只有这样，才能容纳１６０个闾里和８万户居民。”（第３７—３８页）原来这部集体编写的高等学校教科书，已先我而提出这样的看法。所不同的，我认为长安城外，主要存在北面三门以外的北郭、西北雍门以外的西郭和东北宣平门以外的东郭，北郭和东郭比较大，东西两面其他二门和南面并不存在郭区。

还要附带提一下，刘同志在讲到长安城的设计思想时，认为“实际上，汉长安城的设计思想很可能受到《周礼·考工记》的较大影响”。所说《考工记》的影响，就是每面三座城门，每门三个门道，每条经由城门的大街均分为并行的三条道；从未央宫北阙直对横门、横桥的大街，形成一条中轴线，中轴线的前面是朝廷所在，中轴线的后面有市，即雍门以东的孝里市，正与《考工记》所说“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面朝后市”相合。但是我们要指出，《考工记》讲的是王城的体制，并不包括外郭，据此正足以证明长安城并非外郭城。还有一点要指出，西汉长安城每个城门外一定距离设有“外郭亭”用于邮传和防卫。如果像刘同志所说长安城就是外郭城，那么，为什么城外远距离的“亭”还要称“外郭亭”呢？这是讲不通的。

二　长安城外是否存在广大郭区

这是我们要再探讨的第二个问题。我认为长安城外存在着较大的郭区，其中北郭和东郭面积较大。刘同志则否定这一看法，认定长安不存在郭区。

从整个我国古代都城制度发展历史来看，“郭”的建设有一个发展过程，初期的“郭”是没有郭城的，是利用原有山川加以连结而用作“郭”的屏障。清代学者焦循《群经宫室图》在“城图六”下所作说明，认为西周东都成周，“郛方七十里，南系于雒水，北因于郏山”（《逸周书·作雒篇》），说明成周的郭郛是依据洛水、邙山等山水加工连结而成。他并且引用《左传》证明春秋时代郑国都城新郑，郭郛也是“依水而成”，虽然设有“桔粁之门”和“纯门”等郭门，“郭非四面有垣如城然也”。这是个很高明的见解，具有发展的观点。春秋战国时代郭城的建筑逐渐推广，也还有利用山川加工作为屏障的。晋国都城新田在今山西侯马西北，已发现“平望”“牛村”等宫城，在这组宫城东南有冶铜、制陶、制骨等作坊遗址，当是郭区所在，但没有发现郭城，郭的屏障也该是利用浍水等河流加工连结而成。从西汉长安、东汉洛阳直到北魏洛阳，郭的屏障都是利用河流、沟渠，以及新开漕渠加工连结而成的。因为大河和漕渠都筑有堤防，这种防御自然灾害的工程可以加工改造成为防御盗贼和敌人的工程，春秋战国时代开始兴建的方城和长城，就是利用大河堤防连结山地而筑成①。这是古代惯用的修筑防御工程方法。从战国以后，到隋唐以前，“郭”的建筑形式，既有筑郭城的，也还有利用原有河流及其堤防加工连结而成的，较大的“郭”往往采用后一种办法。直到隋唐的都城，才出现雄伟的郭城建筑。

西汉长安的北面郭区是以渭水作为屏障的，从未央宫北阙有大街向北直通横门，由横门有大道向北直通渭水上的横桥，称为横桥大道，这是从未央宫正门北阙直贯城内中部、北部和北郭的一条中轴线，从此可以通往渭北的五个陵邑，成为都城连结北方五个陵邑的咽喉，因此在横桥附近的郭区设有北郭门称为都门。因为当时长安城距渭水只有三里，整个北郭就在渭水以南三里范围内，向西延伸到雍门（西城墙北门）以外地，向东延伸到宣平门（东城墙北门）以外广大地区。从宣平门东出有大道直通漕渠上的桥梁，并向东一直通到霸水上的霸桥，与霸陵相联系，成为长安向东进出的重要咽喉，因此在漕渠上的桥梁以东设有东郭门，称为东都门。

刘同志完全否定长安城外有郭区存在，主要理由有三点：第一，考古工作已开展三十年，长安城外未发现北郭和东郭的郭城遗址。第二，对于如此浩大的建郭工程，史家不会略而不载，而《史记》《汉书》都没有这方面的记载。第三，在所谓北郭和西北郭内，很少发现汉代遗迹、遗物，地下多为淤沙层。在所谓东郭内，宣平门以东２公里有大量秦汉墓葬，并非人烟稠密之地，出西北雍门也有墓地。我们认为，这都是以后世的郭城形制作为衡量的标准。其实，西汉长安的郭区本来就没有郭城的建设，从西周在成周建设郭区以来，即在郭区设置墓地，例如临淄的外郭城中就有大墓发现，曲阜故城中更有许多墓地。至于北郭地下多淤沙层，少遗迹遗物，可能是渭水长期泛滥的结果。

刘同志否认当时长安的外郭门称为都门，认为“东都门因其在长安东出的御道上，又位于宣平门之东，故以邻近的宣平门———都门为名”，并引《汉书·王莽传》“兵从宣平城门入，民间所谓都门也”为证，还说：“实际汉长安城城门亦称都门。”据我看来，此说大有问题。除宣平门以外，其他十一座城门，古文献上没有称都门的，古文献上都只称东郭门为东都门，《汉书》在《元帝纪》《昌邑王传》《疏广传》等三处提到“东都门”，都指东郭门，没有一处指宣平门的。《后汉书·刘盆子传》所说“遂攻东都门，入长安城”，亦指东郭门，我在前文已列举证据。东都门原是东郭门的称呼，宣平门之称为东都门是出于民间的混称，所以《三辅黄图》说“宣平门，民间所谓东都门”，《汉书·王莽传》也说“民间所谓都门也”。这样特别指出是“民间所谓”，就是说“都门”并非它的本名。怎么可以颠倒过来，说宣平门本名都门，东郭门反而是“以邻近的宣平门———都门为名”呢！

刘同志为了否定郭区存在，还对“东郭门”作出否定的解释，认为人们把漕渠“与宣平门以东祖道交汇处称为东郭门（即东都门）”，“东郭门大概就是祖道跨漕渠之上的一座桥”，“所谓东都门不过是座象征郭门的建筑”。刘同志把宣平门以东的大道称为“祖道”，看来出于误会。《汉书·疏广传》说：“太傅受少傅，上疏乞骸骨归，公卿大夫为设祖道，供张东都门外。”所说“祖道”是说出行时祭祀路神，所说“供张”是说在路旁设帷帐而饯行，并非此处有条道路叫“祖道”。《三辅黄图》说：“饮马桥在宣平城门外”，并以饮马桥与横桥、渭桥、霸桥并提，饮马桥可能就是宣平门外漕渠上的大桥。《三辅故事》说：“滕公墓，在饮马桥东大道南，俗谓之马冢。”（《史记·夏侯婴传》索隐引）可见此处确有大道。东郭门该与汉魏洛阳城东的东郭门差不多。洛阳东郭门是在漕渠的“七里桥”以东一里，“郭门开三道，时人号为三门”（《洛阳伽蓝记》卷二“景兴尼寺”条），当是利用附近漕渠堤防加工扩建而构成的。长安东郭门也该在漕渠的桥梁（可能即饮马桥）以东地方，同时在东郭门外还有外郭亭叫轵道亭。据记载，从宣平门到轵道亭有十三里的距离，可见当时长安东郭的面积比较大。程大昌《雍录》卷二《汉长安城图》和杨守敬《水经注图》都把东都门画在漕渠以东地方，是不错的①。(www.xing528.com)

长安东郭门决不是像刘同志所说，只是跨漕渠上的一座桥，不过是象征性的建筑。请看汉昭帝去世后，龚遂陪同昌邑王刘贺进京奔丧路程上的对话，就可清楚地看到东郭门即东都门的确凿存在，决非象征性的。《汉书·昌邑王传》：“贺（刘贺）到霸上，大鸿胪郊迎，……旦至广明东都门，遂（龚遂）曰：礼，奔丧望见国都哭，此长安东郭门也。贺曰：我嗌痛不能哭。至城门，遂复言，贺曰：城门与郭门等耳。”从此可知，霸上是长安东郊，按礼应由大鸿胪“郊迎”，到广明的东都门，即是东郭门，进门即是都城，按礼奔丧者要哭，所以龚遂说：“礼，奔丧望见国都哭，此长安东郭门也。”当时广明必然有具体都门存在，龚遂才会这样说，要刘贺照礼一“哭”，如果只是一座桥，不过是象征性的郭门，龚遂要刘贺按礼“哭”，怎么可能有这样的“礼”呢？接着到了城门，即宣平门，龚遂又重复说同样的话，该是按“礼”进入“都门”与进入“城门”必须同样地“哭”，说明“都门”与“城门”在“礼”具有同样的地位，刘贺回答说：“城门与郭门等耳”，正是这个意思。如果郭门只是象征性的，刘贺怎么可能说“城门与郭门等耳”呢？

刘同志根据张澍辑本《三辅旧事》中两条史料（出处不详），断言一百六十个闾里都在长安城内，是不足信的。依据文献和汉简，可以考见的长安里名不到二十个，绝大多数无法推定它的所在。只有孝里在雍门以内，函里在雍门以外，是可以断定的①。《水经注·渭水》和《三辅黄图》都说雍门，“其水北入函里，民名曰函里门”。所说北入函里的水，是指经过雍门外北上的竬水，可知函里即在雍门以外的西北地方。据此可知西北雍门内外，无论城区或郭区都设有居民的里。其实班固《西都赋》早已指出，从街衢、闾阎到九市，是充满“城”和“郭”的。《西都赋》说：“内则街衢洞达，闾阎且千，九市开场，货别隧分，人不得顾，车不得旋，阗城溢郭，旁流百廛，红尘四合，烟云相连。”

这十句是连贯押韵的一整段，这里以街衢闾阎和九市并论，说明街衢、闾里和市场都不但“阗城”而且“溢郭”。刘同志为了否定郭区的存在，对“阗城溢郭”别作解释，认为这是“属于汉赋中常常使用的骈偶词句，异字相对，以示文章的规整，这里阗与溢，城与郭实际同义，张平子《西京赋》中把汉长安谓之城郭，即可为证”（见于注释瑓瑩条）。这是说，班固为了使用对偶的词句，虚构写成“阗城溢郭”，实际上“溢郭”即是“阗城”。这种虚构的解释，是不符历史实际的。张衡《西京赋》说得十分明白：“于是量径轮，考广袤，经城洫，营郭郛。”李善注引《公羊传》：“郛者何，城外大郭也。”这样以“经城洫”与“营郭郛”相提并论决不是为了文章对偶而虚构的。至于《西京赋》说：“徒观城郭之制，则旁开三门，参涂夷庭，方轨十二，街衢相经”，所说城郭之制，也是兼城和郭而言，并非城郭混称，因为三门和街衢正从城区通向郭区。

应该看到，作为我国古代鼎盛时期西汉王朝首都的长安，是很有规模的。居民８万户，人口５０万以上，不仅是全国的政治中心，又是全国经济文化中心；而且在它的北面和东面陆续建有七个陵邑，强制各地豪富迁来聚居，商业发达，经济繁荣，人才辈出，人口众多，实际上成为长安都城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是班固《西都赋》所说：“若乃观其四郊，浮游近县，则南望杜霸，北眺五陵，名都对郭，邑居相承，英俊之域，绂冕所兴，……盖以强干弱枝，隆上都而观万国也。”所说“名都对郭，邑居相承”，正是指东北两面七个陵邑与长安郭区相对而相承。当时建设长安的整体设计思想，包括皇宫城区、郭区以及四郊近县在内，都是为了“隆上都而观万国也”。既有以北阙和东阙为正门的未央宫，作宫殿建筑群的中心；又有以北面横门和东北面宣平门作为正门的城区；再有以横门外的都门和宣平门外的东都门为正门的郭区；更在北郭以北设有五个陵邑，东郭以东设有两个陵邑，作为支援和拱卫京都的四郊近县。这样以西南的未央宫和西南的城区，和东北的广大郭区相结合，并与东北两面的七个陵邑相连结，构成了长安的整体布局。皇宫和城区是一国的政治中心，郭区和七个陵邑是一国的经济中心，那里有与全国各地经济发生联系的市场存在。整个面向东方与北方的长安城郭结构十分宏伟壮丽，布局十分雄伟浩大。

三　东西两大市是在城内，还是在外郭

东西两市确是当时长安的大市。《汉书·食货志》曾谈及王莽更改长安东西市令以及五都市长名称的事。所有文献记载，内容基本一致，西市由六市组成，东市由三市组成，每个市“方二百六十六步”，合称九市。东西两市是对称的，六市在道西，三市在道东。我的前文认为东西两大市都在北郭，以洛城门外的杜门大道为界，道东设有东市，道西设有西市。西市实际上集中分布于横门外的横桥大道的东西两侧，从杜门大道来看，都在杜门大道以西。而刘同志则认为东西两市在城内西北隅，当横门以南，夹着横门大街，在雍门大街以北地区，就是考古勘察所发现的横门大街以东０．５２６５平方公里面积的“市”遗址，和横门大街以西０．２４５７平方公里面积的“市”遗址。

我认为目前发现的雍门大街以北两个“市”的遗址，与文献所说由九市组成的东西两大市不合。按文献记载，雍门以东，城内确实有市，并非东西两大市，而是孝里市。《汉宫殿疏》（《太平御览》卷八二八引）有“孝里市在雍门东”，宋敏求《长安志》卷五说：“孝里市在雍门之东。”当时长安不仅城区有小市，郭区还有东西两大市，就是《西都赋》所说的“阗城溢郭”。张衡《西京赋》说：“尔乃廓开九市，通带，旗亭五重，俯察百隧，周制大胥，今也惟尉。”阎文儒先生早在《金中都》一文（《文物》１９５９年第９期）的注释中，已指出“廓与郭相通，九市全设置在郭外”，并且认为大市设在外郭是传统办法，汉魏洛阳除金市外，大市都在城外，只是他认为《三辅黄图》中“九市”条已经唐人窜改，九市是指郭外的槐市、柳市、直市等等，与我的看法不同。日本学者佐藤武敏先生《汉代长安的市》（载《中国古代史研究第二》，１９６５年版），也早已断言东西两市都在城外郭中，并已指出《西京赋》所说“廓开九市”，即谓九市开设郭中；还认定西市在横门以外的横桥大道，并据《三辅黄图》所说覆盎门一号杜门，推定东市所在的杜门大道在覆盎门外。台湾学者马先醒先生《汉代长安城之营筑及其形制》（载所著《汉简与汉代城市》，简牍社１９７６年版）所附汉代长安城区划略图，把西市画在横门外，东市画在洛城门以内大街与宣平门大街的交接处。说明早已有些学者确认西市在横门以外的北郭，对东市位置尚有不同看法。查《三辅黄图》所引《西京赋》“廓”字正作“郭”，说明古人早已认定此处“廓”字与“郭”相通。《三辅黄图》又载：“又有柳市，东市，西市（原脱六字，从张宗祥、陈直依据《玉海》卷一六“汉都长安”条补充），当市楼有令署，以察商贾货财买卖贸易之事，三辅都尉掌之。”（陈直《三辅黄图校证》第３０页）正与《西京赋》所说“今也惟尉”相合。据《汉书·百官公卿表》，长安市令是京兆尹的属官，而东西二市的令署不属京兆尹而由三辅都尉掌管，也可见东西二市如同城西的柳市一样，不在城内。

《庙记》载“夹横桥大道市楼皆重屋”（《三辅黄图》卷二引），《宫阙记》载“夹横桥大道南有当市观”（《太平御览》卷一九一引）。我认为佐藤先生等断言西市在横门以外的横桥大道是不错的。横桥大道是从横门通向渭水上横桥的大道，与城内未央宫正门北阙通向横门的大街相连接，具有中轴线性质，又是通向渭北五个繁荣陵邑的枢纽，因而成为商业发达之区，设有长安最大的市———西市，夹着横桥大道就设有作为西市的令署的市楼或当市观。现在刘同志认为《庙记》所说“不确”，因为市楼应该矗立于市井中央，夹着横桥大道，市楼不可能林立。我认为文献记载十分确切，西市共有六市，分布在横桥大道两侧，每侧三市，也就是“夹横桥大道”。两侧六市的中央都矗立“重屋”的“市楼”，因而说：“夹横桥大道，市楼皆重屋”，没有什么“不确”之处。刘同志又对《宫阙记》所说“夹横桥大道南有当市观”，别作解释，认为横桥大道南应指大道南端的“横门以南”，因而推想横门以南１６０米处发现的大型建筑遗址中的主体建筑，可能就是长安市的市楼（或称当市观）。据我看来，这一解释和推想，不符文献原意。原文是“夹横桥大道南有当市观”，怎么可以避开“夹”字，解释为横桥大道以南甚至是横门以南呢？原意该与《庙记》所说相合，是说夹着横桥大道，在横桥大道的南段有当市观，因为西市的六市分布在横桥大道南段的两侧。

《庙记》和《宫阙记》都说：“旗亭楼在杜门大道南。”这是说东市的令署在杜门大道南段。古文献上都说长安九市，“六市在道西，三市在道东”，相互对称。西市既在横门以外北郭的横桥大道南段的两侧，对称的东市就在北郭的杜门大道南段的东侧。《水经注·渭水》明确记载“洛城门本名杜门”，位置正在横门以东，杜门大道应即在洛城门外。同书又指出“其外有客舍，故民曰客舍门”。正因为该城门靠近东市，门外成为旅馆集中之区。洛城门外的杜门大道，穿过洛城门，与城内南北向的洛城门大街接连，洛城门大街又和东西向的宣平门大街交接，这里是通向东郭的交通要道，又是众多居民聚居之区。当时在杜门大道南段东侧设有东市，就是适应广大东北郭区或城内东北角众多居民的日常生活需要。至于覆盎门一名下杜门，本来与洛城门“本名杜门”有别，但因覆盎门或简称杜门，不少文献所说杜门就是指覆盎门。但是杜门大道不可能在覆盎门外，覆盎门是长乐宫南出的城门，并非居民经常出入的通道，周围并无居民，那里不可能形成商业发达的大市。呼林贵同志《汉长安城东南郊》（《文博》１９８６年第２期），根据近年覆盎门外发现大量平民汉墓，时代从文景帝时直到新莽时，断定东南郊是长安居民长期使用的墓葬区，认为“很可能是整个长安规划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据此也可见这一带不可能设有东市。现在刘同志断定杜门应指覆盎门，认为《水经注》所说洛城门“本名杜门”，“属于讹误”，并且把“旗亭楼在杜门大道南”，解释为旗亭楼在东南郊的杜县（即下杜城）附近。我认为这一解释并不可信。《庙记》和《宫阙记》等古文献上这句话，都是和夹横桥大道的市楼相提并论的，讲的都是长安的大市，怎么可能忽然讲到杜县去呢？这样把《水经注》明确的记载说成“讹误”，显然论据不足。

在广大郭区的大道旁设置大市，原是春秋战国以来的传统方式。例如郑国新郑的大市称“逵市”，设在外郭“纯门”以内称为“大逵”的大道旁，《尔雅》所谓“九达谓之逵”，是九辆马车能同时并行的大道。又如齐国临淄的大市设在外郭称为“庄”的大道旁，“庄”是外郭直贯南北的“六轨之道”，所谓“庄岳之间”是战国时代人口最密集和最繁华之区。西汉以后也还长期推行这种制度。东汉洛阳，除城内设有金市外，东郭有马市，南郭有南市。唐代长安在郭城分设东西两大市，依然承袭西汉长安在郭区分设东西两大市的布局。

四　长安设计思想的渊源及其建设规划

张衡《西京赋》讲到长安的营建，“经城洫，营郭郛，取殊裁于八方，岂启度于往日，乃览秦制，跨周法”。这是有根据的。长安城内的布局是参照《考工记》的，前面已经述及。长安整个城郭结构，就是沿袭西周东都成周和战国时代中原诸侯中大国都城以及秦都咸阳西面小城连结东面大郭的格局而有所发展的。我曾列举战国时代齐国临淄、韩国新郑、赵国邯郸和秦都咸阳的城郭结构作为证明。现在刘同志举出燕下都宫殿在北部，楚国郢城（纪南城）宫殿在东南部，秦国栎阳城宫殿在中部偏北，晋国新田（即侯马平望、牛村等古城）、魏国安邑以及鲁国曲阜宫城在中部，认为我所说战国中原各国都城有西面小城连结东面大郭的共同特点的说法难以成立。我要指出：燕、楚两国不在当时中原诸侯之列，而且燕下都是防卫用的陪都性质。当秦献公迁都栎阳时也还不在中原诸侯之列，《史记·秦本纪》所谓“秦僻在雍州，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夷翟遇之”；直到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迁都咸阳，秦的都城制度才与中原诸侯相同。至于春秋时代晋国都城新田，外郭也在一组宫城的东南，宫城并不在中部。战国时代鲁国都城曲阜，仍保留西周春秋时代的体制，该是因为已成弱小之国，没有像齐、韩、赵等大国那样对都城进行改建和扩建，因而没有形成西城连结东郭的格局。至于魏国都城大梁，未发现遗址，至今情况不明。魏国旧都安邑（即禹王城）由大、中、小三城组合而成，大城在东北部，中城在西南部，小城在中部，因未详细钻探和试掘，三城的关系不明确。有一种看法，认为东北的大城是郭城，中间小城是宫城，西南的中城是秦汉的河东郡治。但是中城北墙夯土中含有战国瓦片，中城也可能原是战国时代所筑，城内所以满布汉代文化层，是汉代长期使用所造成。中城当是带有内城性质的宫城，和西南中城相连结的中间小城，只是宫墙性质。如此西南城区连结东北大郭的布局，还是与中原诸侯国都一致的。即使退一步说，西南的中城确是汉代郡治，是汉代扩建，那么中间的小城依然处于大郭的西南。总之，安邑的宫城并不在中部，依然是西南宫城连结东北大郭的布局。战国时代中原大国如齐、韩、赵、魏都城，都是西城连结东郭的布局结构，无一例外。

至于刘同志所说秦都咸阳布局，宫城（或宫殿区）在大城的北部，也不符合事实。原来秦的咸阳宫与兴乐宫（即汉长乐宫）仅一水（渭水）之隔，建有横桥连通，《三辅黄图》所谓“渭水贯都以象天汉，横桥南渡以法牵牛”。咸阳宫不可能远在北边的咸阳原上。咸阳宫以及咸阳城址已因渭水长期泛滥和不断向北移动而被冲毁，所以至今尚未发现城址遗迹。至于咸阳原上发现的秦代宫殿建筑，当是秦始皇在城旁扩建的宫殿。关于这一问题，目前存在不同意见，但是城址已冲毁当是事实，因此只能依据文献以及其他考古资料来作推断。关于这方面，我曾在《中国都城的起源与发展》中写有一章专门论述，在此只约略谈一下。

值得注意的是，自从秦在商鞅变法中创建新都咸阳之后，咸阳的都城制度曾被作为模式而推广。秦惠王灭蜀后，派遣张仪与张若主持建设成都，就是“与咸阳同制”的，成都因而有“小咸阳”之称。成都就是采用西面小城连结东面大郭的布局，就是左思《蜀都赋》所说：“亚以少城，接乎其西”。具体说来，就是“少城与大城俱筑，惟西南北三壁，东即大城之西墉”（李膺《益州记》，今有辑本）。成都故城作正方形，每面三里，中间隔有南北向的城墙，把方城分隔成西面小城和东面大郭。小城与大郭的南北长度相同，只是东西宽度有长短之别，因此小城成狭长方形，大郭成较宽的长方形。秦都咸阳该是同样的布局，只是规模较大。模仿咸阳都城的秦始皇陵园，也正是同样的格局，只是规模较小，西面建筑陵寝和陵墓的双重小城正是狭长方形，东面包括兵马俑坑在内的大郭，也该是较宽的长方形，兵马俑坑正当在大郭的东门以内。

西汉长安沿袭西周东都成周和战国中原诸侯都城以及秦都咸阳城郭布局而有所发展，是很明显的。西周东都成周的西面小城和东面大郭的布局为战国中原大国所沿袭①。齐国都城临淄，带有内城性质的宫城处于大郭的西南角，因此宫城以东门和北门为正门，东门和北门遗址的门口两侧前面都有向外突出部分，筑有门阙。西汉长安城同样以东门和北门为正门，已发掘的东城墙城门宣平门和霸城门，同样在门口两侧都有向外突出部分，用筑门阙。不仅如此，作为朝宫的未央宫，也以东阙和北阙为正门，臣下上书、奏事和谒见从北阙，诸侯大臣朝见从东阙。张衡《西京赋》说：“朝堂承东，温调延北。”“承东”的“朝堂”指未央宫前殿，“延北”的“温调”指前殿以北的温调殿，亦称温室殿。而且郭区同样以东郭门和北郭门为正门，称为东都门和都门。由未央宫北阙一直向北有大街通过横门，再由横门一直向北有大道通到横桥，设有都门（即北郭门），形成一条由朝宫向北直贯城区与郭区的中轴线。这种雄伟的布局，就是沿袭西周东都成周和战国、秦代都城制度而进一步扩展的，对后世有深远影响。同时沿着这条中轴线，在城内靠近雍门有孝里市，到郭区横桥大道两侧还有六市组成的西市。这种在城区设有小市和郭区设有大市的布局，对后世也有深远影响。

西汉长安的建设，该是有其一整套的规划而按部就班地建成的。汉高祖在位时，只因天下未大定，人力物力又有限，仅建成了以未央宫为中心的核心部分，要待惠帝时才继续筑城，并作进一步建设。长安的最初设计规划者是丞相萧何，具体主持建筑工程的是少府阳成延。未央宫及其前殿、东阙、北阙以及武库、太仓，都是高祖时萧何亲自设计建成的。未央宫一开始就建成东阙和北阙作为正门，并把储藏武器的武库造在长乐、未央两宫之间，把储备粮食的太仓造在长乐宫以东，形成东西向一横排的大小建筑群，作为都城长安的核心部分，接着又在北阙向北作为中轴线的大街东侧起建北宫，说明当时萧何的设计思想已很明确，整个长安城郭是以北门和东门作为正门的。长安城墙是惠帝元年正月开始起建的，当时萧何仍为丞相，主持营建者仍为少府阳成延，因而保持着推行政策的连续性，长安城是按照原定规划按部就班地筑成的。据记载，惠帝元年“始作长安城西北方”（《史记·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为什么要从西北方开始兴建长安城呢？因为西北方的横门是长安城的正门，从未央宫北阙向北作为中轴线的大街正穿过横门。这种首先重视正门和中轴线的建设规划对后世都城的建设有深远的影响。当时限于人力物力，城墙是逐年分批建成的，直到惠帝五年九月才全部建成（九月即年终，当时以十月为岁首）。惠帝二年萧何去世，由萧何推荐的曹参继任丞相，长安城墙依然按照萧何原定规划完成，也就是“萧规曹随”政策的一个重要部分。

等到长安城墙全部建成，惠帝六年六、七月间，紧接着又建成西市和敖仓。虽然敖仓不在长安，同时兴建的西市和敖仓，也还是长安建设规划的一部分，而且也是个重要部分。敖仓原是秦代所建，在当时黄河与济水分流处，是积储中原漕粮支援京师和边塞的重要转运站。当时所以要重建，主要是保证支援都城长安粮食的供应，这是继萧何设计创建太仓之后进一步的经济建设。西市是长安最大的市，由六市组成，地处北郭作为中轴线的横桥大道的两侧，是通往渭水以北城市的枢纽所在。当时在长安城墙完工之后，紧接着在北郭兴建大市，并在黄河中游重建敖仓，都是很重要的经济建设，因而史书特为记载。到此长安都城的基本建设才完成。从整个长安按部就班地逐步建成的过程看来，很明显是有整套建设规划的，包括后来的陵邑建设在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