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产业园区转型再生-精明收缩视角研究综述

关于中国城市产业园区转型的研究，大致可以从研究内容和研究方向两个维度分别进行总结概括。从研究的内容角度，可以总结出转型的必要性与外部动力分析、转型的内部影响因素分析、转型的发展方式与路径分析、转型的区域效应分析等主要部分；从研究方向来看，主要集中在物质空间转型、产业集群升级、创新体制机制等方面。

1）主要研究内容

（1）转型的必要性与外部动力分析

关于产业园区转型必要性及外部动力的论述，主要是从经济社会结构变化、国家政策转向两方面来进行说明的。从经济社会结构变化来看，一方面，产业园区作为要素驱动型经济增长方式下的产物，面对全球经济一体化浪潮和世界新技术革命的挑战，为实现自身竞争力与能级的提升，必须采取新的经济发展战略来调整和应对各项新事物与挑战［34］。另一方面，正如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所认为的，社会正在经历从“生产者社会”向“消费者社会”转变的过程，而不同的社会形态有着本质区别，会影响社会、文化乃至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些差异必然反映到空间的现实之中。或者说“生产者空间”向“消费者空间”的转变已经成为趋势与要求，传统产业园区单一性的空间显然也就面临着变革的压力与需求［35］。从国家政策转向来看，产业园区在中国成立之初是作为一种“特殊政策区”存在的，但是随着国家政策的调整，优惠财政税收政策将被相继调整或取消，政策优惠面也开始从少数城市、地区向全国不断扩大，同时对外资企业的超国民待遇也逐渐取消，这些都使得产业园区早期的政策优势逐渐弱化，相互之间的恶性竞争不断加大［36］。

（2）转型的内部影响因素分析

影响产业园区转型的内部因素包括经济、社会、环境等方面，但是其中发挥关键作用的是体制、产业和政策。在管理体制方面，中国的城市产业园区已经初步形成了一套能够有效适应对外开放与空间开发建设的高效运转的运作机制，以及现代化的具有企业特质的行政管理体制［37-38］。有人认为这是一种具有极强主观能动性的体制，甚至说是“超自主体制”，这一体制的特点表现为高效的执行力、对宏观环境极佳的把控、园区内部运作形成收益的微循环、上级政府对它的高度信任、自身的自我激励等，这种体制可以保证园区的高速发展，同时始终保持着体制上的不断学习和规则上的不断创新［39］。而林（Lin）（2001年）、伊利莎（Elisa）（2011年）等海外学者则将这方面的特征与国家治理体系的逐步转型、中央集权模式的逐步弱化等联系起来［40-43］。产业园区的管理体制主要分为企业型、派出机关型、一级政府型三种，近年来的一个重要趋势是很多原先功能单一的产业区在向着综合性的新城新区转型，甚至转变为一个完全意义上的行政区。一方面这是产业园区发展阶段与趋势使然，以此促进产城融合、完善经济社会管理体制；但另一方面也引起了对产业园区行政机构臃肿与效率下降的担忧，认为它背离了“小政府、大社会”的最初设想［44-45］。

在产业发展方面，中国最初设立城市产业园区有一个显著的目的，就是要以此发展外向型经济［46］。通过在园区内部人为创造灵活机制、税收优惠等政策特区来形成“成本”洼地，同时配以低成本劳动力、低廉土地，保持产业园区在承接全球制造业转移过程中的绝对优势。但是随着园区内外部环境的不断变化，这些优势也被逐步弱化甚至瓦解，园区的“二次创业”不可避免。大量研究表明，有针对性的政策支持、有选择性的项目引入、搭建具有网络效应的产业集群、形成良好的创新环境，是实现产业园区“二次创业”和转型升级的必备条件［47-48］。进一步而言，集群和创新之间的关联关系被认为具有基础性意义，区域创新系统是集群发展的基础，那些有竞争力的产业集群被认为是区域创新系统高效强大、有活力的外在表现。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构建有活力的区域创新系统是实现中国城市产业园区持续发展，尤其是推动产业集群形成的关键手段［42，49］，由此出现了许多基于产业集群理论的产业园区发展战略与具体策略［50-51］。

在支撑政策方面，产业园区最根本的特征在于它是政策推动下的一种地域发展模式，是实行特殊政策的特定区域，政策一直在其发展过程中扮演关键角色，其中包含着财税、土地、产业政策等多方面的内容。从财税政策来看，早期产业园区发展较为依赖于国家赋予的特殊政策待遇［52］。在土地政策方面，园区往往以低地价、零地价甚至倒贴的办法来招商引资，从而使得企业土地成本极低［53］。在产业政策方面，除了前述的财税、土地等优惠之外，还涉及在人才吸引、风险投资、鼓励创新等方面的政策，在新时期，这些政策依然是构建产业园区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2］。

（3）转型的发展方式与路径分析

空间与功能转型，主要是指产业园区从传统单一的制造业职能转向更加复合的功能，包括城市功能、生产服务功能等新的职能进入。近年来中国的城市产业园区普遍出现了从工业园向新城区转型的趋向［54］，产城融合成为重要的研究视角与内容之一［55-57］，并付诸规划和建设实践。园区产业转型升级主要体现为产业结构升级、产业集群升级［58］。在产业结构方面，一是从以制造业产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向二三产业相协调的多元化产业结构转变；二是产业内部结构优化，即调整制造业内部经济比重，促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在产业集群升级方面，大量研究表明本地创新网络、企业根植性对于构建区域创新系统、促进产业升级至关重要，更多需要在集群内部建立根植于地方的知识体系和组织创新能力。也有学者认为，产业集群的升级需要从全球价值链的视角来探讨，只有在与全球价值链交互的过程中不断调整价值区段，以制造业的过程升级、产品升级、功能升级、价值链升级来实现产业集群的升级。

（4）转型的区域效应分析

产业园区转型会在空间、社会、环境和区域关系四方面产生不同的折射。从空间效应来看，产业园区的转型将对城市地域空间结构、产业空间布局、居住空间结构等产生较大影响［59］。从社会效应角度来看，产业园区的转型有可能会导致社会阶层的重构并带来相应的新社会现象［60］。从环境效应方面来看，产业园区的转型将对城市生态环境改善、城市空间修复产生重要的积极影响［61］，整体提升城市竞争力。从区域关系方面来看，许多学者认为产业园区的转型将产生明显的区域效应，是推动区域经济格局变化的重要力量［62-63］，有力带动区域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

2）主要研究方向(www.xing528.com)

产业园区（企业区）自诞生之日起，其转型再生问题就相伴而生，这既是因为产业（企业）发展具有阶段性和周期性的结果，同时也是园区（特殊政策区）作为一个政策载体的历史必然。从既有文献来看，关于城市产业园区转型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展开：一方面，大量的城市地理、城市规划学者关注产业园区的物质空间变化及其未来趋势，焦点在于对产业园区从单一产业功能向更兼具城市功能转型过程中所发生的用地集约、功能复合、品质提升等空间变化趋势与机制，以及相应的规划技术方法研究；另一方面，经济地理、产业经济学者则关注产业及产业集群的研究，关注园区内产业结构调整、产业创新、产业集群升级等问题，由此衍生出对于全球价值链、区域创新体系、创新网络等方面的关注。此外还有许多学者针对园区发展的体制机制改革、社会资本建设等方面开展了颇有意义的探索。下面将从三个方面概括归纳对城市产业园区转型研究最重要的方向：

（1）以“产城融合”代表的物质空间转型研究

功能单一的物质空间已经被证明不能够满足现代企业发展的需求，同时也产生了如用地低效、产业堆集、职住分离、品质不佳等问题。将单一职能的产业园区向复合功能的新城新区转型成为产业园区转型发展的重要内容，而“产城融合”则作为这一时期重要的理论工具与分析视角被提出，并指导了大量相关转型实践。产城融合最初被认为是产业区与城区间的融合［64］，二者在功能上的融合将有效解决产业园区功能单一的相关弊端。后续研究则认为，产城融合是指生产功能、生活功能和生态功能高度协调的空间融合体系，涵盖了经济、社会、文化、产业、生态、空间等多方面内容［65］。虽然对于产城融合的认识在逐步深入和完善，但是在当下的规划［66］乃至管理实践中，物质空间转型依然是作为产城融合最为重要的推进手段被屡屡提及，并在产业园区转型过程中取得了相应的成效［67］，许多产业园区在空间形态上从大量纯粹工业企业集聚，逐步转变成生产、生活、生态功能完善的综合性新城。可以说，工业园区通过二次创业、三次创业［54］逐步充实完善城市配套服务等职能，同时优化提升既有产业职能［68］已经成为共识。

围绕着如何完善产业园区相关职能，园区土地的集约利用、工业用地的存量更新［69］等问题成为进一步精细化研究的方向。部分学者通过建立土地集约利用的评价指标体系，对既有园区进行定量评价，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完善规划指标体系、优化用地结构、建立用地效率税费体制等规划、政策建议［56］。实际上，产业园区土地集约利用在更大程度上是土地资源的有效配置问题，其高效利用取决于是否有良好的市场机制、制度体系为土地资源（产权）的配置提供保障［70］。如何优化土地资源配置，调整产权关系、降低交易成本成为关键，大量研究从空间经济学、博弈论等理论出发来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71］。面对产业园区大量的存量用地更新与再开发需求，土地的权属关系及其权益关系的调整是能否顺利推进更新的关键［72］，围绕工业用地存量更新的空间博弈与利益再分配成为研究的热点［73-74］。

（2）以“区域创新系统”代表的产业集群升级研究

产业园区转型升级离不开产业的优化升级，而传统简单的“退二进三”“退二优二”模式被证明成本巨大且成效不佳［75］。如何实现产业升级，如何形成具有自主创新能力的产业集群？构建“区域创新系统”［76］被认为是形成产业集群并推动其持续发展的关键［77-78］。从波特（Porter）（1990年）最早提出产业集群概念开始，产业集群被认为是园区形成竞争力的最重要内容之一［79］。产业集群的形成，有赖于企业自身的自我累积和企业间的强化互动［80］。围绕着企业间的良性合作与互动，不同产业集群间的协作创新也被认为是具有整体效应的内容，而逐步被纳入区域创新集群的研究之中。同时，一些具有支撑性作用的社会创新工作的价值，也被认可从而作为区域创新系统的重要内容［81］。可以说，关于产业园区产业集群的升级研究，已经从关注产业的升级优化，逐步拓展到关注区域内具备参加和推动知识、技术创新的产生与扩散能力的主体创新系统研究。相较于前者，后者对创新的把握更接近当下区域创新发展的现状。

围绕着如何构建产业园区的“区域创新系统”［82］，相应的研究沿着园区企业间的合作网络、园区政府的治理结构、本地文化环境的根植性，以及园区链接全球的知识管道四个方面展开。区域创新系统最早被认为是一种能够支持并推动创新产生的区域性组织体系，是由地域上紧密联系又分工合作的生产型企业、各类研究性机构、发挥知识源效应的高校等构成的［83］。之后又进一步被解释为一定地域范围内的一种以推动创新为目的的网络，以及制度性的行政性支撑安排，它与在地企业的创新投入密切相关并相互作用［84］。可以看出，具有密切关系的创新主体是发挥支撑性作用的核心，同时也是推动园区产业集群转型的主要动力［85］，而基于本地的知识网络（根植本地的文化环境）与超本地的知识网络（链接全球的管道）对企业集群创新能力的提升发挥着重要的作用［86］。当然，也不能忽视园区政府在推动集群转型升级中发挥规划引领、制度保障、政策推动等积极的治理作用，其效用体现在技术改造、产业集群、增强服务、塑造环境等诸多方面［87］。

（3）以“社会资本”代表的创新体制机制研究

当产业园区的转型迈入更高阶段，推动创新发展的迫切性尤为突出。大量研究已经从单单关注创新主体开始转向对园区“社会资本”的关注，通过分析更为广泛意义上的创新要素和发挥支撑性作用的治理体制，来构建园区转型的社会化基础，以社会资本的内在循环充分展现社会化创新的强大动能［88］。产业园区的社会资本可以被理解为一种认同关系，集中体现在制度化、非制度化的关系，如信任、规则、网络等。这一关系是区域内部的个体以及组织在与内外部行为主体之间长期交往（包括互动、合作互利等）形成的。同时，这一关系的背后又具有很强的在地性，体现在与地区社会历史文化传统、地域人文地理特征的隐形关联上，并作为共同的价值理念、社会文化和行为范式等被积累下来，这些也是社会资本的重要内涵［89］。

既有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探讨构成产业园区转型中社会资本的各项非正式关系，如人力资源（高技术人才及其人际互动）、企业联盟、行业协会、非正式制度、文化背景等；另一方面是探讨园区政府及相关的一系列正式制度在社会资本建构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前一方面的研究与产业园区创新网络的研究有所交叉，但是又不尽相同，它更强调园区整体层面的网络、规范、组织在园区竞争力中的体现［90］，而创新网络研究关注的尺度更小。而园区政府通过角色的转变、相关制度的变迁，可以在社会资本建构中发挥引领性作用，并借此推动产业集群的发展［91］。总体来看，园区发展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园区范围之内，逐步纳入可以提升根植性的各项服务职能，引入自带关系网络的科技人才，这些措施都为产业园区社会资本的建设添砖加瓦［88］。产业园区政府的组织形态也不再是过去单一的开发区模式，政区合一的综合区［92］、灵活专业化的小园区［93］逐步成为更有效率、更能够适应社会化创新需求的组织模式。

总体而言，对于产业园区转型的研究集中围绕与城市、区域一体化融合发展，以及创新体系、核心竞争力的构建两个方面。既有围绕产业园区转型的研究成果众多，但是也存在两个明显的不足：一是研究内容大多站在产业园区本身的角度展开，较少联系新的时代背景，尤其是对“后金融危机时代”等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时代特征缺乏把握，从而使得理论研究与现实境况间的匹配度不高。在产业园区转型路径的建构中，往往局限于对其类型和方向的分类式、切割式划分，而忽视了对转型路径的整体性思考，忽视了对其多维路径（政策/战略）组合的重视。二是现有研究视角主要集中在物质空间（产城融合）、产业集群（区域创新系统）两大方面，但是二者之间的关系往往被割裂，相互脱节，它们在园区转型过程中是如何配合、如何相互作用的，并没有得到很好的阐述。二者绝不是简单的叠加关系，而这就涉及对产业园区转型本质属性、原动力的探讨。有少量文献尝试从分工演进的视角来探究园区产业发展的过程（基于新兴古典经济学）［94］，但是也未能够将空间变化、社会资本等变化很好地考虑在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