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大往事：生物系1955级毕业60周年纪念活动记

胡志浩

（云南大学教授）

大学生活是一个人从青年学生努力学习到踏入社会、安身立命、服务国家的过渡时期。我们1955级生物系全体同学到如今已毕业60周年，我们一生伴随着家国风云激荡、天翻地覆的巨变，今天，在历经60年风雨后，都已步入耄耋之年。回首点滴往事，不胜感慨，却又记忆犹新。

◎入学：新生名单共60人，实际报到时不满此数。学籍卡列55名。主要来自四川、云南、贵州。大约85%是不谙世事的“3门学生”——小学—中学—大学，只有7至8位年龄较大，稍具社会生活经验。出生年主要集中在1935、1936、1937年，最大的是1930年出生。带着不同的口音、方言、生活习惯和学业基础，怀抱对大学生活的好奇与憧憬，大家从四面八方来到昆明，被迎接新生的汽车、卡车接到校园。接待景义芳的是一位身穿中式长褂、戴金丝眼镜、彬彬有礼的男士，景义芳忙立正、鞠躬、恭恭敬敬地说：“老师好！”谁知此男士连忙回答称“不敢！不敢！”并从景义芳手里抢接过行李。原来他是本系高年级的同学，受命来迎新的，弄得景义芳面红耳赤，十分尴尬。后来此事在本班同学中引起哄堂大笑，传为趣谈。其实，比我们高两三届的同学中，已经成家立业、结婚生子、拖儿带女的学长，比比皆是。

同学合影

◎班长：男生被带到宿舍，一位身穿蓝色毛呢中山装、带有贵州口音男士来安排房间。他自我介绍是大家的班长，叫邓振寰，是贵州省体委的干部，系老师指定的班长。在当时，他是全班唯一穿毛呢干部服，“干部味儿”最浓的人——调干生，但后来他比我们晚一年毕业，被分配到广东中山大学生物系任教。

◎交谈的困难：因大家来自不同的地方，语言成为同学之间相互交谈的一大障碍，例如云南红河地区来的同学，把“那个”说成“啊个”，“那个人”说成“啊根人”，人也论“根”，“老母鸡”说成“老母资”。云南人问“哪样”，四川人问“啥子”；川滇人说“辣子”，贵州人说“辣go”，还把番茄叫作“毛辣go”……大家甚至要找一个翻译才听得明白，一年以后才能自由交谈。

◎昆明气候不同：对于来自川、黔等低海拔、高湿度地区的同学，普遍感到昆明干燥，气温日变化大，不少同学流鼻血，皮肤干、皲裂。不少人在昆明的第一个冬季因为衣裳单薄，上午听课时冻得打哆嗦，一下课就跑到生物馆外的墙边晒太阳，“挤油渣”抱团取暖。一年以后才逐渐习惯。

◎伙食：每月标准11．5元，8人一桌，用一个铝质圆盆，中间隔成两个半圆，像现在的“鸳鸯火锅”，盛两种菜，不分到人；汤和米饭到大圆饭桶里任意打；站着吃。后来加到12元。早餐是馒头、稀饭，有时有菜包子。节假日“打牙祭”，早上有肉包子，中午和晚上有炒肉或红烧肉。中秋节每人发一个月饼。

◎生病疗养：入学后复查身体，发现有较重疾病的，需要住院治疗或疗养。疗养院在翠湖东边的一个小院子里。我们班的孙庭英就曾住院疗养，时间较长，一年后才复学，只能留到下一年级。

◎转系、休学：梁汝清、宁国荣两位同学不愿读生物学，申请转读物理，获准；也有数人因各种原因休学离去……前前后后各种原因以致最后实际毕业时仅53人。宁国荣从物理系毕业后分配到哈尔滨工业大学，还教过毛远新。

◎学骑自行车：学校鼓励运动，给每个班配备了一辆自行车，摆在班上，大家计时轮流任意使用。大部分同学原来是不会骑车的，因此车的使用率极高。不到半年，车子已经“除了铃铛不响，浑身上下都响”，没了挡泥板、没了刹车皮，尽管磕磕碰碰，但许多同学学会了骑单车。

◎扫“舞盲”：学校鼓励学生学跳交谊舞和青年舞，但许多同学从未见过跳舞，属于“舞盲”，并羞于跳舞，不肯上场。不得已，系上派会跳舞的年轻女老师和高年级女同学把“舞盲”们硬拉进了舞场；教学中踩到别人脚、碰到别人的窘态频频发生。最后的“扫盲率”大概在50%。

◎春节联欢：1956年新春到来前夕的全校师生联欢，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李广田校长与大家一起在大课堂齐声数计倒计时，欢庆1956年新春到来。他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然后被欢呼的学生抬起穿过人群。其后，举行了化装舞会。这样的过年似乎在云南大学是空前的，也是绝后的一次。

◎扫盲运动：全班参加了昆明郊区农村的扫盲运动，到村庄农户家，手把手地教他们识字写字。大家十分热情，深感自己应该为人民尽一己微薄之力。

◎昆明的水灾：1956年秋季，昆明连降大雨，八大河（城北盘龙江流经油管桥段）发洪水，圆通山北面的公路、街道水深齐胸，上游的物资仓库被淹没，大量货物漂流而下，云大运动场一片汪洋。政府紧急动员救灾，我们全班同学来到圆通北路附近，排成人墙，站在水深齐胸的洪水里，把一箱一箱的货物，从仓库手接手地传送到干燥的地方，直至午夜。许多人冻得颤抖不止，说话困难。有时，货箱破裂，里面的腐蚀性液体流出，把手、腿皮肤灼伤，也轻伤不下火线。这一次救灾，不仅使我们认识到昆明市政基础设施的薄弱，也促使大家积极参加不久后到来的扩建松花坝水库大坝和疏浚枧槽河的清淤义务劳动。

◎枧槽河的清淤劳动：滇池是昆明的“母亲湖”，其上游的几个水道狭小淤塞，一遇大雨，就易泛滥成灾，必须疏浚清淤，保证畅通无阻。大学生是最得力的生力军之一，我们全班便参加了枧槽河的清淤义务劳动。大家在工地附近的农民家房子甚至猪圈里住宿，连日奋战。挖泥的工具不够，就用自己的洗脸盆去挖运齐腰深的烂泥，到后来，脸盆全都砸扁成了皱皱巴巴的破片片。由于劳动强度加大，大家饭量也猛增，不得不抽调人力去帮助食堂运米。许多同学的腿、脚被烂泥里的碎玻璃、瓦碴划破，也都轻伤不下火线，构成了热火朝天的治水场面。虽然不少人后来落下腰痛病，但仍不后悔。

◎数学：给我们上数学课的陈筼谷老先生是一位瘦弱、微驼背的老头，个子较矮，待人和善。他估计到生物系学生的高等数学底子参差不齐，就用各种实际的例子，深入浅出地讲解复杂公式的推导及演算，使我们克服了对这一门学科的畏难情绪，为进一步学习生物统计学、物理及胶体化学打下基础。同学们都知道他是孤身一人，爱好收藏钢笔手表之类的东西。后来听说这位可敬可亲的老先生坐在椅子里去世了，竟身边无人，由学校安排处理了后事，令人唏嘘不已。

◎物理：给我们上物理课的王光诚老师是一名教授，他上课用非常标准的北京口音、生动的实例和图表讲课，并配合一系列实验。我们斗胆用双手握住电线，尝试“触电”，把电压从20伏逐渐升到60伏、70伏，体验电对生物体的作用；还有一些示波器、光栅、云室等与生理学检测有关的仪器，都是新鲜而刺激的接触。

◎化学：化学系老师为我们开设了一系列化学课：无机及分析化学——徐德祥；有机化学——戴维华（后调往昆明工学院），生物化学——张瑞纶（后调往昆明工学院）。这说明研究生物，化学知识也不可或缺，我们班许多毕业后去教中学的同学，都能够兼任化学课而且教得好，搞开发利用和研究的同学也得益匪浅。

◎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王华堂是比较年轻的教师，他是把他在读书时的联共（布）党史笔记照本宣科地读给我们，学生则逐字逐句地记笔记，以致我们练就了一字不漏的速记本领。考试是学苏联，学生轮流抽题面试，5级记分。大家当然也是“拼背功”，一个字也错不得。现在回想起来，十分遗憾：恐怕大家并不真的明白什么是社会主义，也不知道怎样正确地建设社会主义。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明白“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停止空谈，鼓起勇气“摸着石头过河”抓经济建设，懂得“发展才是硬道理”，才谈得上是实实在在的建设社会主义。

◎中国革命史：曹铎光的讲授风格独特，总能联系实际娓娓道来，因此也比较有味道和令人感兴趣。后来杨真元接替曹老师。杨老师的年龄似乎更大一些，讲课时不用讲稿，大声放开话题，可以讨论，听课者与演讲者似能“神交”，可以说是做到入心、入脑。但是很多同学当自己变成老师们、爷爷奶奶的时候，面对子孙、学生和当年被我们扫盲过的农民朋友，竟然说不清什么是社会主义！

◎俄语：上课时重头戏很多，一年级由杨静芬（女）先生教，似乎她自己也是现学的，讲得刻板而生疏，大家是硬啃下来的。二年级由杨邦顺先生教。他本来是云大英语系的学生，是陈香梅的同班同学（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进驻昆明巫家坝机场时，二人被委派到飞虎队基地充当翻译兼记者。后来陈香梅就认识并嫁给陈纳德了）。20世纪50年代，为了全面向苏联老大哥学习，杨邦顺也是现学的俄语，但很快就拿下来了。他讲授俄语时条理清晰，语法娴熟。大部分同学在课程结束时已基本达到“四会”水平。到1958年，苏联专家来生物系讲学和访问时，他是首席俄语翻译。

◎地质及古生物：昆明工学院的温傑史教授让我们知道了地层、岩石、矿物、化石等的类型、性质、成因，了解到生物生存、变异进化的环境。这使我们日后在从事教学、科研、开发工作时具有开阔而深邃的视野。他还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我们，在地质灾害频发的云南，如何敏感地察觉和躲避地震。1956年，昆明就发生了地震，云大、昆工校园震感强烈，但许多同学能够迅速跑出大楼，在球场静待地震过去，恐怕与此也有关吧。

◎土壤学：罗光新教授是云南土壤学泰斗，他的讲授条理清晰、深入浅出。“土壤是介于生物与无生物之间的客体”，全部植物、许多动物、微生物、生物地理群落都离不开土壤，他给予了我们一把极其重要的钥匙去理解植物群落、生物地理分布规律。实验课也十分有趣，通过挖剖面、取样、干燥、分筛、过滤、沉淀、镜检、试剂等步骤，植物群落的地下状态一目了然。

◎植物学：讲授植物形态学及实验的是陆元芳老师（专攻解剖学），讲解清晰明了、语速适当、挂图详细。讲授植物系统分类学及实验的是钱澄宇老师（专攻藻类学），她从上海来，白白胖胖的，授课时绘形绘色、趣味横生。实习要到野外，有一次钱老师带领全班步行（当时还没有公共汽车及直达公路）去黑龙潭植物园，来回十余公里，还要讲解，非常劳累，汗水从她脸上流到下巴、滴到胸前。后来，她又带领我们到武定狮子山实习，恰逢雨季，每人自带被窝行李，发给每个人一个斗笠、一个军用水壶、一个挎包铝质饭盒，以及一床油布，油布既当雨衣、又当防潮垫。汽车把我们拉到县城就没有上山公路了，全体步行上山，租马运行李，住在庙里半个月，每天沿着小路去各个方向沿途认识植物；天天看各色花卉、听种种鸟鸣；偶尔买几只武定壮鸡改善一下生活。足见她（和从复旦大学调来的以曲仲湘教授为首的一群人）确实是铆足干劲，以实际行动来支援边疆教育事业和生态建设的。

◎生物学导论：朱彦丞讲授生物学导论，给我们印象最深的是他用大家熟悉的生态环境为例，系统分析了它的组分和形成过程，并且随手用粉笔一笔就画出了堪与专业绘图比美的图形。他是世界“植物社会学”布朗·布朗喀学派奠基人布朗·布朗喀教授的得意门生。因二战交通阻滞，回国受阻，他被迫留在巴黎，是生物学系全体师生中唯一一个在巴黎现场听到过希特勒演讲的人。1946年二战结束后，他谢绝恩师挽留和优厚待遇，毅然回国。他长期任云大生物系系主任，是生态学法瑞学派的代表和领军人物，曾任全国植物学会副理事长和云大教务长。他烟瘾极大，出差时，马驮子的一边是满满一箱大重九，早上点一根火柴，就一根接一根地吸到晚，但因吸烟过量，后来死于肺癌。

◎植物生态学：专题讲授植物生态学的是曲仲湘教授。他讲课热情洋溢，平易近人，注重实际。在西双版纳首先根据植物群落学的基本规律提出“人工群落”的概念和橡胶林多层多种经营模式，开创了我国橡胶林多层多种经营的创新途径。他年龄虽大，但还与我们班同吃同住，短时间生活在一起，并在小勐养生物站简易球场上参加打篮球，在老专家队伍里实属难得，充分显示了老一代“海归”学者的高尚品德和优秀风范。昆虫专家刘崇乐为发展云南紫胶生产，也在小勐养生物站与我们共同生活工作了一段时间。后来在景东建立了云南第一个紫胶试验站，云大生物系很多毕业生参加了奠基及发展云南紫胶生产的工作，使云南成为国家紫胶生产的主要基地。

◎动物学：潘清华讲授动物学时，许多同学听不懂他的江浙口音，好在有实物和挂图，没几天就适应了。潘先生讲授时充满热情，表情丰富，系统清晰，帮大家打下坚实的动物学基础。他是党员，也是我们系副主任，动物标本室及动物实验室的奠基人。我们班做毕业论文时，到景东无量山调查云南第一个自然保护区的专业队伍，就是他组建并领导的。再往后，1958年，他被调到中国科学院负责组建昆明动物研究所，任所长。

◎人体及动物解剖学：讲授此课程的是周裿楼教授。当时医学院尚未独立出去，我们和医学院共用人体解剖标本。在原卫生科东北角有一个小单间房，内有大水泥池，装满了解剖好的男女尸体，每逢上课，就把尸体摆在解剖台上，大家围着翻找肌肉、皮肤、骨络、肠胃系统、呼吸系统、循环系统、神经系统、生殖系统等等，并力图记住其位置和组成。下课后，有一些同学就吃不下饭；讲到生殖系统时，又有些人脸红、不好意思。周教授还制作了一具完整的胎儿的浸泡标本和人脑切片标本供教学使用。后来对于解剖其他动物，如竹节虫、蜘蛛、蝴蝶、鱼、虾、鸟、兔子、猪等，大部分人就释然了。

野外实习由吴天生老师（后随医学院独立调去昆明医学院，今为昆明医科大学）指导，在西山，我们当时住在华亭寺的泥菩萨脚下，每天到山上抓昆虫、捕鸟，下“海”（指滇池）划船打鱼、摸蝾螈、螺丝、蚌壳（有许多云南特有种），还在大观楼附近水域中找到了淡水海绵。有一天，我们在船上作业时突然暴风骤雨大作，周围昏暗朦胧，十分危急，好不容易靠岸时，连裤腰带都淋湿了，好在有惊无险。通过这一课程再加上生理课的学习，我们系的同学能转行去当医生，甚至当主刀的外科医生，一点也不奇怪。由于对解剖知识掌握精细，周裿楼教授也是云南针灸界找穴位最准的专家。

◎人体及动物生理学：最初肖承宪教了一段，大家知道他是资深的“海归”老教授，学术造诣很高。他不仅说话带江浙口音、声音太小，是唯一需要在教室安装扩音喇叭上课的老师，而且他常常面对黑板，背对学生，以致教学效果不太好。之后李永材讲课时用地道的云南口音，系统地讲解了人体各系统之间的关系，环境对人体的影响途径及功能、代偿机制等，这对于我们自己的长远养生保健以及从事教育工作的同学都是十分重要的。这是整个教育工作科学发展的基础之一，可惜当时的基层行政、领导干部很少有人知道这些，不能科学地了解教师和正处于青春期的青年学生的生理、心理特征，难免会出漏子。

西双版纳实习劳动合影

◎奔赴西双版纳：四年级的实习叫“生产实习”或“毕业实习”，要到西双版纳小勐养去，那里正在建设云大生物站。西双版纳的风光引发了大家奇妙的遐想，大家欢欣鼓舞，十分高兴！但是，也风闻当地瘴疠盛行、疟疾吓人，要在那里住一年，必须克服困难。学校用刚从苏联买来的两部红色吉尔牌敞篷大卡车送我们下去。每个人像军人一样，自备被窝等行李，打成背包，靠车厢两侧摆齐，就是座位。还带了活猪、活鸡、蔬菜种子。因为常下雨，只好盖上帆布帐篷，车里就一片黑暗了，而且闷气。这车因为很新，还带着限速器，每小时只能开15至20公里。到了把边江，桥被洪水冲垮了。不得已，绕道弥渡、景东，走一条刚挖开的、仅有泥巴路面的近100公里的毛坯路。由于泥滑路烂，汽车容易打滑，险象环生，专职的驾驶员李雄臻吓得手抖，本班唯一会开车的赵明理自告奋勇，到副驾驶位帮忙看路、提示如何操作，以免发生事故。这一趟路，我们走了七天！沿途慢走早歇，晚上在鸡毛小店胡乱弄点吃的、睡门板或拼饭桌。为了消遣紧张情绪、消磨时光，大家聚在一起，听朱维明老师讲述热带森林的奇异景观，老驾驶员丁兴华师傅也讲了他过去多年开汽车的趣闻轶事，说他“有一次发生幻觉，看到一匹有翅膀的大红马在车前奔跑，他就开车追，差一点发生事故”，这显然是胡编乱造的，常引起哄堂大笑。第七天的晚上，已经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我们在细雨中到达小勐养生物站，汽车在一个土堤坝上几乎倾覆，大家赶快翻过车厢板，脚却不能着地，一放手，掉到乱草丛里；就这样，我们七手八脚地走进了阴森密林中的生物站。(www.xing528.com)

◎养猪养鸡种菜：20世纪50年代，西双版纳傣族还不会种植蔬菜，种稻谷不施粪肥，靠小网兜捕鱼捞虾（蚌）、随处采摘山茅野菜佐餐，专吃手抓的凉糯米饭……我们几十人要吃菜，只能靠自己栽。“赶街子”是在天蒙蒙亮的一个小时内就散场了，而且言语不通，一只鸡、几个鸡蛋地买，实在不能满足需要，只能自力更生了。我们便赶紧搭鸡圈、猪圈，挖地种菜，但是远道而来的猪、鸡、菜都“水土不服”——猪（约克夏品种）被蚊子叮咬后发疟疾“打摆子”，病恹恹的，没法吃；鸡（白来航品种）群把蛋下在地上，招来大蟒蛇偷吃鸡蛋，人抢不赢蛇。北方来的叶菜类蔬菜在热带，长得又小、又老、早开花，是生长过快导致营养供给不足，同样没法吃。连买来的一头猪，我们也不知道如何宰杀，无法捆绑，猪逃出来乱跑、乱窜。好在我们学过植物栽培（马宗孚老师在昆明教的，属于“黑板上种菜”），试着改变播种季节，很快就成功了。云大在西双版纳小勐养的生物站成为当地重要的蔬菜引种试验基地，我们种出来的大白菜自给有余，还供应给全勐养镇的政府各部门，汉族干部伙食团就有菜吃了。由此，大家体会到“热带农业”是自成体系的，乱来不得，需要结合实际、动手实践，才能把理论付诸实践并取得成功。在种菜实验中，何汝保、付锦云等同学出力大、办法多，贡献很突出。

◎筑墙：20世纪50年代，西双版纳傣族还是把猪、牛、鸡放开养，六畜自由；反而用竹篾扎篱笆把村寨、稻田、果园围起来，以防畜禽破坏庄稼。人进出村寨要爬（跨或钻）过篱笆墙。傣家家鸡体小、脚短、尾长，有飞的能力；公鸡鸣叫声短、急促，音近“茶花两朵”，母鸡把蛋下在野外，任其孵化；主人常弄不清楚自己有多少只鸡。黄牛也是一样，在野外任意采食，随便与别人家的牛杂交、产仔；晚上在路上成群卧地睡觉，留下大片粪便；而且平常不干活，仅收获季节去驮田里的谷子。家鸡常与野鸡（“茶花鸡”）杂交，所以傣鸡的血缘十分混乱。我们带来的是纯白羽毛的白来航鸡，用篱笆围起来，但仍然挡不住会飞的土鸡。丰盛的菜蔬也引来贪吃的牛群，不胜其烦，于是要建筑围墙。从1954级同学开始，就动工沿着生物站周边，用传统办法筑黏土墙。工程量很大，我们班男同学分组轮班，用向当地借来的木板夹框和长柄木锤，构成槽段，两人上土、两人舂实，逐段、逐层，建起了一个不小的土围子，把整个生物站围起来了。这也得益于班里有不少家在农村，熟悉这种工程的同学。

◎挖井修渠：西双版纳傣族在沟渠中洗澡，家畜、家禽排泄的粪便和村中污物也都流入河沟，故他们从来不吃沟、河里的水。饮用水是在村子边挖井，盖上漂亮的小庙宇式的保护罩，把周围的污物、枯枝落叶都隔离开，用长柄竹筒打水，陶罐盛水，一头一罐挑回家饮用，这就是在电影、绘画中常见的傣家代表性风光。为了喝到清洁的水，我们还接着上一级（1954级）同学，在院子里支起木质“起重机”，把人吊进井底，挖出井中泥水，不仅做好了一口水井，还开凿了菜地的灌溉水渠。

◎困难：砍柴。站里有一辆马车，我们就分组到山上砍柴，用马车拉回来。但是，那老马十分“聪明”，出去时是上坡，它极不情愿，慢腾腾地走；回来时是下坡，它认识路，就撒开蹄子飞奔，班里的“老把式”如王师云等，也无法驾驭。后来我们干脆让马“下岗”，全由人力拉马车。力气大、跑得快的男生自告奋勇代替老马驾辕，其余男生在两边扶着，上坡时推、下坡时拉，用一根长树枝拖在车后地面上当“刹车”；女同学坐在车顶来“配重”；一趟能拉数百斤柴。不过，这办法十分危险，下坡时速度太快，刹不住车，有一次翻车了，幸亏没人受伤。

建房。宿舍不够，自己建造。木料、竹子、茅草都到数公里外的山上砍运，一根大龙竹有近10米长，数十公斤重，男生一个人扛；女生两个人抬。在院子里找块平地，挖坑埋桩立柱；龙竹架梁，细竹作椽，茅草当瓦。仅用几天时间就建成一栋宿舍。但是我们没办法学傣族选用不会被虫蛀的木料，也来不及把建筑材料放进水塘里泡渍处理来防虫；一年以后，整个房子连同30张竹床，就都被虫蛀得粉尘遍地，两年不到就坍塌变成一片废墟。

做床。学习傣族式样，纯用竹子架起，床脚插入土中，不同直径的圆竹筒纵横穿楔构成床。床板也是用大竹筒从一侧剖开，再把竹节处砍交错的小口子，不可使裂口贯通而变成篾条，除去内节的横板，把竹筒压平展开就形成一块床板，两三片竹篾板就够一个单人床。这种床板有弹性，如沙发般舒服，不过睡上去咯吱咯吱地响个不停。男生全部住进去，晚上谁一翻身，床就咯吱咯吱地呻吟。西双版纳冬天经常起大雾，感觉又湿又冷，起床时头发上、眼睫毛上全挂满晶莹剔透的水珠、被窝面子都是湿漉漉的。

过年打牙祭。吃不饱的人平时肚子里痨肠寡肚地，到过年了，总要想办法打打牙祭。于是也不管三七二十一，把发疟疾“打摆子”、病恹恹的老瘦猪宰了吃掉。后来发动男生去捉蛇、“灵虫”（大蜥蜴，傣族喜食之物），煮出来的汤清甜鲜美，但有些女生不敢喝。还到勐仑罗梭江去捞鱼，来回步行山路100公里。把没有成熟的番木瓜和菠萝当蔬菜。青番木瓜的皮极苦，没削干净一点就苦了一锅菜。傣族用甘蔗渣土法蒸酒，大家想凑个热闹，喝上几口来庆祝新年，结果许多人头痛欲裂。

防不胜防的危险。在热带丛林中，“马（蚂）家军”是最可怕的。蚂蟥、蚂蚁、马蜂。有一次在野外上课，路过几株大榕树，上面挂着好几个大野马蜂窝；不知道怎么惹着它们了，就成群地追我们。跑得慢的几位女生被团团围着，蜇得痛苦不堪、大呼救命。后来她们回到站里时已经肿得面目全非。几个人抱住头，用镊子一根一根地拔去马蜂蜇刺，有的人中了数十针，十分痛苦而危险。有一种黄蚂蚁在树上栖息，人一接近，它们就一齐翘尾、摇腿，把树枝弄出低沉而吓人的沙沙声，如果你不赶快离开，它们就会爬上人体四肢，狂咬一气，疼痛难忍，还会肿胀多日。林中、田埂、小路多旱蚂蟥，小而呈黑灰色，数量很多，人兽等温血动物接近时，它们会迅速从树叶、草丛中爬到路边，扬起头（吸盘）四面探寻，恰如群魔乱舞，一碰到人就紧紧地叮住，钻进柔软的地方，吸血到浑身鼓胀，然后悄无声息地跑掉。它咬开的皮肤破口会因注入了水蛭素而不能止血，但多数人会毫无感觉。班里有人被蚂蟥钻进脚丫缝、背上、腰里、胯部鼠蹊沟等部位，带进被窝里，到处血迹斑斑，已经是司空见惯。在野外行走时，有的女同学害怕极了，既不敢走排头、也不敢走排尾；一旦蚂蟥上身，甚至紧张得晕倒在地。其实，我们班几乎人人都被蚂蟥咬过，没有人因此得传染病，也不存在“钻进肉里，拿不出来”的案例。男生睡地铺，甚至还有蛇钻进来取暖，人蛇共眠了一夜。

◎遗传课：讲授此课的是郭文明教授，他是早年李石曾由庚子赔款资助赴法留学的“海归”，党员，当时是生物系的副主任。他在法国学农学，遗传学课肯定是摩尔根学派。但经过国内行政干预、强制批判摩尔根，推崇米丘林学说，他很快转变到米丘林学派。在课堂上，他逐字逐句地解释米丘林学说的基本定义、原理和论断，并让大家阅读青岛批判摩尔根学派的会议文集，但允许学生提问和用摩尔根的观点与之进行辩论，因此课堂气氛十分活跃、印象深刻。后来，他还领导一组同学做当地水稻品种调查、傣族农耕制度的分析、棉花栽培调查等，是当时西双版纳学术水平最高的专家，也是云南省农业厅的高级顾问。他的两个助教均为湖北女性：张启明和陈孝先。张启明很活跃，喜欢与同学们交谈、讨论，使这一门课程的教学质量及效果都很好。

◎苏联专家：教育部对全国大学的办学方向及各自的特色早有通盘考虑——云大要加强生态学及资源、环境的研究并面向东南亚。除将曲仲湘及其子弟从复旦调来，还把生态学方面的苏联专家派到云大，把全国生态学领域的年轻教师培训班也办在云大。让生态学三大学派——法瑞学派的代表和领军人物朱彦丞、英美学派的代表和领军人物曲仲湘、苏联学派的专家沃伦诺夫，同时荟萃于此，经由教学和野外实习，交流学术观点，达到取长补短的效果。因此我们班有幸趁此机会，见识各家的学说和风格。学校为苏联专家的讲学配备了来自外语系的专职翻译——杨邦顺和马天民。我们虽然还是学生，也能看出，在自然资源方面，中苏合作是共赢而非单方面受益的。苏联国土在温带、寒带，没有热带亚热带，就没有热带植物和动物资源：橡胶、稻米、水牛、野象、竹子、香蕉、咖啡、茶叶、蔗糖、胡椒、腰果等，要依靠中国，尤其是中国的云南及海南。就生态学理论而言，苏联是一派；我们自己有两派。就生物分类学而言，他们也认不了多少热带物种，经常要拉着云南本土植物分类学教授吴征镒，实在不行就拉着生物系的孙必兴或朱维明，帮他们认植物。

沃伦诺夫：长驻生物系并系统讲授生态学，讲稿很快就被打字机打出并翻译成中文，刻蜡纸，手工油印，纸张很差，但能给学员人手一份。后到西双版纳实习，他“贪婪”地采集动、植物标本；两手不够用了，甚至用嘴衔着。因为对于苏联人来说，许多物种太稀奇、太珍贵了。专家在上厕所时，跑出来大叫：“你们太阔气了！竟然用珍贵的楠木、柚木做蹲坑踏板！？”生物站请来了云大高级厨师陈老师傅，专门为苏联专家做饭。中式、西式轮番供应，每逢他们吃饭时，陈师傅都躲在远处观察他们吃哪道菜多、哪道菜少，以资下一顿改进。每餐都有时鲜热带水果，可谓十分丰盛，以致专家们经常吃过饱，去找保健医生要酵母片。我方的诚意，他们是看到的，因此专家们也诚心实意地传授业务知识技能。

1958年在西双版纳勐养生产实习时与苏联莫斯科大学生物地理系主任沃伦诺夫合影

苏卡乔夫：大名鼎鼎的苏联生态学泰斗，时任世界植物学会会长。他到西双版纳的主要目的是帮助我国选定生物地理学定位观察站地址。一个秃顶微胖的老头，但架子比较大，脾气比较怪，不知什么事就会发起脾气来。选址的原则是植被的原始状态尚未遭到、将来也尽可能不会被人类干扰。最后选定的地址是在景洪县的大勐龙，邻近边界，偏僻遥远、交通不便。在此要安装苏联的全套大气、降水、土壤、凋落物、微生物等环境监测仪器，连续观测记录各种数据多年。生物系指派了一位1958届学生吴佑优去担任此事。但很快中苏关系破裂，苏联撤回全部专家、仪器也不运来了。以致该站建设半途而废。吴佑优在那里坚持了几年，上无名师指点、下无助手帮忙，也无法找到称心如意的配偶，耽误了他的宝贵青春年华。

塔赫塔间：世界闻名的植物系统分类学家，教科书里必定介绍的学者。他是亚美尼亚人，苏联的少数民族，所以名字不是什么“夫”。他来云南是因为对热带植物区系感兴趣，顺便与我国的吴征镒院士交流见面；与学生们没有打多少交道，但他与吴征镒院士的友谊交流一直延续到他们的晚年。

米开新：苏联莫斯科植物园主任，在勐养生物站给我们讲植物的引种栽培原理和方法，很适合我们的需要。他不无骄傲地从口袋里掏出一粒咖啡种子，说是他在莫斯科种出来的。此人比较年轻，要过澜沧江去景洪，但因涨大水，不能划船，去不了（当时还没有建大桥，全靠木船及傣式独木舟），感到十分遗憾，一定要到澜沧江里游一下水，才“不至于抱憾终身”。从安全考虑，这个要求是不能应许的，我们只好破例多人下水围着他游了几米，满足他“沾点儿异域灵气”的愿望。

琼巴诺夫：云大化学系的植物化学家。因参加抵抗德国法西斯战斗，他失去一条手臂，安着假肢。我们从而知道了苏联在卫国战争时，无论普通老百姓还是学术泰斗，一律都要上前线拼命，崇敬之情油然而生。他来西双版纳的主要目的是收集热带植物精油样本。化学系派谢金伦协助，我们也帮助他们采集有香气的植物枝叶，用水蒸汽蒸馏法蒸取芳香油，详细抄写卡片资料。后来云南启动并建立起了完备的植物芳香油的开发研究团队。

◎全国生态学教学骨干的集中培训：全国生态学年轻教师培训班由教育部委托云南大学承办；学员自各大区的有关大学抽调而来，约有20多人。主要讲学师资由云大朱彦丞、曲仲湘、苏联专家沃伦诺夫组成，云大配备俄语翻译及安排文印、生活、野外考察等。除系统讲授生态学理论、方法外，要到野外现地实习。学员毕业后回到自己原单位，开展生态学的教学和有关研究工作。这批学员后来几乎全都成为当地生态学专业的骨干和领军人物，如聂绍荃誉满东北、赵松龄享誉西北。华东、华南的学员也干得很好，为我国生态学的学科建设和进一步的发展准备了精干的专业干部队伍。

◎景东自然保护区的考察：云大生物系（曲仲湘教授等）首先提出了要在云南尽快建立自然保护区。这种观念当时在全国确实是领先的，政府很快批准，任务也就下达给了云大生物系。系领导从我们班抽调了部分同学去考察景东无量山拟建的自然保护区。但教师人手不够，无法派出教师领队。仅把刚刚毕业的本系同学刘伦辉和版纳植物园的青年技术员余采派来与我们作伴。大家都充满热情，但毫无经验。当时还没有有关自然保护区调查、规划、管理的任何规程、导则、程序可用，我们就凭读过的有关书籍和听过的报告，从头做起，拟定范围、路线、考察内容、方法，驻点等，连野外与系领导的联络方式都没有留下，就奔向目的地。上山无公路，是靠牛驮行李，步行上山，于是我们有了跟马（牛）帮走路、野营、吃锣锅饭的机会。牛一天只能走十几公里，到哪儿住哪儿。在牛帮老大指导下，找一块平地，卸下驮子，4个驮子头尾连接，就构成一个低矮的洞，人钻进去睡，上面盖雨布；牛就在附近自由吃草。找三块石头支起锣锅，烧水煮饭。第二天，用木质牛铃声把牛赶拢，安上驮子，就启程赶路。为了保存体力多做调查少跑路，只好把驻地帐篷尽可能搭建在靠近样方林地的地方，但是却远离村寨，成了“无人区”。好在我们有过自建房屋的经历，就地砍来树木搭起简易帐篷和通铺床架，大量箭竹垫成“沙发床”，附带还建起一间“厨房”，当天就解决了吃、住的问题。夜晚，由于劳累，大家很快就进入梦乡。一觉醒来，发现周围雾露嘀嗒，潮湿浓重；许多人发现手脚都不灵便了——患上了“晨僵病”，好在都年轻，不久即恢复正常。每天有一组人轮流下厨兼守卫，因为发现附近有许多老熊的足迹和树干上大型动物蹭痒、抓爬、掏野蜂蜜吃的痕迹。早上吃一顿干饭，再装满一饭盒饭菜、灌满一军用水壶饮水，即是中午在工地的中餐。菜蔬很难买到，我们便学会了吃大锅茴香汤及烧烤马肉干巴。有一天还因贪做更多样方，下山时天已黑，迷了路，摸到悬崖上，听得到留守同学的呼喊声却无路可走，慌乱中攀爬崖壁，把罗盘也丢失了，还好最后还是回了“家”。为了查清顶峰——背娃娃山——的情况，派一组男生（刘伦辉、余采、童绍全、郑光植等）去执行这一艰巨任务。背娃娃山是无量山的最高峰，海拔近3000米，无人居住，补给困难，但必须查明现场环境和植被，才能获得保护区完整的资料。他们克服了交通、食、宿、查各方面困难，在山上打拼了近一个月，吃冷饭、喝凉水，住窝棚，天天爬大山，出一身汗，最后圆满地完成了任务，不仅无人伤病，而且体重还普遍都增加了不少。回昆明后，又赶紧汇总资料，拟写考察报告。这使我们完整地历练了从规划到写总结的生态调查过程。其间，生物系副主任潘清华到景东视察工作时竟然无法找到我们，事后领队的同学被狠狠地批评了一顿。

◎西双版纳的野生大象：都说西双版纳有野象，但生物学的规矩是凭物证说话——没有标本免谈。因此，必须有野象标本。当时还没有濒危物种需要保护的观念，更没有保护类的法律，因此云大、勐养生物站毫不犹豫地承担了这个任务，制作了标本。这是中国第一个完整的产地凭据标本，现在仍保存在云大生物系动物标本室。生物站新来的青年职工石兆龙原是当地一名年轻猎手，打枪很准，他是负责调查采集动物标本的专业实验员，有许多追踪野象的惊险经历。

◎路遇老虎：生物站的人们晚饭后无事，常沿小路散步。有一天，傍晚，大榕树下已夜色昏暗，胡志浩和邱莲卿老师在从生物站到乡政府的林中小路散步，途经我们的猪圈。突然一声恶狠狠的咆哮从身边的草丛中发出，两人惊得头发直立、冷汗淋漓，拼命奔跑到乡政府的院子里（有灯光）躲避。有人也听到了这种声音，推测是老虎来了。等了一会儿，路灯打开，我们手持棍子，大呼小叫着，壮着胆子回站。次日，我们请了乡政府的干部一起去察看猪圈，发现猪少了一只。猪圈木栏上有血迹和毛，圈外有拖痕，在不远的灌丛下，有被啃去部分皮肉的死猪，被浅浅地埋在一个洼坑里。熟悉打猎的人还看出了梅花形的爪印。可以断定是老虎（一说金钱豹）来偷吃圈里的猪，先咬死，后拖着死猪翻过木栏，在附近吃了一些，但一顿吃不了，于是草草埋掉，因被散步的人惊动，发出怒吼，愤然离去。估计它次日晚上还会回来继续吃猪。天呐！我们离它如此接近，距离不到10米！经研究，人们决定不动死猪，远离现场，找来猎枪、大直径铅弹和猎手，确定埋伏位置，打算伏击抓到这个猛兽。老虎（金钱豹？）果然如期而至，但光线昏暗，埋伏的人也太紧张，不慎发出了声音，老虎（金钱豹？）迅即逃离，枪手开了一枪，却没有打中要害，追了一段路，无功而返。原来在20世纪50年代，景洪还没有公路，马帮是主要交通工具。马到站后即被卸下驮子，任其自行吃草。老虎（金钱豹）会跑到街上来偷吃马匹，因此我们的这一次遇险并非罕见。

◎中苏合作拍摄首部彩色纪录片《在西双版纳密林里》：当时彩色电影还很稀罕，中国刚刚起步，需要苏联的帮助，于是中苏合作拍摄首部彩色电影纪录片《在西双版纳密林里》。云大生物站是当地唯一人员、动物演员、房舍、场地等条件齐备的地方。联合摄制组开着标志鲜明的专车，拿着昆明军区盖章的介绍信，到站里来，要求站里“全力配合”——要借用我们养的猴子、蟒蛇、巨蜥、犀鸟……一只猕猴是我们长期饲养并人见人爱的宠物，他们“借去用一用”，最后就不还了。蟒蛇是来偷鸡蛋时被活捉的，养在铁丝笼里，每天喂它吃肉时，它就以为“敌人”来了，蜷缩身体，鼓气发出威胁性呼呼声，突然张开大嘴，猛冲过来咬，结果撞在铁丝网上，但它“不长记性”，鼻子虽疼，仍坚持一次又一次地发起冲锋，碰得“鼻青脸肿”，引人怜爱，也被入选“演员”，借去不还。巨蜥凶猛无比，除满嘴尖牙利齿外，狂扫尾巴打人是其绝技，长而紫蓝色的分叉舌头，频频伸出，挺吓人，也被选入“演员”队伍，一去不回。双角犀鸟是最稀有的大鸟，嗜食无花果、香蕉，羽黑白相间、头顶有黄红色大型骨质冠及巨大而弯曲的喙，喂它香蕉时，必须十分小心，别被咬着手指——非常痛。双角犀鸟夫妻是被人敬佩的爱情模范：终身不离不弃。母鸟在大树洞里孵雏，雄鸟用嘴衔泥把洞口封闭，禁闭保护起来，仅留一小口；雄鸟叼来香蕉，经小孔递给母鸟吃，直至幼鸟长大，才啄开封泥，让配偶恢复自由，重新比翼双飞。犀鸟也是傣族崇敬的神鸟，人们从不伤害它们。摄制组还要拍野象的活动镜头，但根本无法接近野象，也找不到饲养的活大象，而缺此场景则名不符实、无法交代，只得用苏联在非洲拍的远景模糊化冒充一气。飞鼯是林中滑翔高手，毛色艳丽、姿势优美，有此镜头会增色添彩，摄制组出高价从老乡手里买得一只活体，但它怕人，始终蜷缩在笼子里不肯出演，不吃不喝，几天就死掉了。西双版纳天气炎热，很快就发臭了。摄制组急匆匆地来到生物站，要求想办法让僵尸演员表演。我们是植物专业，对动物不熟悉，好在看剥制动物标本看多了，所需工具、防腐药品、材料也都齐全，正好一试。付锦云等同学自告奋勇，剥制标本，填充饱满，并将其安装假眼、翼膜撑开、尾巴竖起，奕奕欲生，再在院子里斜拉一长铁丝，把标本穿在铁丝上，从高端向低端滑移，让摄影机抓拍镜头。因铁丝很细，在镜头中不明显，权当“现场实拍”，终于完成了一个“历史任务”，摄制组也就可以交差了。后来，大家看到《在西双版纳密林里》的完工产品，都会心一笑。从此看电影时，知道有“猫腻”，眼光就有点儿刁钻，提防被糊弄，产生了不信任的心理。

◎引种热带作物：生物站除了一院房子，周围土地也被用于引种热带作物：橡胶、香蕉、杧果、油棕、番木瓜、咖啡、腰果、木豆、香茅、罗勒、番石榴、番荔枝等。我们试验了如何改变番木瓜雄株的性别；发现油棕幼树在最初几年只开雄花，没有雌花，杧果和腰果树的漆汁同样会致人过敏，肥胖可爱的腰果梨（肥大的果柄）也很好吃，香（芭）蕉花序顶端紫色的花苞是很不错的蔬菜，咖啡的白色花朵芳香袭人，木豆的种子磨“豆腐”作凉粉十分可口……在这些实践中，蕴含着极其丰富的知识，能琢磨出许多巧妙的技术，能够创造实实在在的物质财富。

◎傣族农民的习俗：参加农业生产劳动是当时教育方针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班有机会和傣族农民一起干活，这是难得的经历，有利于我们了解边疆民俗民情。

傣族种稻传统是不施肥的，尤其是人粪尿禁用，这叫“种清水田”。一般男人犁耙，女人插秧。每一户有一独立院落，用篱笆围起，院中种杧果、柚子、槟榔、香茅草、罗勒、鲜花等。一座干栏式吊脚楼，有钱人家盖瓦顶、装木地板，钱少的盖茅草、装竹笆地板。既通风凉快，又防蚊蝇蛇蝎。楼下储放农具，还有养猪、牛、鸡的圈窝；楼上住人，堂屋有火塘，一侧有并排三间卧室，分别住爷爷奶奶、父母、子女；均睡地铺，床垫类似日本“榻榻米”，十分清静整齐。如有客人，可住堂屋。全家吃饭在堂屋。二楼外侧有露天梳洗兼淋浴处，还有带遮雨棚的“会客厅”。人们的生活习惯、妇女的装束发型近唐朝模式，难怪有日本人觉得与他们古代祖先似曾相识，跑来“寻根”。女同学与傣族姑娘一起插秧，一边学、一边聊天。傣族姑娘开朗活泼，就问女生多大年龄？答曰：20岁。竟引起她们的惊讶，说“太老了！嫁不出去了！”原来傣族一般结婚较早，小姑娘在15、16岁就出嫁了。男童要出家当几年小和尚，实际上是学习基本文字、贝叶经和简单算术，会算豆腐账即可。在十几岁时，还俗前就带着短笛（傣语叫‘别’）到各村“串姑娘”找对象了。傣族“小卜哨（姑娘）”通常很漂亮，穿起五彩缤纷的筒裙和白色窄袖短褂，身材婀娜多姿，颜值颇高。婚恋十分自由开放，但傣族是女人娶男人，女婿上门；如果分歧很大，也好说好散，不存在家暴。人们和睦相处，极少吵架、打架，鲜有偷盗；农忙时全家出工，仅用一根扁担穿在门上的绳圈里横于门上，不用锁；真可谓“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由于气候炎热，一年中可种收两季、甚至三季水稻。但他们只栽一季，用秧龄大（长）的老秧苗，收获时使用锯镰，比汉族的轻而且快，但不肯弯腰近地面割，站直微弯腰，在穗子下一点就割，留下很高的稻茬，然后放火烧掉。一般吃糯米饭，故普遍栽糯稻，特别是紫糯，秆、叶、谷粒都有深深的紫色花青素，割稻时手也染成紫色了。傣族妇女十分勤劳，天不亮就起床，踩碓摏谷、筛米、蒸糯米饭。整个村子就一片鸡鸣、碓响，热闹起来。白天全家带一小竹箩糯米饭和“辣咪”（番茄、辣椒、盐、葱、姜混合捣碎的酱），用手捏成饭团来蘸“辣咪”酱吃。中午下河洗澡，女人只需一边走进水、一边逐渐把筒裙向上卷起，顶在头上；不需要在岸上换衣服、避男人。她们还经常带小网兜顺便捞螺丝、蚌壳、岛（一种丝状藻类）作菜。收稻谷时，仅用一片大竹席垫底，一种木槽，单人摔打脱粒，然后把穗子丢在旁边，再用带弯头的竹棍敲打使其彻底脱粒。没有内地汉族的风车过筛，用一把大蒲扇左右扇除瘪壳，同时用自己的脚翻动谷堆，把下面的瘪壳也扇去。此种动作极富韵律和美感，以致我们把它看作是一种特殊的艺术。回昆明后，罗季杰竟然仿照其动作编成一种舞蹈，配以音乐，上台表演。

◎在西双版纳热带作物研究所实习：我们到西双版纳热带作物研究所实习时，该所尚处于初创阶段，仅有一幢砖瓦结构的两层小楼，主要用于办公。党委书记是石明辉，业务所长是戴渊、吴维松，技术员有王科、潘华孙等。我们在此学习巴西橡胶的播种、育苗、嫁接、割胶、制胶，油棕的播种、育苗及移栽、定植，咖啡的育苗及移栽、定植、修剪，以及其他许多热带经济作物的引种栽培。恰逢“大跃进”，我们被卷入了“放卫星”“大密植”的争论和劳动热潮中。学自然科学的人，多数都不赞成浮夸吹牛的高指标，但也害怕被戴上“右倾”帽子，公开争论不休。为尽可能提高橡胶的单株产量，打算从根部增强其营养吸收能力入手，把定植穴从40厘米见方扩大到一立方米，大量施入有机肥，连头发也剪下来混进肥料，一个人要在山坡上挖如此大坑，几乎要挥汗如雨地干一整天；背上衣服被汗水湿透又干，反复如此，画出白色的汗渍“等高线”来。我们把油棕苗从苗圃移栽到研究所大门内的笔直车路两侧，很快形成了热带氛围极其显著的林荫大道。有一片橡胶幼树林，当年周恩来和缅甸吴努总理谈判，讨论中缅两国边界划分的会议就是在这橡胶林下放的一张桌子上进行的。后来这一片橡胶树林被完整保存下来，并建了纪念碑。

◎何康来小勐养生物站：时任国家农垦部长的何康，年轻时留学美国。当时，他主管全国的农垦事业，到西双版纳视察。他到云大生物站来看了看师生及教学情况，突然提出要把全班同学留在西双版纳，参加他领导的农垦事业。事情很大，校方无人能做主。但云大属教育部管，毕业生的工作分配自有通盘规划。后来我们班的同学竟无一人留在那里。但以他的宏论和希望看，从一个侧面肯定了在基本保住整体教学计划及高水平师资的引领下，我们这班同学在西双版纳打拼一年的学业水平、实践能力和社会影响是可圈可点、有足够水平的。

◎险渡澜沧江：1958年，澜沧江上还没有任何桥梁，人、畜、货物全靠船渡。汛期洪水暴涨，江水几乎淹没景洪街道，原有的唯一较大渡船因码头、钢缆被淹，无法使用。我们要按计划去热带作物研究所实习，只能利用傣族传统的独木舟过江。傣族的独木舟用一段大树干挖空而成，仅一人宽，纵列可坐6至8人，前后各有一人持竹竿或短木桨划船。满载时，乘客坐稳，两手分别抓紧侧面船舷，几乎可以触及江水。由于洪水湍急而浑浊，过江的航迹成横Z字形，先沿出发岸边向上划200至400米，再调转船头对准对岸奋力划过中流去，船被急流冲向下游好几百米，到了对岸码头以下很远才接近岸边，再沿岸向上划到目的地。整个渡江过程犹如“龙舟比赛”，紧张之极！大家的心几乎提到嗓子眼、跳得嘣嘣响。全船人的老命都交给船上两位傣族兄弟了。有些同学登船时的确紧张极了，好在我们班还是全部安全过江了。后来，澜沧江大桥迅速建成，“天堑变通途”。我们的一些同学还有机会在旱季江水低落、露出的沙滩上观赏傣族盛大的泼水节、划龙舟比赛、放高升比赛。周恩来总理当时有轻微感冒，但仍坚持穿上傣族服装，在曼听寨子参加了泼水节，现在，他参加泼水节的纪念雕像仍屹立在曼听公园中。

◎西双版纳的棉花栽培：在郭文明老师指导下，温学忠等一组同学留在小勐养，调查研究西双版纳的棉花栽培生产。云南很多地方是南方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很早就引种了原产中亚的棉花，以解决居民的衣着问题。云南南部的版纳、德宏等地少数民族人民均熟悉棉花栽培生产。大面积分散栽培的是草棉（矮小、短绒的老品种），也有少量海岛棉（优质长绒棉）。云南省农业科学院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还在怒江坝设立了棉花栽培研究所，但因规模小、产品质量差，被逐渐淘汰。作为研究我国棉花引种历史、品种变异及种质资源的样本，云南是有其研究价值的。

◎西双版纳的水稻乡土品种调查：作为傣族人民世代主食来源的西双版纳水稻乡土品种群，具有特定的地域性、热带地理特性、气候特性、民族特性、农耕特性等，是我国稻作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选择它作为调查研究课题，无疑具有重大意义。在郭文明老师指导下，我们班一组同学留在小勐养，调查研究西双版纳的水稻乡土品种，发现了一大群糯稻乡土品种、专门适用于做米线、米干的乡土品种乃至能适应山地刀耕火种的旱地乡土品种、本田期极短/极长的早稻/晚稻乡土品种、谷粒极长/极短的乡土品种、谷粒及（或）茎叶带紫色的乡土品种……育种及耕作制度、品种变更都不应该单纯追求产量，而应全面照顾居民的饮食习惯、耕作技术、水热条件、田土性质，可惜许多特殊乡土品种仅仅因为产量低而惨遭淘汰。这些知识只能在紧密联系实践、联系群众、联系生产的过程中才能获得，是我们学习专业知识时更加重要的收获。

◎毕业分配：我们毕业后的工作是全国分配，北京6人，吉林1人，广州2人，兰州1人，河南3人，湖南2人，贵州2人，广西3人，四川1人，云南昆明19人……截至2014年，同学中有正高级职称者15人。我们班是植物学专业，毕业后大家在各自工作岗位上全面继承和发扬了本专业各个分支领域的业务特长，同学中有在形态解剖学、分类学、资源学、生理学、生态学、遗传学、群落学、保护生物学、分子生物学等学科获得高级职称的，已足以联合组建一个完整的硕（博）士学位授权点。他们不但各自具有系统全面的学科理论，而且不少是具有高水平的应用技术专家：邓绍华是全国棉花培育专家，享有国务院特殊津贴；刘芳媛是兰花组织培养专家，甚至在自己家里也做兰花组织培养，身为兰花协会理事，掌握许多珍稀濒危兰花的种质资源，非一般园艺企业所能及；李平是植物形态解剖专家，切片技术高超；童绍全是叶子花、蟹爪兰等的培育、杂技、嫁接造型专家，能够用火龙果、蟹爪兰果实里细小的种子育出幼苗，非一般园艺企业所能及；陈孟如是果树修剪专家，熟知各种果树的品种特性、来历及栽培关键技术；罗季杰是植物扦插繁育专家，熟知园林规划设计；李启任是植物生理及组织培养专家；郑光植是植物生理、细胞悬浮培养专家，享有国务院特殊津贴；李启任、郑光植二人均能研发设计特殊的培养基配方和培养系统，目标瞄准“在工厂发酵罐（无菌瓶）里种经济植物（如三七、兰花）”；万象义是云南省具备完全知识产权的竹红菌素药物开发研究及利用的主要成员；张季涛在广东水产研究所是国内最先开发淡水鱼人工催情、授精，孵化繁育和高密度快速养鱼技术的小组成员，并向亚洲各国推广、培训国外技术员。我冒昧地整合了一些同学的成就，以使预期内容尽可能完整。此外，也有同学从政，或在其他领域做出成绩，如李平曾兼任成都市政协常务委员；温学忠历任东川市市委委员、组织部部长、组织部党支部书记、在云南省委党校党委组织部部长岗位上退休；黄兰珍在云南省委党校党建教研部任副教授直至退休。本班在各地中学教书的同学，许多是资深优秀教师，如孙忠池、姚绍虞、丁叔光、杨大奖等，均获得较多殊荣；石安华在玉溪市除教授本职课程外，出资创办了规模不小的外语培训学校及幼儿园，成为教师兼教育实业家；黄时文在退休后，坚持跳舞健身，交谊舞水平一流，不但自己保持了健康、轻盈的体态，而且组织带动身边的朋友、邻居一起跳舞健身，是名副其实的舞蹈家。黎介成了多产的诗人，自费出版了数册诗集。胡绍安成了多产的书法家和诗人。董修美也成了多产的书法家。毕玉庆不但是中药研究开发专家，自己也学会了中医理论和技术，成为医术精深的中医师。

1959年在会泽院的毕业留影

◎尾声：我们一班同学求学期间经历丰富多彩，富有时代特点，有一些独特的经历，如在西双版纳自己盖房子、挖井、修渠、筑墙、养鸡、养猪、种菜、垦荒，与傣族同胞及热带作物研究所员工共同度过“大跃进”和困难时期，直接向苏联专家学习，亲身经历、现场调查云南热带农业、林业、生态系统等，可算是云南大学各系历届学生中历练过程最独特的一届。虽然历尽艰辛，道路崎岖，但每一位同学在经过几年“修炼”后，走进社会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都是敬业尽职的，没有辜负国家的栽培和期望，也都没有辱没母校、老师的教诲，在各建设领域取得了显著的成绩。这些大学经历，成了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

2015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