轮船招商局成立于1872年11月。初由李鸿章拨直隶练饷制钱20万串（约合银10万两），札委三品衔道员朱其昂办理，另各商认股10万两，属于官督商办企业。后在盛宣怀推荐下，招致唐廷枢、徐润等大买办入局，资本和轮船数都大为增加。至1894年，有江海轮船26艘，总吨位35475吨，每年营业收入平均规银200万两以上，历年盈余总数达1640423两。至1902年，资本实值2000万两。1909年，由官督商办改为商办。1910年8月，清政府邮传部命招商局恪守成规，继续实行官督商办。至1911年，共有江海轮船29艘，总吨位49373吨。
在招商局的发展过程中，其主管人员屡经变迁。1906年，袁世凯委任王存善为总理，1909年，盛宣怀、郑观应等9人被选为董事，以盛宣怀为主席，王存善为会办兼总稽核。1910年，清政府任命盛宣怀为董事会会长。1911年初，盛宣怀任邮传部尚书，辞去会长职务，股东们继选伍廷芳等9人为议事董事，唐德熙等3人为办事董事。但是，盛宣怀仍然保有招商局的巨大股份，并拥有巨大控制力量。
在邮传部任内，盛宣怀实行“铁路国有”政策，以商办粤汉川铁路路权换取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的借款，激起四川各省人民的保路风潮，受到普遍反对，并被清政府革职。10月28日，盛宣怀逃离北京，经青岛、大连逃往日本。他一面寄希望于袁世凯对革命的镇压，一面则千方百计，设法保护其企业和财产。招商局的董事中，伍廷芳支持革命，但大多数则持敌对态度。11月4日上海独立后，招商局和其他公司一样悬挂白旗，表示归向革命，但是，这不过是一种应付之计。当时，革命党人已开始征用招商局的船只以应军需，盛宣怀等担心会进一步发生强迫捐献、押收、接管等情况，遂决定以所有财产为抵押，向英国汇丰银行借款150万两，企图以外商为保护伞。其后，招商局从借得的100万两中，提取10万两捐给革命军。革命军接到了这笔款子后，伍廷芳即将其中的1万5000两汇往伦敦，购买飞机。但是，区区10万两不能满足革命党人的财政需要，因此，要求招商局续捐40万两。12月上旬，黄兴等与日本大仓洋行上海支店代表井户中佐谈判，拟以该局的所有财产为抵押，换取400万元贷款[169]。1912年1月，南京临时政府成立，需款更巨。同月2日，内阁会议决定，为“筹措军饷，拟将招商局抵押一千万两”[170]。但是，这一决定受到了招商局的大多数董事们的抵制。(www.xing528.com)
招商局多数董事反对的公开理由是：盛宣怀已因借外债失足，革命军若再以国家不可缺少的事业团体作抵押向外国借债，极不得当。而其内心的秘密则是不愿以自己的财产为革命军作抵押。日本驻上海总领事有吉明向本国政府报告说：“（董事们顾虑）将来不论胜败谁属，在日后整顿该局财产时必将发生问题，故对借款之议多不赞成。”“负债者固然是革命党，但该局一旦承认以其所有财产充当抵押，则今后对其产业既不能自由使用，且平日之营业活动亦必受到束缚。”[171]以总办为首的各常务董事更害怕股东们将来追究责任，不想承诺。他们一面表示愿从汇丰银行借款中续捐25万两，一面则力谋托庇于外人。1月6日，总办王存善（子展）访问日本驻上海总领事有吉明，寻求保护。王称：革命军不但任意征用船舶、仓库等，不付任何报酬，而且不断强令捐献。本人及各大股东意见，拟于今年三月份召开股东总会，一举卖却了事。他要求有吉明届时代为斡旋，由日本承购[172]。此后，招商局的董事们纷纷“告退”，拒不出席董事会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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