琴画名家黄松行的艺术传承和成就

黄永硁口述　盛明笔录整理

享年九五高龄的著名女画家，被称为“南派古琴名师”的黄松，不幸于1982年5月30日去世了。笔者作为她的内侄孙，在近十多年来，她老人家返回故乡，安度晚年的岁月里，有幸得随侍左右，对她老人家慈祥和蔼，疼爱后辈的音容笑貌，训诲教导，时刻不能忘怀。在悲痛之中益增孺慕之忱，因就闻之长辈及自身所知，不揣浅陋，略述其生平行状，以告关怀她老人家的同志们。

黄松，字渔仙，泉州市人，晚年自号温陵老人，闺名安治。故人多亲热地叫她“安姑”，晚一辈则称为“安姑婆”。在解放前，她仍遵旧制，在姓名前加夫姓，与人书信和题画，自署黎黄松。到1953年受聘为上海文史馆馆员，才直称黄松。

清光绪十三年（1887年）农历九月十六日，她出生于泉州元妙观口黄家，即泉州人称为“观口黄”的家族，为两广总督寿臣公（宗汉）的再侄孙女，探花霁川公（贻楫）的侄孙女。祖父香圃公（贻檀）候选知府，父谋扌为公从商。黄松自幼聪明伶俐，为伯祖霁川公及伯父佑堂公（谋烈，进士）所钟爱，故其父虽从商不事文墨，而她却六岁即得进家塾，与兄弟叔侄辈同受业于名秀才徐泽普。那时儿童启蒙，读的是“三、百、千、千”（《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进而及四书五经，学作八股文。女孩子识字，则要念《女儿经》、《女论语》之类，受“三从四德”的妇道教育。可黄松认字之后，除《千家诗》外，对那些圣贤之书，却不感兴趣，她羡慕古时一些多才多艺的女才子，恃长辈的宠爱，提出学琴学画的要求。终于获得允许，得从泉州著名古琴家周振音学琴，并向一画师学画，又进而学棋学书，奠下琴棋书画的基础。年稍长，接触到一些维新派的书刊，思想益开展，她看不惯大家庭中某些腐败、愚顽、虚伪、荒唐的现象，憧憬于不受封建枷锁的新生活。但在环境势力的压制下，究还无力跳出礼教的藩篱，她只好寄情琴画，以艺术自遣。

十七岁那年，她受父母之命，远嫁于湖南湘潭黎家。黎家也是世家大族，丈夫黎桐曾，清贵州巡抚黎培敬（谥文肃）的曾孙、台北知府黎伯鄂的孙子。父早故，其祖由台转来福建做官，因在福州为他们完婚。婚后，返回湘潭老家。这一所谓“门当户对”的闽湘姻缘，使她由一个仕宦之家的大小姐，作为另一仕宦之家的少奶奶，在当时是为一般人所称羡的。但在黄松心里，却不认为这是幸福。由于她早在娘家就看不惯封建大家庭中的种种行径，如今又再看到另一封建大家庭中同样的腐败、愚顽、虚伪、荒唐的现象，心存不满。因而对大家庭中所重视的繁文缛节，有所忽视，晨昏定省，礼数不周，失却家长的欢心。尤其她敢于扯掉千年来束缚中国妇女的裹脚布，毅然解放双脚，遭到一家上下的指责与讥笑，渐而在家庭中受到歧视，甚而虐待。更不幸的是在二十四岁那年，丈夫突然病故，所出仅两个女孩，大者不过六岁，小者才三岁。因无男儿，就把她丈夫堂兄弟的儿子作为嗣子，即后来有名的新文学家黎烈文。

她既素不得家长欢心，尤其丈夫的祖母，成见最深，不断虐待。丧夫之后，更遭受欺凌。倔强的黄松，受不了委屈与苦楚，决定离家自谋生活。她丈夫有义父梁碧垣，为长沙世家，见此义媳的凄凉遭遇，深表同情。因说服黎家，把她接去长沙暂住，黄松因将长女交给其姑，嗣子暂交其生母，自带幼女往长沙，并由梁碧垣介绍，先后在湖南汉寿、湖北宜都两县当小学教师，及教人琴画。母女两人，孤苦伶仃，度过八个寒暑。她丈夫的另一义父陈南桢（黎、梁、陈为通家友好），时在上海，听说她处境坎坷，即请梁碧垣把她送到上海居住，并接其长女与嗣子来沪团聚。黄松在沪以教琴卖画为生，抚养其子女。沪上妇女界听说她古琴弹得好，纷纷登门拜师，向其学习。在沪的湘籍闻人，如谭延闿为黎家亲戚，章士钊、程潜为黎家世交，他们本人及其家属子女，都对她很尊重亲切，而她不亢不卑，只是以琴会友。《申报》总经理史量才及其夫人沈秋水，在一次琴会上听到黄松的演奏，大为钦佩，双双往黄寓拜访，虚心求教。从此三天五天就到黄寓弹琴，双方过从亲如家人。由于史量才的介绍，她还为著名华侨黄奕住的子女和湖州名藏书家刘翰怡的夫人教琴。越剧名演员袁雪芬、徐玉兰也是她的高足。

1932年，上海有十八省古琴演奏会，邀请全国各地古琴名家来沪参加，黄松也在被邀之列。她所奏《胡笳十八拍》、《梅花三弄》、《关山月》、《阳关三叠》、《平沙落雁》、《归去来辞》等名曲，演奏纯熟，独具风格，造诣出众，赞不绝口，被誉为南派古琴名师。因她自幼从名师学琴，即琴不离身，弦不离手。远嫁湘潭时，一架陪嫁的古琴，远胜那些绫罗绸缎、珠宝金饰的妆奁。她把琴看作闺中良友，贴身知己。她不是为鼓琴而鼓琴，而是把悲愤冀望、万千思绪靠它来发泄与表达，把思想感情融化在绕梁的琴声中，或低徊倾诉，或激昂慷慨，或高山流水，或雷鸣电闪。她就是这样地与琴相依为命，而且以琴会友的。1959年10月，她参加全国音协在京举行的《胡笳十八拍》打谱演奏会，这次参加演奏的才得十四人，而她为其中佼佼者。《半邨诗集》作者泉州诗人林骚，在《听渔仙女士弹琴》一诗中，赞道：“缟衣淡沐谢铅华，香草离离是婿家。抱得乡心随明月，归装闲傍刺桐花。文姬髫龄便知音，操缦安弦解咏吟。偶向人间挥一曲，飞鸿目送海天深。”颇能为这位古琴名家写照。(www.xing528.com)

黄松的生活支柱，琴之外就是画了。画也是她幼年时就致力学习的，擅长工笔绢画，作品谨严工整，清雅古朴，传统功力深厚。尤长于花卉，牡丹与玫瑰是她的代表作。构图新颖，布局奇趣，充满浓厚生活气息，表现爱生活，求美好的愿望，使人受到亲切愉快、明朗和谐的艺术享受。她的作品受到名画家贺天健、樊少云、张乐平的好评。她的《牡丹图》在香港的福建中国画展览会上，有很高的评价。粉碎“四人帮”后，她看到拨乱反正，国家重现光明，深受鼓舞。在“文革”中搁笔十年之后，她立再挥毫，作一宽六十厘米，长二米的工笔绢画《百花齐放图》献给党中央。象征粉碎“四人帮”后祖国前程百花齐放、繁荣昌盛的景象。虽已在耄耋之年，而笔力未减，笔下牡丹或怒放竞艳，或含苞待发，朵朵绰约多姿，跃然画上，使人感到光明在望，前途美好，更激发爱党、爱国，奋发前进之情。

自少性格开朗，兴趣广泛的黄松，还于古稀之年，学习舞剑。当时有名国术家蔡龙云，向她学古琴，她就提出要向他学剑。两老互教互学，她勤学苦练，终于由一个白发苍苍的老裙衩，成为一个英气勃勃的女剑手。

黄松长期寄居上海，教琴卖画生活无忧，即留心培养子女。黎烈文自幼随她在沪读书，得她尽心培养，在中学毕业后，黄松售卖饰物送他留学日本。后又得跟她学琴的刘翰怡夫人的资助和史量才的支持，让烈文去法国留学。1932年回国，得史量才赏识，聘其主编《申报》副刊《自由谈》。烈文锐意改革，得到鲁迅、茅盾、巴金、瞿秋白、胡愈之、郁达夫等人的支持，把“鸳鸯蝴蝶派”的黄色文学堡垒，变为进步的新文学阵地。但也因此受到反动派和报馆中保守分子的仇视，在黄色小报上加以攻击，连黄松也被作为谩骂对象。但黄松不为所动，鼓励儿子坚持斗争。及史量才为蒋介石特务暗杀，黎烈文终被挤出申报馆。抗战期间烈文来闽，在永安任改进出版社社长，主编《改进半月刊》，黄松告诫他说：“福建是我的故乡，你要好好地干。”及抗战胜利，台湾光复，陈仪任台湾行政长官，邀烈文赴台，任《新生报》社长。后因言论受限制，愤而辞职，改任台湾大学教授。烈文在台期间，黄松以台湾为黎家先人宦游之地，割台的时候她丈夫的祖父黎伯鄂正在台北知府任上，被迫挟印仓皇内渡。从此台湾同胞，沦为异国奴隶。今国土重光，旧耻得雪，因想前往一游，遂东渡台湾。居住台湾时，以乡音相同，得与一些台湾的父老姊妹接触，深悉台湾同胞向往祖国之情，而南京政府对这收复故土，不能妥善安抚、尊重台湾人民利益，导致人心浮动。她对此感到不安，谆嘱烈文要善于自处，自己即买棹返沪。其后烈文病殁台北，母子从此永别。三十多年来，又被人为地把台湾与大陆割断，无视台湾同胞与大陆同胞的骨肉亲情，她对此不胜愤慨。1981年重九，她偕亲友登清源山，举首东望，感慨万端，告诉同游的人，希望能于残暮之年，亲见台湾回归祖国。那时再往一游，探问故旧，凭吊亡儿，也了一件心事。可她还未达到心愿而与世长辞了。

黄松为人内刚而外柔，倔强疾恶，而平素待人却慈祥平易，乐与人为善。虽出身大家，而能耐清贫。她所收门徒，不少名门闺秀，富室千金，而她淡装素服，周旋于珠光宝气、花团锦簇之间，不骄不馁，文雅庄重，受人尊敬。但她得过舒适生活，还是在解放之后，党和人民政府重视其才华，加以尊重和照顾，她对此深为感激和自豪。1953年，陈毅市长聘她为上海文史馆馆员的证书，她珍重保藏，临终还嘱其女儿要慎重收好。在党的亲切关怀下，她生活安定，精神愉快，经常以弹琴、作画、舞剑、下棋自娱，并广收弟子，传授后进。十年内乱中，她挂琴藏笔，闭门隐晦。及局势澄清，乃束装南归，返泉州故里，就其寡居在泉的长女而居。而母家为泉州大族，内侄、内侄孙、内侄曾孙辈，人多户众，争相侍奉。她老人家经常临视各家，讲旧闻，述轶事，谆谆告诫后辈，要随时代前进，听党的话，走社会主义道路。琴棋剑画，不以耄耋之年而有所松懈。对登门求教者，从不拒绝。她对乡土历史与文艺，特为喜爱，曾参加泉州历史研究会为会员。而每逢各剧团有新戏演出，或南音会奏，不以路远夜深，都乐于亲临观赏。文艺部门的同志，也都给以热诚的接待。逢年过节，地方首长多往其住处探望，她常告诉后辈，党的恩情说不尽，只有在有生之年，多培养一些人，多创作一些画，来作为报答。还表示台湾回归祖国之日，一定要弹奏一阙《团圆曲》，以表心情。她是多么盼望这一天的早临呀！但望“台湾回归中原日，家祭急急告祖姑”！

（原载《泉州文史资料》第12辑，第151～158页，1982年9月）

整理者注：本文是陈盛明先生采访多位黄家后人，笔录整理。发表时署黄松侄孙黄永硁先生名，汇编《明诚集》时，尊重永硁先生意见，恢复原作者署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