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是珠三角在近代经济发展中的崛起。清代，随着农业商品经济的发展，珠江三角洲在整个华南经济区的地位越来越重要，起着中心的作用。有着全经济区最重要的区域市场广州以及中心市场佛山镇，市镇的密集度也远远高于经济区内其他地区。不论是手工业型市镇，商业型市镇，还是中转运输型市镇，在清代的增长数量一般都高于别的地区。据雍正《广东通志》所载，珠三角圩市数为全省最高，占全省总数的40%以上。圩市增长速度最快的州县也集中在这一地区。商品农业经济的发展及市场网络的扩张，使珠江三角洲出现了一批崛起的城镇。除了省垣广州之外，著名的市镇有佛山、石岐、石龙和陈村，并称珠江三角洲四大名镇。
手工业化进程，成为我国最早出现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地区之一。农村掀起“弃田筑塘，废稻树桑”的高潮，以蚕桑为首的经济作物大面积发展，带动工商各业全面兴旺，圩镇密度增大，功能趋于多样化。晚清时期广州城与附近的珠江三角洲各个乡镇的各类圩市以及商业城镇，联结为一个市场网络，使城乡所需的物品很快流通。使广州在失去了垄断贸易的优势以后，能够凭借强大的地区贸易网络，继续维系华南都会的地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在珠三角地区出现，中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加剧，对于珠三角地区的思想观念、生活习俗发生了巨大的冲击，从而必然产生了与传统的封建生产方式和受此方式制约的思想观念、生活习俗发生新的变化。正是在这样的特殊环境中，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代表的新兴买办阶级也就必然应运而生。
作为珠三角地区的一个组成部分，香山县还具有独特的地域优势。
香山独特的地理条件造成了香山与外国文化、经济接触的机遇。澳门原属香山，自16世纪中期葡萄牙租占澳门以后，澳门很快发展成为一个国际港口城市，对香山县的经济产生了很大的冲击。澳门不仅成为香山人了解世界和向外拓展的窗口。而且，由于“中国领土、葡国管理”的独特的政治环境，澳门也成为方便资产阶级改良派和民主革命者活动的一个重要场所。此后，因地域之近，香山同样受到欧风渐起香港的影响。明清以来的香山人，由于同香港、澳门人及两地文化的影响，思想比较开通，对海外异质文化取一种积极认同与学习的态势。
澳门在中西方文化交流史中，有着极为特殊的重要地位。基督教新教最早进入中国内地的传教士利玛窦，就是从澳门进入广州再到肇庆的。在澳门形成的中国人使用英语，实际上是以葡式汉语演绎成的英语，后来又进而形成上海的洋泾浜英语。成为中国人赖以与西方文化交流的语言基础。除了教会文化，还有在澳门的西方建筑文化，都是对中国近代文化进程发生了重要的影响。澳门成为中国古代史上最重要的一座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著名学者季羡林指出：“在中国五千多年的历史上，文化交流有过几次高潮。最后一次，也是最重要的一次，是西方文化的传入。这一次传入的起点，从时间上来说，是明末清初；从地域上来说，就是澳门。整个清代将近三百年时间，这种传入时断时续，时强时弱，但一直没有断过（中国文化当然也传入西方，这不是我在这里要谈的问题）；五四运动，不管声势多么大，只是这次文化交流的余绪。可惜的是澳门居中西文化交流中这十分重要的地位，注意之者甚少。我说这话，完全是根据历史事实。明末最初传入西方文化者实为葡人，而据点则在澳门。”[12]西方国家的科学文化经澳门传入中国内地，有商人、传教士等，主要的是传教士。传教士出于传教的目的，带来了大量的西方书籍，其中包括数学、天文学和历学、地理学和地图学、西药学和丁医学、物理学与工程物理学、建筑学与建筑术、语言学与音韵学、哲学与伦理学、美术、音乐等等。语言文字是文化交流的重要前提。1584—1588年在澳门诞生了第一部《葡华字典》，1817—1823年在澳门产生了第一部汉英对照的《华英字典》。这些，无疑对近在咫尺的香山县人，特别是由于商业贸易关系经常来往于澳门一带的香山商贸人士有着重大的影响，在他们及其子弟中培养了一批对西方文化有一定了解的人才。中国第一批官招出国赴美的120名留学生中，香山籍占了40名，珠江三角洲的其他地区中，南海籍13名、番禺籍6名、顺德籍5名，[13]由此可见香山人对西方文化的态度比较开放。例如，香山人借助澳门和沿海岛屿，多从事海上贸易，从而对外国语言文字养成了一种在长期闭关自守以及老大自尊的中国人心目中难得的宽容和主动学习的环境。容闳小时候，父母就曾主动将他送到教会学校学习英文。唐廷枢、唐廷植、唐廷庚兄弟也是被其父唐宝臣送到容闳就读的马礼逊学校学习英文的。这其中固然有教会学校免费上学和因素，也有对作为谋生手段，能够派上对外贸易用场的考虑。唐廷枢不仅英文写得非常漂亮，也讲得十分流利，外国人称赞他“说起英文来就像一个英国人”。由于向他请教外语的乡亲多了，1862年唐廷枢干脆用其所学所用的英语知识，在弟弟唐廷植、唐廷庚的参与下，编写了一本《英语集全》，用广州方言与英语单词进行对译和注音，其中第六卷是专门为广东籍商人、买办使用的《买办问答》，颇受商界欢迎。唐廷枢在本书序文中说到：“粤东通商，百有余载，中国人与外国人交易者，莫如广东最多。是以此书系照广东省城字音较准，以便于工作两相通用。”[14]可见香山人接受外国文化的基础，在于其与西方长期商贸往来的需要。香山人对外国文化主动接受的态度，使他们成为中国民间最早接受西方近代文化的地域人群。因此，在五口通商以后，中西贸易交流需要中介人才的时候，据有语言优势和业务优势的香山买办就脱颖而出了。就是在中国对外贸易重心由广州为中心的华南地区向上海为中心的华东地区转移时，致力于在中国新辟口岸设立通商机构的洋行外商，看重的也是熟悉英语、精通商务、交游广泛、消息灵通的香山人。徐润的伯父徐钰亭就是因为早年在澳门经商时与英商宝顺洋行老板看好，被雇佣为上海英商宝洋行的买办，其后又成为宝顺洋行在烟台、天津、镇江和芜湖、九江、汉口等地设立分行的统领各分行的总买办的。
鸦片战争前，广东是资本主义萌芽和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外国资本的入侵，虽然打断了资本主义萌芽的正常发展，但也加速了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的瓦解，为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提供了条件。(www.xing528.com)
从19世纪40年代开始到90年代末的半个世纪中，在广州先后出现了包括官办、商办和外资兴办的各种资本类型的新式企业。最先出现的是外国资本企业，主要有船舶修造、航运、银行等事业。道光二十五年（1845）英国人约翰·柯拜兴建的柯拜船坞是中国最早的近代企业。是年英国丽职银行在广州设立分支机构，是进入中国第一家外国银行。与全国其他地方一般先出现洋务企业，然后才出现民族工业不同，在广东是民族工业与洋务企业差不多同时甚至更早些出现。原因之一是洋务运动在广东推行较迟，对民族资本主义的阻力较小；二是广东是著名侨乡，华侨率先投资近代资本主义企业。珠江三角洲成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最早诞生地之一。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是从地主、买办、官僚、商人转化而来的，其中以买办转化而来的民族资产家最具实力，思想上接受西方文化也较早较多。地近澳门、香港的沿珠江入海口，是集中产生这一阶级的地区。香山一地就出大批的买办，有的是著名的买办商人、买办家族。整个19世纪60—80年代，各通商口岸尤其是在上海，有钱有势力的广东买办，几乎都是香山人。整个19世纪，香山唐氏（廷枢）家族、徐氏（徐润）家族、郑氏（观应）家族、莫氏（仕扬）家庭族、容氏（容闳）家族的买办，彼此引荐和相互作保，使族人、亲戚和同乡纷纷进入洋行做事，从而形成以地域和血缘为纽带的近代香山买办群体。[15]
掌管英国太古洋行达63年之久的华人莫仕扬、莫藻泉、莫干生祖孙三代，被称为中国“买办第一家族”。
近代著名买办、企业家唐廷枢，一生中自营、合营、入股或受别人和清政府委托兴办的企业就有47家。其中属于中国历史上第一家的就有6家。其弟唐廷植接任唐廷枢所任的怡和洋行总买办、轮船招商局总办，发起投资建立中国玻璃公司担任上海火烛保险公司首董及上海电光公司华人股东代表等。
买办、企业家徐润，经营过的企业不下四五十家，涉及工矿、商业、运输、保险、地产、印刷、垦务。
出现这一情况，与香山人在近代化进程中，积极接受近代西方商业文明，对经商赚钱持一种开放的态度，并且积极参与。
与此相应的是，香山还出有郑观应、容闳等一批提出“富强救国”为核心的救国方案的维新思想家。最早到澳门活动的改良派是家居与澳门近在咫尺的香山县雍陌乡的郑观应。郑观应自幼就经常进出于澳门，对澳门的情况极为了解，通过澳门社会，对资本主义的利弊也看得十分清楚。他的《盛世危言》一书是1886—1891年他在澳门写成的。《盛世良言》思想影响最大，在几年内曾印10多万部。他们主张实行君主立宪，民办工商业，倡西学、兴学校，设立武备学堂，建立一支近代化的陆军和海军，对于激发人们的爱国热情、推动社会变革起过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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