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边疆经略史：汉代至晋代和亲政策

汉代的和亲，完全依汉朝与匈奴的关系为转移。

刘邦成为汉高祖，经历了“大战七十，小战四十”[1]。汉朝立国之初，中原疮痍满目。同时，匈奴在一代枭雄冒顿单于的统治下，威服草原诸部，其势益张。汉朝的叛将勾引匈奴南下，北疆告急。汉高祖亲征，被号称40万的匈奴精骑围困在平城的白登七日之久，靠谋士陈平的奇计才侥幸得脱。从此，汉朝的君臣清醒起来，认识到汉朝尚弱而匈奴方强。正像刘敬说的，汉朝对匈奴“未可以武服也”[2]，于是有和亲之议。

刘敬建议汉高祖把亲生的长公主嫁给冒顿单于，他对汉高祖说: 这么一来，“冒顿在，固为子婿; 死，则外孙为单于。岂尝闻外孙敢与大父抗礼者哉? 兵可无战以臣也”[3]。汉高祖被刘敬说动了，可是吕后反对，只得以宗室女名为长公主嫁给了冒顿单于。后人或以为刘敬迂腐而汉高祖天真，其实不然。在战略决策上，这一君一臣配合得很好。在和亲之前，刘敬曾建议定都关中; 在和亲之后，刘敬又建议徙豪强实关中。这都是正确的主张，都被汉高祖采纳了。可见，刘敬其人老谋深算，并不迂腐。关于和亲的效用，刘敬虽未免夸大其词，但这是人臣向人主进言的惯例，无可厚非。和亲之后，匈奴对汉朝的威胁确实减轻了一些，汉朝由此而赢得了休养生息的时间。

南宋徐天麟撰《西汉会要》，以为西汉有“和蕃公主”8人。8人总数不差，但误记了2人，漏记的也是2人。西汉还曾以宫女和蕃，可考而知的有3起共7人。此外，西汉时期不同少数民族朝廷之间的和亲至少有5起。合计，西汉时期各类和亲至少有16起[4]。

综观西汉的和亲，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5]:

第一个阶段是从汉高祖到汉武帝前期。当时的形势，总的说来，汉朝较弱而匈奴较强，汉朝取守势而匈奴取攻势。在这个阶段里，汉朝只与匈奴和亲，未与其他少数民族朝廷和亲。先后有5位汉家宗室女嫁到匈奴去，两位嫁给冒顿单于，一位嫁给老上单于，两位嫁给军臣单于。汉朝饰子女，厚货赂，卑言辞，以事匈奴。匈奴不但坐收和亲之利，而且时常入塞行掠。汉朝因民生未裕，国力不充，数十年间，奉息兵养民为上计，黄老思想弥漫于庙堂。对毁约来犯的匈奴，除竭力抵御外，别无善谋。汉文帝前元十四年(前166年)，匈奴大举南伐，候骑至于甘泉，离长安不过300里左右;后元六年(前158年)，匈奴又绝和亲而入边郡，烽火通于长安。每逢匈奴大入，汉朝都大发车骑迎击。待匈奴退到塞外，汉朝也就罢兵了。在这样的形势下，汉朝与匈奴和亲只能是诚心诚意的缓兵之计。

早在汉惠帝时，太后吕氏当政，冒顿单于遣使致书吕后说:“孤偾之君，生于沮泽之中，长于平野牛马之域，数至边境，愿游中国。陛下独立，孤偾独居，两主不乐，无以自娱。愿以所有，易其所无。”吕后大怒，要斩来使而击匈奴，但与群臣商议之后，决定忍辱求和，遣使复书冒顿单于说: “单于不忘弊邑，赐之以书，弊邑恐惧。退日自图，年老气衰，发齿堕落，行步失度，单于过听，不足以自污。弊邑无罪，宜在见赦。窃有御车二乘，马二驷，以奉常驾。”[6]这一来一往两封国书，是古往今来最不能登大雅之堂的国书了。汉朝的君臣虽不曾卧薪尝胆，他们对匈奴的方针却与勾践对吴王的方针无异。真正的政治家，都是能忍小忿而图大计的。

第二个阶段是从汉武帝中期到汉元帝后期。此时，汉朝的国力、军心和民气，都已增长到能与匈奴争一日之短长的程度，于是变守为攻，开始主动出击匈奴了。汉朝有一个宏大的战略部署，这就是后来王舜、刘歆等所总结的，在正面攻击匈奴的同时，“东伐朝鲜，起玄菟、乐浪，以断匈奴之左臂; 西伐大宛，并三十六国，结乌孙，起敦煌、酒泉、张掖，以隔婼羌，裂匈奴之右肩”[7]。这是实施先前晁错提出的方针，即“以蛮夷攻蛮夷，中国之形也”[8]。裂匈奴之右肩比断匈奴之左臂更为重要，因此，这个阶段西汉的和亲对象都在西域，主要是西域第一个大国乌孙。在这个阶段里，共有三位公主和两位宫女嫁到西域。其中，两位公主先后嫁给乌孙昆弥，一位公主嫁给龟兹王，一位宫女嫁给乌孙大臣，一位宫女嫁给鄯善王。细君公主起初嫁给乌孙昆弥猎骄靡，猎骄靡因自己年老，要细君公主改嫁给其孙军须靡，细君公主不听，汉武帝指示她:“从其国俗，欲与乌孙共灭胡。”[9]可见，汉朝与匈奴和亲，完全服从于汉朝对匈奴的战略部署。

继细君公主而嫁到乌孙去的，是解忧公主。在古代所有和亲女子中，不论是胆略和手腕，还是岁月的长久和经历的曲折，都没有超过解忧公主的。她虽有乡土之念、血亲之情，但也许根本不曾有过燕尔之恋。如水流年，对她来说，不是古井深潭的枯寂，就是大波狂澜的险恶。为了联络西域和击败匈奴，她所献出的不止是青春，而是整个生命。近人王桐龄说: “武帝遣公主下嫁乌孙王……公主中有名解忧者，是个女英雄，遵着乌孙风俗，带着牺牲性质……前后下嫁乌孙三代君主，操纵政柄数十年，屡次趁着匈奴君主更迭之际，与汉室联络，东西出兵夹攻匈奴，匈奴很受许多打击。”[10]其实，解忧公主也有过失。她未经深思熟虑，不顾汉朝稳定乌孙政局的方针，擅自与汉使合谋，刺杀自己的丈夫泥靡而未果，这是一个不小的过失。乌孙的分裂，有内因，有外因，内因是统治集团的腐败，外因是汉朝和匈奴两种敌对势力的影响，解忧公主的鲁莽举动则起了触发作用。对于乌孙局势的恶化，解忧公主是难辞其咎的。此外，解忧公主应莎车人之请，以其子万年为莎车王，万年暴戾，莎车旧贵族发动政变，杀了万年和汉使，以致当地的局势转为对汉朝不利，这是解忧公主的一个过失。这位当初就有争议的和蕃公主，到年近古稀之时，夫死子亡，乃上书乞骸骨葬汉地，经汉宣帝恩准，回到长安，两年后去世。她有棱角分明的性格，在西域的历史上留下了生动的印记，功过尽可让后人评说，总之是一位只有在那个时代才会出现的女中豪杰。

解忧公主在西域的影响，不限于乌孙一国。凭借着政治手腕和姻亲关系，她曾在西域构成一个网络。她的侍女冯嫽精明干练，曾作为她的使者，持汉节访问诸城郭之国，颇受敬重，号为冯夫人，嫁给了乌孙右大将。解忧公主之女嫁龟兹王绛宾，随绛宾朝于汉，汉宣帝应解忧公主之请，以为宗室之女，赐予公主之号，这是汉朝、乌孙、龟兹三边的和亲，堪称美谈。

这个阶段的和亲，无论对汉朝、对匈奴，都是结援之术。乌孙是匈奴和汉朝争相笼络的对象。起初，乌孙以为匈奴强于汉朝，而其俗尚左，乌孙昆弥乃以匈奴公主为左夫人，以汉公主为右夫人。这样上下其手，是衡量汉朝和匈奴的强弱而采取的方针。解忧公主到西域后，乌孙的情况才逐渐变得有利于汉朝了。

从汉朝方面来看，这个阶段和亲的规格，比前个阶段要低些。前个阶段的五位和番公主都是宗室女，门第之高贵无懈可击; 这个阶段的三位和番公主，虽说也是宗室女，但有两位的乃父或乃祖都是畏罪自尽的，另有一位是被视同汉家宗室女的乌孙公主，她们的地位比先前的五位公主都要低些。和番公主身份高低的差别，反映了匈奴与汉朝以及乌孙与汉朝力量对比的差别。由此可知，和亲的双方都是从实力地位出发的。

在这个阶段里，不同少数民族朝廷之间的和亲，主要发生在匈奴与乌孙之间，匈奴曾先后以单于女嫁乌孙昆弥猎骄靡、军须靡、翁归靡。此外，匈奴曾以单于女嫁车师王，焉耆也曾以王女嫁车师王。文献所记仅得五起，估计实际不止此数。

汉朝的决策是相当精明的。在前一阶段里，已通过和亲达到了缓兵的目的; 在这个阶段里，又通过和亲实现了结援的意图。汉武帝和汉昭帝时，匈奴迭受重创，已处于劣势。汉宣帝时，校尉常惠利用乌孙兵又大破匈奴，“匈奴遂衰耗”[11]。汉元帝时，副校尉陈汤利用西域诸国兵和汉人屯田兵，击杀骄悍的郅支单于。唐代的卢俌说: “以蛮夷攻蛮夷，中国之长算。故陈汤统西域而郅支灭，常惠用乌孙而匈奴败。”[12]先后由常惠和陈汤策划的两次重大战役的成功，都颇得汉朝与乌孙和亲之助。

第三个阶段是汉元帝末年以后。郅支单于的覆灭，使得与他对立的呼韩邪单于且喜且惧。喜的是自己的竞争对手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了; 惧的是惟恐自己重蹈郅支单于的覆辙。于是，他上书汉元帝请求入朝。竟宁元年(前33年)，呼韩邪单于到长安，自请为汉家之婿。

假使和亲的双方真是为了借助于对等的联姻，谋求彼此如兄似弟的和好亲近，那么，这时汉朝应该郑重其事，欣然把宗室女嫁给呼韩邪单于，并且此后将累世通婚。然而，汉元帝却只把五名宫女“赐”给呼韩邪单于，并且此后终汉之世，再也不与匈奴和亲了。当初刘敬曾经担心，如果不把汉高祖亲生的长公主嫁给冒顿单于，冒顿单于可能以为汉高祖缺乏诚意，这时，汉元帝却无需为呼韩邪单于是否满意而操心了。呼韩邪单于尽管没有得到公主，却未流露出委屈或愤懑之情，反而表现出欢喜之状。其中的奥妙在于，不但和亲的规格是由双方的力量对比决定的，而且是否和亲也决定于双方的力量对比。还在汉宣帝时，大鸿胪萧望之就说过: “万里结婚，非长策也。”还说: 解忧公主“在乌孙四十余年，恩爱不亲密，边境未以安”[13]。萧望之的意见代表了当时汉朝君臣的主要思想倾向。从此，汉朝再也不肯送公主去和番了。竟宁元年的和亲，从汉朝方面来说，只是出于一时权宜的柔远之策。

东汉时期，不同少数民族朝廷之间的和亲还是有的，但已罕见，从文献中只能找到莎车王以其女嫁于阗王一起。

汉末，袁绍割据冀州，仿照汉武帝以前的旧规，“以家人子为己女”嫁乌桓蹋顿单于[14]。从宽泛的意义上说，这是汉代最后一起和亲; 但从严格的意义上说，袁绍不能代表中原汉族朝廷，只能代表中原汉族的一支地方势力。(www.xing528.com)

三国时代无和亲可言。蔡琰在战乱中被掳，嫁给了匈奴左贤王。曹操念其父蔡邕无后，把蔡琰赎回来，改嫁汉人。在这样的思想倾向下，对和亲当然是持否定态度的。

晋朝一仍东汉和三国的旧贯，不与边疆少数民族朝廷和亲。晋室南渡之后，留在北方的刘琨都督并冀幽三州诸军事，曾与鲜卑酋帅署幽州刺史段匹 联姻。刘琨和段匹 都是地方势力的代表，他们的联姻比袁绍与乌桓单于的和亲更逊一筹。

[1] 《史记》，卷九九，《刘敬传》。

[2] 《史记》，卷九九，《刘敬传》。

[3] 《史记》，卷九九，《刘敬传》。

[4] 张正明: 《和亲通论》，载《民族史论丛》，第一辑，中华书局，1987年版。

[5] 下文关于历代和亲的统计均本出《和亲通论》。

[6] 《汉书》，卷九四，《匈奴传》。

[7] 《汉书》，卷七三，《韦贤传》。

[8] 《汉书》，卷四九，《晁错传》。

[9] 《汉书》，卷九六下，《西域传·乌孙》。

[10] 王桐龄: 《中国民族史》，北平文化学社，1934年版。

[11] 《汉书》，卷九四，《匈奴传》。

[12] 《旧唐书》，卷一九四，《突厥传》。

[13] 《汉书》，卷七八，《萧望之传》。

[14] 《后汉书》，卷九〇，《乌桓鲜卑列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