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南渐及荆州文化的传播与发展

儒家思想是楚国思想文化中的重要内容。20世纪80年代，楚学研究者将“老子和庄子的哲学”归纳为楚文化重要支柱之一。徐文武认为，楚国思想文化层面的支柱，应改为“儒家和道家的哲学”。郭店楚简中儒家文献一共有11种，道家文献仅只有2种，上博楚简中儒家文献也占绝大多数。这一有力的考古学证据，证明了儒家思想是楚国思想中的主流思想。

孔子周游列国，通过讲学、游说传播自己的学说和主张。不过，受当时楚国政治制度和贵族思想的限制，在孔子的时代，儒学并没有很顺利地传播到楚国。孔子主张恢复周礼，而历史上的楚武王请封于周天子未果，自称为王，公然违反周朝礼制，这本身就是对楚国最大的一种讽刺。儒家所主张的“王天下”的终极主张，也受到了楚国贵族的强烈反对。《论语·子路》中记载叶公与孔子的“直躬之争”，争议反映了楚国治国理念与儒家有着根本的不同，特别是在“情”与“法”孰重孰轻的问题上。楚昭王时期，楚昭王聘孔子，《史记·孔子世家》载：“使子贡至楚。楚昭王兴师迎孔子，然后得免。”[3]但是，随着楚昭王的病卒，孔子传播儒学到楚国也失去了最后机会。不过，通过孔子及其门人，儒家思想还是传播到陈国和蔡国，这为儒学南渐打下了坚实基础。

不过，孔子的弟子在儒学南渐上有过巨大贡献，也为楚国思想注入了新的血液。颛孙师（前503—？），字子张，春秋时期陈国人。孔子在居陈之时，收授子张、公良儒、巫马期、陈亢等陈国弟子。子张学业出众，与子夏、子游齐名。博爱容众，交友甚广。孔子去世以后，他收徒讲学，发扬了儒家思想，形成了“子张之儒”，是孔子之后“儒家八派”之首。子张所在的陈国，后来为楚国所灭，设立陈县。所以，子张儒学思想实际上代表了楚国儒家思想。他的儒学思想及其儒学的传播，对楚国儒家思想的发展有很大贡献。

子张的儒家思想，继承了孔子儒家思想但又有所发展，体现了楚国思想对儒学的改进和创新。子张在向孔子问学时，多言及“忠信”“为政”方面的内容。在从政方面，他了解从政必须要遵循“敬”“谨”“信”，也从孔子那里学得“尊五美”“屏四恶”的治世方法。徐文武认为，“子张之儒”的基本特征是以儒家为本，兼容道家，启迪墨家。[4]他的思想多有创举，反映了与其他学派的融合。在楚简《从政》中，“虐”“暴”“贼”“贪”等4个大忌也得到了具体的表述。其中，“贪”是楚国儒士的新创造。他们认为，从政者在施舍他人时犹豫不决，给付财物时有不舍之心，这就是“贪”。在对孔子儒学的发扬方面，子张甚至对儒学体系中的“仁爱”思想都有所突破。孔子认为“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也。”（《孔子家语·哀公问政》），对人之仁爱，在孔子看来是有区别的，是要讲尊贤、讲亲疏的。而子张则认为，“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这实质上是否认了孔子的亲疏和等级观念，与墨学“兼爱”的思想又有所融合。楚国儒家思想在后世楚人治国的实践中有很多体现。如斗谷於菟“自毁其家，以纾楚国之难”（《左传·庄公三十年》）。子张的儒学思想对楚国的治理产生了长期和深刻的影响。

图3-1　明吕元善编印《圣贤像赞》中的子张画像

出土的战国楚简中还反映出了“子思之儒”，是楚国儒学的一个重要学派。这一学派进一步发展和丰富了楚国儒学思想体系。子思，名孔伋，字子思，战国初期鲁国人，是孔子的嫡孙，后世尊其为“述圣”。儒家经典《中庸》或为子思及其门人所作。虽然子思没有到过楚国，但他的学说却在楚简中有所体现。学者一般认为，郭店楚简《鲁穆公问子思》《缁衣》可基本确定为“子思之儒”一派的典籍。《鲁穆公问子思》记载了鲁穆公和大臣子思、成孙弋之间关于忠臣之道的对话。《缁衣》在楚国多有传播，有多个不同的版本，反映其流传时间之久、范围之广。李学勤认为，《成之闻之》《性自命出》《尊德义》是“子思之儒”的典籍[5]。《五行》是儒家的一篇佚作，也是“子思之儒”的著作[6]。

关于子思之儒在楚国的传播者，文献中也有所记载。徐文武认为，陈良、世硕是最有可能的儒学传播者[7]。楚人陈良“北学于中国”，自然对楚国的儒学有所推进。世硕为“七十子弟子”，楚国陈县人，有《世子》21篇传世，在帛书《五行》中多次提及他的言论，他作为思孟学派重要代表学者，将子思之儒传至楚国也是最有可能的。(www.xing528.com)

战国末期，荀子在楚国完成了对诸子百家思想文化的总结，这是荆州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荀子，名卿，战国末期赵国人，他至齐、秦、赵、楚等国进行学术活动，在楚国的学术与著作活动最为活跃。他三次到楚，最后卒于楚国的兰陵。荀子认为楚国所传承的儒学存在很大问题，他针对楚国时弊，提出“明于天人之分”“制天命而用之”“人定胜天”等观点。他用诸子的思想来改进儒家学派，儒学思想在楚国进行了自我否定和更新。这些做法也正是在楚国儒学思想体系的基础上所进行的创新，提升了楚国儒家思想的深度和广度。他的这些创新所倚重的方法论体系，也充分借鉴了楚国黄老学派的思想方法[8]。

从目前已出土的楚简来看，楚国儒家文献是十分丰富的，楚国儒家思想的内容也变得明晰起来。归纳来看，楚国儒家思想内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爱亲人、尊贤人。西周以来，宗法制度一直是诸多学派所关注的重要思想。在出土的楚简中，“爱亲”的思想是一以贯之的。据郭店楚简《六德》载，“为父绝君，不为君绝父。为昆弟绝妻，不为妻绝昆弟。为宗族杀朋友，不为朋友杀宗族。”在楚国儒士看来，宗族、血缘是处理人与人关系的重要标准。“尊贤”是强调重视有能力的人。《语丛四》云：“早举贤人，是谓央行；贤人不在侧，是谓迷惑。”要求执政者尽快发现贤能的人，这些人参与执政就能对执政者和国家有利。在出土楚简的表述中，“爱亲”“尊贤”处处也体现出同等重要性。《唐虞之道》说：“尧舜之行，爱亲尊贤。爱亲，故孝；尊贤，故让。”这其中是将“爱亲”和“尊贤”同举的，这实质上还体现出儒家“仁”“义”之间的处理原则，这种观念引导楚国走向一个理想的儒家社会。

第二，重视生命、重视百姓。《语丛一》载：“天生百物人为贵”。“百物”是为天所生，因而万物都是平等的。“人”为“百物”其一，人却是最为可贵的。这也是后来中西方所看重的人本主义的思想根源。儒家要求执政者要以民为本，做到与民同心。楚儒认为“民皆有性”（《成之闻之》），这与《礼记·王制》“中国夷戎，五方之民，皆有性也”的思想是一致的，注意到了百姓作为“人”的权利，认为他们也理应得到执政者的尊重。楚儒们还进一步地提倡执政者“民可道也，而不可强也”（《尊德义》），在统治百姓时可以“道”之，而不可“强”之。那如何“道”之呢？《唐虞之道》又提出：“夫圣人上事天，教民有尊也；下事地，教民有新（亲）也；时事山川，教民有敬也；新（亲）事祖庙，教民孝也；太学之中，天子亲齿，教民弟也。”具体提出了如何“道”民的方法，即：“尊”“敬”“孝”“弟（悌）”。既然是看重百姓，楚儒还进一步提出要重视百姓，甚至强调要顺应百姓。《尊德义》载，“凡动民必顺民心，民心有恒，求其永”，《成之闻之》说，“是以上之亟，务在信于众”，“故君子不贵庶物，而贵与民有同也”，这些语句共同强调了百姓的重要性，要求执政者不重视物欲，应与百姓同心。《缁衣》还进一步总结了“君”“民”之间理想的关系应是“君心民体”。

那么，如何做到“君心民体”呢？楚国儒士提出要施行宽政、惠及百姓。上博楚简《从政》载：“君子不宽则无以容百姓，不恭则无以除辱，不惠则无以聚民，不仁则无以行政，不敬则事无成。”[9]提出了从政者的“五德”：宽、恭、惠、仁、敬。楚简《相邦之道》提出要求执政者“先其欲”，也就是要先满足百姓需求。对于法家所看重的刑罚手段，并提出“未刑而民畏，有心畏者也”（《性自命出》），认为教化是比刑罚更为有效的治理办法。

第三，强调“礼”“法”的结合。礼乐思想是儒家一贯的思想主张。在楚简中，有大量文献是表述礼乐教化思想的。楚简《尊德义》说“德者，且莫大乎礼乐焉”，认为礼乐是执政者首先要重视的。如果执政者不用礼乐治国，就如同无轴之门，没有办法正常运转。不过，楚国儒士并不排斥法制思想，也主张用法来进行治国。郭店楚简《六德》云：“作礼乐，制刑法，教此民尔，使之有向也。”[10]在此，楚国儒士把“礼乐”“刑法”都看作是内外不同的两种教化民众的办法。“礼乐”可以培养百姓的廉耻之心，刑法可以使人产生道德自律意识而不敢轻易犯法。“礼乐”能规范人的情感，使人的行为有度，礼制的实施可以使人内心养成德行，乐教的实行也可以促进礼制的实施。这也体现了楚国儒家思想与法家思想的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