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系人立场就是社会的立场、秩序的立场。社会需要规范，秩序需要维护。法治国家的理想是我们所需要的伟大目标，正像民主也是我们的伟大理想一样。但现实的社会生活永远不会有一天突然宣称：我们不再需要伦理⁃政治了！公序良俗是法律的基础却不是法律，突发事件永远会有而法律对此不可能皆有所备。所以，不喜欢法律的孔夫子仍然是不朽的，他“无讼”的伟大理想甚至受到了美国联邦法院大法官们的高度敬仰。
我们曾经运用严格的语言学、逻辑学方法，通过孔子答齐景公问政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推导出一个基本的关系人命题或称全称肯定判断：所有的人是子。[5]有逻辑学常识的人一看便知，这是AEIO 系统中的A 命题：所有的S是P。通过论证，这一“必然地推出”（王璐）的逻辑结论，既符合常识且自然蕴含着“逻辑恰是后承关系”（李小五）的当代逻辑定义。“后承关系”说是对数理逻辑鼻祖弗雷格的自然数“后继关系”的扩展使用。我们曾严格推证的“所有的人是子”这一科学性命题，正是运用这一数理逻辑结论尝试展开中国思想传统的努力：子是父的“后继”，从而每个人都被天命性地镶嵌在特定的社会关系之网上。孔子的仁学思想体系可以收纳于这一命题之中。
孔子将人通过他的“从人从二”式的“仁”学，作了符合自明性自然事实的安排，亦通过对“天”的“不言”式理性存疑方式，使人保持了自己和世界的一体性联系，并现实化地认定了“天子”在“人”与“天”之间的特殊地位，从而使得传统社会的日常生活得以可能。[6]儒家推伦理入政治的逻辑努力，终于在隋唐时代成为事实，实现了历史与逻辑在中华法典中的统一。[7]
若进一步推论，我们很容易能够发现，“所有的人是子”这一命题里的“人”和“子”，作为主词和谓词变项（传统逻辑称为“宾词”）是可以互换的，互换的结果就正是老子的立场：“所有的子是人。”我们将这一变换称为前者的逆命题。[8]
所有的人是子等于仁，这是孔子（可推广到儒家）的立场选择。(www.xing528.com)
所有的子是人等于德，这是老子（可推广到道家）的立场选择。
这样两种互逆的命题选择，使中华文明成为一个开放系统，既有自己的建构方式，又有自己的解构方式；既有秩序规划的理性出发点，又有自由活力的生命原始域；既有礼法的规范，又有生存的冲动：就像阴阳太极图黑白二鱼动态对冲一样，生生不息，勇往直前。中国思想传统在现实和理论之间，通过毛泽东的“理论联系实际”或晚年冯友兰的“理在事中”形成一种发展文明的内在张力。“从批判思想出现以来，连同苏格拉底学派，不断发展的文明传统一直与反文明倾向并驾齐驱（更贴切地或许可以说，在其内部运行）。这种反文明倾向的传统相应产生了要么回到某种如子宫般安全的前批判社会，要么前进到某个乌托邦的哲学。由于此类反动的理想和乌托邦的理想，都满足同样的需要，因此它们具有本质深刻的姻亲关系。”[9]中国如此，美国亦复如此。“美国思想界有两股齐头并进但罕见交流的潮流——一个是高调的，一个是低调的。”丹尼尔·贝尔说：“有两种形象作为美国性格的精华沿传至今：一是乔纳森·爱德华兹的虔诚和苦恼，以及他对人类堕落问题的专注；一是本杰明·富兰克林的实践和技巧，以及他对成就与利益的关心。”[10]
这样，我们在相对一神教商业文明形态意义上，为中国文化历史形态在社会结构平衡和历史动态平衡中，找到了“以人为本”而非“以神为本”的逻辑出发点。“所有的人是子”和“所有的子是人”这一阴／阳最简关系式的双向命题，为“儒道互补”这一泛用的观念，找到了一个无可置疑的理论基础。孔子之“仁”和老子之“德”若成为具备严格知识形态的哲学范畴[11]，“儒道互补”即有了清晰的逻辑预设，在此基础上，或可进行几乎是无限的形式展开，因为正如维特根斯坦所言：“没有先天的事物秩序。”“逻辑形式是无数的。”[12]
但是在秩序与自由预设下的思考，不管是中国的人本化生活世界也好，西方的一神教商业文明也罢，秩序问题在理论上总是一个困难的问题。金岳霖指出：“我们要知道思议底范围就是逻辑，思议底限制是矛盾，只有矛盾的才是不可思议的。这当然就是说只有反逻辑的才是不可思议的，而可以思议的总是遵守逻辑的。任何可以思议的世界既都是遵守逻辑的世界，我们当然可以思议到一没有归纳法所需要的秩序的世界也遵守逻辑。秩序问题依然没有解决。无论从演绎说或从归纳说，归纳所需要的秩序总是麻烦的问题。”[13]也就是说，秩序问题虽非逻辑性必然地推出，生活仍然得以可能继续下去的基础，却明显地摆在那里，这就是亨廷顿所谓人不能有自由没有秩序地生活，却可以有秩序没有自由地生活。缘于此，儒家成为中国传统的主导话语形态，孔夫子成为中华民族的符号性象征，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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