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是关系人的立场，从关系人的立场出发，孔子的理论旨趣是构建自然的合于人情的礼治秩序，即通过将礼归于仁而仁归于孝的方式，来建构封建根于宗法、宗法源于嫡庶的伦理⁃政治新秩序，使天下由无道变有道。
在希望天下由无道变有道的价值追求上，老子与孔子并无二致。但是老子之道与孔子之道虽然“道”字为一，所内含的意义则大有区别。这里我们抛开过分细密的形而上学考察和文献训诂，从儒道互补的秩序／自由论题入手，来检视在“关系人／个体人”这一范畴之下，老子为什么要取相反的个体人立场：所有的子是人。[15]
孔子虽通过个人努力曾贵为“鲁司寇”，但他自己说得明白：“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他因父母“野合”所生而不获家族承认，即便承认了也只是宋国贵族流亡者的后裔而已。从孔子曾做过委吏、乘田等官吏看，他是底层的士且仍是顾炎武所谓的“有职之人”。王官之学此时已经下逮、流散于民间，这为孔子提供了一个可选择的进身之径，即“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以便能够像后来科举取士时那样，自立于天地之间，即所谓“三十而立”。这一人生历程与现在一般年轻人所强调的自强、自立在境遇的意义上没有什么区别。一旦志于“学”，其所学的内容便只能是当时已经下逮于民间的《诗》《书》《礼》《乐》《易》五经[16]，以及礼、乐、射、御、书、数六艺。所谓“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论语·宪问》）正是孔夫子人生选择的真实心理写照。谁能说只有美国人才崇尚个人奋斗而中国人不呢？ 我们的至圣先师不就是一个最好的楷模吗？(www.xing528.com)
老子则不然。司马迁神秘兮兮地把老子说得神乎其神，身世难测，但有一条是清楚的，即豫东一带人，洛阳做官，晚年西行的行迹则极清楚。老子是天子的史官：“周守藏室之史也。”（《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即老子是一个至少在名分上地位很高的人。且据李水海的考证，“春秋晚期周景王之时，周王朝单氏擅权，在单氏党争中，老子受到迫害，而被罢官，遭罹完刑（或髡刑）。帛书《老子》甲本《道经》《德经》就明确记载了老子本人被当权贵族伤害而受顽（髡）刑或梡（完）刑的史实”[17]。正因为有此劫难，老子才会跑到鲁国，孔子才会“从老聃助葬于巷党”（《礼记·曾子问》）而成聚讼纷纭的“问礼”之争。
这样一个人在同样是礼乐崩坏的时代，其主观感受和孔子会很不相同。如果说孔子是仰视传统的五经六艺，老子则一定是俯视的。至少在思想观念上，身为周王室史官的老子可以居高临下地看待这个世界，他发现在周礼名义的背后，其实是权力的倾轧和围绕权力所进行的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脉脉温情的礼乐文明此时已经完全成为不仅是各诸侯国，而且已经是风雨飘摇中的东周王室内部进行血腥争夺的观念借口。在这一系列的权力斗争和战争中，真正受害的是底层的民众。所以，一部《老子》，虽然从形而上学的哲学高度可以说是“代道立言”，从社会的伦理⁃政治意义上，却可以说既是对统治者的劝诱——这才会有后来的“君人南面之术”[18]之说，也可说是在为苦难的民众鸣不平，为每一个“天地之性人为贵”的生灵奔走呼号。他之所以把吃饭问题看得那么重要[19]，正是因为吃饭问题确实很重要，即所谓“吃饭哲学”。没有必要把“虚其心，实其腹”（《老子》第3 章）一定说成是什么“愚民政策”。对于我们这个从来都以挨打、挨饿为基本生存状态的民族[20]来说，马恩“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它东西”的思想观念，即“何谓‘生产物质生活本身’？ 何谓‘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不就是人们的食衣住行吗？ 也就是我讲的‘吃饭哲学’”。李泽厚引莫言的经验之谈说：“‘长期的饥饿使我们知道，食物对于人多么的重要。什么光荣，事业心，理想，爱情，都是吃饱肚子之后才有的事情。’当然对个人来说，可以有例外。有绝粒自杀的英雄，有饥寒不移的壮士，有投井守贞的巾帼，有将‘光荣，事业心，理想，爱情’看得比自己的吃饭要高得多的个人品德、节操、气概、境界。但是，这远不可能有人类的普遍性。将生命意义置于毁灭生命，只对数量有限的个体具有作用。……生命意义在于消灭生命，作为普遍性伦理命题，对族类来说是矛盾的。”[21]老子个体人立场实即民众立场，“素朴”的“吃饭哲学”在李先生的意义上即是历史唯物论。“吃饭”等凡是只能“帮”不能“替”的就是个体人的事情，所以林语堂说“道家是中国人的乡村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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