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继民学术文集：成就匹配现实与本质

成其所是（to do how）与是其所是（to be what）是中西文化比较研究中的最重要方面之一。苏格拉底提出“人是什么”的问题时，是把人的本性当作一个客观、绝对、普遍的真理性知识去追求：“知识即美德。”尽管他中断了古希腊的宇宙论兴趣、排除了探测物理事实的物化方式，知识论倾向依然强烈。在知识论中，自我是一个阿基米德支点，对自我的认知是哲学的最高目的。然而问题是从来不存在一个孤立、静止的作为实体的自我。“人根本没有‘本性’，没有单一的或同质的存在”^[4]，自我从来并非“是什么”，而是将要完成的“如何成为”他自己。重点不在“what”而在“how”。中国哲学的心性修养工夫历练即是强调一生的“做”自己即如何成为什么，这不同于把人作为“类”的理性描述的外在知识，而是在儒家亲在／道家缘在的当下存在中实现为什么。中国哲学因而不存在从理性到存在的转换导致的思想断代，而是道家对人自身存在的本体追问，儒家对人的社会本性的发现和升华。儒道两家具有各自的价值排序和理论结构：就个人说是德即个体人／关系人，就社会说是仁即关系人／个体人的不同自我展开方式。西方必须通过信仰来终止理性无穷倒退的二元对立，上世纪在存在主义中终结，而这一终点正是儒道互补的起点。中西文化的区别正像中西医的区别：中医看人，西医看病，或者更周延地说：中医看病的那个人，西医查人的那个病。

人的存在与物的存在显然不同，人有一个“如何”的向度，如中国人的“人生在世”强调过程，他的“盖棺论定”才成就一个人完整而真实的存在；在这个人生过程中，一个人的作为决定了他终于“是什么”。伴随着行为的也许有一整套理念，但抽象理念必须在境遇或情境中发生作用且在变化中不断重新创造，以适应新境遇和新情境。看上去“是什么”好像是人先在的、永恒的本质，但“如何做”却事实上在某些瞬间决定了他“是什么”。每个人的生活都不免不可思议地多少有些荒诞意味，但“如何”生活是可以选择的。因此，在人的自我生成和创造的意义上，命运不是否定性的概念，人面对不可知、不可测的未卜前途时，内心可以充满恐惧、疑虑、狂喜、悲观等诸多复杂的情感，然而人和命运的遭际之间，恰恰又是生活意义生成的过程并要永恒地面对：因为时间会再来，所以希望总会有。人的哲学就是为了发现和认肯这些意义，并为不同的价值进行排序，以便找到一个下手处或者说前进的方向。

中国哲学倾向做人、做事的品格决定了它较多关注人际交往和互动的生活世界，而往往忽视“物自身”的性质和规律。西方哲学将物作为思想的主题，自然界和人自身都是对象化的，这种致思路向导致形而上学并成为宿命。两相比较，中国哲学没有陷入这一“逐物无边”“原子化个人”的泥潭，无非是一重化的人本生活世界强调意义的生成性使然，因为物只有在人的复杂变动的实践活动中才能显现出来，从根本上克服“物”对人的异化：人为物役。也就是说，一种关于人的哲学首要的并非思考物的本质“是什么”，而是要在人使用物进而与万物共在共生的过程中凸显出物的“意义”或价值。西方的“原子化个人”似乎与道家庄子的“丧我得吾”中的“我”相近，但中国哲学的真我即“吾”却是摆脱僵化的人际关系，纵情于山水之间体味“物我为一”或“民胞物与”的天地境界中诗意地栖居中的存在者。中国人的存在是自然的、生活的、真实的、当下的，和西方以不可证的假设为前提的“人”作为苍白概念因而“不存在”价值诉求大异其趣。(www.xing528.com)

但是，儒道两家的观念绝不可以简单、肤浅地理解为俗世主义；正如赵汀阳所论，超越西方宗教信仰从而是更为高级的“现实理想主义”生活智慧才是它们的真谛。首先，只有一个世界即我们的“所来之处”并现实生活于其中的世界，对我们不得不生活于其中的这个世界的认肯是“存在的完满”的前提；第二，人只有在做（to do）而非是（to be）中才能获得存在的意义。幸福、公正、尊严并非思辨的产物，而是人在“事”中“做”出来的。儒道互补的方案是在人际关系中求得平衡、解决争端并创造现世幸福和公正的不二门径。^[5]当代世界，市场无孔不入，平等因此成为重要的时代精神。但在现实生活中，主从关系仍然在所有共生境遇、情景中无所不在。除了权力、财富的支配性主从关系外，普遍的情况是在任何组织化的内部，由分工导致的主从关系。“我听你的，因为你说的‘对’。”生活中的这种自然而然形成的主从关系是建立在“对”的正确性、美好性两种意义上的，如果说正确可以是知识性的“真”，美好便一定是价值性的“善”，在打破原子化个人的情况下，追求并认同真、善、美的人生仍然内在地蕴涵着主从关系。所以，人无法完全平等地具体生活，生活中林林总总的各种事情，使人不得不在自然而然的主从关系中各得其所。“一人之身，百工为之备。”尽管今天的社会分工更加丰富复杂，但在社会分工结构中既平等从事自己愿意做的又在那个“本分”中认同、服从主从关系，仍然是所有人生活、工作的现实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