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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继民学术文集:农耕与商业文明

时间:2023-10-20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欧美文明是海洋文明,中国是一种典型的大陆文明。这就使商业文明以及与之相关的法律秩序的发育既不可能也没必要。教会的世俗权力和日耳曼以农业为主导的生产方式,以一种奇特的封建割据的方式结合为一种多元并存的社会,商业文明在这种割据的夹缝中从来没有真正地停止其前进的步伐。

安继民学术文集:农耕与商业文明

欧美文明是海洋文明,中国是一种典型的大陆文明。海洋和大陆虽然并不是两大文明的宿命,地理因素决定论虽然也有它天生的不足和缺陷,但在远古生民的情况下,这一点切不可等闲视之。基本地理环境对于初民来讲,并不是什么文化问题,而是实实在在的生存问题。黄仁宇反复强调的黄土地黄河、15英寸降雨分界线等地理要素,对中国文化原生态的形成及其在这一起点上的惯性发展,是我们考虑传统文化的基础。与此同时,在地中海沿岸,我们却发现了一个文化丛。从古埃及到古巴比伦、从古希腊罗马,地中海是这一文化丛的内湖。他们这样形容古罗马:“在地中海里来往的商运船舶不再受到敌舰或海盗的威胁。从陆路上来往的商人受到罗马法律和秩序的保护。良好的军用公路网促进了贸易,不仅是指帝国旧有的部分,而且也包括边疆的诸行省。罗马钱币到处已被接受为标准的货币,便利了商业经营。”海斯等人接着说:“贸易不只在数量上增加,而且范围也扩大了。罗马帝国的货物输出得既远又广,遍及国境内外——达到了斯堪的纳维亚、日耳曼、俄罗斯、印度、中国、东印度、阿拉伯和非洲中部。”[1]当我们想象当年的地中海上商船往来如织,满载着粮食、橄榄油、酒、各种工具以及生活器皿的景象,从而为罗马的贵族乃至平民带来奢华和享受时,我们不能只是看到商人的贪婪,也应该看到利益驱动为社会带来的巨大活力。

文化作为一种集体人格,它是否有着类似于人格成长的早年决定论性质呢? 我一直对《汉谟拉比法典》中那强烈的契约意识、遗嘱继承以及其中蕴含的对个人自由意志的尊重、工具保护条款等“欧美化”内容百思不得其解。相当于夏代中期就有如此强烈的商业、自由和个人主体意识,对于国人来讲实在是一件匪夷所思的事。契约意识直到现在对于国人来讲,仍然是难以打破的情面的对立物;认真的遗嘱继承对于刚刚发了财的为数不多的私营、合伙老板来讲也只是开始被朦胧地意识到的事情,对于大多数传统性的小农生产者来讲,这一问题本身似乎根本就不曾是一个真正的有意义的问题。谈到工具,作为某种人之所以为人的标志,根据张光直的调查,中国夏、商、周三代青铜器中是一件工具都没有的,谈什么对工具的保护性立法呢? 在中国的整个青铜时代,青铜的主要用途只有兵器和礼器两种,恰好对应于《左传·成公十三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记载。

古希腊的民主和法治都已经得到相当现代性的发展,克利斯梯尼的三一选区制[2]打破了传统氏族血缘中的长老统治格局,使宗法关系再也没有了立足之地。如果不是商业文明的充分发展,这一切又怎么可能呢? 希腊的问题不在于它有多少民主和法治,而在于民主和法治未曾分化。了解苏格拉底之死的人都会明白,他死于民主和法治不分的公民投票法庭。古罗马的私法体系建构年代和我们的两汉同时,而罗马的法律体系则是近代立法的样板。首先是它作为法国大革命的伟大成果被引入拿破仑法典之中,如果说法国的《民法典》有赖于盖尤斯的《法学阶梯》的话,德国法律在其后的建构中则有赖于查士丁尼时代由法学家选编的《学说汇编》。它们都是在公元6 世纪所谓的“黑暗”年代即被编辑出版的。由此造成的大陆法、德“民法法系”和英美“普通法系”的区别,实际上只是在罗马法、日耳曼习惯法和教会法三者之间的选择上孰多孰少、孰轻孰重的问题,而这三大法源都似乎与中华法系的礼法秩序风马牛不相及。由此形成了东西方迥异其趣的文化形态,形成了各自的自由秩序平衡格局。罗马法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它对人格概念的界定,它将人格分成三个递次的权利层次:首先是自由权,其次是市民权,最后是家长权。失去家长权为人格小减等;而一旦失去自由权,就成了非自由人即奴隶,这是大减等。如果说作为当今欧美核心价值观念的自由、人权等,在古希腊、古罗马时代便已经奠定了决定性的基础,有些人难免会瞠目结舌,但这是事实。不仅如此,在古希腊产生的《罗德岛法》作为海商法的基本原则,不仅支持了文艺复兴前后沿海商业城市海上贸易的有序进行,而且直到现在仍是同类国际贸易法规的基本原则和精神源头。以商业为基础还是以农业为基础,这两种生产方式当然和海洋、大陆的地理环境之间的巨大差异有着千丝万缕的渊源关系。不同的起跑点和跑道似乎一开始就将东西方两大文明引向了南辕北辙的两个方向。

如果说农业和黄土地的联系是直接的,海洋和商业其实并没有直接的联系。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地球上虽有着70%的海洋,事实上却只有地中海沿岸才发展了早期的商业。原因极为简单,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地中海沿岸地貌的差异性极大,而水域距离又相对较小,这就造成了互通有无的必然之势,互通有无是所有商业的基础性原动力。没有互通有无的强烈需要,也就不会发展出商业文明。说罗马的商业触角已经延伸到了远东的印度和中国,应该非常微弱,但在地中海沿岸,商业的需要却是切切实实的生活要求,否则我们无法理解奴隶制下的工商业和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工商业在法律意义上为什么会如此的同构、相似。而在远东的中国大陆农业区,我们必须要进入流通领域的似乎只有盐、铁之类极为少量的商品,盐铁是专卖还是允许民间经营这一问题在西汉时曾经有过简单的会议讨论,但到了后来,一种公私合营式的简单方式即已经使问题一劳永逸地解决了。绝大多数的农业人口实行分散的小农生产,一切的生活必需品基本上全是通过自给自足的方式即得以简单的满足。这就使商业文明以及与之相关的法律秩序的发育既不可能也没必要。

所谓“黑暗的中世纪”,对于欧美人来讲,不仅有对教会压制的反抗,更是农奴们获得自由人身份的过程。教会的世俗权力和日耳曼以农业为主导的生产方式,以一种奇特的封建割据的方式结合为一种多元并存的社会,商业文明在这种割据的夹缝中从来没有真正地停止其前进的步伐。宗教改革的精神原动力和意义在韦伯的《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中已经得到了充分的阐发,而新大陆的发现对欧洲商业文明的拉动效应似乎不是一个学术问题,从来不曾引起学术界的足够注意。即使在“黑暗的中世纪”,在农业充分发展的同时,封建领主的各自为政和拼音文字的平民化分裂效应,造成了足够的商业生存空间。在这个破褥子般的地图上,商业不仅没有受到严重的压制,而且正是以威尼斯为首的沿海商业城市为后来的商业发展提供了商业文明的规范性智力资源,使沿海商业城市自下而上自发地沿着海岸线不断地扩张,直到巴尔干半岛、伊比利亚半岛、丹麦、英国伦敦和隔海相望的荷兰、德国北部波罗的海沿岸的汉萨同盟。中世纪晚期,商业已经成为包括巴黎在内的内陆城市的主要生产方式,而发现新大陆和麦哲伦环球航行之后,牛顿科学支持下的工业革命也就顺理成章地在商业文明的框架中乘风远航了。(www.xing528.com)

商业天生就是二元乃至多元的文明形态。其中希伯来的耶路撒冷和希腊的雅典在价值和理性上的二元对立关系又和商业的多元性同构。这对我们来讲虽然是一个重大的人文学术课题,但对于地中海沿岸乃至西欧、北美来讲,一切又似乎来得自然而然、不假思索。欧美文明的商业基础和政教分离的多元传统对我们来讲虽然过于复杂和扑朔迷离,但对于生活在那片海岸线上的居民来讲,却又是如此简单和清晰。如果我们仅仅固守于希腊的民主和科学,而不对商业文明背后的经济机制和政教分离的政治文化运作机制有更加深入的了解,我们是没有能力和人家对话的。这不仅会影响到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而且将越来越严重地影响到我们现代化的质量。

在地中海文明丛的形成过程中,商业文明的发展前呼后拥一般。纯粹功利性的商业居然能发展出如今不可一世的文明形态,一方面得力于教会道德禁令的制约,另一方面也可能和“盗亦有道”的长期残酷碰撞,直到发生两次世界大战,导致他们不得不建立出一套国际交往规范有关。

与之相反,在远东的中国大陆,它的文明发祥地处于一个广袤的黄土高原上,与之毗邻的华北平原是一个几乎无限大的农业沉淀区域,使一切游牧民族的暴力冲击像是沙漠中的河流一样,自然而然地消失其中。在早期,关中平原汉中平原、成都平原都构成了西北游牧性的山林少数民族和中原农业性的汉民族的巨大缓冲区。到了后来,长江中下游平原越来越重要地充当了北方游牧民族战争冲击的缓冲区和大后方,辽、金、元和清统治者在东北崛起并被汉民族的农业文明所同化,也和他们拥有一个相当大的东北平原有关;也就是说,在他们进攻中原并进而间断性地入主中原之前,他们早已拥有了相当规模的农业经验,并同时拥有游牧经验。

说到海洋以及与之俱来的商业文明,明朝日本幕府在朝鲜半岛上的战争冲突就已经有了商业和农业对峙的意味。但是,一是丰臣秀吉的早死导致的战争后果直接影响了历史的路向,使日本人不得不在中国的海岸线上以倭寇的方式与庞大的汉民族农业文明为敌,而这本来就不是他们的优势;二是日本在德川幕府晚期发展起来的商业力量在陆地上已经无法和同样骁勇善战的满人为敌,这也延缓了日本的商业需求对中国大陆农业文明的威胁;三是日本毕竟版图过小,文明单一,那一点商业需求绝不足以和庞大的中国形成真正的文明的冲突,因而日本也就不可能像欧洲那样,发展出自己的本土商业文明;四是日本的文明基础本身援接于中国,它背后的太平洋又过分地浩大,难以造成探索地球、追求科学的技术支撑,从而成长出一个完整的现代性多元化商业文明。这样的基本态势也同时能解释为什么日本人是欧洲的好学生,不但有前期明治维新之后的军事工业崛起,而且有二战后的经济奇迹。因为日本虽然不具有商业充分发展和科技成长的文明基础,却有一个和英国完全类似的地理环境和社会结构形态,日本能够自发形成和英国类似的政教分治的二元社会结构,难道说和它们之间的近大陆岛屿地理环境没有关系吗?日本和英国一样,地域狭小,资源短缺,同样需要商业的支撑,相对漫长的海岸线也同样有利于商业的发展。台湾问题的历史渊源,事实上也正和日本岛国的商业需求、倭寇袭扰以及麦哲伦环球航行之后欧美商业文明的海上东来有关。台湾问题其实是中国大陆农业文明和海洋商业文明东西大碰撞的产物;而台湾问题的解决也必须借助于这两种文明形态的综合智慧,仅依靠传统的力量特别是其中的文化整合力量,在当今这个世界,怕是难以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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