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此，余敦康先生有很好的说解，他说：“王弼的《周易略例》是一部划时代的著作，易学史上义理派与象数派的明显的分野就是以这部著作的出现为标志的。”[6]对于《经》和《传》的关系，余先生的见解非常精彩，他说：“表面上看来，在《周易》的结构形式中，传是解经之作，依附于经而存在，应该是经为主体而传为从属；但是就思想实质以及所体现的文化意义而言，经却是依附于传而存在的，正好颠倒过来，传为主体而经为从属。自从《易传》按照以传解经、牵经合传的原则对《易经》进行了全面解释之后，《易经》原来所具有的那种宗教巫术的思想内容和文化意义便完全改变了，其卦爻符号和卦爻辞只是作为一种思想资料依附于传而存在，被《易传》创造性地转化成为具有人文理性特征的思想内容和文化意义。”[7]余先生认定《易传》为儒道互补之作，蕴涵着中国思想传统所特有的世界观，他说：“论证《易传》围绕着‘一阴一阳之谓道’所展开的思想体系，是自然主义与人文主义的结合。就其思想渊源而言，它的自然主义的思想是继承了道家，人文主义的思想是继承了儒家，因而总体上体现了儒道互补的特征。”[8]就《易》文本的解释学意义上说，后人“牵经合传”是因为《易经》的“宗教巫术的思想”既不合于道家的自然主义，也不合于儒家的人文主义。所以，文本解释学无穷后退的情况发生了，解经的《传》反客为主，成了主体，《经》隐身在对它的解释之中，这是后人有意识遮蔽经义的解释学需要。解释者被再解释，文本一步步改变了它的原初内涵。
儒道两家的学派争讼都是从孔、老所处的春秋晚期发生的，此时只有《易经》而没有完整意义上的《易传》。准确地说，《易传》的发生刚刚真正开始，因为孔子和老子正是《易经》向《易传》创造性转换的关键性人物。也就是说，儒道两家都是在《易经》向《易传》的创造性转换过程中，同步发生并双向展开的，如果儒道两家根源于《易经》的宗教巫术并在此土壤中萌生发展，宗教巫术也就是儒道互补的思想渊源。所以从源头处查清儒道互补的发生学问题，就需要追问《易经》的来龙去脉，这既是历史学问题，也是民族文化甚至涉及文明形态的重大学术问题。如果《易经》确曾为儒道两家提供了思想方法，《易》文本特别是《易经》卦画的发生学问题，在当今这个以文明对话／冲突为主调的时代，就涉及一个十分重要的中、西方文化在思想方法上的比较学问题，而思想方法的变革往往就是解释学叙事结构的根本改变。[9](www.xing528.com)
这样，“圣人作《易》”的传统易学解释是否为真，易学的文本发生学究竟如何，就成了不得不面对的带有根本性质的学术问题。因为，它不仅是思想传统的问题，更是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需要文化“寻根”的现代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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