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继民学术文集：科学互补关系式的考察成果

互补概念由与爱因斯坦齐名的物理学家尼尔斯·玻尔（1885—1962）于1927年在诠释作为当代物理学基础的量子力学波粒二象性时提出：如果两种理论对同一对象具有互补性的诠释功能，这两种理论之间就具有互补性。由于这种思想方法在西方逻辑性的思想方法中找不到对应的思想元素，玻尔不得不将古老的中国阴阳太极图作为“互补原理”的科学喻象。玻尔的朋友雅默尔对互补原理分析道：设有一理论T，第一，T 包括同一研究对象的至少两种描述D1 和D2；第二，D1 和D2 涉及相同的研究领域U；第三，只取D1 或D2 都不能包罗罄尽地阐明U 中的所有现象；第四，用D1 或D2 单独描述对象会得出矛盾的结论。这时理论T 就是一种互补诠释的理论。^[9]

中华思想方法受《易经》阴／阳最简关系式的影响，可能比我们能够想象到的大得多。它体现在学术性的文本典籍中，体现在中华民族的历史实践和每个人的生活方式中，构成人本化生活世界的中华文化形态。周宣王时期确立的二元组合“籀变”规则，使汉字承续了易画符号对偶两分的互补形式和精神内涵。这样，秩序、自由的原子化个人主义观念，就必然在集体无意识的历史惯性中转换为关系一般的“／”范畴：秩序／自由。

易画符号是一个严整的数理关系逻辑形式系统，与信息（bit）的通过物理事实兑现的二进制（莱布尼茨）同根共生、与人的根本存在方式语言的双向通信性（维纳）具有完整的同构关系。^[10]易画渊源于人体坐标的二者择一选择，我们将据此提出关于《易经》起源的“前衡猜想”，基本结论是：人类在命运关怀这一最基本的终极价值选择问题上，永远不得不像三千多年以前的中华初民一样，生活在易学性质的希望之中。

当阴／阳最简关系的思想方法作为一般关系的抽象，以偶值两分的潜在隐蔽性进入儒道互补，成为支撑中华民族历史文化形态的基底性思维定式，如盐在水，日用不知，对中华民族的人格特征、思想方法、行为方式和情感反应产生巨大的影响，铸造着整个民族的国民性。严复、邓正来对自由主义的刻意“误读”，和我们思想传统中的阴／阳思想方法直接相关。中国人不能接受一个原子般的光溜溜实在的“自由”，必欲将其置于一个关系性的模式之中而后快。在翻译中凸显的这一小小的文化差异，背后是根深蒂固的哲学思维定式。

道家最麻烦的问题是不得不说话，一旦说话，就是在扮演角色。隐士仍是士。余英时认为可以“把‘士’看作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一个相对的‘未定项’。所谓‘未定项’即承认‘士’有社会属性但并非为社会属性所完全决定而绝对不能超越者。……‘未定项’也就是相对的‘自由’。从现在的观点言，这点‘自由’似乎微不足道，然而从历史上观察，中国文化之所以能一再地超越自我的限制，则正是凭借着此一‘未定项’”^[11]。如果西方人的“正义”诉求确有个弗里德里希意义上的超验维度，道正是法的超验根据。^[12]

科学哲学家波普尔从问题出发，通过猜想和反驳的试错，使科学得以推进的科学发现的逻辑，与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毛泽东）或知行合一（王阳明）的思想方法，与改革开放“摸着石头过河”探索前进的试错性策略选择，在致思倾向上完全一致。作为学术研究，马克思《资本论》第二版《跋》中的话，更能表达我们的追求：“在形式上，叙述方法必须与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这点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观念地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13]

（原载《中州学刊》2013年第12 期）

【注释】

[1]王国维说：“我国春秋以前，道德政治上之思想，可分之为二派：一帝王派，一非帝王派。前者称道尧、舜、禹、汤、文、武，后者则称其学出于上古之隐君子（如庄周所称广成子之类），或托之于上古之帝王。前者近古学派，后者远古学派也。前者贵族派，后者平民派也。前者入世派，后者遁世派也。（非真遁世派，知其主义之终不能行于世，而遁焉者也。）……战国后之诸学派，无不直接出于此二派，或出于混合此二派。故虽谓吾国固有之思想，不外此二者，可也。”（《王国维文集》第一卷，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第30 页）“子路问强。子曰：南方之强与，北方之强与，抑而强与？ 宽柔以教，不报无道，南方之强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厌，北方之强也。而强者居之。”（《中庸·子路问强》）

[2]张文显主编：《法理学》（第三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05、314 页。

[3]请参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中的有关论述。(www.xing528.com)

[4]请参金岳霖：《论道》（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中的有关论述。

[5]牟钟鉴：《走近中国精神》，北京：华文出版社，1999年，第191—192 页。引者对文字作了技术处理。

[6]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98 页。

[7]参见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附录《中国法律之儒家化》，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

[8]亨廷顿著，王冠华等译：《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第7 页。

[9]参见吴重庆：《儒道互补——中国人的心灵建构》，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6—7页。玻尔是物理学诺贝尔奖得主。他为自己得奖的爵士勋章选图案时，以太极图象征他的互补原理，大有深意。

[10]控制论创始人维纳说：“理所当然，没有一种通信理论能对语言问题避而不论。事实上，语言，从某种意义讲来，就是通信自身的别称，更不用说，这个词可以用来描述通信得以进行的信码了。”参见N．维纳著，陈步译：《人有人的用处——控制论和社会》，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年，第56 页。

[11]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自序》，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1 页。

[12]弗里德里希曾为美国政治学会会长，他在《超验正义——宪政的宗教之维》（卡尔·J．弗里德里希著，周勇等译，梁治平校，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中认为：美国的宪政如果没有宗教传统的支撑，是无法维持的。所以，我们经常讲的“政教分离”就只能理解为是行政机构与教会组织的分离，而不能理解为是政治统治与宗教信仰的分离。因为，无论是当代政治的授权性的合法性根据，还是历来起作用的继承性（或传递性）、有效性政治合法性根据，其背后都有一个人们对“公序良俗”的基础性形上信仰在支持。中华民族的“天道”公平观扮演的正是这样一种传统政治文化形上根据的角色，而不管这一形上观念究竟是儒家、道家抑或是法家信念。

[13]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23—24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