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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对比:稷下学宫与柏拉图学园

时间:2023-10-25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斯皮里登·朗戈斯[*]摘要:虽然形式理论在《巴门尼德篇》中受到柏拉图本人的无情批评,但它仍然出现在柏拉图晚期的对话中。柏拉图口头提出了一个关于两个首要原则的学说,旨在解释形式的形而上学起源。同样模糊不清的是柏拉图学园的教学性质、结构和方法。柏拉图学园是第一所创立者辞世后仍旧存续的学校,柏拉图之后的历代主持人由学园成员选举产生。毫无疑问,柏拉图哲学中最基本和反复出现的主题是形式假设。

深度对比:稷下学宫与柏拉图学园

斯皮里登·朗戈斯[*]

摘要:虽然形式理论在《巴门尼德篇》中受到柏拉图本人的无情批评,但它仍然出现在柏拉图晚期的对话中。柏拉图口头提出了一个关于两个首要原则的学说,旨在解释形式的形而上学起源。在这个口述学说的两个假定中,第一原则是起源于毕达哥拉斯的,可以大致描述为统一性、确定性和形式的原则;以及一个相反的原则,即多样性、不确定性、无形式性、事物性。第一个被称为One,这个概念在《巴门尼德篇》中也占有突出地位。第二个名称有多样,如“无限二元”“大小”“不等”“多样”“无限”,甚至被称为“其他”。我试图通过研究柏拉图的一些晚期对话中的形而上学,特别是《斐利布斯篇》《政治家篇》和《蒂迈欧篇》等对话,来探索柏拉图口述学说的哲学意义。至于柏拉图对数学的猜测以及强调,我更多地想去讨论第一原理二元性假设背后的动机。

公元前380年,大概在第一次去意大利和西西里之后,柏拉图在雅典西北郊外约两公里的阿卡德摩斯(Academus,或作Hecademus)的公园附近购买了一块地产,包括一栋房子和花园,房舍面积不大,柏拉图开始在那里教学,身边有20—30个年轻人作为学生。我们现在对学园的法律地位几乎一无所知,但当时它肯定有某种合法的身份。有一种假设认为它是一个thiasos,即一种致力于崇拜特定神灵或一群神灵的社团,但这只是一种现代假设,并没有任何有力的证据。确实,公园里有一座缪斯祭坛,后来还竖立了一些美惠女神的雕像。这些神灵与柏拉图建立学园的目的之间的联系,就算有也是模糊不清的。同样模糊不清的是柏拉图学园的教学性质、结构和方法。不管怎样,教学很可能是在公园露天进行,而不是在某些封闭的场所。柏拉图本人是否做过正式的讲座,或者学园的其他成员是否做过演讲,并伴随着讨论?学园里有没有对苏格拉底哲言的背诵?甚至有以苏格拉底为主角的对话式的角色扮演吗?是否存在详细规定的日常活动日程表?日程表是否规定了聚餐和其他社交活动?是否有课程任务或者专门的教育目标?对于这些,我们都一无所知。[2]我们所知道的是,柏拉图学园是希腊第一个致力于研究所有理论知识领域认识论逻辑学、物理学、形而上学、数学、伦理学政治学)的研究学院。科斯或克尼多斯岛的阿尔喀比亚德学派要求服从家庭和师徒关系,毕达哥拉斯学派要求宣誓保密,而柏拉图学园则无须如此。学园学生没有形成任何宗教、政治或职业意义上的教派、政党或行会。相反,他们是一群自由的知识探索者,虽然各人的研究由一位备受尊敬和钦佩的大师来指导,但他们不必把大师的话当作神圣不可侵犯的教义。相反,他们被鼓励辩证地思考所有观点,并提出支持或反对的有力论据。

在柏拉图学园之前,那些所谓的“哲学学派”(如米利都学派、爱利亚学派等)都是追随者们围绕着某些受人尊敬的思想家聚集起来的非正式团体;或是一个个(可能相互之间没有联系的)知识分子组成的松散群体,群体成员之间有着某些共同的思想假设和相似的看待事物的方法(比如智者学派)。柏拉图学园是第一所创立者辞世后仍旧存续的学校,柏拉图之后的历代主持人由学园成员选举产生。柏拉图之后,雅典的几位哲学家按照柏拉图学园的模式建立了类似的有组织的学校(亚里士多德的吕克昂学园、伊壁鸠鲁的花园学园、芝诺的廊柱学园)。

非常值得庆幸,我们可以看到柏拉图所有的作品,这些作品包含了一系列对话,其中一些对话具有极高的艺术水平,还有几封信件,其中大多数在今天被认为是伪作,但在古代却被认为是真实的。最著名的《第七封信》不仅包含了柏拉图宝贵的传记信息,还包含一个“哲学离题”(340c-344d),它强调柏拉图哲学方法的主要的口述特征,强调哲学见解需要在灵魂中铭刻和培养,以便进行彻底的审视,而不是在纸上出版。[3]我们也有些研究报告,认为口述学说的第一原则超越了对话中的看法,但是并不必然与对话中[4]展现的相矛盾。柏拉图的“不成文学说”主要来源于亚里士多德,现代学者(特别是在英美学界)有轻视其证言[5]的趋势,但我认为亚里士多德是可信的。毕竟,亚里士多德本人智慧非凡,并且在柏拉图的教导下在学园学习了20多年。尽管后来亚里士多德自己的哲学思想与柏拉图有很大的不同,但他不太可能误解或歪曲老师的观点。后来的某些学者(如塞克斯都·恩皮里科斯,《驳数学家》,卷10. 248)似乎有关于柏拉图口述学说的独立知识,其他人则完全依赖亚里士多德的论述。

柏拉图口述学说的内容并不是秘密学说,不会因为害怕亵渎神圣而写在莎草纸上。相反,它看起来更像一种变动的、有张力的、充满好奇的和开放式的理论,并不希望成为一种不能受批评和异议的封闭的思想体系。这一理论有可能在柏拉图自己的思想中也没有形成明确的或令人满意的表述。也许柏拉图决定不把它写下来,是为了避免它变成一种僵化的学说,从而阻碍进一步的研究,产生不良结果。苏格拉底在《斐德罗篇》(274c-275b)中对书写文字的批评,即使没有与《书信》(卷二,314a-c;卷七,341c-e、343a、344c-d)中的一些个人陈述结合,也可以提示我们关于柏拉图对待书写文字的态度:书写文字只是作为提示,提醒读者通过自己精神上的努力和毕生的毅力,已经学会了什么。把书面文本作为知识的来源,就像把餐馆的菜单当作适合充饥的食物一样不妥。柏拉图认为,所有值得了解的事物都应该以亲身参与和辩证探究的方式来了解。通过读书获得的二手知识可能会给人以智慧的假象,但绝不是真正的智慧。柏拉图相信口头对话(与自己或他人)拥有巨大的力量,能够提高人的认知和道德水准,这是他决定写对话录的最重要的原因。对话录中,作者从未以传道者的身份出现,甚至那些代表最高权威的人物(如苏格拉底、巴门尼德、蒂迈欧和爱利亚的异邦人)也从未被当作作者的绝对代言人(也许《法律篇》中的雅典异邦人除外)。柏拉图使用的对话形式比其他任何文学体裁都接近真实的讨论:它邀请读者认真考虑谈话中提出的论点并在对话中自己展开思考[6]。我建议我们接受柏拉图著作所提出的挑战,尝试把对话录中阐述的学说与我们所知道的柏拉图的口述学说联系起来。

毫无疑问,柏拉图哲学中最基本和反复出现的主题是形式假设。从早期苏格拉底讨论“定义”的无神论对话(其中对形式的存在给出了一些非常难以捉摸的暗示)到最成熟、最广泛阅读的著作(在这些著作中,理论得到了适当的表述),再到后期的著作,形式论尽管有不同的表述,但从未被抛弃。

一些所谓的苏格拉底式对话[7]中已经出现对形式的暗示。在《游叙弗伦篇》(6d-e、cf-5d)中,苏格拉底谈道,虔诚是一种形式,是所有虔诚的行为和态度的共同点(ἐκεῖνο αὐτὸ τὸ εἶδος ᾧ πάντα τὰ ὰσια ὅσιά ἐστιν),而不敬也是一种形式,是所有不敬的行为和态度的集合(μιᾷ ἰδέᾳ τά τε ἀνόσια ἀνόσια εἶναι καὶ τὰ ὅσια ὅσια),但没有作进一步阐述。在《吕西斯篇》(219c-d)中,为了试图无穷回推说明什么使事物变得可爱(或值得爱),苏格拉底提到一个“爱的原始对象”(πρῶτο νφίλον),但他没有指明这种“爱的原始对象”是否真的存在,如果存在,它又是什么。在《大希庇阿斯篇》(287c-d、288a、291d)中,整个讨论非常有趣,由于希庇阿斯无法跟随苏格拉底的思路,整个讨论在结束时并不成功,这个讨论有关美的本质,是对无论何时何地,对任何(δι ὃ)人和事来说都是美的本质的讨论。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柏拉图的形式假设源于对理性对象的深刻需求,这些对象的定义一经发现,就无条件地适用于这些对象。形式论是柏拉图对苏格拉底寻求普遍定义的思辨性阐述。

柏拉图中期的对话(《会饮篇》《理想国》《斐多篇》《斐德罗篇》)中,一种成熟的形式理论不时地出现。根据这一理论,形式是一种可理解的、永恒的实体,它既不能生成,也不会消灭,它为感性事物提供自在的基础,同时形成那些我们所谓伦理上、美学上或政治上的价值:善、正义、平等和美[8](《斐多篇》,75c-d、76d-e;《理想国》卷五,476a-e、479d-e;《斐德罗篇》,247d、250b-d)。形式通过参与,使感性世界的善、正义、平等和美的东西获得各自的属性。

柏拉图的形式不是一个存在于头脑[9]中的概念,无论是人类的还是神灵的(虽然后来的中期柏拉图主义者和新柏拉图主义者都是如此解释),也不是亚里士多德的共相(共相在特定事物之外,本身并不存在)。形式是自在的、独立的和永恒的,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永久的存在,它为以它命名的所有暂时性事物提供理性的模型。因此,它是一种范式,而以它命名的东西仅仅是副本或图像。此外,形式在最大程度上展示了之所以成为形式的性质或特点。美的形式是至高无上的美,善的形式是无可超越的善——这就是现在所说的形式的“自我判定”。[10]柏拉图的形式被认为是真实存在的和具有不变的本质,而许多以它们命名的暂时性的感性事物则是属于生成领域的可朽实体。暂时性事物与形式相关联(只要表现形式的特征并因此类似于形式)的方式,被称为参与,或分有(methexis),或摹仿(mimesis)。在一篇称得上是对形式的本质特点做出最广泛讲述的对话中,第奥提玛(Diotima)以类似巴门尼德论述“存在”的语言,讲述了美的形式,内容如下(《会饮篇》211a-b,参阅《斐多篇》78d):

首先,它是永恒的,无始无终,不生不灭,不增不减。其次,它不是在此一处美,在另一处丑,在此时美,在彼时丑,在这方面美,在另一方面丑;它也不是因人而异,对某些人美对另一些人就丑。这种美并不表现于某一张脸、某一双手或是身体的其他某一部分。它也不是存在于某种观点或某种学问中。它不存在于任何地方,不存在于任何其他的事物中,无论动物、大地、天空,还是其他任何别的东西之中都没有,它以形式的统一与自身的同一永恒地存在于自身。所有其他美的事物都以它为源泉,有了它,所有其他的美的事物才能成为美,那些美的事物有生有灭,但形式却不因之有丝毫增减和变化。[11]

虽然形式理论在《巴门尼德篇》中受到柏拉图本人严厉无情的批评,但在柏拉图晚期的对话中(《智者篇》《政治家篇》《斐利布斯篇》《蒂迈欧篇》《法律篇》),它并没有被放弃。更可能的是,柏拉图口头提出了一种关于两个首要原则的学说,旨在解释形式的形而上学起源。我们(主要是通过亚里士多德的证言)有这方面不成文学说的证据,学说很可能是柏拉图在一次或一系列关于“善”的讲座中阐述的。这个学说的两个假定的第一原则起源于毕达哥拉斯主义(尽管毕达哥拉斯主义对柏拉图思想的影响是否确切尚不清楚),可以大致地描述为:(1)统一性、确定性和形式的原则,以及(2)一个相反的原则,即多样性、不确定性、无形式性、事物性。第一个被称为One,这个概念在《巴门尼德篇》中也占有突出地位。第二种名称比较多样,如无限二元、大小、不等、多样、无限,甚至被称为“其他”。在接下来的内容中,我试图通过将柏拉图的这种口述学说与他一些晚期对话中的形而上学联系起来,尤其是《斐利布斯篇》《政治家篇》和《蒂迈欧篇》,来探索柏拉图口述学说的哲学意义。尽管柏拉图第一原则的目的之一是要给形式一个严格的数学解释(也许,形式是一种理想数字这个结论表面上看起来很奇怪[12]),关于柏拉图对数学的猜测以及强调(数字和几何图形),我几乎没有什么可说的,我更多地想讨论第一原理二元性假设背后的动机。

我们先讨论一下是什么拥有形式。在《巴门尼德篇》(130b-d)中,苏格拉底欣然接受了那些诸如正义、美、善以及与它们相似的形式的存在(这符合他在中期对话中的思想);至于人、火和水等是否有形式,苏格拉底感到犹豫,同时,他也同意诸如头发、泥土以及其他任何“最不光彩和最糟糕”的东西都不具有形式(ἀτιμότατόν τε και φαυλότατον)。从对话的次序和《斐多篇》可以清楚地看到,苏格拉底也承认相似、相等、一与二、大与小等事物存在形式。在《理想国》卷十(596a-597d)中,苏格拉底谈到了桌子和卧榻的形式,但是从亚里士多德的证言(《形而上学》A.9、991b6-7)中我们可以推断,柏拉图主义者并不承认人造事物中有形式的存在。总之,柏拉图让苏格拉底接受了形式的存在,我们可以称之为(1)正值词或者规范判定,以及(2)数字和数学关系;至于元素和自然种类中是否存在形式,柏拉图犹豫不决,并且他否定负值词或判定的形式(以及代表负值词或判定的形式)。恶、丑、不义以及和它们相似的形式都不存在。既然“恶”即“非善”,“丑”即“非美”,那么在每一种对立的评语判定中仅用一种形式就足以说明存在的两种对立状态。以美的形式参与使事物美丽,美的形式不参与使事物丑陋;同样,以善的形式参与会使一件事变好,而善的形式不参与会使一件事变坏。但我们可能会问:存不存在某物既不好也不坏、既不美也不丑[13]?中性的事物是分有还是不分有相关的单一形式?此外,有没有比其他物更美的事物,有没有比其他物更丑的事物?其中形式参与的程度是怎样的?如果确定参与了,又是如何参与的?

此外,我们可能还想探讨好与坏、美与丑之间的对立是否和冷与热、湿与干之间的对立类似(参考《斐多篇》70d-71a)。我们可能会问,难道不是冷形式的参与使事物变得寒冷,干形式的参与使事物变得干燥?但如果是这样,我们是否更有理由假设一种冷的形式而不是热的形式,一种干的形式而不是湿的形式?在善与恶、美与丑的对立中,第一项显然比第二项更可取,也更可贵,因此,给它们指派形式比给它们的对立项更容易。那么对于冷和热、干和湿、甜和苦、高和低、大和小、长和短、宽和窄、深和浅也是这样吗?热和甜对于巧克力饮料来说是合适的,但对于伏特加来说却是糟糕的。对于奶酪蛋糕来说,甜和冷是适宜的品质,但同样的品质对于奶酪火锅则是一场灾难。我们将一个人的体温升高称作发热,说鞋子小是说鞋子不合脚。总的来说,柏拉图承认两种不同类型的对立:(1)类似于正义与不义、节制与纵欲、美与丑、虔诚与不敬,等等。对立的一个项是善的,另一个是恶的,和(2)那些诸如冷和热、高和低、宽和窄等,善和恶这样的对立不适用于它们,这种对立只适用于它们的极端意义,而且它们的极端意义都是不好的,而好恰恰处在某个中间位置。我们将第一种对立称作“相反形式”,第二种对立称作“相对形式”。

所有相反形式的对立都可以归结为好与坏之间的矛盾(因为美、节制、虔敬和勇敢等都是善的,而它们的对立面是坏的)。正因如此,《理想国》卷六(505a-509b)中才将善形式作为最高级的知识(μέγιστον μάθημα),并将它作为所有形式中最崇高和最有力量的(πρεσβείᾳ καὶ δυνάμει ὑπερέχοντος),是其他形式(永久的)产生、滋养和展示的原因,也是唯一的“超越存在”(ἐπέκεινα τῆς οὐσίας)——这可能是因为在柏拉图看来,存在是善的,那么产生存在的必须是优于存在并有能力产生存在的存在。相比之下,相对形式的对立要么是无价值的,要么是负值的。在这种情况下,极端之间存在一个范围,在这个范围总是可以存在或多或少的相关的特质(冷、干、甜等),这样就可以减少相反的特质(热、湿、苦等)——更多的冷就等于更少的热,更少的干就等于更多的湿。

相对形式的对立是连续的,也可能是无限的:没有理由认为不存在比任何确定的冷更冷,或者不存在超过任何定量的冷。由于相反形式的对立被归为一种好与坏之间的对立,所以相对形式的对立也可以归入更多和更少或大和小之间的对立。在数学术语中,相对形式可能变得无限大或者无限小。[14]

无限是双重的:一个量级的划分导致无限小,另一个量级的相加导致无限大。存在比任何一条较细的线还细的线,也就存在比任何一条较粗的线更粗的线。换句话说,没有一条线是粗的,也没有一条线是细的。大和小、多和少,开启了一个两端开放的连续空间。这就是为什么柏拉图将无限原则称作“无限二元”或者“大和小”(参考亚里士多德,《物理学》卷三,6.206b27-29)。现在关键的问题在于:相反形式和相对形式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如果有关系的话?

在《斐利布斯篇》中,谈论的核心问题是人类的善是快乐还是智慧?苏格拉底说服了他的主要对话者普罗第库斯,仅仅拥有快乐而毫无知识和理智的生活或者纯粹的理智而毫无快乐的生活,这两种情况对人来说都是难以忍受的(20b-23b)。对话者同意,混合两种类型的生活要比其中任何一种纯粹的生活更加可取,由于混合生活由快乐和理智共同构成,他们的任务就是找出混合生活中这两个组成部分中,哪一个是这种善的主要原因。在这种情况下,苏格拉底引入了一种意义深远的四重区分(23c-27c)。他说,宇宙中所有现存的事物可分为三类:(1)无限的事物,(2)有限的事物,(3)当有限的事物把它们的边界强加给无限的事物,从而在划定和界定无限的事物时产生的混合物质。稍后他又添加了第四类(23d,28c-30c),它是混合物的成因,被认为是智慧(σοφία)或者心灵(νοῦς)在思维卓越和完美安排事物时的能力(30c)。

在这四重区分中,很明显第三类和第四类具有与前两类不同的本体论地位。第三类事物被明确称作前两个的“后代”(ἔκγονον),是一种被“制作”和“生成”(γεγενημένην οὐσίαν)的事物(27a)。而第四类是作为事后的补充而附加的,并明显区别于其他三类,它以工匠的形象出现,在存在等级上最高(27a-b)。尽管柏拉图并未明确区别它们的本体论地位,但很明显,前两类事物是第三类事物所依据的基础,第三类事物作为整体是这些基础的衍生物,第四类作为原因出现,包含了前两类事物,就像专业的工匠把头脑中的形式赋予他正在使用的无形的质料,生产出优良的人工制品。[15]

苏格拉底清楚地表示,当他谈到无限的事物时,他指的就是我们所说的相对形式,如冷和热、高音和低音、快和慢、冰冻和加热,每一对都能开启一个连续的更高和更低的温度、音阶或速度的区间,换言之,这种普遍的对立承认将“更多和更少”作为公因式,从而将这些事物纳入同一个类别(24a-26d)。苏格拉底称这种对立是“不完美的”或者“无穷尽的”(ἀτελῆ),并认为当它们被施加界限时,就会消失(24a-b)。从他使用的例子(健康、音乐、好天气、身体和力量、伦理德性)可以明显看出,限制因素对它们设置的限制不是任何既有的限制,而是每种情况下功能完美的精确度量。[16]事实证明,当苏格拉底称它们为相对物时(25c:更热和更冷、更干和更湿、更多和更少、更快和更慢、更高和更矮),这意味着它们相对于某种数学标准——那个在所有情况下都是完美的限制——来说在比例或尺度(25a-b)上超出或者有不足。举一个苏格拉底必须考虑的例子:人体健康的温度不仅是在高温和低温范围的一个界限,而且是36.6℃的固定值;任何相对该限值的超出或者不足(即发热或体温过低)的情况都意味着异常和疾病。

由此可见,在“更多和更少”的连续范围,任何一对相对形式的对立都有某一种单一的最佳界限,这是对更多与更少的最佳混合,它对应着价值尺度上的最佳值。换言之,对应着的一对相对形式的对立面(我们提到了健康和患病的例子),对这种最佳界限的任何程度的偏离都是不好的状况。由此可见,尽管有各种程度的不好,到目前为止,这些不好都是指或多或少地偏离最佳状态,但没有明确各种不同程度的好——任何相反形式中的好都对应着相对形式对立面中间的唯一的点。纵欲就是偏离了肉体快乐过度和不足之间的平衡;身体上的丑陋则是偏离了四肢比例的平衡,偏离了肌肉在柔软和坚硬之间的平衡。

苏格拉底使用四重区分来证明人类最好的生活是各种知识(61d-62d)和一定量的快乐的混合——这些快乐基本上是那些被称作纯粹和真实的快乐,因为它们摆脱了相反的形式:痛苦(66c)。最好的生活中快乐的量的加入由“智慧”的思考决定。因为快乐必须有限度,而它的本性是无限度的(31a;对比65d),“智慧”必须限制它,这个限制有利于最佳生活的主要构成部分(即理智,63d-64a)的最佳运作。苏格拉底暗示,对人来说最好的生活是那种具有双重限制的双重混合:首先,界定人类最佳生活中所承认的快乐的种类和程度,其次,界定快乐与理智的比例,这将决定最终的混合(59d-e,61b-c)。

可以在《政治家篇》[17](283c-285c)中找到相同的看法,从根本上说是关于尺度规范的优越性,以及对于这种“更多和更少”的连续范围的测量。在这里,柏拉图更加明确地表达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中了解到他后来的思想对亚里士多德伦理美德学说的影响,即在极端之间的适度。对话中的异邦人说,在所有的过度(ὑπερβολή)和缺乏(ἔλλειψις)的情况中,相对形式(例如长和短、大和小)不仅相互对立,更重要的是,它们与测定的量(μέτριον)、适量(πρέπον)、适时(καιρόν)和正确(δέον)也是相对的。所有的测量都被认为是双重的:一是测量相对事物之间的关系,二是测量在每种情况下的适当的量——我们称之为适度。很明显,第一种测量是无价值的,而第二种测量是规范性的,因为它确立了价值:经过了这种测量的被造物是好的和美的,因为它们经过了恰当的测量。

在《斐利布斯篇》和《政治家篇》的相关章节,柏拉图关注的是价值中性的相对形式,这些相对形式处于“更多和更少”和“好与坏”这种对立关系的中间。在这两篇对话中,他声称,在“更多和更少”这个不确定的范围,能够在某个测定的量中发现善,这个测定的量是个确定的数值(或者某个数字表示的比率)。这个数值(或者比率)确定了相关事物运行的最佳状态,因而也决定了相关事物的本质是完美的。凡是正确理解这一观点的人都会认识到,善总是确定的、唯一的(《理想国》卷四,445c),反之,恶也有程度之分,因为恶本质上不过是某一事物偏离其本质性的完美而未能达到完美的程度而已。柏拉图在《菲利布斯篇》的四重区分中并没有明确地提到形式(尽管他在篇章的开头提到过,15a-c),在《政治家篇》中讲述测量工具时也没有谈论过形式,然而,不难看出这两个晚期对话所阐述的观点与中期形式理论和口述学说的原则理论之间的关系。

形式是这样一种假设,其目的在于回答一个问题,即为不同事物(美丽的面孔、美丽的诗歌、美丽的行为)提供它们的共同判定(在我们的例子中为“美”)的原因。形式旨在回答与统一相关的问题——即多样性中的一致性和异类中的同一性,因为它们本身就是性质的范式,所以被认为可以赋予感性事物性质。形式是绝对的价值范式。然而,出于同样的原因,人们可能会问:所有形式统一的原因是什么?柏拉图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统一”。这个答案肯定是以数学生成的问题为蓝本的。对于柏拉图来说(参考塞克斯都,《驳数学家》卷10.258),任何数字都在两种含义上与“统一”有关:数字是一个统一体,在某种程度上,它是一个特殊的单子集合;它是不可分割的“一”的延续,因为它最终的组成部分是不可分割的单子。

如果我们遵循亚里士多德的证言(《形而上学》,A.6),柏拉图就将“一”和“大和小”假定为高级原则,这些原则旨在解释形式和感性事物的形而上学起源。“一”在本质上是最高原则的同一,给本质上不确定和混乱的“大和小”带来了界限和秩序,从而形成了形式。这使我们想起了《理想国》卷六中曾经提及善的形式被视为最高形式,是所有形式的起源。一旦生成,形式会赋予“大大小小”的界限和秩序,从而产生各种感性事物。这个过程在某种程度上让人联想起《蒂迈欧篇》中的“可能的故事”,认为感性事物是作为形式在空间的反映而产生的。

“大和小”也许应该被视为一种质料,同时具有潜在的可理解性和可感觉性:它是无限可能性的领域,其中一些可能如果得到实现,将比其他可能更好。“一”所做的工作与专业工匠的工作相似:它赋予理性材料适当的尺度,从而创造了理性的形式。

对“大和小”的划分发生了两次:一次发生在“一”从“大和小”中塑造出形式时,另一次是形式从“大和小”中塑造出感性事物时。如果“一”是一种极限和主动的原则,那么“大和小”就是无限和被动的原则。在口述学说中,我们可以辨别出在《斐利布斯篇》中四重划分的界限和理性原因的双重功能。形式来自“一”和“大和小”,而感性事物来自形式和“大和小”,正如《斐利布斯篇》中的所谓的第三种存在,“混合和生成的物质”是来自前两种(限制和无限的东西):它们是衍生后代。这两种观点的主要区别在于,在《斐利布斯篇》中,混合物的理智原因被区分为与其他三种存在不同的第四种存在;而在口述学说中,我们必须假定有目的的理性和积极原因是“一”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是首要的,而形式是次要的,并归属于“一”。

柏拉图的原则理论不是最终的,因此无法对其进行详细的分析,但从其假设背后的可能动机仍然可以看出:它是一种试图把物质不确定性差异序列(用数学术语表达)、意外限制的偶然性,与现实世界是最好的可能世界的信念结合的尝试。这是《蒂迈欧篇》(29a,92c)中明确阐述的信念,蕴含宇宙第一原则,或者至少是原则中的一条,应当是理智有序的。因为既然自然界或人造物中的所有复合物都是协调和统一的、臻于完美的,那么秩序和统一的原则必然是“一”本身,即同一的最抽象的表达。

柏拉图口述学说的二元论并没有立即把感性领域和理性领域区分开来。反而是第一原则的二元性,可以因果地解释这种区分并予以深化。快速浏览《蒂迈欧篇》就可以证明。

对话的发言人之一(蒂迈欧)提出了关于现实世界生成的两种解释。第一种是从上方的方法,即是说,来自工匠的善和智慧以及永恒的模式的确定有序性;第二种是来自下方的方法,即是说,来自不确定物质的黑暗深渊。他坚持认为两者都不过是貌似可信的故事,因为这个主题太难以阐明到令人完全满意的程度(29c-d,30b,48d)。根据第一个解释(27e-47e),世界的神圣工匠据说完全没有嫉妒之心(29e),对照着已经存在的形式范式,通过对一直存在的无序材料进行有序运动,赋予宇宙“灵魂”,创造了宇宙整体(30a-b)。这是理智的工作。第二个解释(47e-69a)是为了补充第一个解释。正如他之前所做的那样(28a),蒂迈欧不仅区分了理性领域和同一存在(即形式)与可见领域和可变生成;除了形式之外,他还辨别了另一个先在的原则,他分别称之为“容器”(“ὑποδοχή”)、“矩阵”(ἐκμαγεῖον)或“空间”(χώρα),并将其比喻为“护士”(οοοντιθήνην)或“母亲”(μητρί)。该原则或其包含的内容的操作模式称为“必然性”(ἀνάγκη)或“错误原因”(πλανωμένηαἰτία)。与理智形成鲜明对立(表现在工匠的神话形象中),“必然性”被称为盲目的、偏离正途的原因,因为它没有明确的目的。像一个盲目的、偏离道路的漫游者,如果没有健康人敏锐的视觉,就不会直接向目的地行进,“必然性”会导致漫无目的的动作。在具有洞察力的目的性的对立面,《蒂迈欧篇》中柏拉图所谓的“必然性”代表了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代表了因果关系的机械连接,因为没有内置的目的论,所以没有特定的目标。“必然性”不能给出关于“为什么”的解释,它只能回答“如何”的方式。

第二个解释中完全省略了工匠,并把他作为宇宙“父亲”的角色归于范式(50d,参见28c),这表明工匠一直是一个为了启迪而提出的神话虚构人物。另外,蒂迈欧承认“容器”是不可还原的首要原则,这解释了为什么现实世界虽然是所有可能世界中最好的,但在某些方面却不如人们所希望的那么完美。这个“容器”展示了两个特征,这些特征与第一个解释中世界产生的原因一一对立。一方面,它的操作方式具有盲目的必然性,它与神化的工匠所代表的理智并列,我们现在意识到,工匠实际上是指范式的理智及其第一个后代(世界-灵魂)。另一方面,这个原则本身就像范式一样,既不能生成又不可消灭。但是,与范式不同,它本身完全缺乏可理解的顺序和确定性(50e-51b)。它的成分是如此混乱和不确定,以至于不能被任何精确的词,如“这”或“那”(τόδε καὶ τοῦτο)来描述;相反,它们只能是感觉上的“如此”(τοιοῦτον),因为它们不断进入相互转化的循环,间歇地展示它们自己并不拥有的借来的属性(49b-e)。

《蒂迈欧篇》中柏拉图所谓的“容器”不是纯粹、简单的空虚;相反,它是一种可塑的、波动的材料,除了三维的延伸性之外,本身没有稳定和确定的品质。这种原则虽然不确定且不流畅,但并非完全没有对外来强加形式的抵制。《蒂迈欧篇》中柏拉图对邪恶之源问题的回答是,构成世界的既存物质尽管是流动的和不稳定的,但有它内在的运作方式,即盲目的“必然性”,盲目的“必然性”在一定程度上会阻碍理智的工作。尽管理智通过设法说服“必然性”来达到自己的目的(48a),但被说服并不是无条件地投降或绝对服从。否则的话,理智将能够在整个物质空间传播秩序和目的,而不会有任何意外和非理性的产生。但是,根据蒂迈欧的说法,事实并非如此。物质世界仍然存在某些无目的的“盲动”。

蒂迈欧含蓄地声称存在着火的形式及其他基本要素的形式,以及各种生物的形式(51b-52a),从而回应了苏格拉底在《巴门尼德篇》中对元素形式和自然种类的犹豫不决。但他也声称(52d-53b),“容器”——它第一次得到四个基本要素的形式的痕迹——从一开始就是异常和不平衡的,它的状态是“非理性和无法测量的”(ἀλόγωςκαὶὶμέτρως,53b)。然后在混合物中发生机械振动,其结果是在不同区域根据它们的种类分离元素:这是排序过程的第一个标志,最终将通过“形状和数字”进行整体排序(εἴδεσίτεκαὶὶριθμοῖς,53b)。蒂迈欧强调他的示意性说明应该得到更严格的证明,正如他所说,受过教育的听众可以根据自己的知识来提供解释(53c)——这是一个明确的对读者的邀请,对柏拉图来说,读者应该自己思考眼前的问题,或许这也是他对自己的口述学说的一个暗示。

总而言之,《蒂迈欧篇》中宇宙产生的“可能解释”显示了非衍生和非时间第一原理的二元形而上学。范式或模型,一个自我同一存在的领域,其中秩序和确定性占优势,位于该示意图的一端;一个有点透明但又混乱的容器或空间,在这个容器或空间中,形式间歇性地反射和暂时地延伸,就好像在一面三维但不完全清晰的镜子上,位于该示意图的另一端。生成领域是这两个永久第一原则的衍生混合,就像《斐利布斯篇》中的“混合和生成的物质”是对无限制的限制的派生。如果说我们的物质世界是所有可能世界中最好的(这是因为它是对模型的最精确的反映),那么,可以确信,预先存在的适用材料能够展示模型。柏拉图的口述学说是一种更为复杂和抽象的表达,其观点基本上与此相同。

回到我们原来的问题:相反形式和相对形式之间的关系。在柏拉图的哲学中,其他原则——无论是《斐利布斯篇》中的“无限”,《政治家篇》中“不定之二”,还是口述学说中的“大和小”,抑或仅仅是《蒂迈欧篇》中的材料空间——都被赋予了双重角色。一方面,通过自身的流动性、不确定性和可塑性,并开放所有可能性,用来解释所有不好的情况,即偏离适当的标准的情况,相应的形式表示为限制性的。因此,它是恶的形而上学原则——亚里士多德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形而上学》A.6,988a24-25)。另一方面,由于同样的原因,即通过自身的流动性、不确定性和可塑性,并开放所有可能性,它提供了最佳的位置,然后可以提供庇护和培育;因此,在理性的自我同一和感性变化的领域,“存在”是完美的牢不可破的形而上学原则。在这两个矛盾的“他者”概念之间产生的张力中,存在着柏拉图哲学的巨大的创造力。

之所以我决定对柏拉图第一原则的二元论形而上学作概要说明,是因为我怀疑它们的对立在某种程度上是平行的,类似或等同于阴和阳在道中的互补对立——尽管我不能对这个类比说得更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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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斯皮里登·朗戈斯(Spyridon Rangos),男,希腊帕特雷大学副教授。

[2]对于这些介绍性的评论,参见John Dillon, The Heirs of Plato: A Study of the Old Academy (347-274 BC), Oxford: Clarendon Press 2003, 1-16。

[3]《第七封信》的真实性是一个引发激烈争论的问题。最近麦尔斯·布伊特、迈克尔·弗雷迪(Myles Burnyeat,& Michael Frede,The Seventh Platonic Letter:A Semina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认同20世纪早期的一系列思想,认为《第七封信》是假的,但他们和他们之前的大多数学者一样,认为《第七封信》的作者了解柏拉图并且提供的历史信息是准确的。对于试图证明这封信的虚假性的令人信服的说明,请参阅Ludwig Edelstein, Plato's Seventh Letter, Leiden: Brill 1966,Gnomon 41(1969),29-34。

[4]关于口述学说,请参见Léon Robin, La théorie platoniciennce des Idées et des Nombres d’après Aristote: étude historique et critique, Paris: Félix Alcan 1908; J. N. Findlay, Plato: The Written and Unwritten Doctrines,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74(该文被托马斯·M. 罗宾逊批评,见Review of “J. N. Findlay, Plato: The Written and Unwritten Doctrines,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74”, Canadian Journal of Philosophy 6 [1976], 745-753); Gerald Watson, Plato's Unwritten Teaching, Dublin: Talbot Press 1973 [actually 1975]; Hans Joachim Krämer, Plato and the Foundation of Metaphysics: A Work on the Theory of the Principles and Unwritten Doctrines of Plato with a Collection of the Fundamental Documents, ed. & trans. John R. Catán, Albany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0。

[5]值得注意的是,几乎所有最近的英美柏拉图思想导论卷都没有包含对“不成文学说”的具体讨论:Hugh H. Benson (ed.), A Companion to Plato, Malden (MA) -Oxford: Blackwell-Wiley 2009; Gail Fine, (ed.), Plato 1: Metaphysics and Epistemolog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Gail Fine, (ed.), The Oxford Handbook of Plato,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Richard Kraut, (ed.),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Plato,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相比之下,图宾根学派[Tübingen School,代表人物是康拉德·盖瑟(Konrad Gaiser)、汉斯·约阿希姆·克莱默(Hans Joachim Krämer)和托马斯·斯泽勒扎克(Thomas Szlezák),由吉奥瓦尼·里尔(Giovani Reale)在米兰进一步发展,Toward a New Interpretation of Plato, trans. John R. Catan & Richard Davies, Washington D.C.: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 Press 1997]将口头教义准确地转化为解释对话的基本原则,如Thomas A. Szlezák, Platon lesen, Stuttgart: Frommann & Holzboog 1993。英美和图宾根-米兰学派的做法似乎都是片面的。对话录的研究不需要用来否定亚里士多德的证言;亚里士多德的证言也不应该成为解释柏拉图全部书面语料库的权威材料。

[6]关于柏拉图作品的对话形式有相当多的现代讨论:James A. Arieti, Interpreting Plato: The Dialogues as Drama, Savage (MA): Rowman & Littlefield 1991; Ruby Blondell, The Play of Character in Plato's Dialogu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Gabriele Cornelli (ed.), Plato's Styles and Characters: Between Literature and Philosophy, Berlin: De Gruyter 2016; Charles Kahn, Plato and the Socratic Dialogue: The Philosophical Use of a Literary For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James C. Klagge & Nicholas D. Smith (eds.), Methods of Interpreting Plato and his Dialogu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特别推荐书中Michael Frede的这篇文章,“Plato's Arguments and the Dialogue Form”, pp. 201-219)。

[7]尽管查尔斯·卡恩(Charles Kahn)收回了他早期有关柏拉图对话的预示论读法(proleptic reading)的丰富见地(参见Plato and the Post-Socratic Dialogue:The Return to the Philosophy of Natu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xiii,该书提到了他的另一本著作:Plato and the Socratic Dialogue:The Philosophical Use of a Literary For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但用一种统一的方法去处理柏拉图的著作,仍然是可能的。须知:(1)在古代没有人讨论柏拉图思想的早期和晚期阶段,即使是那些认识柏拉图的人(例如亚里士多德);(2)即使是其著作完好无损而且可以相对精准地确定各作品的时间的古代哲学学者,例如,普罗提诺,也没有表现出在他非常复杂的思想里有何本质的发展。

[8]参阅Verity Harte, “Plato's Metaphysics” in Gail Fine (ed.), The Oxford Handbook of Plato,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 191-216; T. W. Irwin,“The Theory of Forms” in Gail Fine (ed.), Plato 1: Metaphysics and Epistemolog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143-170; W. D. Ross, Plato's Theory of Idea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51。

[9]丹尼斯·奥布莱恩(Denis O'Brien)在《形式与概念》(Forms and Concepts)中强调了这一点。该文来自:E. Moutsopoulos & M. Protopapas-Marneli (eds.), Plato, Poet and Philosopher (Proceedings of the 3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Philosophy, Magoula-Sparta, 26-29 May 2011), Athens: Academy of Athens 2013, pp. 193-244。

[10]参阅Alexander Nehamas,“Self-Predication and Plato's Theory of Forms”,载于其著作:Virtues of Authenticity: Essays on Plato and Socrates, Princeton(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176-195。

[11]Alexander Nehamas & Paul Woodruff, Plato: Symposium (translated with Introduction and Notes), Indianapolis: Hackett 1989, pp. 58-59.

[12]参见H. D. Saffrey, Le Περὶ Φιλοσοφίας d’Aristote et la théorie platoniciennce des Idées Nombres, Leiden: E. J. Brill 1955。

[13]第奥提玛在《会饮篇》(201e-203a)中明确指出了这一点。

[14]一位古代评论者就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Phys. 453.30-454.16 Diels)报告说,波菲利(Porphyry)使用数学家们知道的一种方法来解释柏拉图关于数量级的无限可分性的思想。取一个有限的大小,比如一腕尺长,然后切成两等份。然后取其中一等份,再把它切成两个等份,然后把一个新的等份加到原来腕尺的另一半。只要你愿意,就重复这个过程。一定要把小块分成两个相等的块,并把其中的一块加到前半部分。会发生什么?在此过程中,前半部分会越来越大,但永远不会像原来的腕尺那么大,另一半会不断地缩小成更小,但永远不会变成无大小或纯粹的虚无,总会有一些东西留在那里,并重新分裂成相等的部分。在数学中,这个过程叫anthyphairesis,可概括为:1/2+1/4+1/8+1/16+1/32+…<1且1/2-1/4-1/8-1/16-1/32-…>0。

[15]有关这篇文章的详细讨论,请参阅Kenneth M. Sayre, Plato's Late Ontology: A Riddle Resolved, new edition, Parmenides Publishing 2005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1983 b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6]John Cooper, “Plato's Theory of Human Good in the Philebus”, in his Reason and Emotion: Essays on Ancient Moral Psychology and Ethical Theor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150-164.

[17]参见Kenneth M. Sayre,“Excess and Deficiency at Statesman 283c-285c” in his Plato's Late Ontology: A Riddle Resolved, new edition, Parmenides Publishing 2005, pp. 319-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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