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的思维世界：第六章陈亮的苦难与奋斗

陈亮的生平和思想代表南宋道学在婺州从第二个时期向第三个时期的转变。这转变在陈亮身上可以看得很清楚，因为他积极参与道学发展的两个时期，并且生动表达心中的幻灭感。他在12世纪60年代加入道学群体，70年代底开始觉得自己与它格格不入，到80年代开始批判道学。他的变化不仅提供道学演变的资料，而且让我们了解为什么有的知识分子支持道学，有些则极力反对。

陈亮在1143年出生于一个寒微的士人家族。陈家虽然自称祖上是唐代名宦婺州永康陈氏，可是从唐末以来，家族内几乎无人任官，家业也日渐衰落；陈亮只能上溯祖先到北宋中期。陈家的经济情况在11世纪时有改善，可是好景维持不久，金人入侵就改变家族的命运。在12世纪20年代的战乱中，金人杀害他的曾祖父。他的曾祖父生前安排儿子与当地大姓黄氏联姻，而且黄家连续两代女子嫁入陈氏为妻，因此陈家虽然经济状况日渐衰落，却仍然不放弃追求入仕的机会。陈亮的曾祖父死后，陈家不久失去200亩田地，家业更加艰难。新家长陈益（1103-1167年）当时年仅24岁，一面艰苦维持家族生计，一面还得准备科举考试。他虽然几经努力，但没有通过乡试或武试。陈益因为注意场屋成败又关心国事，所以不曾直接务农，考场失利竟使他消沉酗酒。他的独子也没有通过科举，只能回乡管理家族仅有的田地。由于经济状况恶化，陈家人只好在1160年把第三个孙子让人收养。永康虽然距离北方前线比较远，但金人的侵略还是阻挠陈家上进的希望，所以他们把一切罪过都归到金人身上，复仇是他们的强烈愿望；陈亮在这方面表现得比同时代的人强烈得多。

陈亮直到25岁一直受他祖父陈益的影响。陈益在年轻时由于父亲被金人杀害，不得不承担家族生计的重担，这经历使得他努力要把孙子培养成具有李白（701-762年）一样坚强性格的人。李白被世人认为是个不肯逆来顺受的诗仙，而陈亮少年时代曾作歌称赞李白无拘无束的思想和放荡不羁的性格。陈益将中举入仕的梦想寄托在长孙身上，常常谈起父亲的战斗经历以及自己参加武试的情景，尤其对陈亮谈论许多军事战略。陈亮受到这些历史和军事战略思想影响，在青年时代写下第一本主要著作《酌古论》。这本讨论地缘政治战略的书，运用军事原理分析历史。陈亮反对长期以来将文武分途的做法，主张文武统一管理，因为文武分途会使文官衰弱，不堪重任，而武官则只注重军事细节，而不闻问其他事务。陈亮认为军事要成功，必须结合智力与武力，制定宏伟的战略，不能指望天命与运气，应该体认计划决定国与国间战争与冲突的结果。吕祖谦也有类似的想法，但陈亮显然比吕祖谦更深入讨论军事战略，尤其推崇欺敌、埋伏以及其他《孙子兵法》所阐述的出奇制胜的策略，也强调知己知彼，并且运用所有地形、情报和心理等因素取得优势。陈亮运用这些战术原则分析汉到三国的历史，尤其是诸葛亮的成就。

《酌古论》完成不久，陈亮与吕祖谦同试漕台，名次排在吕祖谦前面，两人因为“同年”的关系成为好友。漕台考试是为官员亲属所设置的，不需经过地方考试就可直接参加州试，因此考生成功的希望比较大。吕祖谦来自士大夫家庭，所以有参试的特权；陈亮能够参加这项考试，大概与他母亲家的背景有关。吕祖谦第二年到京城赴试，连中进士和博学宏词科。陈亮得考虑经济的困境，只好担任别人的私人秘书随从进京，因此无法专心准备考试。

周葵（1098-1174年）很欣赏陈亮的《酌古论》，相信他日后必定能成为国家的栋梁，所以邀请陈亮担任他的秘书。周葵从1162年应召入京，到1164年底，已经担任过许多不同的职务，包括参知政事。周葵的职位很高，而且在朝廷上推荐陈亮，陈亮因此得以亲身经历第二次对金战争的紧张环境。朱熹、吕祖谦和张栻当时都在京城，但陈亮没有见到朱熹和张栻。以陈亮当时的年龄、性格以及热衷军事战略的家庭背景而言，第二次对金战争对他的影响似乎更为深远。陈亮比其他三个较年长的思想家，更加注重军事的问题。孝宗最终决定议和，周葵辞官以后，陈亮也在1165年回到家乡。

在随后的四年里，陈亮的生活经历很大的变化。他在京城的时候给何恪（死于1172年）留下很深刻的印象。何恪出身浙江的富商家庭，他的兄弟虽然开始不太情愿，但何恪仍然做主把侄女嫁给陈亮，所以陈亮和他前三代先人一样，都因为前途看好而娶到富家妻子。陈亮婚后不久母亲便去世，次年陈家的家仆打死人，死者家属要追究责任，陈父因此入狱两年，家境更加艰难。陈亮的弟弟又离家出走，祖父母也都先后去世。金华同乡宰相叶衡（1122-1183年）伸手援助，陈亮的父亲才在1168年被释。同年稍晚，陈亮考中乡试第一，有资格在太学享受俸禄。

陈亮由于考试成就出众，把自己的名字从“汝能”改成“亮”，表示他的生命进入新阶段。“亮”字取自诸葛亮，不仅显示他仍然有军事政治的抱负，而且要培养自己成为“儒将”。他在这段时间比较能够致力学习，并与师友中的道学人物交往。由于周葵的影响，陈亮早已开始认真研究道学重要的题目和典籍。周葵劝他细读《中庸》和《大学》，以了解人性和天命。陈亮准备乡试时，曾经追随当地的学者郑伯熊。郑伯熊在秦桧当权时，仍然用二程和张载的著作指导学生。陈亮的第一个太学老师是芮烨，芮烨与吕祖谦关系密切，并且因个人修养而闻名。陈亮虽然与芮烨、吕祖谦的关系比较接近朋友，但他们的确影响陈亮不浅。12世纪70年代初芮烨和周葵去世后，当代人中对陈亮影响最大的就属吕祖谦，而且这影响一直持续到1181年吕祖谦去世为止。

陈亮在这些学者的指导下努力求学，还是不能顺利爬上科举的阶梯，而科举失败对他的思想有很大的影响。他改名进太学读书不久，就在1169年的礼部考试中落选。随后他上孝宗皇帝“中兴论”一书，但孝宗不感兴趣。陈亮失望之余，只好埋头学习和修养心性。奇怪的是他没有参加1172年的进士考试，那一年的考试由吕祖谦主持，很多道学人士都得以中举。陈亮在家闭门读书十年后，参加1177年的礼部考试，但是又告失败。陈亮再次上书，陈述自己对当时各种问题的看法，尤其是收复北方、重建大宋的战争。他再次表达收复失土的信念外，还希望能够回避正常的科举程序在政府中任职，他的希望不幸都落空。科举经历以及在朝廷上的努力失败，成为他日后思想改变的重要原因。在1178年的上书中，他又改用新的名字“同”，以回避太学生不得上书的规定。这行为虽然不无欺骗的嫌疑，不过“同甫”或“同父”从此成为他的字，但他仍然自称“亮”。这三个名字大致标志他思想发展的三个阶段：1143-1168年的“汝能”，1168-1178年的“亮”和1178-1194年的“同甫”。

陈亮在12世纪70年代底为“中兴论”写一篇题跋，文中分析自己感情和看法的改变，自承十年后重读这篇文章时，感觉“已如隔世”。他回忆年轻时经营四方的抱负，以及对世间毁誉过实的愤恨，而每每念及伟人奋发有为的事迹时，所感到的久久不能平静。他为这些念头困扰时，读到道学名人杨时的话，觉得深有启发：

一日，读杨龟山《语录》，谓“人住得然后可以有为。才智之士，非有学力，却住不得。”不觉恍然自失。然犹上此论，无所遇，而杜门之计始决，于是首尾十年矣。

那么在这十年里他都学习了什么？

道学主要人物的著作和儒家经典是他这十年间学习的主要内容，他后来说他研习张栻、吕祖谦和朱熹的文章，因为他们逐渐成为12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主要学者。陈亮在70年代初编辑早期道学大师的著作，尤其是张载和程颐的著作，并为它们撰写题跋。吕祖谦试图综合张载的关学和程颐的伊洛学说，而且他和陈亮都特别注意张载和程颐对历代制度的论述。吕祖谦说过，陈亮注意的是制度之用，而不是抽象的哲学本体：“若有体而无用，则所谓体者必参差鲁莽无疑也。”陈亮一直专心检讨文化价值和评论制度，很少贸然推测抽象的基本原理。

陈亮在一篇讨论道统传承的跋文中，甚至把张载放到周敦颐和二程之间，赞扬周敦颐开道统之先河，也认为张载处于承上启下的地位，将道统传给二程。陈亮把张载排在二程之前，与《诸儒鸣道集》的看法非常相似，却是他与朱熹的主要分歧之一。不过陈亮在12世纪70年代初期对早期道学著作的评价与朱熹的看法很相似，甚至他在1173年为张载、周敦颐和程颐的政事记写的“三先生论事录序”，被误认是朱熹的文章，20世纪末之前一直编排在朱熹的文集里出版。他在这个时期所写的文章涉及《尚书》、《诗经》、《周礼》、《春秋》、《礼记》、《论语》、《孟子》和《易》。陈亮在给幼年朋友的信中引用许多经典，论述修养如何重要，并且承认他在京城的努力失败后，已经放弃科举和仕宦的念头，而转向精神的修养。

陈亮在第二个阶段的思想发展，在他论述经典的文章里，比他为道学著作写的题跋更为突出。这时他和道学人物很相似，与自己后来的成熟思想颇为不同。他肯定绝对的理和以动机为中心的道德，反对为获取最大的利益，而将价值判断建立在结果上的功利主义倾向。他谈到《孟子》时，把三代描绘成和谐的理想社会，与周代以来讲求功利而争权夺利形成鲜明的对比。陈亮指出上古三代黄金时期之后，“利害兴而人心动，计较作于中，思虑营于外，其始将计其便安，而其终至于争夺诛杀，毒流四海而未已”。孟子为纠正被利害计较扭曲的心灵，所以主张严格的义利之辨。

陈亮在评述《周礼》时继续讨论这些主题，宣称周公在这部经典里保存三代盛世的政治原理，而这些原理是道在社会事务方面的完整实现，不论历史经历多少变迁，都不会随时间的消逝而衰竭过时。后来的统治者大都抛弃这些原则，只专注于“功利苟且之政”，所以社会秩序会脆弱有如悬丝。周室衰微后，礼崩乐坏已经1400多年，但陈亮坚信这些原理必然能够重新实现，因为上天尚未抛弃这些原则。陈亮谈到王安石运用《周礼》时，指责王安石推崇三代盛世之道，其实只是用来美化“霸者功利之说”。陈亮和大多数道学家一样，将功利霸道与王安石不受欢迎的改革联想在一起，这种推崇孟子重德轻利的思想倾向，在他12世纪70年代中期的论史文章中随处可见。他在“汉论”五卷中常常强调心要专注道德，王者之心是政治的根本，其心其德的纯正与否，决定政府的好坏。省察自心十分重要，所以上古的圣王告诫后世子孙要惟精惟一。这些建议虽然显得很天真理想，但陈亮坚信治世之道没有超越道德规范的原则，人主之心既然决定朝政的好坏，所以历史研究应该着重他们的心，而不是他们的行为，否则史家不仅会误解成功帝王的本意，而且会忽视隐藏在制度下的缺憾。陈亮列举的反面典型就是历史上的暴君秦始皇帝（公元前247——前210年在位）；他强调秦政偏离德政只图功利，比秦律的严酷更甚，把重功利的结果与严酷的政府联在一起：“一夫作难，七庙为隳，夫岂他哉？必蠹于功利，视德化为不急之务故尔。”还批评秦始皇只重人力而轻天理，甚至说人力与天理成反比：“人力愈至，则天理愈亏。”不过陈亮在阐释这些道德规范时，仍然狂热主张要为宋朝复仇，一雪夷狄入侵之耻。他在“汉论”中批评汉景帝（公元前157——前141年在位）将公主下嫁匈奴单于，激动地骂蛮夷不是人，并以夸张的口气反问说：汉公主对丧失贞操于“犬豕”会作何感想？中国怎么能忍受如此的屈辱？陈亮虽然也指责汉武帝的朝政，但赞扬他发动反击匈奴的战争。陈亮在敌视功利主义的阶段，战争和复兴国家仍然是他讨论国事的主要议题。他在“汉论”中重视豪杰，一如重视儒家价值观。他承认汉代帝王没有达到古代圣王的水准，但含蓄指出汉代帝王可以做自己时代的典范，而且在讨论经典的文章里强调依时代的不同建立相应的制度，指出孔子的忠恕之道，并不是回避实际问题的抽象借口。

陈亮在1177年回到京城太学参加礼部考试时，思想已经开始发生变化。以前他写过比较符合传统规范的论文，赞扬张良（逝于公元前168年）、贾谊（公元前203——前169年）、诸葛亮和魏征（580-643年）等人是君主的称职谋臣。陈亮为回答这些人是否为“纯儒”，反问自己：他们为什么致力于异端之学或被扭曲的学说？陈亮辩护说他们奉行的原理基本上都是儒学的原则，由于他们才智出众，所以能够察觉需要借用实际的政治智慧，解决政府的危机。如果圣人之道没有支离破碎，经典完全没有失落，这些豪杰不会在儒学外别寻观点策略。陈亮一直铭记自己的名字来自对诸葛亮的一心认同，似乎暗示自己也是为形势所迫，而借用实际政治智慧弥补儒学的英雄。他在科举二度落第失败时，愤怒指责主考是个心胸狭隘的小人，根本没有资格判断别人的能力。那些前代政治家的事迹必然鼓舞陈亮，因为他们的地位并不是靠科举的成功，而是从君主愿意倾听能人志士的实际建议而来的。

陈亮在“中兴论”的题跋里清楚表示，十年的修养和学习并没有改变自己的秉性，因为他的壮志一直不得伸展，得不到政府职位来实现理想，觉得自己没有用处。陈亮第二次科举失败后深感挫折，索性大胆写成“上孝宗皇帝三书”，不仅提出收复北方的军事战略，而且请求孝宗让他参与国家大计。他简单陈述打击金人的战略，然后坚持面见皇帝，才能详细谈论问题。上书引起皇帝的兴趣，决定起用陈亮。孝宗读过陈亮的第一道上书后，把它张贴在朝廷上，暗示要依照惯例提拔没有学位的人。孝宗的亲信曾觌（1109-1180年）得到暗示后，派人去看陈亮。陈亮和朱熹都很轻视这位朝廷宠臣，陈亮甚至拒绝见曾觌的特使。由于陈亮拒不见面，又在上书中出语不逊，朝廷官员建议皇帝在特使见到陈亮前不予召见。陈亮仍然拒绝与中间人谈话，并在随后的第三封上书中坚持要直接晋见皇帝，这封奏书的确给孝宗留下很深的印象，决定授予陈亮职位。陈亮却对这职位嘲讽说：“吾欲为社稷开数百年之基，宁用以博一官乎？”陈亮既无官阶，也无资历，孝宗的安排已经十分破格宽大；陈亮轻视这职位，使人觉得他在发泄个人情绪，树立个人名声，陈亮却自信具有诸葛亮的才华，能制定收复北方的可行计划。

陈亮以诸葛亮为榜样，投身国事的热忱，从他日后的失望乃至绝望的程度可见一斑。陈亮乔装打扮离开京城，返回家乡，从此借酒消愁。酒醉时甚至在妓院里对妓女行王妃之礼，又在一位嫖客的怂恿下，模仿起皇宫的排场，还对学生行大臣礼，高呼“陛下万岁”。那嫖客向刑部侍郎何澹（逝于1209年之后）告发，而何澹正是陈亮在1177年侮辱的考官，所以乐得找到机会清算旧账。何澹将陈亮下狱拷打，直到陈亮承认冒犯皇室。孝宗皇帝派遣特使调查，随后宽大地撤销控诉，认为陈亮只是喝醉闹事。陈亮这次入狱记载在南宋叶绍翁的《四朝闻见录》里，后代史学也一直传布此事，但邓广铭先生在“陈龙川狱事考”列出详细的理由，否定实有其事。(www.xing528.com)

吕祖谦得知陈亮在1177年和1178年在京城对官员的傲慢攻击后，感到十分震惊，基于友谊和个人关系写信给陈亮，告诫他不合惯例的行为和言辞十分危险。陈亮回信辩护，自己急于获得有决策权力的职位，只是要做那些有官有位的人应该做而未做的事情，为国家解决重大的问题。他更大胆把自己比拟成孔、孟，被当时的官僚拒绝；孔、孟虽然知道不能成功，还是必须大声呼吁，因为他们有承担道的义务。陈亮进一步思考自己的做法后，又写了一封信给吕祖谦，生动描述不能得到职位的愤怒心情；他说：“今而后知克己之功，喜怒哀乐之中节，要非圣人不能为也。”他放弃圣贤及道德修养的自我期许，开始与道学分道扬镳，与1178年的上书中痛斥文人空谈性命、正心诚意的口吻相合，认为这些空谈肤浅虚华，根本不能解决收复北方的当务之急。

陈亮在京城招惹麻烦后，有一阵子很能约束自己，小心恪遵吕祖谦的告诫。吕祖谦对陈亮的进步很感满意，写信给朱熹说：“陈同甫近一二年来，却番然尽知向来之非，有意为学，其心甚虚。”吕祖谦或许太乐观，但陈亮受到沉重打击后，未再继续发展1178年在“上孝宗皇帝三书”中提出的思想，一直到1181年吕祖谦去世为止。吕祖谦一直调和影响陈亮，但即使他一直在金华，也无法确定能够影响陈亮多久。然而吕祖谦去世一年左右，陈亮就写出更为激烈的“十论”，足见他的影响有多惊人。

陈亮在1182年写成的“十论”，提出许多与自己道学阶段不同的看法。他不再推崇孟子的道德人性观，认为人性是生理层面的问题，不是道德概念，所以谈到道德问题时，不再强调动机，而侧重满足生理的基本欲求等实际的事物（如饮水和穿衣）。他进一步发展1178年上书中所谈到的气有不同组成的问题，不仅谈论中国之道，而且谈周边夷狄的发展之道，并且指出中国的道经历时事变迁，所以上古三代所界定的道不能永远不变，后代圣贤不得不根据时代和具体环境重新界定道。陈亮的结论与以前所主张的不变的经典原则形成鲜明对比，也不再赞扬上古三代乌托邦式的理想，而指责贬抑汉唐君主的人，强调在道明白实现以前，必须纠正贬抑近代成就（与上古三代盛世相比）的做法；陈亮开始赞扬有成就的帝王值得仿效。

陈亮在1185年重编《中说》，写成“书类次文中子后”和“书文中子附录后”。《中说》其实早已编辑完成，而且曾与吕祖谦讨论，为尊重吕祖谦，陈亮在挚友去世前没有公开出版。这部书据说是隋代王通（584-617年）的作品，他的思想对魏征等人很有启发，所以他们能帮助唐太宗（627-649年在位）成为最成功的君主之一，而且王通早已经成为用功利的观点处理政治的代表人物。陈亮评论说，王通面对孔子的政治智慧遭人忽视数百年的事实，为恢复政治秩序，他运用上古经典的原理，以适应具体的时代环境。与王通正确体认时代变迁不同，孔子所编辑的经典只是就当时具体的历史环境而发，所以圣人的著作应该只是提供榜样规范，不提供后代具体的蓝图。王通与一千年前的孟子一样，提出新的观念解决时代的危机，所以能绍述孔子思想，并整顿天地之理。陈亮不但超越传统儒家所谓制度应该合于时势的主张，而且进一步宣称后代的学者不必受特定经典教条的束缚，需要根据所处的时代环境重新界定道。陈亮认同王通讲求实用政治、赋予儒家学说新意的做法，使道学人士无法赞同，吕祖谦和朱熹尤其感到不安。

陈亮甚至在12世纪80年代在太学里写的“问皇帝王霸之道”中发展这些新观点。他不讲始终不变的“道”，而谈论各种道在历史上如何为人所用。圣人伏羲和神农在上古时代使用“皇道”，社会政治更有秩序时，近古时代的圣人黄帝、尧、舜应用“帝道”。“帝道”衰微以后，商周圣王根据当时的需要，创造“王道”重建秩序。“王道”社会衰落后，五霸开始使用“霸道”实现统治。孔子觉得“皇道”遥不可及，“霸道”过于低下，所以他重视“王道”。孔子的门人也觉得“帝道”太遥远，孟子和其他正统儒家都推崇“王道”，贬低“霸道”。法家虽然力图融合“帝道”与“王道”，谋求富国强兵，秦国迅速瓦解显示这种政治哲学行不通，儒家于是抓住机会，责怪秦政采取的是“霸道”。汉唐的统治者和儒者为建立有秩序的政府，不得已私下借用秦代的政治理论和经验。陈亮指责宋代讲求道德的儒生走到空前的极端，极力贬斥霸道，赞美纯粹的王道，结果政府解决问题的能力反而日益低落，僵化的道德说教只妨碍激怒有责任心的官员，使他们必须采用法家的手段解决国家问题。陈亮建议结合“王道”和“霸道”，采用实际的手段解决实际的问题，使道德和经世致用不至于极端对立；这种王霸之道“有可以裨王道之阙，而出乎富强之外者”。

陈亮为汉宣帝（公元前73——前49年在位）的王霸之道辩护，认为汉宣帝了解吏治会伤害百姓，所以采取综核名实、信赏必罚的实际措施，确保良好的政府；他不被传统的儒家政治说教局限，所以能够成功。陈亮承认儒家的礼乐在注重实效与讲求法制的环境下会衰落，并且重申道学家想用哲学讨论代替实际政策的积极效用，终究会徒劳无功。陈亮现在认为仅以王者的心判断朝政，根本是不切实际的想法，甚至直接挑战王者之心是天、地、人三者关键的说法，指出当今皇上聪明睿智，而且主政已经20余年，是传统观念的绝佳考验。当今圣上的德行与动机绝对无可非议，但宇内的平民百姓却不能遵信法度，因此实际政治比起传统儒家理论更复杂困难；所以陈亮一改以前强调王者之心的观点。他虽然常以汉高祖和唐太宗为典型，其实对一般讲求实效的君主的评价都有改变。

上面的例子或许已经足以说明陈亮在1178年以后的思想特征，他主张利用务实的手段解决实际的问题，赞扬王通和汉宣帝等功利致用的政治家。陈亮希望建立有效率的政府，所以主张综核名实、信赏必罚。这些政治理念一直属于法家和霸道的传统，似乎可以因此称他是个法家。陈亮比道学家更积极肯定法制，例如，他认为法规有修道的作用，可以使自私心变成公德心：

人道立而天下不可以无法矣。人心之多私，而以法为公，此天下之大势所以日趋于法而不可御也。……法者公理也。

遵循法制是遵循宋代开国二帝的祖宗之制，而且这些法律规范已经成为自然天理的一部分，陈亮因此断言法不可或缺。

但陈亮的观点也表现出传统儒家对法有所保留的看法，而且这些政治观点以及具体的政策立场，在他思想发展的三个时期都相当的一致。例如，他发挥孔子的意见，指出严刑重法会限制慈爱君主的行为，却不能禁止奸民钻营法律漏洞。陈亮要求限制法律的范围，保护私有财产，而且个人利益必须与公众利益协调平衡。他从生理的角度解释人性，意味着法律不必要把百姓改变成符合道学家所要求的道德境界。若进一步考查他的思想，会发现他也强调礼教，所以把陈亮看成法家也许不太适当。

陈亮成熟时期的思想或许用“功利儒家”形容比较恰当。有人可能会误解“功利”专指法家的传统，然而陈亮与法家的关系很有限，用“功利”的字眼说明他的立场，因为他强调用最有效的办法取得实际效果，根据不同的时代和环境需要解释“道”，为个人以及国家获取最大的利益。这种事功传统与西方的功利主义类似，但并不全然相同。称陈亮为功利派的儒家，关键是承认他发展儒家思想中讲求实际事功的方面，引用儒家经典论证观点，都证明他的激进观点根源于传统儒学中的实际政治主张。

陈亮虽然猛烈抨击顽固不切实际的道学家，认为他们太坚持德性功夫，甚至对国家的危机视若无睹，但他没有反对儒学。他批评许多道学家没有运用《五经》（不仅《四书》）的原则，认为在兼求王霸之道时，也要用儒家的道德规范和实际策略解决问题。道德规范与事功手段不可或缺，而且从他的“道”的观念而言，两者是合一的整体。陈亮认定自己的思想来自孔子，但朱熹不同意他结合道德规范与事功手段的思想，要求陈亮做一个“醇儒”。我们必须使用朱熹“醇儒”的标准检定陈亮是否是儒家吗？陈亮成熟时期的思想在与朱熹的信件往来中表达得很清楚，下一章会进一步讨论。

陈亮的生活继续在好运、厄运交替中进行。他最年轻的弟弟陈明（1160-1187年）在1176年从寄养的人家返回陈家，或许为陈亮带来一些财产。从陈亮对商人的肯定态度，以及他妻子家庭的经济条件来看，他可能曾经从事经商活动。无论钱的来源如何，陈家在12世纪80年代初竟购回50年前失去的200亩田。1184年陈亮再次被捕下狱，被指控在宴会里下毒。陈亮这次参加晚宴，给坐在身边的人一包草药，用来加强菜肴的美味，但这个人回到家就死了。陈亮被羁押了三个月后，县官终于相信他上了江湖郎中的当。刚获释不久，又遇到一伙暴徒中途拦截，陈亮遭到毒打，眼睛和脑壳的肿痛一个多星期后才消退。这些事情发生后，他又专心研究课业，希望能够获得官位，得到人身保护的权利，于是在1187年回到京城参加科举。他在太学里获得“上舍”的考绩，所以有资格参加一项相当于进士考试的特考，但不巧在考前发起高烧，不能写完卷子。宋朝政府为控制传染病，规定病人不许进出京城，陈亮为不触犯规定，先行动身回乡，弟弟却因为照顾他，在归途染病发烧而死。陈亮万分难过，发誓不再参加科举，决心放弃入仕，但是次年从京城传来的消息又使他跃跃欲试。原来宋朝派三位特使去金国，而金却只派一个特使回报，显然以下国看待宋朝。陈亮为要求报复国耻，匆匆赶到京城向孝宗上书，提出全面的战略，以地缘政治、历史分析等观点论证，就像十年前坚持反攻一般。他在京城徒然等候二十几天，最后失望返回家乡。陈亮对国家政策大胆上书建言，又对当朝学者官吏放言评论，很多人蓄意与他疏远。1190年12月他再次下狱，理由是他曾经雇用的两个帮工打死人。县官没有明确的证据确定案情，但仍然收押陈亮，因为几位有影响力的大人物要置陈亮于死地。陈亮的朋友和学生虽然几经努力营救，他还是在狱中渡过近十五个月的痛苦时光，直到光宗接到官员申诉，才下令在1192年2月将他释放。这个案件以及1184年因为草药等事引起的风波，成为陈亮在第三个阶段的主要生活内容，紧张和沮丧的经历无疑对他的激进思想和写作有很大的影响。

陈亮出狱后一直潜心学术，终于在1193年通过进士考试。他继续表达激进的主张，甚至写入考卷中，好友陈傅良担任主考时，他才终于获得同情。陈亮在礼部考试中，论述法治与人治的问题，指出两种典型的人：一种是强调人事的道德家，另一种是强调法制规定的制度家，而他的主张与传统的两极化的主张都不同，认为朝廷要放松行政规定，使国家可以灵活适应环境的变化。陈亮的主张十分鲜明，所以他的朋友必然认出试卷。陈亮在随后的殿试中，对光宗没有殷勤厚待退位的孝宗一事，写下他非常著名的论述。文章指出皇帝关注朝政是更高层次的孝道，并贬抑当时道学家日趋白热化的讨论为公众形象的问题。光宗决定陈亮为当年进士考试的状元，据说连退位的孝宗皇帝也很满意陈亮的雄辩。光宗随后任命陈亮为建康军判官厅公事，虽然不是他梦寐以求的职位，但他曾多次建议孝宗迁都建康，以准备与金人决战。陈亮关心建康的战略地位以及当地驻守的部队，立刻接受任命。但他在前往建康的路上染上重病，于1994年春或夏病逝，结束命运坎坷的一生，也结束效忠皇帝、收复北方而求职求官的渴望。

陈亮虽然在1193年的殿试中贬斥道学对光宗藐视礼制的指控，并且尖锐抨击道学的成员，朱熹还是去信祝贺他夺得状元的荣衔。陈亮去世后，他的儿子请求朱熹撰写墓志铭，遭到朱熹拒绝，不过他为陈亮的墓碑题字：“有宋龙川先生陈君同父之墓”。朱熹对陈亮的去世只有客套的反应，与他为吕祖谦写祭文时表现出的哀伤截然不同，可见朱熹与这两位婺州朋友关系有多不同。朱熹在1194年正致力于界定道学的教义、树立自己的权威，因此不像在1181年时较能宽容不同的意见。朱熹为许多人写过墓志铭，却拒绝为陈亮撰写，显示他把陈亮排斥在“吾道”之外；陈亮的终身好友陈傅良也拒绝为故人写赞文，可见陈亮确实被排除在道学团体外。

婺州的学术风气在1181年后也发生变化。陈亮在初入中年时，受吕祖谦影响而进入道学。吕祖谦关注国事，对道学内部不同的意见能够兼容并蓄，使陈亮更容易接受他的指引。陈亮虽然早在1178年就开始反对道学，但是直到1181年吕祖谦去世后，才开始表达激进的主张。他深感道学有排外的倾向，自己与他们格格不入，从此脱离关系。陈亮对道学的批评不仅显示功利思想已经成熟，也显示道学日益偏离多样化的发展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