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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关系对古都文化的影响

时间:2023-10-30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这是自古已然的。春秋以后,在各个王朝或政权相继兴衰更替的时期中,各族之间大多能和睦相处,当然也免不了出现兄弟阋于墙的事故,这只是多民族国家中兄弟之间的关系。这种兄弟阋于墙式的兵戎相见,往往会影响到某些王朝或政权的都城。其实,周人和其西北诸族的关系是相当复杂的。吐蕃此次攻占长安,为时不过一月有余。

民族关系对古都文化的影响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这是自古已然的。远古时期不必详论,周人的封国中,南疆的楚王就以蛮夷自称。春秋时,晋人为向之会,将以谋楚,戎子驹支与会。驹支自溯其先世为四岳之裔,只是饮食衣服不与华同。当时中原的诸侯封国自称为华夏,以区别于周围的戎狄蛮夷。随着时间的推移,其间的差异亦逐渐泯没。就在春秋季世,殆已无人再以蛮夷视楚人。在这悠长过程中,彼此间兵戎相见是难免的。这只能是兄弟阋于墙,不过是一般事故而已。春秋以后,在各个王朝或政权相继兴衰更替的时期中,各族之间大多能和睦相处,当然也免不了出现兄弟阋于墙的事故,这只是多民族国家中兄弟之间的关系。如果别有用心的人以此来挑拨离间,那将是徒劳的。

这种兄弟阋于墙式的兵戎相见,往往会影响到某些王朝或政权的都城。西周时的丰、镐就是这样毁灭的。前面已经提到,由于周幽王的失德,招致了犬戎的内侵。幽王身死于骊山之下,犬戎也就进而占据了丰、镐,周室因而不能不东迁到洛阳。从那时起,丰、镐就再未兴起,其遗址也沦为田圃,徒劳后来的学人多方论证,犹未得其确实所在。现在考古发现,虽已获若干线索,而镐京遗址犹待继续探索。

其实,周人和其西北诸族的关系是相当复杂的。周之先世公刘曾居于豳。今陕西旬邑和彬县皆有豳的遗迹91。公刘所居有皇涧、过涧,则当在今彬县境内。公刘居豳为周的先世的大事,故《诗经》“大雅”诸篇中犹有以《公刘》为名的诗篇。这篇诗中说:“笃公刘,逝彼百泉,瞻彼溥原,乃陟南冈,乃觏于京。京师之野,于时处处,于时庐旅,于时言言,于时语语。”这里首先提到了京师。郑《笺》释京,谓为大众所宜居之地。《正义》说:“《春秋》言京师者,谓天子所居,公刘非天子,不得谓所居为京师。”《春秋》所释,当是后来的说法。以后来的说法来解释前人的居地,似未见得恰当。就是这个幽地后来也为戎狄所据有92。周人去豳,居于岐山之下,就是所谓的周原。周幽王为犬戎杀于骊山之下,丰、镐沦陷时,周原故地也一并为犬戎所摧毁。这是在前面已经说过了的。

前面还曾说到西晋末年的洛阳和长安,那时洛阳和长安都遭受到战争的破坏。而引起这样的战争的,则是匈奴族。匈奴本居于大漠的南北,秦汉时期经常与中原王朝相构衅。西汉中叶以后,匈奴内部分裂,南匈奴就徙居塞下,受汉朝的保护。曹操更徙其人于太原、西河诸郡,用现在的地理位置来说,就是山西省的中部和南部。匈奴族和其他的鲜卑、氐、羯、羌诸族,乘晋室内部互争的机会,纷纷揭竿而起。首先攻陷洛阳和长安的就是匈奴族的刘曜,正是由于刘曜的摧毁,洛阳和长安都受到很严重的破坏。长安在十六国时期还曾先后作为前、后两秦的都城。洛阳再次作为都城,乃在北魏孝文帝时。孝文帝的迁洛,等于再建了一个新都,可见当时破坏的严重。

长安在前秦时作为都城,又得到一次营建,据说,当时“关陇清晏,百姓丰乐,自长安至于诸州,皆夹路树槐柳,二十里一亭,四十里一驿。旅行者取给于途,工商贸贩于道。百姓歌之曰:‘长安大街,夹树杨槐,下走朱轮,上有鸾栖。’”93在乱离时期,能有这样的景象,也是少见的。苻坚败亡时,慕容冲曾入据长安,城中因之受到摧毁94。就在这样已受摧毁的基础上,姚秦又以之作为都城。姚兴素事佛,其时沙门自远而至者五千余人。起浮图于永贵里,立波若台于中宫,沙门坐禅者恒有千数95。仅此一端,可见长安又呈现出一些繁荣景象。姚秦祚短,不久又为刘裕所攻破。刘裕攻破长安,尚不至于多所破坏。刘裕东归后,赫连勃勃南下,长安这才又遭到另一次的厄运。

长安的厄运并不是就此而止。《魏书·地形志》曾经指出:“孝昌之际,乱离尤甚:恒代而北,尽为丘墟;崤潼以西,烟火断绝。”孝昌为北魏孝明帝的年号。这已是北魏的末叶了。所谓孝昌乱离,指的是破六韩拔陵和胡琛、莫折太提等的起义事。破六韩拔陵为匈奴族的后裔96,胡琛为敕勒族人97,莫折太提则为羌族人。这些族类起来共同反抗鲜卑族的统治者。恒代以北,尽为丘墟,这应是北魏统治者的压抑破六韩拔陵起义军所造成的残局。崤潼以西,烟火断绝,这应是北魏统治者摧残胡琛、莫折太提等起义军所肇致的恶果。胡琛还跼蹐于陇上一隅,莫折太提之子莫折天生却还下陇与魏军争锋。莫折天生于进攻长安时阵亡,其部将却东据潼关,魏帝竟因此颁下诏书,说是要亲自征讨98。起义军虽未攻入长安,由于崤潼以西,烟火断绝,长安城中就不会不受到影响。这时长安只是雍州的治所,为关西重镇,还说不是都城。就是这样的残破局面,西魏和北周还是相继以这里为都。

隋唐时期,长安最为繁荣昌盛。就在这样昌盛的时期,却隐伏着若干厄运。唐玄宗天宝末年,安禄山攻陷长安,为这一时期初次的最大破坏。安禄山虽为营州(今辽宁朝阳市)柳城杂种胡人,但其未起兵前却是唐朝范阳节度使和河东节度使99,这次攻陷长安算不上民族问题唐代宗时,吐蕃吐谷浑、党项羌之众攻陷长安,却是另一种性质100。吐蕃此次攻占长安,为时不过一月有余。长安遭受多大的破坏未见记载,不过长安因此而显得萧条,那是可以肯定的。

吐蕃攻占长安,并未久居下去,也未能促使唐朝崩毁。自此以后,周边一些部族攻占当时中原的王朝或政权的都城,并促成这些王朝或政权的灭亡的还是不少的。契丹就曾攻占过石晋的都城开封。开封作为北宋的都城,也曾被女真攻占过。女真在攻占开封以前,就已经攻占辽国的临潢府和析津府。临潢府为辽的上京,而析津府则为辽的南京。临潢府为辽的发祥地,析津府则常为辽的行都。金国固曾灭辽灭北宋,及其季年,蒙古却攻占了它的中都和南京。金的中都在今北京市,南京也就是北宋的东京。元代于灭金之外,还曾经灭西夏,而攻占其都城兴庆府。后来又攻占了南宋的都城临安府。到后来,清人也占据了明朝的都城北京。清人占据北京时,明朝已为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所推翻。其时南明诸王尚辗转于江南沿海和云贵各处,并未因都城失守而皇祚告终。金国都城中都失守前,金已迁其都城于开封。而北宋失去开封之后,高宗仍偏安于江南,维持半壁河山达百有余年。除过这几个具体的事例外,其他王朝或政权则都城被攻破时,也就是实际灭亡时。

这些被攻破的都城,一般多被破坏。北宋都城被攻破时在钦宗靖康二年,其后四十二年,为孝宗乾道五年。这一年楼钥奉辟,随使者使金。赴金途中,须经过开封。据其所见,则新宋门的“城楼雄泽,楼橹壕堑壮且整,爽壕植柳如引绳然”。旧宋门内“尤壮丽华好,门外有庙曰灵护。两门里之左右,皆有阙亭,门之南即汴河也”。其时开封城附近汴河可能还有积水,故其附近尚能壮丽华好。城楼亦可作防御之用,故能壮且整。其他就不能相比拟了。据说:“由北门以入内城,相去尚远。城外人物极稀疏。……城里亦凋残。……街北望见景德开宝寺二塔并七宝阁寺、上清储祥宫,颓毁已甚。……颓垣满目,皆大家遗址。”这些都是楼钥初至开封时,由南门入城所见。及其离开封北行,便见到“北郊方壇在路西,青城在路东,面南中开三门,左右开掖门,西开一门以通壇,皆荒墟也。人烟比南门稍盛。”101金人以开封为南京,建京之后,自须有一番经营。既有一番经营,尚如此残破,可知城破之后,所毁坏的当更为严重。

情况较为良好的,当是明亡后的北京城。农民起义军进军至城下,太监曹化溶启彰义门,起义军因得尽入城内102,故城内无所破坏。清军进关,更是长驱直入。北京城亦因此得以保存完好,为改朝易代后诸都城所少见者。

南宋灭亡后的临安,似亦和明亡后的北京相仿佛。南宋亡后不久,马可·波罗曾经到过临安。马可·波罗称此城为“蛮子国都行在城”。据其所见,“此城尚有出走的蛮子国王之宫殿,是为世界最大之宫,周围广有十哩,环以具有雉堞之高墙,内有世界最美丽而最堪娱乐之园囿,世界良果充满其中,并有喷泉及湖泊,湖泊充满鱼类。中央有最壮丽之宫室,计有大而美之殿二十所,其中最大者,多人可以会食。全饰以金,其天花板及四壁,除金色外无他色,灿烂华丽至堪娱目。并应知者,此宫有房室千所,皆甚壮丽,皆饰以金及种种颜色。此城有大街一百六十条,每街有房屋一万,计共房屋一百六十万所,壮丽宫室夹杂其中”103。马可·波罗这段记载,不无夸大之处,不过也足以证明,宋亡之后,临安并无若何巨大的破坏处。

元代崛起漠北之后,灭国最多,金宋两国自是首当其冲,西夏和大理也难免受到摧残。像临安这样能够获得保存,确实是难得的。前面已经说过,元代取得金的中都后,虽亦定都于其地,并改中都为大都,实际上大都却是在中都之旁另建的新都,金代的中都还是被废弃了。其他改朝换代之后的旧都能像这样的并不是很多。至如契丹攻破石晋都城开封,旧史虽未记载开封所遭受的破坏,然契丹在都城附近打草谷104。这是一种最为野蛮的掠夺,开封周围各处人民莫不受其荼毒,开封城内也是不能无所破坏的。

这里还应该提到,辛亥革命民国肇建,北京附近既未发生争战,对清室又有保护条例,故北京城并无若何破坏。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城又复设为都城,重新营建,规模壮丽,实为当世所少有,也是古都变迁的一个很好的例证。

综上所述,历代都城的演变,都有具体的差异,未能完全相同。大体说来,有的是遗址沦丧,有的却能得到相当程度的保存。这些古代都城,不论其为何王朝或政权所建立,实际上都是当时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显示着古代文化的宏丽。能够保存到现在的,应该加以修整,俾能显示原貌。至于那些遗址有待探求的,也应该探求清楚,使当时一代人民的智慧和结晶不至于长期埋没于地下。当前举国上下都重视发扬文化,当不以斯言为河汉也。

(原载《中国古都研究》第七辑,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

【注释】

1 《三国志》卷二《魏书·文帝纪·注》引《魏略》。

2 《水经·浊漳水注》。

3 《唐书》卷四《高宗纪》。

4 《隋书》卷三《炀帝纪上》。

5 《通典》卷一七九《州郡九》。

6 《大唐六典》卷三《户都尚书》。

7 《旧唐书》卷八《玄宗纪上》。

8 《旧唐书》卷一〇《肃宗纪》。

9 《唐会要》卷六八《诸府尹》:“(蒲州),开元九年正月八日,改为河中府,号中都。以姜师度为尹;六月三日,停东都,却为州。”按:《旧唐书》卷八《玄宗纪上》:“开元九年,春,正月,丙辰,改蒲州为乃中府,置中都;秋,七月,戊申,罢中都,依旧为蒲州。”

10 《通典》卷一七九《州郡九》:开元九年置中都,“时扬州功曹参军、丽正殿学士韩覃上疏曰:……两都旧制,分官众多,费耗用度尚以为损,岂可更建中都乎!夫河东,国之股肱郡也,劲锐强兵尽出于是,其地隘狭,今又置都,使十万之户将安投乎?且陋西都而幸东都,自西都而造中都,取乐一君之欲,以遗万人之患,务在都国之多,不恤危亡之变,悦在游幸之丽,不顾兆庶之困,非所以深根固蒂不拔之长策矣。…… 六月三日,诏停”。

11 拙著《由地理的因素试探远古时期黄河流域文化最为发达的原因》。

12 《尚书序》;王国维《观堂集林》卷一二《说耿》。

13 《水经·巨洋水注》;《汉书》卷二八《地理志·注》引《汲郡古文》。

14 《尚书·胤征》后附亡《书序》。

15 《尚书·胤征》孔传。

16 《荀子·成相篇》。

17 《左传》襄公九年。

18 《左传》定公九年。

19 《今本竹书纪年》。

20 《今本竹书纪年》。

21 《汉书》卷二八《地理志》。

22 《史记》卷五《秦本纪》。

23 《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

24 《史记》卷八《高祖纪》。

25 《魏书》卷一《序传》。

26 《魏书》卷二《太祖纪》。

27 《魏书》卷七下《孝文帝纪》。

28 《水经·穀水注》。

29 《明史》卷四〇《地理志一》。

30 《明史》卷七二《职官志一》。

31 《后汉书》卷七二《董卓传》。

32 《后汉书》卷九《献帝纪》。

33 《后汉书》卷九《献帝纪》。

34 《北史》卷四六《张耀传》。

35 《魏书》卷一二《孝静帝纪》。

36 《魏书》卷一二《孝静帝纪》。

37 《魏书》卷八四《李业兴传》。

38 《北齐书》卷一八《高隆之传》。

39 《资治通鉴》卷二六四《唐纪八〇》。

40 宋敏求:《长安志》卷七《唐京城》。

41 《长安志》卷五《唐宫城》。

42 《读史方舆纪要》卷五三《陕西二》。

43 《长安志》卷七《唐皇城》。

44 《后汉书》卷四一《刘玄传》。

45 《后汉书》卷四一《刘盆子传》。(www.xing528.com)

46 《后汉书》卷九《献帝纪》。

47 《晋书》卷五《愍帝纪》。

48 《晋书》卷一〇三《刘曜载记》。

49 《晋书》卷一一三《苻坚载记》。

50 《晋书》卷一一六《姚苌载记》。

51 《魏书》卷一一《出帝纪》,《周书》卷一《文帝纪上》。

52 北周受魏禅,未议迁都,当仍旧贯,见《周书》卷三《孝闵帝纪》。

53 《旧五代史》卷三《梁书·太祖纪》。

54 《旧五代史》卷三〇《唐书·庄宗纪四》。

55 《晋书》卷一〇四《石勒载记》,又卷一一〇《慕容儁载记》。

56 《元和郡县图志》卷一六《相州》。

57 《旧五代史》卷七七《晋书·高祖纪三》。

58 《旧五代史》卷一〇〇《汉书·高祖纪下》。

59 《旧五代史》卷一一一《周书·太祖纪二》。

60 《北齐书》卷一八《高隆之传》。

61 《北齐书》卷三八《辛术传》。

62 《晋书》卷六《元帝纪》。

63 《晋书》卷七六《王彪之传》。

64 《隋书》卷一《高祖纪上》。

65 侯仁之:《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元大都城与明清北京城》。

66 《史记》卷四《周本纪·索隐》引宋忠说,《汉书》卷二八《地理志》。

67 《史记》卷五《秦本纪》。

68 《后汉书》卷一一《刘玄传》。

69 《后汉书》卷一一《刘盆子传》。

70 《晋书》卷五《愍帝纪》。

71 《晋书》卷五《愍帝纪》。

72 《三国志》卷二《魏书·文帝纪》。

73 《三国志》卷二五《魏书·高堂隆传》。

74 《晋书》卷五《怀帝纪》。

75 杨衔之:《洛阳伽蓝记》。按:《洛阳伽蓝记》曾有这样一段记载:“迁京之始,宫阙未就,高祖住在金墉城。城西有王南寺,高祖数诣寺与沙门论义,故通此门,而未有名,世人谓之新门。时王公卿士常迎驾于新门,高祖谓御史中尉李彪曰:‘曹植诗云:谒帝承明庐,此门宜以承明为称。’遂名之。”北魏时洛阳城门非魏晋旧名的,殆仅此一处。

76 《水经·穀水注》。

77 《魏书》卷七下《高祖纪下》。

78 《水经·河水注》。

79 《周书》卷六《武帝纪》。

80 《周书》卷八《静帝纪》。

81 《旧唐书》卷三九《地理志二》。

82 《史记》卷三《殷本纪·索隐》。

83 王国维:《观堂集林》卷一二《说耿》。

84 傅筑夫:《中国经济史论丛》上册《殷代的游农与殷人的迁居》。

85 《诗经·大雅·荡之什·云汉》。

86 《史记》卷二九《河渠书》。

87 《资治通鉴》卷二〇三《唐纪一九》。

88 《资治通鉴》卷二〇九《唐纪二五》。

89 《旧唐书》卷五《高宗纪》。

90 《旧唐书》卷六《则天皇后纪》。

91 石璋如:《传说中周都的实地考察》(刊《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二十本下)。

92 《史记》卷四《周本纪》。

93 《晋书》卷一〇三《苻坚载记上》。

94 《晋书》卷一〇四《苻坚载记下》。

95 《晋书》卷一一七《姚兴载记上》。

96 《北齐书》卷二七《破六韩常传》。

97 《资治通鉴》卷一五〇《梁纪六》。

98 《资治通鉴》卷一五一《梁纪七》。

99 《旧唐书》卷一五〇上《安禄山传》。

100 《旧唐书》卷一九六上《吐蕃传上》。

101 楼钥:《攻媿集》卷一一一《北行日录上》。

102 《明史》卷三〇九《李自成传》。

103 冯承钧译:《马可波罗行纪》第二卷第一五一章《蛮子国行在所城》。

104 《资治通鉴》卷二八六《后汉纪一》:“赵延寿请给上国兵廪食,契丹主曰:‘吾国无此法。’乃纵胡骑四出,以牧马为名,分番剽掠,谓之打草穀,丁壮毙于锋刃,老弱委于沟壑,自东西两畿,及郑、滑、曹、濮数百里间,财畜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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