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中的智慧意蕴和孔子论智慧

人类的认识归根到底是要把握具体真理,达到一定历史阶段上的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当达到这样的目标时,就仿佛向原始的具体状态复归。^[120]同理,要探索哲学上的智慧,就要不断复归到原始思维,复归到中国先秦和西方古希腊时代的哲学,从源头开始找寻。它们虽然是原始的、朴素的,但由于是具体的,其中的智慧对后人启发甚大。有些思想也只有在人类的幼年阶段会产生,而这些思想如同马克思所说,具有“永久的魅力”。

(一)中国哲学中智慧的意蕴

1.孔子论“智慧”

孔子开创的儒家学派一直是中国社会的主流思想。《论语》中“知”字计111处,而“知”“智”同形,其中读“知”训知识之义者87处,读“智”训智慧之义者24处,如“择不处仁,焉得知(智)”(《论语·里仁》)、“未知(智),焉得仁”(《论语·公冶长》)、“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智)矣”(《论语·雍也》)等,虽未直接说明智慧之义,但其都与理想人格、精神境界、神人关系有关。而在《中庸》里,孔子借舜帝表达了自己对智慧的理解,子曰:“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在这里,孔子认为舜帝算得上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人,因为他包容不合理的恶言,表扬合理的善言,度量人们认识上的两个极端的偏向,用中庸之道去引导他们,这就是他之所以能成为舜帝的原因。《论语》记载的尧对舜传位时的嘱托也是此意。“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论语·尧曰》)“允执其中”就是真诚地笃信和牢牢地把握“中庸”。孔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鲜能久矣。”“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反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礼记·中庸》)在这里,孔子把中庸看作至善至美的道理,并且要培养的“君子”的所作所为都要合乎中庸之道。因此,在孔子看来,有智慧的人必定是懂得中庸之道的人,中庸即是智慧。

儒家思想博大精深,其核心范畴可概括为“仁”“礼”“中庸”,也可将儒家之道析为天道、人道和中庸之道,但不管从何角度分析,根据儒学思想体系及其发展的主要内容来说,贯穿儒学的灵魂、内在本质或精神实质却是中庸或中道、中和。梁漱溟将西方文化的特征定义为“意欲向前”,将中国文化的特征定义为“意欲持中”,正是此意。何谓中庸或中和?孔子将中庸解释为“过犹不及”。“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四书集注·中庸注》)“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礼记·中庸》)中庸就是在伦常日用之中人的言行合乎节度,正确、合适、不偏激,无过无不及,恰到好处,是高明平实的生命逻辑和生活之理。这就是平易纯正、圆熟精到的儒家智慧。

2.老子论“智慧”

中国传统思想中,儒道互补。儒家讲入世,道家讲出世;儒家是现实派,道家是浪漫派;儒家是都市哲学,道家是田野哲学;儒家是激发中国人建功立业的兴奋剂,道家是抚慰中国人创伤心灵的镇痛剂。老子和孔子一样,被西方世界认为是最有智慧的人之一。孔子还称老子为“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千古妙人。老子及其五千言的《道德经》蕴含着深沉玄妙的智慧。老子哲学的基础、核心和本体都是“道”,这个“道”其实是老子在经验世界中所体悟的道理的附托,其实就是老子哲学的智慧所在。陈鼓应将“道”的义涵归纳为三:一是指形而上的实存者,包括对“道”体的描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以及宇宙的生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二是指一种规律,包括对立转化的规律和循环运动的规律;三是指人生的一种准则、指标或典范,这一层次的“道”就是“德”,“德”是“道”的作用,也是“道”的显现,其蕴涵的基本特性和精神主要有“自然无为”“虚静”和“柔弱”。首先,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常无为而无不为”,这就是“自然无为”,意指顺任事物自身的状况去自由发展,而不以外在的强制力量去约束它;其次,老子认为万物的根源是“虚”“静”状态的,面对世事的纷争搅扰,老子希望人事的活动能够致虚守静,即“致虚极,守静笃”;再次,“弱者道之用”,老子指出“道”的创生作用虽然是柔弱的,却能延绵不绝,作用无穷,且“柔弱胜刚强”,人生的态度也应如此,要能处下、不争而利万物。^[121]老子反对奸诈的智巧心机,主张追求“大道”,这个“道”就是老子所追求的智慧。

3.庄子论“智慧”

与老子并称、同为道家学派代表人物的庄子在人生哲学方面的成就是空前的,在后代也是无人可及的。他提出了个体存在的身心自由、保身全生、齐物我、同生死、超利害、求超脱、任逍遥、达至“真人”“神人”“至人”的人格—心灵哲学和人生境界,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心理结构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庄子哲学并不以宗教神灵为依归,而以某种审美态度为指向。它要求对整体人生采取审美观照态度:不计利害、是非、功过,忘乎物我、主客、人己,从而让自我与整个宇宙合为一体。^[122]正所谓“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庄子·知北游》),“无不忘也,无不有也,澹然无极而众美从之”(《庄子·刻意》)。庄子哲学的核心是反对人的异化,追求个体的无限和自由,而异化的消除、个体的自由和无限的实现正是美之为美的本质所在。从哲学世界观的高度来看,美不是别的东西,它就是人所生活的感性现实的世界(包括自然和社会两者),对个体的自由的肯定,也就是属于一定社会的个体的自由在他所生活的周围自然界和社会关系中的感性具体的实现。^[123]庄子认为,自然无为就是最高的美;他从根本上肯定了美与真的一致性,即所谓“法天贵真”;他追求无限之美的“大美”,主张通过超功利的心斋、坐忘以达到“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美的生活境界。因此,庄子哲学就其实质来说就是美学,只有从美学上才能真正把握其实质,而“美”就是庄子所阐明的处世智慧。

4.冯友兰论“智慧”

冯友兰是现代新儒学的代表人物之一,是一位学院派教授。他从事哲学是“专家之业”,一生不仅讲授中国哲学史,而且还通过哲学史建立起了自己的哲学——“新理学”。“新理学知道它所讲的是哲学,知道哲学本来只能提高人的境界,本来不能使人有对于实际事物的积极的知识,因此亦不能使人有驾驭实际事物的才能。”^[124]具体来讲,冯友兰是通过区分科学与哲学、分析“转识成智”的过程和阐明四种人生境界来探索对智慧的理解的。他认为,有“觉解”是人生最突出、最显著、最重要的性质;平常人有觉解,圣人还能“觉解其觉解”。“觉解”是明,是“知觉明灵”,是明了知识、经验等对象;“觉解其觉解”是对自己觉解的觉解,即明了自己知识、经验的性质及其与宇宙人生的关系,也就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思思”,是“最高的思”。人若能觉解其觉解,那么就把以前所有的知识都转成了智慧,即“转识成智”。而人对于宇宙人生觉解的程度不同,人生的境界也就不同。人可能有的境界大体可分为四种: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只有在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的人才可以觉解其觉解。尤其是天地境界,需要最多的觉解,所以天地境界是最高的境界;至此种境界,人的觉解已发展至最高的程度,超越了自然、功利、道德种种境界,超越了万事万物,所以也就能指引、领导万事万物。至此种程度人已尽其性,谓之“圣人”,也就是最有智慧的人。其行为是“知天”“事天”和“乐天”的,有完全的高一层的觉解,表现为不但在社会中堂堂地做一个人,亦于宇宙间堂堂地做一个人。所以天地境界即是人的最高智慧状态。^[125]

5.冯契论“智慧”

冯契早年师从金岳霖、冯友兰等人,后对中国传统哲学智慧进行挖掘和创新而形成了独特的哲学智慧,创立了自己的“智慧说”哲学体系。可以说,他是阐释智慧学说最系统、最明确的中国哲人。冯契运用实践唯物主义辩证法,从解决知识和智慧的关系入手,着重考察了从无知到知、从知识到智慧的认识的辩证运动,试图说明“转识成智”的飞跃机制。

在他看来,智慧学说就是关于性和天道的认识。智慧贯穿于科学、道德、艺术、宗教诸文化领域,涉及价值观、思维方式、人生观、世界观等,是合乎人性的自由发展的真理性的认识。智慧使人获得自由,体现在“化理论为方法、化理论为德性”,即理论一方面要化为思想方法,贯彻于自己的活动和研究领域;另一方面又要通过身体力行,化为自己的德性,具体化为有血有肉的人格。这里的“理论”指哲学的系统理论,即以求“穷通”(穷究天人之际和会通百家之说)为特征的哲学的智慧,它是关于宇宙人生的总见解,即关于性(即认识自己)与天道(即认识世界)的认识以及对这种认识的认识(此即智慧学说)。^[126]在智慧学说中,通过实践基础上的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的交互作用,人与自然、性与天道在理论与实践的辩证统一中互相促进,经过凝道而成德、显性以弘道,终于达到转识成智,获得关于性和天道的认识。这样一种具体的认识是把握相对中的绝对、有限中的无限、有条件东西中的无条件的东西。这就是智慧的实质,具有具体性。^[127]智慧是超名言之域,只有凭借理性的直觉才能达成和把握,也就是中国哲学家说的“顿悟”。理性的直觉并不神秘,它是感性和理性的统一,需要思辨的综合和德性的自证。

冯契“智慧学说”的提出具有重要意义:首先,他第一个尝试沿着实践唯物主义辩证法的路子提出了较为完整、系统的智慧学说,这是一种伟大的哲学探索;其次,他尊重人的本质,肯定人的价值,以人性的自由发展作为研究的出发点,尤其对“转识成智”的飞跃机制在理论上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但是,他是在广义认识论的领域内研究智慧的,把智慧看作是认识发展的最高阶段,把智慧界定为合乎人性的自由发展的一种真理性的认识,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窄化了智慧的维度。因为除了认识论,智慧还与伦理学、美学有重要关系,应该有更全面的定位和更丰富的内涵。而且,虽然中国传统哲学认为本体论(关于性和天道的理论)和智慧学说是统一的,哲学不仅要认识世界(认识天道),还要认识自己(自反以求尽心知性),以及认识两者的交互作用,但是这种传统的表述较为抽象,在现代社会难以把捉。

(二)西方哲学中智慧的意蕴(www.xing528.com)

1.苏格拉底论“智慧”

古希腊人率先尝试系统地寻求智慧的本质。苏格拉底一生没有著述,但他成为古希腊最有智慧人的形象,因为德尔斐神谕宣告没有人比苏格拉底更有智慧。但苏格拉底本人并不认同,他“自知其无知”,说道:“真正的智慧是神的财产,而我个人的智慧是很少的或是没有价值的,那个神谕无非是他用来告诉我们这个真理的一种方式。在我看来,神并不是真的在说苏格拉底,而只是在以我的名字为例,他就好像对我们说,你们人中最聪明的是像苏格拉底一样明白自己的智慧实际上毫无价值的人。”^[128]苏格拉底之所以这样说,不仅是为了表明自己的谦虚,而且是因为他通过考察比较发现当时那些号称“智慧之人”的政客、诗人和工匠并不知道或不承认自己在某种意义上的“无知”,所以他明白了自己究竟在什么意义上比那些号称“智慧之人”都更加智慧,即他知道自己的无知。^[129]“苏格拉底的无知”绝不是简单指一无所知,因为他的确比其他人具有丰富得多、深刻得多的知识,而是指他知道自己的知识尚处于一种不完满的状态,并且知道这种不完满状态的原因以及如何克服这种不完满状态的途径。

苏格拉底还指出,既然神是有智慧的,那么他就没必要再去热爱智慧和欲求智慧;反过来说,没学识的人也不会热爱和欲求智慧,因为一个人不觉得自己有所需要,就不会欲求自己觉得不需要的东西。这样一来,只有居于这两者之间的才会成为热爱智慧者,比如爱洛斯。爱洛斯是涉及美的爱欲,所以智慧是最美的东西之一。在《裴多篇》中,苏格拉底把热爱智慧称为“爱欲”。在《裴德若》中,这种灵魂的“爱欲”被界定为第四种“爱欲的疯癫”,即爱欲天上的纯净之美,从天上向下看到正义本身,向下看到节制,向下看到知识。因此,苏格拉底说,既然这类热爱智慧的人毕生盼望的就是抵达那个自己一直爱欲着——而且是凭靠明智一直爱欲着——的地方,他们断乎不会不对灵魂即将脱离身体而感到欣喜。^[130]即真正热爱智慧之人不会热衷吃喝、穿戴、情欲等与身体有关的事,而是会尽可能让灵魂脱离与身体的结合,转向灵魂。因为灵魂要最为完美地思考就得不受任何感觉打搅,但是身体会给我们带来成千上万的忙碌,由此引致战争、争纷和争斗,身体会干扰灵魂,使我们在任何时候都不可能开启明智之思,无暇去热爱智慧。所以热爱智慧真的就是在去死,只有死后才能成为热爱智慧者。这就是热爱智慧的人的生活方式。

事实上,苏格拉底认为智慧就是一种“学问”或“知识”,但这种知识显然不是指工匠的知识、医生的知识或者数学家的知识,即不是指所有日常的或精密的知识,因为所有这类知识都带有各种各样的缺陷。而智慧则是没有缺陷的。这种理解与苏格拉底在《理想国》中的说法是一致的:“要建立的国家一定是智慧的、勇敢的、节制的和正义的,而且我在我们国家中清清楚楚看到的第一件东西便是智慧,而这个东西显得有点奇特之处。一个国家之所以称为有智慧,不是因为某些公民具有用来考虑国中某个特定方面事情的知识,而是因为具有用来考虑整个国家大事,改进它的对内对外关系的知识。这种知识是作为统治者的护国者的知识。由此可见,一个按照自然建立起来的国家,其所以整个被说成是有智慧的,乃是由于它的人数最少的那个部分和这个部分中的最小一部分,这些领导着和统治着它的人们所具有的知识。并且,唯有这种知识才配称为智慧,而能够具有这种知识的人按照自然规律总是最少数。”^[131]而且,苏格拉底进一步指出,个人的智慧和国家的智慧是同一智慧,使个人得到智慧之名的品质和使国家得到智慧之名的品质是同一品质。^[132]也就是说,人的灵魂里有理性、欲望和激情三种东西,理智起主导作用,当一个人将自己心灵的这三个部分合在一起加以协调,使所有这些部分由各自分立而变成一个有节制的、和谐的整体,指导这种和谐状态的知识是智慧,而指导不和谐状态的意见称作愚昧无知。^[133]

2.柏拉图论“智慧”

作为苏格拉底的学生、亚里士多德的老师,柏拉图是全部西方哲学乃至整个西方文化最伟大的哲学家和思想家之一,他创造了一个包罗万象的哲学体系。柏拉图拒斥职业智者所宣扬的虚假“智慧”,推崇以“本原”为认识对象的真正“智慧”,并在此过程中阐明了“哲学”与“智慧”之间的辩证关系,即哲学不仅是“爱智慧”,而且它应当也能够成为“智慧”,两者之间存在一种动态的、密切的联系。^[134]在柏拉图这里,“本原”是指理念。理念或模式不是人心以至神心中单纯的思想(当然,神圣的思想有赖于它们)。他认为理念或模式是自在和自为的,有实体性;它们是实体,是实在或实质的模式,即万物原始、永恒和超越的原型,先于、脱离和独立于事物而存在,不像事物那样受变化的影响。我们所看见的个别事物是这些永恒模型的不完善的复制品或反映,个别事物有生有灭,而理念或模式则永存不息。柏拉图又指出,理念或模型虽然无数,但并非乱成一团没有秩序。它们构成很有条理的宇宙,或者是有理性的宇宙。其理想的秩序形成一个彼此有关系、有联系的有机的整体,各种理念按逻辑次序排列,位于最高的理念,即善的理念之下;善的理念是一切理念的泉源。这个理念是至高无上的,在它之外没有其他同样的理念。^[135]因此,在柏拉图这里,真正的“智慧”就是认识在“善的理念”引领下的整个理念体系。柏拉图还在《理想国》中指出,那些只对食欲做出反应的人是工匠,那些拥有勇气和大胆品质的人适合做战士,只有那些能够根据理智来行动的人才适合做统治者或者称为哲学王。^[136]人的灵魂是不朽的,而且一直与精神世界的永恒理念并存,而智慧是人类本质中唯一与灵魂密切相连的一个部分,是人类的最高层次。

3.亚里士多德论“智慧”

作为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亚里士多德堪称古希腊哲学的集大成者,研究涉及逻辑学、修辞学、动物学、植物学、物理学、伦理学和形而上学等多个领域,马克思曾称他为古希腊哲学家中最博学的人物。现在有种说法,认为亚里士多德将智慧分为理论智慧和实践智慧,事实上,亚里士多德从没有做过这样的分类,这其实是一种误解。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的灵魂中有一个有逻各斯的部分和一个没有逻各斯的部分,那么相应地,人的德性可以分为道德德性与理智德性两个部分:道德德性需要通过习惯来养成,理智德性则可以由教导生成。其中,理智德性又可以分为理论理性的和实践理性的:智慧就是理论理性的德性,是人的最高等的德性;而明智则是实践理性的德性,是实践智慧。^[137]所以,智慧与实践智慧(即明智)是两个并列的不同概念,并没有“理论智慧”这一概念的存在。

既然智慧与实践智慧(即明智)容易混淆,那就很有必要对两者进行区分。首先,关于实践智慧(即明智),亚里士多德认为,明智是一种同善恶相关的、合乎逻各斯的、求真的实践品质。^[138]明智同人的具体事务相关,需要经验的积累,因为明智是与实践相关的,而实践就是要处理具体的事情,所以要成为明智的人尤其需要关于具体的知识。^[139]其次,关于智慧。在《形而上学》中,亚里士多德明确提出“智慧就是有关某些原理与原因的知识”^[140]。智慧是各种科学中最为完善的科学,因为有智慧的人不仅知道从始点推出的结论,而且真切地知道那些始点,这些始点就是事物背后的原理和原因。因此,智慧一定是努斯与科学的结合,一定是关于最高等题材的、居首位的科学。为什么人们认为阿那克萨格拉斯、泰勒斯以及像他们那样的人有智慧,而不认为他们明智?因为人们意识到,有智慧的人对他们自己的利益全不知晓,而他们知晓的都是一些罕见的、重大的、困难的、超乎常人想象而又没有实际用处的事情,他们并不追求实际的、具体的人类事务。因此,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智慧与明智的不同之处,不仅在于智慧比明智更完全,而且在于智慧不仅是属于人的,智慧还是人与更高的存在物共享的,智慧是关于永恒的事物的,是关于纯粹、超越、不变的存在的科学,即作为存在的存在的科学。^[141]梯利也指出,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智慧没有印象、感觉、欲望、有所企求的意志和类似激情的感情,智慧是纯粹思维的活动,是在各种知识的基础之上一步步推理而成的。它于瞬息之间明察一切,明察事物的整体与本质,想象事物美好的形式,可以解释与说明宇宙间一切秩序、美和生命的本原。拥有智慧的人是最为幸福的,这就是哲学家们一直渴望达到的那种境界。^[142]

4.怀特海论“智慧”

怀特海是英国数学家、逻辑学家、哲学家和教育理论家,过程哲学创始人,他创立了20世纪最庞大的形而上学体系。他首先批判了教育过程中教师填鸭灌输式的知识传授方式、学生僵化的思维以及呆滞保守的思想,进而提出教育的全部和最终目的就是在于使人拥有活跃的智慧。“因为如果在比较小的年纪反复灌输精确的科学知识,就会扼杀学生的首创精神和求知兴趣,使学生躲避任何能够丰富他们心智的科学主题。”^[143]怀特海认为,教育并不是一个随便往行李箱里填塞物品的过程,因为教育具有其自身的独特之处,把教育比喻成生物体吸收食物的过程还是比较恰当的。因为你一开始往行李箱里塞的物品是什么样子以后再打开还会是什么样子,不会发生多大变化;但是当生物有机体吸收食物后会将食物的营养成分转化为维持自己身体的能量,如果是美味可口的食物自然有利于生物体的成长发育,但如果是腐烂变质的食物就会危害生物体的健康。教育也是同样的道理。怀特海还认为,古代的学校教育渴望传授智慧,而现代学校教育的目标却沦为教授各种具体科目的知识,“从古人向往追求神圣的智慧堕落为现代获取各个学科的教材知识,标志着在漫长的时间里教育的失败”^[144]。尽管智力教育的主要目的在于传授知识,但除此之外,智力教育还应该追求更高的目标,即为智慧的培养提供知识基础。那么,智慧到底是什么呢?在怀特海看来,智慧就是一种掌握知识的方法与能力,它涉及知识的掌握、处理,解决相关问题时对知识的选择,以及在实际生活中运用相关知识以确证我们的直觉经验的过程。也就是说,智慧是掌握、处理、选择以及运用知识的能力。在怀特海看来,学校的任务在于把孩子的知识转变为成人的智慧力量,这反映出他对人的智慧培养的教育理念。^[145]尽管古人早已认识到智慧是高于知识的,是可以获得的最本质的自由,但是他们却误认为哲学家可以通过教育活动中的简单讲演来传授智慧。殊不知,获得智慧的唯一路径就是在知识面前拥有绝对的自由,因为智慧就是人可以获致的最本质的自由。事实上,从某种意义上来讲,随着人的智慧的不断增长,人所拥有的知识将会逐渐减少。这是因为随着时间的推进,有关知识的细节最终将消失在有关知识的原理之中。尽管在知识爆炸的今天,在生活的方方面面,人们都可以学到许多精细的知识细节或者碎片化的知识,但这些并不是智慧所需要的知识类型,只有“养成习惯去积极地利用已经透彻理解的原理,才是真正地拥有智慧”^[146]。

5.叔本华论“智慧”

亚瑟·叔本华是近代德国著名哲学家,他所开创的唯意志主义及生命哲学学派对近代的学术界、文化界影响极深。叔本华从世俗的角度探讨了人生应遵循的原则,以及我们应该如何处理与自身、与他人的关系。在叔本华看来,掌控我们的生活是一门艺术,只有掌控了我们的生活才可能得到快乐和成功,那么关于这门艺术的理论就称为幸福论,因此洞察生活的本质并在生活中获得幸福就是“人生的智慧”这一术语的普遍意义。智慧和家族的遗产一样,都是美好的事物,令我们看到阳光。如果一个人的天性和人生有了智慧来庇佑,他会想要调控自身的欲望,同时收敛自身的天赋,从而不被外部的世界限制了自身的娱乐。所以他们不会被官职的晋升、金钱或者周围同伴的掌声和称赞所误导,让自己陷入一种和周围环境一样的低级欲望和庸俗品味中,因为他们知道,人类幸福的最主要的来源就是自己的内心。^[147]即人类主体的美好素质对于人的幸福起着关键作用,这些美好素质包括高贵的品格、良好的智力、愉快的性情和健康良好的体魄。叔本华又指出,在自然界中,与其他物种相比,人类的智慧是最完美、最高级的,已达到顶峰;在人类社会中,不同的人拥有不同的智慧水平,因而叔本华承认人类智慧是有高低之分的,只有极少数人能够拥有最高级的人类智慧,这是自然对人类最大的馈赠。在叔本华看来,获得极高智慧的人,对世界有着最为清晰的认知与意识,换言之,世界在这些人的头脑中获得了最为完美、最为清晰的映射或镜像,世界的真相或者本质在他们的意识中非常明朗。因此,在叔本华那里,智慧就是人们对世界万物和生活本质的清晰体认与深刻洞察。智慧是人类世界最宝贵的财富,它能够给人类带来最大的快乐,这种快乐既不受意欲的驱动,也不期望从外在世界有所获取,而只是静听与呵护自己的内心,自由享受能够拥有的这份快乐时光,以便将自己的天赋雕琢得更美丽。^[148]

6.谢弗勒论“智慧”

人们普遍认为,整个教育系统应当致力于充分实现儿童的潜能。但是谢弗勒指出,实践中的潜能概念始终蕴含了源于以往哲学传统的三个神话,即稳定性的神话、和谐性的神话和价值性的神话。在对潜能概念祛魅之后,谢弗勒应用哲学分析的方法提出了三种替代性的概念,即“作为可能性的潜能”“作为倾向性的潜能”与“作为能动性的潜能”。在任何教育情境中,人们必须对潜能及其实现的结果进行选择,并要求选择者具有一定先见的能力、宽广的视野以及坚定的价值观念。之所以要求选择者具有先见的能力,是因为教育状况的每次变化都会打开新的学习之门,产生新的可以预见的学习行为;之所以要求选择者具有宽广的视野,是因为这些学习行为并非依赖于提供的学习材料,两者之间没有一种线性的决定关系,而是渗透到生活的各个部分;之所以需要选择者具有坚定的价值观念,是因为潜能及其实现方向的选择要求人们把握大量纷繁复杂并与当前需要有一定距离的价值理想。只有这样,人们才能把一种价值理想与另一种价值理想相比较,作出正确的选择。先见、视野和价值构成了智慧的主要部分;教育者的任务也不是根植于习惯、技艺或臆想,而是植根于一种能够把知识、想象与善结合起来的智慧。^[149]也就是说,人的智慧由先见、视野和价值构成,这三者是学习者应该具备的东西,也是教育培养学生应该致力于的方向;而教育者的智慧就是知识、想象与善结合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