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教育的行与思》，苏世奇的教学与研究之旅

我与本书的作者苏世奇于贵州六盘水相遇，是在2009年的9月份。那时我们都刚刚硕士研究生毕业，一起来到这里的师范学院艺术系任教。他学（教）音乐，我学（教）美术，因专业异同，经常问学探讨，所以我们不仅是同事，也成了艺术上的同道和生活中的朋友。2015年我离开贵州，虽然隔得远了，我们也经常电话、微信联系，交流所思所想。

到现在，苏世奇在贵州工作已有十年（2009—2019），这十年间，他不仅承担着课堂教学任务，同时还进行着各类课题研究，并发表了可观的学术论文，这些文章时有精妙之论。此外，出于身份和职业自觉，他一直保持着读书和思考的习惯，这使他的头脑思维始终活跃。这么多年，苏世奇基本上就是在教学、研究和阅读中走过来的。以后，他也是要这样走下去吧。

目前的这本集子，即是他的研究论文与阅读感悟文字的汇编。苏世奇曾对我说，这本书是对自己这些年音乐教育与研究历程的一个回望与总结，映现着自己学术成长的轨迹。他的这十年，是比较充实的，没有虚度年华。他已经为自己的学术事业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并初步开拓了研究的视野。

本书首先传递出的是苏世奇作为教师的敏感气质与责任精神。他知晓现在高师音乐教学中存在的某些问题，并且在实践中寻找解决的方法。就以高师音乐基础课“视唱练耳”来说，他指出其以“唱、听”为主的教学模式，与仍以西方大小调理论为框架的教材，已经不太适应今天注重学生的个体性、感受性、主动性激发的教学目标与强调本土化、民族化和母语文化精神感知的音乐教育理想，为此，苏世奇在经过系统研究之后，尝试将奥尔夫音乐教育方法与理念引入视唱练耳教学，并主编了新的视唱练耳教材。在对课堂教学方法论进行探讨的同时，苏世奇还对贵州西部少数民族民间歌乐的校园传承、六盘水中小学校音乐教育的现状以及贵州抗战时期的音乐教育状况等进行了调查研究。可以说，苏世奇是将研究的思维纳入到了技术性的日常教学中，他善于在教学中发现问题，也积极地在研究中探求解决的方式。在音乐教育研究中，他并没有将研究局限在课堂教学上，而是将关注的目光投在他所在地域的时空之中，这无疑将他所从事的音乐教育提升到了一个具有相对更高维度的意义层次。教学要有方法，更要有责任、有思想，苏世奇正在成为这样的音乐教育者。

在音乐教学、教育研究之外，苏世奇还对贵州、云南一些地区的少数民族乐器演奏、歌乐舞蹈以及音乐节日、文化生态等进行了考察探讨，这体现着他对少数民族音乐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问题的审视与思考。我们可以从本书的一些文章中，看出苏世奇对上述观照对象的更为具体的见解、观点。如他在对贵州盘县的苗族大筒箫及其民间传承情况进行考察之后，得出这样的结论：“当社会文化生态环境为产生于它的文化艺术类型提供一定的生存环境之时，与之匹配的文化艺术类型必然以其与之相匹配的状态产生、发展，反之亦然。”在云南中缅边境音乐生态的考察中，他关注的是“民间音乐传承与传播的时空问题”，认为“民间艺术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始终围绕人们物质的丰富与精神的充盈这一核心而存续。作为基础研究当然应关注于民间艺术的存续机制，而作为应用研究则应尽可能和我们的国家战略以及学者的文化担当有机结合，使我们的学术研究体现当下意义和文化价值”等等。在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与保护工作的推进过程中，各地民间艺术的保护、传承与发展，不仅离不开政策、资金的投入，同时也需要学术界的智识支持。苏世奇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同样是将目光聚焦在他所处的云贵区域，脚踏于实地，近距离、个案式地观察、分析某一地的音乐形态。这使得其文章中的观点、结论、建议等，在学科理性的基础上具有了某种实在性与可操作性，凸显出对当地民间音乐文化生态的建设性意义。这种接地气的研究以及它所可能产生的积极作用，体现出研究者的某种学术自觉与情怀关照，也正说明了苏世奇作为“学者的文化担当”，以及其研究的“当下意义和文化价值”。

对于属于音乐史范畴的贵州抗战音乐文化，以往的研究都是以资料汇编、回忆文章与专题性描述为主要方式，这似乎并不能令人满意。对此，苏世奇在历史文献的基础上，综合运用艺术发生学、文艺创作学以及音乐社会学等学科的学术方法，对其发生、发展、传承等问题进行了较深入、系统的研究，并尝试对其在当时的功能、价值以及审美等因素做出定位与判断。一定程度上，苏世奇为贵州抗战音乐文化课题，拓展出了更深入、更多维的研究思路，同时也为其注入了更具建设性的理性思维，这对其它地区的抗战音乐研究，也是有一定启示意义的。(www.xing528.com)

苏世奇在对音乐的教法学理、民间形态、存在现状以及局域历史等的研究过程中，运用了人类学、文化学、民族学等学科理论与文献分析、田野调查、深度访谈等具体手段，这使得他的观察、分析与思考具备了广延、深入、交叉的基本特点，其论文写作的学术品质也由此获得了基本保证。此外，我们从本书的论文类型结构中可以看出，苏世奇的音乐学研究具有课堂、民间、历史三个领域，这显示出他的学科思维是比较宽阔的，而不是那么局狭。基础理论、有效方法、宽广视野、多重思维等，苏世奇都已经基本拥有和具备。这对于一个年轻的研究者来说，是多么重要。它预示着苏世奇的学术时空中可能将会有更深广的内容。在此，我认为，苏世奇不仅是一个有思想、负责任的高校音乐教师，同时还是一个有学术追求的青年音乐学人，其拥有的素质和能力，足可以去进一步展开探究了。

在最近的一次通话中，苏世奇对我说，自己现在不愿再轻易去写文章了，想用更充足的时间去读书，去更深入地思考。他对以前的文章并不满意，这是反思与自知，他开始走向成熟。我曾经的艺术系同事，会将音乐教学与研究做的更好。帆已起，风已来。

是为序。

曹英杰

2019年暮春于湖北美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