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广电传媒呼唤二次革命：集团化的前沿视听

中国广播电视产业化是在现实众多二难生存矛盾的困顿中逆水行舟的。而且，过往开放岁月“改而不革”的实践轨迹，划分出与时代不和谐的“飞地”概念。对于那场肇始于世纪之交中国广电领域推动的那场轰轰烈烈的传媒集团化运动则因为仍然坚持国有独资，事业属性，事实已成虎头蛇尾，结局是“问题多于成绩，困惑大于思考”。直接证据是：连续几年，在中宣部等四部门联合表彰全国文化体制改革优秀企业的名单上唯独没有广电集团。这明确表明，广电传媒集团还没有按已是产业定性那样顺理成章地被认可为产业性集团，却让在现实中引领潮头且勇于践行整体转制转企的广电或新闻传媒集团，因为很少能得到广电行业主管部门的舆论支持和政策鼓励，譬如近年异军突起、呈现风生水起之势的牡丹江、成都、佛山等城市新闻传媒集团，均在传媒产业化的前进路上艰难成行。

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近期在中国传媒大学即席讲座时指出：“传媒是社会的传媒，与社会运行的体制应该是在同一个轨道。而我们现在的整个传媒则基本游离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框架之外，完全没有遵循市场经济的规则。我们整个传媒行业不能成为市场经济大潮的一个孤岛……我们讲中国的传媒要有自己的特色，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跟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不协调，这就是根本问题之所在了。”^[38]十年前，笔者就曾深感传媒领域就是中国社会市场转型中固守一隅的计划型“飞地”，对当时政府主管部门为应对“入世”匆匆倡议的中国广电传媒集团化写下了这样的一段充满现实期待的文字：

“中国广电系统要想成功地推进集团化战略，在不久的将来敢于放言或做到无区域无国界的市场份额见分晓，则不可能回避产业化这一大前提，并别无选择地被置身在如何有效扩充增量和存量去抗衡西方列强空中称霸的国际背景下。作为战略选择，采取行政整合、市场取向、阶段推进、搞活做大变强，已是国情使然。只是切记，应对的措施不能自设藩篱，只准搞事业型、只能靠行政指令下以固化形态为主的资产叠合，而不是产业调整中优质资产群进行亮点集合的流动资本重组。中国广电媒体所拥有的频道、频率和技术资源，以及智力、文化诸要素，要能顺利转化成能够流动并且增值的资本，前提必须是拥有进行资源重新配置的主动权、选择权和相对独立的运营机会，同时在市场中实现跨行业、跨区域、跨国界的流动配置。当中产权改革是重大突破口，国有控股制、特殊公司制呼之欲出；而且，其担负公益宣传和意识形态把关的特殊性，决定了由国家对其属文化信息产业必须给予的税收减免、信贷优惠、择优上市等等保护和帮扶的政策也不可或缺”。^[39]当然，历史与现状都决定了中国广电集团化很难如期顺利发展，走过的必然是一波三折的道路。只是路还得走下去，迫切需要地是在这潮起潮落的背后，不能不引发传媒一线改革者的检视与反思。

一、改革路径的是与非

中国广电传媒集团化比国企同类改革晚近十年，时值入世在即，才正式启动试行的程序。1999年6月9日，全国第一家广电集团——无锡广播电视集团正式挂牌成立，标志着中国广电集团化发展步伐开始迈开。2000年12月27日，我国第一家省级广播影视传媒集团在长沙正式挂牌成立。2001年12月6号，号称中国广电集团“航空母舰”的中国广播影视集团挂牌成立，堪称我国广电集团化道路上的里程碑。此外，上海、北京、广东、浙江、江苏等地也纷纷组建广电集团。中国广电集团化的实践历程从1999年算起，比报业集团化晚了3年，已走过十个春秋。迄今为止，全国报业集团已成立逾40家，广电集团28家以上。当中，囿于中国的现实国情，全国广电业除牡丹江新闻集团之外，绝大多数的挂牌集团都有着需要尽快缩短事业性质过渡期，迅速从体制机制和行为模式的公司化变革着手来赢取集团化改革成果的目标与过程。其间，随着2004年12月强调不再批准广电集团成立的海南博鳌会议召开，翌年春夏之际，先是北京广电集团与属下的媒体北京电台、电视台“划别”而完全公司化的运作，然后再是号称传媒航母的中广集团的偃旗息鼓，抽调人员纷纷打道回府，之后3年，番号悄然取消。一时间，中国广电集团化发展前景何去何从，业界反应沸沸扬扬。笔者当时从国家广电总局新闻发言人朱虹博士在上海“白玉兰”国际电视论坛的现场答问中，解读出如下积极的信息：一是决策层终于意识到集团是产业群体的概念，尊重社会的约定俗成；二是中国广电系统整体从计划事业型向特殊产业型的转变尚需时日，因此条件不成熟，不做揠苗助长的事，但无一刀切的意味，允许各地根据自身的改革效果有多种发展模式。也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全国城市电视集群反而能在集团化前景茫然的乱局中有了异军突起的机遇，造就了一批最具忤逆冲劲是不上也要上的地方城市群的佼佼者——它们是分布在祖国南北中的牡丹江、佛山、成都、银川、太原、惠州、红河……（先后都因无传媒集团准生证被点名批评过，都采取了较为低调的行事风格）；但从2009年八月在南京召开的全国文化体制改革经验交流会之后，随着对电视媒体十数年来认识反复的“制播分离”的再度高扬，督促广播电视两台合并的“台化”开始成为广电领域所谓打破目前体制改革僵局的发展主旋律——即台化则被定性为是“近年来广播影视系统的重大改革举措，对未来广播影视发展模式、改革走向都将产生重大和深远影响”^[40]。而先前成立的各省市广电集团，强调必须是在台属、台控、台管下的企业集团公司，与原先所管辖的宣传业务与传媒实体相切割，要求实现“事业和产业分开”、“宣传与经营分开”、“制作和播出分离”，从而进一步有了以矮化先前的广电集团，强调仍然是“事业性质”的总台格局下面实施产事分离的所谓改革蓝图，并力推当前最具改革轰动效应的上海与湖南广电作为首批试点单位。目前除沪、湘之外，还有辽宁、北京、四川、山东、天津等近10个省市的省级广电媒体做出了挂牌或换牌的响应。

中国新闻传媒的集团化，在新闻出版领域，事转企的大限期定到了2010年；而全国一万两千多家报刊杂志也从2011年元旦起，接踵而至汇入整体转制的时代大潮之中；只有经过10年风风雨雨的中国广电传媒集团化，到了今天则是峰回路转地步入矮化既有集团且力挺事业性“台化”的阶段。当中由于始终坚持广电媒体整体的事业属性，人为中断产业链，只肯承认有经营功能的环节和部门才是产业，引发了传媒改革实践到底是事业办企业还是企业办事业这样一个深层次的重大现实问题。

关于“事业办企业”——

中国广电改革实践表明，自始至终坚持传媒实体的事业属性是困挠中国广电产业发展的最大认识误区或政策执行的错位。应该看到，中国广电是一个极为特殊的产业，具有三大复合型的属性，需要我们从党和政府“喉舌”的政治属性（宣传鼓动与舆论控制）、大众传播的社会属性（监视环境与提供娱乐）、产业组织的经济属性（市场主体与资本运营）这三个方面去逐步完善对这一特殊产业概念的科学界定，了解当中三者是互相催生、互相依存、互相制约而不可分割的关系。

近20年来，尽管有中央红头文件明确指出广播电视均属第三产业，或为可经营性的文化产业，就连国家广电总局也在03年《关于促进广播影视产业发展的意见》的红头文件中只得承认广播电视是综合性产业，但从上世纪行政明令推进的广电集团化和近期政策倡导的广播电视台化，都将广电传媒严格限制在事业属性范围内，将产业特殊性演变为行业特殊论，这同样是一种学界共识的“政策执行的错位”；而实践中的事业性广电集团化进程，正是因为有违传媒产业发展规律而四处碰壁，导致在海南博鳌会议上开始被迫叫停。原有的省级广电传媒集团被矮化，必须为事业性的台属、台控和台管，积极意义上是传媒集团终被落实在名义为企业性质上的公司制上，渐为世俗所接受，但原先业内经思想解放，达成“广播电视台作为宣传编审播出机构，是制播分离，实现频道制改革目标”的共识，则渐行渐远，成为做大最强无所不包的传媒大本营。事业性的广播电视台倡导办集团办企业，实则在鼓励国家的一级行政事业机构在办翻牌公司。现实当中，不能不听打招呼的业界为确保宣传与经营实在是密不可分，也为消除内部机构分离带来的消极作用，领导班子均采取或接受了不同体制交叉任职或重叠任职的违规做法，而这正反结果有二：

一是变相地理顺了被倡导但也被中断或扭曲了的产业链关系，因为宣传与经营本身就是传媒实体的左右两支手，是分工而不是剥离，是互补相依的关系，谁也离不开谁，并借此一统大局来缓解实体产事分离之后由“隔”带来的体制不顺、利益不均、身份差别且产事部门相互掣肘的矛盾；这也是带头“台化”的上海广电传媒领军人物黎瑞刚至今仍耿耿于怀难圆的梦——SMG整体上市。在其眼中，SMG传媒集团的整体上市受现行体制与政策所限一天实现不了，他一天引为憾事。他一手打造SMG整条传媒航空母舰，对其整体价值最为了解与看重。“SMG整体上市，这是我非常坚定的想法。如果拆分局部上市的话，集团里面有关联交易一定要规避，上市公司决策的成本将上升，而资金的使用效益会下降。”^[41]对于今天政策强力推行“制播分离”，并已将SMG降格为事业性的上海广播电视台辖属的东方传媒集团有限公司，他认为面对坚硬的体制和现实要当明白人，只能以退为进，“我一直是在改革与保守之间。”

二是还保住了垄断行业的垄断地位，并因此保证了行业在社会转型期继续能够游离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之外，实现企业与事业待遇两头通吃的大好处，尤其是在职传媒高管少则数十万，多则达百万惊人的高收入，如果没有企业性质的兼职和内部公司化的掩护，事业单位传媒主管超高收入即按一位省部级宣传主管的口中所言，就是“私分国有资产”。正如山西业界新锐任陇婵先生在2009年第六期《南方电视学刊》上刊发的一段引人深省的话，即“中国广电媒体以事业为体市场为用、行政资源和市场红利兼得的市场化运作模式，本质上是各级利益主体在现有体制、政策的生态环境中的一种生存本能和逐利策略，是社会转型过渡期内理想和信仰缺失、实用主义价值观为社会认同的具象化体现，也是新旧体制杂糅的一种必然结果”。这与业界多年实施的相互矛盾的一种典型二元结构的运行体制——“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根本不宜长期推行的原因一脉相连，因为这不仅有可能破坏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则，也有可能破坏公共服务事业的基本性质，既不利于中国传媒实体按现代企业制度运作，也不利于按现代事业制度运行，并会造成社会资源分配的严重不公与广电传媒行业的畸形发展。对传媒体制有独到研究的何增科博士一再大声疾言：“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等事业单位兼有官办和商业化运作特征的体制是该领域各种不正之风产生的制度根源。”联系到近年一些省份，比如在海南、在江苏、在重庆、在新疆等地，不少传媒高管因不正之风而纷纷落马的现象不绝如缕而难以清除，足以引人深思。

论及“事业办企业”的实质意义，延至广电传媒的改革进程，其消极面仍是被动转型，执行错位。事隔十年，从事业性的广播影视集团再到事业性的广播电视台是换汤不换药，仍在翻烧饼。如果说当年倡导事业集团化还有跨行业、跨区域、跨媒体的混沌说法，现在只有在本行政辖区内聊侃广电合一、媒体融合的份儿，是否在倒退？它使“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这一让广电传媒人两头通吃的政策也因此有了难舍难分的集体无意识择断。记得美国作家布朗曾说过一句耐人寻味的话：“愚蠢的最佳定义在于期望以按部就班的方式做着与过去相同的事情来得到不同的结果。”

关于“产业办事业”——　

这是一个与时俱进，要求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规律办好具有准公共性大众传媒宣传业务的积极命题，当中包涵着对广电传媒集团的产业属性与媒介产业中特殊性的科学认识。

中国广播电视产业集团化中的集团概念，从科学发展观的角度要求，是定性在特殊产业的根本属性上，通过资源整合实现整体转制的宣传经营规模实体。说它特别，是因为它有别于一般的物质产业门类而多有意识形态和公共性内容的产品，必须突出传媒集团政治功能的有效性，即强调国家与执政党最终能牢牢把握住节目内容终审权、媒体重要干部的任免权，业内重大资源的配置权和控股权，不能唯股尊大与单纯追求经济效益，而是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并重并实现效益的综合最大化，因此构成行业很高的准入门槛和政治性很强的素质要求，而操作上推行的是专业的分开而不是实体与职业的分离，最终让传媒从产业角度实现从个别的“点式”经营到动态的“结构”型经营重点的转型，讲范围经济与规模经济，实现做大做强。走尊重意识形态的特殊产业的发展道路，这应该是中国主流传媒的生存之道与发展特色。

“传媒业就是尊重意识形态的特殊产业”，我们肯定传媒产业集团化，是因为集团化是传媒产业走向成熟并进入高级发展的时代产物。倡导产业办事业，就是要鼓励视听领域应时而生的传媒集团成功转型，与社会接轨，与市场接轨，与资本接轨，在不断壮大自身综合实力的基础上，有能力有条件按新闻传播规律和市场生存法则去搞好新闻宣传，并基于意识形态宣传的需要，也从未要求过构成统一体系的传媒产业链的每一个环节都得在盈利赚钱（实际上任何产业做不到也不会这样做），强调立足点的根基就是媒体的社会公信力，支撑点的力度来自市场主体应有的生存空间与经济实力，从而走出一条有中国传媒发展特色的“产业化的事业”之道。它的积极意义就在于是适时转型，认识到位。源于上述传媒本质三重属性的科学界定后所引发出的广播电视自身社会角色的调适与重新定位，应当确信，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广播电视有了由单一的宣传工具演变为一种文化信息产业组织的逻辑结果。做喉舌，抓导向，提供信息传播，开展文化娱乐，最终还是国民经济增长点与支柱产业，这些在理论和实践中的意义，将十分有助于我们走出传统观念上曾占主流地位的两大认识误区：一是喉舌性质和功能泛化的倾向；二是以片面强调传播内容的特殊性质来取代对行业总体属性的客观判断的“意识形态特殊论”。由于这是关系广电传媒集团化战略实施的核心问题，它对传统媒介理论冲击力度所引发的争议性，也加深了我们当下必须正视的急迫性。

事实上，中国入世以来“关于媒介的意识形态与市场形态之争”，引发了围绕文化包括传媒的事业与产业的改革到底是改体制还是改机制的最激烈的争论。强调宣传事业型媒介（多以意识形态管理的党委宣传系统为代表）的人认为，只能改机制，一旦改体制就可能导致意识形态的失控；强调产业经营型媒介（多以政府的发改委及学术理论界为代表）的人认为，不改体制，产业无从发展，机制改革很难成功。两种观点交锋，前者在舆论安全和社会效益第一的口号下，人为圈下一个个禁区而诸多坚持，消极看待中国传媒产业化转型进程；后者在解放思想和与时俱进的时代要求面前，为赢得市场主体地位左奔右突，艰难移动着中国传媒产业集团化的步伐。

二、发展目标的破与立

在中国广电传媒集团化的历史进程中，最让同人敬佩者在牡丹江——牡丹江新闻传媒集团自低调成立以来，不惧高压，实现整体转制并跨媒体运作，成为黑龙江省宣传战线一面公认的旗帜。

1999年秋，牡丹江新闻传媒集团作为传媒垄断体制内孤独的市场领舞者，以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勇气，突破传统观念的禁锢，在政策的边缘走出了一条特立独行的发展道路——在原广播电视局局长张宝才的带动下，所有领导放弃公务员待遇，集团职工实行全员聘任制，完全按照产业化的要求开展经营活动，改革历时十年，不仅年收入超常规增长，而且集团化后连续创下了多年“播出零事故”的记录。“敢于革自己的命”，成功追求的是传媒产业的综合效益最大化，牡丹江新闻传媒集团为中国传媒集团化运动烙下了一个沉重的反思，也树起一座不容易跨越，也是不容诋毁的丰碑——连创了中国广播电视改革史上三个第一：全国第一家地市级广电传媒产业集团；全国第一家实施整体转制（政企分开）的广电传媒集团；全国广电第一家实施跨媒体重组的新闻传媒集团。由于这种秉承科学发展观的努力与探索，是在业内长期不能提产业化、在地市级媒体中不能提集团化这种缺乏理解、缺乏大舆论支持的境况下进行的，尤显难能可贵。(www.xing528.com)

2004年国庆节期间，笔者以《南方电视学刊》主编身份，跟随十二位活跃在中国传媒学界前沿的专家学者共同组成学术考察团，对牡丹江新闻传媒集团5年产业化改革进行了实地论证与考察，对其“体制改革是洗牌不翻牌”、“机制改革是换汤又换药”、“对外扩张是质变胜量变”的理念与做法，专家学者的考察结果令人振奋：“这是一片终于找到的中国传媒体制改革的合格实验田”，“牡丹江的改革实践，代表了中国广电传媒未来发展的方向”，“地市级广电集团真正具有改革意义的是牡丹江”^[42]。而笔者当时受到激情感染也挥毫撰文从中归纳出五大改革启示：一是从改革的成功几率上看到——创业须有领军人物；二是从观念的新旧对比中看到——思路决定媒体出路；三是从体制的优劣比较下看到——改革必须讲究到位；四是从系统的条块制衡中看到——执政能力必须强化；五是从可持续发展空间中看到——媒介改革任重道远。^[43]此后又5年，长时期的坚守与砥砺，时代已让牡丹江新闻传媒集团由孤独的市场舞者变成了行业不可多得的先行样板。更值得欣慰的是，中宣部刘云山部长于2009年六月莅临黑龙江省实地考察，认真听取了有关牡丹江传媒产业化改革，尤其是媒体融合与跨媒体运作的情况介绍，对长年执着、低调且艰辛的改革先行者给予了积极的肯定，并希望继续深化与完善。有感于此，2010年又是国庆期间，由中国视协秘书长王锋博士牵头的全国传媒学界十六名资深代表再次重访牡丹江进行实地考察，笔者此时已作为高校学者当即抒发了如下实地考察感言：今天的牡丹江新闻传媒集团确实还不宜高调提它是“行业排头兵”，因为人们习惯用经济实力来苛责它。但最难能可贵的是其对传媒改革理念的把握已深入到体制性的核心层面，即体制如何主动创新，机制如何与时俱进，资源如何优化配置，产业如何做大做强，产业化如何确保导向正确并均衡两个效益。对于今天牡丹江新闻集团同样是筚路蓝缕的“二次创业”，笔者也有这样的期许：

一是集团化的核心理念是整合资源，搞活做大做强。因此牡丹江市县传媒行业资源的整合须提到议事日程上。整合虽易起步于网络，壮大于报业，但鼎盛还在广电业，但无论如何还得要注意调动地方基层积极性，并保证隶属地的时政宣传效果，不要为整合而整合，否则做大反变成了背包袱。可强化频道、频率制与公共频道制，或依托三网融合之势，用分级法人（子公司）与跨业参股与兼并来盘活传媒资源。当然，行业整合资源的最大阻力非“左”或右，主要来自于地方现有既得利益群体的强力干扰，但也正因为难破才方显改革的力度与深度。

二要坚定传媒转型是特殊产业的定位，不能将之等同于一般的企业，在尊重意识形态规制要求的同时，还要尊重其本身是创意产业的衡定标准，管理不能过度量化，要从控制管理逐步过渡到目标管理。

三是传媒改革的成果很大程度上是实现品牌传播，当中核心创造力的体现更多在于传媒产品的品牌打造上，要有打得响立得往的品牌节（栏）目。眼下重金打造的大型音舞诗画“镜泊华章”确实开了一个好头。作为地市级媒体，着力于动画片来拓展市场也是一大突破口。

四是在大力发展关联“三产”的同时，一定要确立传媒主业的核心地位——内容提供商。目前牡丹江已成规模的数字产品制作与影像处理为主打的数码服务外包业务大有发展潜力，如在有效解决市场来料源头的前提下，将会大大促进影视制作的产业升级。

五是在经历过整个中国摸着石头子过河的历史混沌阶段，要相信理性，坚定信念，追寻理想，懂得成功总是为有备者而准备的——做一个有思想、有理想、靠实干的改革者。牡丹江集团的最强使命感也是它的战略出发点，就是在社会转型关头打造中国传媒改革一块合格样板田——因为身逢其时，时势造英雄；同时，作为坚韧的理想追寻者而不是其自我界定的“孤独的先行者”，理在顺势而为，人心之所向。有道是“春来谁作韶华主，总领群芳是牡丹”。

对于再赴牡丹江之行，中国视协秘书长王锋博士的总结发言最有力度：“应该说，牡丹江传媒改革最有启示作用、理论价值和实践推广意义的，是关于传媒业属性定位及其运作方式的探索。党中央提出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真正的传媒改革和产业发展的实质，应当是对外重塑市场主体，对内建立法人治理结构和现代企业制度。迄今为止传媒业改革举步维艰的症结就是，在传媒属性和功能定位始终存在“二律悖反”的矛盾状况下，硬性割裂传媒的双重属性，以并不具有市场主体资格的事业性传媒实体为基础盲目进行所谓产业发展。牡丹江建立了第一个企业化的传媒集团，开全国传媒改革的先河，虽然存在较大争议并不被传统媒介理念认可，但它符合时代发展趋势，更符合党中央的改革总体精神，在当前全国广播电视改革思路不清、走向不明的背景下，尤其显得难能可贵。”^[44]

三、战略抉择的抑与扬

媒体战略抉择中同样有着让人难以辨析的“正确地做事与做正确的事”的微言大义。很显然，今天中国广电业面对继续集团化抑或台化的抉择，也给传媒业界带来了困惑与博弈。

如今随着国家行业主管部门对台化的行政强力推动，中国广电传媒集团化的发展实际处在了一个十分尴尬的境遇——成立事业性的广播电视台已由地市一级普及进而提升到省级媒体并最终要取代集团化。这当然与眼下的广电传媒体制改革面临困局有关，其中更多包含了在此之前行政推动的广电集团化的经验教训——已经不能再提倡或扩张国有独资事业性质的广电集团化。而事业性集团的提法既有悖于经济常识，也反映出当年改革蓝图设计出现了偏差，而且它需要正视的主要问题当然也不是事业性的集团化会弱化宣传及其导向的问题，而是媒介的产业化不充分、市场化不充分、体制僵化、竞争力已经难以有效跃升的问题。中国广电传媒体制改革正处在因观念滞后并实践触礁而必须进行反思的调整期，需要自我提升与突破表现。

对于11年前规模宏大的中国广电传媒集团化的潮起潮落，笔者一以贯之，全程关注，并有如下评价：

当年中国广电传媒集团的陆续组建是在不完全市场化的条件下计划配置的结果。如今，相比报业，中国广电集团化能产生牡丹江这样有旗帜性的媒体还是为数太少，即使是上海与湖南这些相当出彩的集团也被矮化而以扭曲或变相的形态存在。广电集团化作为行政揠苗助长的一场运动遭遇了挫折，处在行为反思与政策调整期。但这最终不代表集团化方向的错位，毕竟这是国际行业发展的历史大趋势，而且在中国广电产业经营的众多领域里有了许多弥足珍贵的经验与教训。可归结的是，中国广电集团化的市场环境尚不成熟，业界思想解放的意识远未达到应有的水平，依托的国家政治体制改革的土壤也还不够丰实与肥沃，且掌握和运用的手段存在着诸多的误区和明显的滞后，对特殊产业的核心理念了解不深，通透的更少——即使是标明广播电视台下辖集团公司合法性的所谓“产事分离”的提法，虽然积极借鉴了国际业界编营分开的原则和传统，但它忽略了这一国际惯例分营的总前提是媒介的产业属性，实际上已沦为一种切断体与魄联系，形成人为阻隔产业链的形而上做派，即强调事业是意识形态属性强的，是不能市场化的；产业才是意识形态属性不强的，可以市场化的，这其实是一种混淆了不同逻辑层面概念的认识错觉，本身裹藏着用利益性与公益性之分来衡定意识形态多与少的谬误，还搅乱了以营利与非营利作为产业与事业的合理划分标准。

应该说，中国广电集团化改革可谓一波三折，困境重重，风雨历程中留下的却是“问题多于成绩，困惑大于思考”。时至今日，在新一轮的“制播分离”改革的要求下，广电集团正处在被要求退回成立事业属性的广播电视台，倘若继续保留，只能降为由台下辖的公司化运作的经营实体，不得染指频道频率及其相关播出业务的尴尬境地。对此，处在决定应变的各地传媒管理层，将更多的是采取相互交叉任职或是全部内部公司化运作的对策，以此缓解实体产事分离之后由“隔”带来的体制不顺、利益不均、身份差别且产事部门相互掣肘的矛盾。只是这也不合情理。当然，历史的进步，不搞一刀切，而对集团化改革尚有信心的广电集团仍有坚持探索或重新选择的权力，历史也将因此有更多让人联想与丰富的空间。

作为中国广电集团化的强力倡导者，笔者从不怀疑中国广电在“入世”之后决意做大做强进而立于世界传媒强国之林的战略择定，对于今天的“台化”这一战略转型，我们也试图从集团化发展阶段性前后的正负性效应去理解的。广电传媒集团化当然是传媒产业成长的高级发展阶段，正由于它是在不完全市场化的条件下计划配置的结果，因此允许产业有发育期，对不具备组建传媒集团的广电实体缓批或暂不批准挂牌是实事求是的态度；以此而观，对于目前暂时没有批准挂牌集团的广电实体，先有一个广播电视二合一的过渡阶段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而且按照约定俗成，终于承认集团属企业性质也是历史的一种进步。这是一种集团化发展阶段的正向性效应。但是，对于在集团化发展过程中产业发育正常，积极朝着整体转制的方向迈进，努力使自身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谐社会有机组成部分的实力广电媒体，采取行政中断历史的衍进，回归事业格局，讲究行政级别，人为划分强力推行所谓的“产事分离”而不是国际惯例的“公商分营”，实践在表明，历史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违背发展规律也是要付出曲折滞缓乃至更多沉重的代价的。分别被推举为“台化”的领军人物，如上海的黎瑞刚总裁为之有了东方传媒不能整体上市而会导致关联交易太多的深深遗憾；湖南广播电视台的张华立副台长则在个人微博上直截了当地说，“中国的电视台不消灭行政级别，改革、产业等等就是梦幻，‘走向世界’更是自慰，就怕拖久了，老了，都没有能力梦遗了。”而最让人尴尬面对的还是整个广电业界大群自诩集团化成功者但又不得不面对戛然而止或随后命运可能被继续矮化的场景……

今天，可以这样说，中国广电传媒作为当今时代最重要的舆论导向载体，自然也在成功地扮演着是中国社会向着市场经济体制全面转轨的最得力宣传者与推动者的角色；但它同时也是文化产业的核心层，其本身并没有被社会广泛认定为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最热情的践行者并化为有机组成部分，内在的原因与症结耐人寻味，也值得深刻反思。

中国广电传媒集团化在“台化”的博弈下，实际上已到了一个需要重新审视自我、批判自我的关键时刻。作为一种呐喊，那就是历经坎坷的中国广电传媒集团化急切呼唤着“二次革命”——必须从资源整合、整体转制、完善法人治理结构角度重新认识集团化；从广电的政治、社会与经济这三重属性及其关系来推动产业化；从产业价值链的完整意义去操作产事分离；从产业立法的角度为整体转制提供良好的行业环境和发展条件。当中认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传媒产业起步发展的铁律：从行政事业型到宣传经营型再到特殊产业型，当中转化变革的速度直接取决于当事者思想解放的认识高度和执行力度。我们还应从历史阶段的发展产物角度及其“手段论”看待广电传媒性质与经营管理模式的上述衍进，最终确立整体转制的制度创新目标。而面对文化产业发展的重大历史机遇，我们始终坚信：中国广电业锻造自己航空母舰的努力方向是——组织集团化、经营集约化、管理规范化、制作社会化、节目市场化、效益综合化、目标国际化。

历史发展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中国广电集团化的进程，即使风雨兼程，毕竟大江东流去，前程不可限量。

当写完上述理性的思考文字之后，结语则是笔者需要再次抒发的一点感受，那就是：从“集团化”再到“台化”，表明中国广电传媒体制改革正处在因观念滞后并实践触礁而必须进行反思的调整期，当中尤显亟须思想解放的迫切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