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美育课：自然美学的复兴及其对环境美学的影响

当代学界对自然美的关注也许只是一个起点，自然美学由此应运而生，但是为何今天的自然美学往往被视为环境美学中的重要一维呢？

那是由于随着历史的发展，自然问题逐渐被拓展到了环境范畴，也就是实现了从“自然环境”到“人造环境”的拓展，环境美学愈来愈得到重视，从而将自然美的研究纳入自身的体系当中。事实也是如此，“我们的鉴赏超出了质朴的大自然，从而进入我们更世俗的环境当中”，因而“环境美学才应运而生”。

按照卡尔松最新的理解，从性质上讲，环境美学就是“日常生活的美学”。伯林特也基本持类似的主张，他同样在一种更为宽泛的意义上理解环境，就是“拓展到广阔的环境里面，这些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城市环境和文化环境”^[16]。

必须指出，卡尔松与伯林特这对当代环境美学研究的“双子星”，他们对环境美学的核心问题——“自然审美”（the appreciation of nature）与“艺术审美”（the appreciation of art）的划分——却是不相同的。前者主张艺术审美是趋于“静”的“静观”（contemplation），而自然审美才是“动”的“介入”；然而，后者从他的“介入美学”着眼，将自然审美与艺术审美统统纳入“介入”的模式当中。

“环境美学”的兴起，是目前所能见到的21世纪美学发展的一条新路，尽管在20世纪后半叶欧美学者已经对此做出了巨大贡献，但随着全球化时代的来临，环境美学的兴起也同样引发了国际上对“非西方美学”智慧的普遍关注，如今东西方正在共同丰富这一美学形态。

狭义上的“环境美学”，作为从20世纪50年代在欧美学界兴起的美学新学科，就本质而言，是一种“生活美学”。或者说，环境美学应该属于“日常生活美学”的一种。这大概已经成为环境美学研究者的某种共识，因为环境就是每个人日常生活的环绕物，它具有“属人”的基本特质，与人们日常生活的各种活动息息相关。

从历史的角度看，“环境美学”究竟是怎样在欧美学界被提起的呢？环境美学迄今为止的命运又如何呢？这就要从占据欧美美学界主流的“分析美学”（Analytic Aesthetics）谈起。20世纪的分析美学将自然美（natural beauty）的难题置于理论盲区中，由于它只关注艺术，以艺术为中心，从而使得其他可以被审美的文化内容难以被纳入美学视野之内。

纵观20世纪整个欧美美学主流，基本上都转到以艺术为核心问题的研究上面。以“语言学转向”（the linguistic turn）为鹄的分析美学，则充当了这种新的历史转向的“急先锋”，只不过语言的机制成了美学研究的主宰。实际上，在分析美学所聚焦的艺术之外，还有更广阔的空间可以开拓，分析美学恰恰是制约了这种继续延伸的美学力量。尤其是在分析美学被定型之后，这一美学传统里面的学者，大多致力于“再现”“表现”“虚构”“艺术品本体论”“艺术定义”“解释”等的研究，而鲜有新的创意出现。

自然美在欧洲出现得较晚，在17世纪的荷兰才出现纯粹意义上的“风景画”，最早的田园风光图画也暗示着被画者对这片土地的占有。

最重要的例证，就是英美国家的美学原论方面的著作，都惊人地表现出结构上的一致性，而且无一例外地将自然美问题排除在外。所以，环境美学家们在谈及这个事实的时候，往往都要援引那几本经典的分析美学文选，诸如当代学者约瑟夫·马戈利斯（Joseph Margolis）所编的、被反复再版的《从哲学看艺术：当代美学文选》（Philosophy Looks at the Arts: Contemporary Readings in Aesthetics, 1962）等文本，从而来指责在分析美学的眼光里面缺少了“自然”的维度。

在20世纪中叶，分析美学以艺术为核心的主流趋势，使得被严重忽视的自然美问题被一些有识之士提出来，自然美学和环境美学恰恰产生在这一时期。一位理论的“先行者”，就是当代哲学家罗纳德·赫伯恩（Ronald W. Hepburn），他那篇最初被收入于《英国分析哲学》（British Analytical Philosophy, 1966）的《当代美学与其对环境美的忽视》（Contemporary Aesthetics and the Neglect of Natural Beauty）一文，最早扬起了复兴自然美学研究的大旗。在20世纪后半叶，这种被普遍忽视的情况大为改观，当代的自然美学和环境美学，开始超越以艺术为中心的分析美学的主流传统，其基本取向就是“反分析美学”传统，尽管在许多方面仍受到传统分析美学的掣肘。

从美学史上说，对自然美关注的复兴，恰恰是对黑格尔美学以来忽视自然乃至压制自然美的倾向的反动。分析美学对这一趋向产生了最重要的反作用力的影响，其对艺术的偏好是有目共睹的，其所遗留的自然“空场”的确需要美学多加建构。由于对语言问题的关注，传统分析美学的“套路”似乎更适合于那种直接面对批评、小说、诗、绘画、音乐的语言解析，从而加深了其自身的重“艺”轻“自然”的倾向。然而，分析美学的反作用力同样是巨大的。在规范的传统分析美学的内部，人们就曾注意到了这种忽视带来的偏颇，而当“自然美学”的旗号被打出之后，追随者甚众，至今愈演愈烈，这从当下的国际美学界的情况可以看得更为清楚。

如果继续上溯美学史，可以看到对自然美的压制的确是历史形成的。其实，早在19世纪，欧洲浪漫主义就显露出一种“对自然的发现”的新路，然而这种主要在文学和艺术当中得到不断回应的思潮，却随着浪漫主义的落潮而衰落了。可悲的是，这种历史性的衰微并未引起美学家的注意。(www.xing528.com)

如果从德国唯心主义思潮（国内一般称之为德国古典哲学）来看，哲学巨擘康德（Immanuel Kant）似乎更加注重自然的伟力，在《判断力批判》中他所提及的艺术家无非就是荷马与一位德国诗人而已。在他的心目中，自然美无疑是高于艺术美的，这从他对于“崇高”范畴的哲学解析中就可以得见。康德的个人偏好对于德国唯心主义美学而言好像是一个好的信号，但是，这种取向在他的思想的继承者席勒（Johann Christoph Friedrich von Schiller）那里被阻断了。

德国美学家席勒将艺术提升到首位，而相对压制了审美的地位。到了另一位哲学巨擘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那里，艺术彻底压倒了自然，自然完全被排除在美学的疆域之外。我们知道，黑格尔的美学实际上就相当于艺术哲学。或许，在黑格尔看来，只有艺术才是人类精神的某种显现，只有这种显现才是美的。所以，黑格尔关于美的著名定义就是“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

“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这是中国美学家朱光潜的很妙的译法，它凸显了理念（其实是精神的外化）的核心地位。黑格尔这种完全回到艺术的方式，在其后的百余年间居然未得到充分的重视。尽管在19世纪中叶，出现了反黑格尔主义的思潮，倡导“回到康德去”，但是康德所偏重的自然美仍然被忽视。相应地，趣味问题也没有得到关注，康德曾表示，在天才与社会趣味有冲突的时候，他毋宁取趣味而舍弃天才，这足以表明他的立场。只要比较一下从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到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对天才的倚重和推崇，就可以比照出康德是相对地忽视了艺术，或者将自然置于艺术的地位之上。

欧洲古典油画中的风景开始只是作为“人的背景”而出现的，即使后来成为绝对的“前景”，而融入自然中的人却成了自然的背景。

在20世纪美学思潮当中，对自然美的态度仍然是泾渭分明的。黑格尔由于关注理性的自觉，所以对艺术的推崇理所应当。然而，早期法兰克福学派美学的重要代表人物阿多诺（Theodor Wiesengrund Adorno），却试图以自然本有的“非确定性”去反抗那种理性中心主义的力量，当然，阿多诺心目中所抨击的对象是资本主义社会所塑造的工具理性。所以，阿多诺才会称自然当中的美为事物的“非同一性”的残余。^[17]因为理性被视为拥有“同一性”的，按照阿多诺的“否定辩证法”和思维“星丛”的观念，自然反倒成为反对理性同一性倾向的“宠儿”。这是《美学理论》里面提出的新见解。与阿多诺这种具有后现代取向的新马克思主义学者相比，现代哲学解释学大家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的看法却刚好相反。

与阿多诺相抵牾，哲学解释学大家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里面对待艺术的观念，似乎直接回到了存在主义哲学家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的存在观念那里，但对待自然的态度没有海德格尔那般对自然亲近，尽管他并没有直接拒绝自然美的实存，但是显然，在他眼里艺术美是高于自然美的。这就好像是又回到了黑格尔那里，有些时候，伽达默尔的观念，倒更接近于黑格尔而不是海德格尔。当这位具有古典风格的哲学家，认定艺术就是德文意义上的那种“表现”的时候，他更多的是指艺术能够揭示出事物的“真理”。这既是对海德格尔的“艺术是真理的自行显现”的观念的继承，也是对黑格尔理念的间接接受。

当然，这种真理绝不是模仿的真理，而是一种本体论意义上的存在真理，伽达默尔用绘画说明的就是这个基本的道理——绘画使物成其物，使得事物回到了自身的本然存在状态。由此推导，自然的地位又何在呢？伽达默尔的观念倒十分直截了当：“风景画”使得“风景成为风景”。这句颇具现象学和存在哲学意味的话，透露出了伽达默尔用艺术观念去“透视”自然的误区。

环境美学和自然美学本来就是要远离过去曾以艺术为核心的美学研究的主流，然而，在确立自身的研究对象和范围的时候，艺术与自然、艺术审美与自然审美的关联及其互动关系，却是环境美学研究的重要问题。这也许就是一个悖论，但无疑，各种各样的环境美学观念之间的区隔，仍在于对待艺术与自然关系的基本理解的差异之上，在这种区分基础之上，各种自然美学与环境美学的观念就得以登场了。

当然，自然美学的出场更有其社会性的理由，按照西方学者的普遍观点，当今时代之所以需要以自然为核心的这种新美学形态，主要是因为“全球化将不能终止全球生态危机被引发”，“为了形成全球环境危机的意识，人类经验的审美之维就有了用武之地”！^[18]

[16]阿诺德·伯林特主编：《环境与艺术：环境美学的多维视角》，刘悦笛等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07年版。

[17]Theodor W. Adorno, Aesthetic Theory, Routledge & Kegan Paul,1984,p.107.

[18]Heinz Paetzold, Aesthetics and the Challenge of Globalization, in International Yearbook of Aesthetics, Volume 8, 2004,p.1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