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地专业人才在香港的身份认同与社会交往

内地专业人才在香港的身份认同与社会交往——以新浪微博为切入点的文本分析和深度访谈

孟　笛

（香港城市大学创意媒体学院）

【摘 要】　随着移动传播技术的进步，智能手机演变为电话、多媒体播放器和上网设备的结合体；而拥有一个手机便同时拥有了随身摄像头成为当今手机市场上不足为奇的事实；手机与Web2.0平台的结合，实现了随时随地记录生活并通过移动网络的即时分享。在这种背景下，手机微博为自媒体用户对日常生活的视觉再现和个人表达提供了空间。本研究通过对新浪微博的文本分析和用户访谈，关注内地专业人才在香港的文化适应与社会交往状况，试图通过追踪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的轨迹，了解其身份认同和城市归属感现状，通过关注他们的线上交流和线下沟通，描绘其建构社交网络的过程。

【关键词】　内地专业人才；移动传播；香港移民；身份认同；社交策略

首先，“内地专业人才”是有别于传统“内地新移民”的特殊群体。传统意义上的“内地新移民”是指那些基于家庭团聚理由移民来港的中下层内地移民（Chan，2009）。过去几十年，香港本土媒体中不乏对“内地新移民”形象的展现与诠释。其中，1979年无线电视台的电视剧《网中人》的主人公程灿，人称“阿灿”，因为社会文化背景的差异，行为非常怪异，“阿灿”成为内地新移民的代名词。后来，以新移民思维差异为题材的喜剧作品越来越多，如《表姐你好嘢》，也出现了“表哥”、“表姐”等指称。1999年，香港高等法院对港人内地所生子女居港权官司的裁定，再次引起电视媒体对“内地新移民”的大量报道，其中不乏负面评论指责其“好吃懒做”、“滥用综援”，将为香港社会带来“沉重的负担”。影视作品的形象展现和电视媒体的负面评论，是在当时社会政治背景下的产物，但也对内地新移民起了“标签化”的作用。然而，完全不同于之前“内地新移民”的难民身份，“内地专业人才”是指自2001年起，因香港政府实施经济转型和发展创新产业的要求，通过多项吸引人才计划而赴港工作的内地专业人士，其中“输入内地人才计划”、“内地学生毕业留港工作计划”和“内地海外留学生来港工作计划”都是特区政府为吸引内地专业人才而设立的（Chan，2009）。在此，本研究将移民香港的“内地专业人才”作为一个独特的群体加以观察分析。“内地专业人才”普遍拥有高等教育学历，具备专业知识和专业资格，属于年龄四十岁以下的青壮年，在香港的中上层人力市场中具有较强的竞争优势。专业人才的注入，必然为香港社会带来改变和创新，而移民群体本身也面临着对城市的感受、认识、适应和反思的一系列过程。作为中国的特别行政区之一的香港，因其安全、富裕、繁荣、廉政和高生活质量的国际大都会形象赢得众多移民倾慕；而且有别于北美和欧洲城市远离中国内地，香港因其靠近内地的地缘优势吸引了大量内地人才移民。然而，不容忽略的是，直至1997年主权回归，香港经历了一百余年英国殖民统治的历史，不同于中国内地的城市，香港是一个东西方文化并存的资本主义后殖民城市；加之其地狭人稠、物价高昂、语言差异等，“内地专业人才”到港后大都面临着文化适应的问题。

在全球化背景下，对跨国移民媒介使用及文化适应的研究显示，移民媒体、当地媒体和人际网络对形成移民的归属感至关重要（Hwang，B.＆ Zhou，H.，1999）。近年对华人海外移民的研究更表明，移民主动寻求“以电脑为媒介的社会支持”（CMCC）形成了对传统/线下社会支持的重要有效补充，这种现象在移民的初期阶段特别明显（Chen，W.＆ Choi，A.，2011）。在当代中国，以新浪微博为代表的移动社交网络的普及成为形成个人化传播社会（personalized communication society）的重要途径。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2011年7月发布的《第28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微博作为新兴的自媒体平台，受到网民的强烈推崇，用户数呈现出“爆发”式增长。2011年微博用户数量增至1.95亿，半年增幅高达208.9%，在网民中的使用率从13.8%提升到40.2%。其中新浪微博自2009年8月推出以来，注册用户已经超过1.4亿，占据中国微博用户总量的57%，以及中国微博活动总量的87%，成为中国访问量最大的网站之一。同时，在微博用户暴涨过程中，手机微博的表现引人关注，手机网民使用微博的比例从2010年末的15.5%上升至34%。随着移动传播技术的进步，智能手机演变为电话、多媒体播放器和上网设备的结合体，而拥有一个手机便拥有了一个内置摄像头成了在现在的手机市场上几乎不容置疑的事实。加之3G网络普及，手机与Web2.0应用的融合，使得用手机随时随地记录生活、表达看法并分享至微博成为一种流行。自媒体用户生产内容丰富而真实，手机拍照使普通人日常生活的视觉再现成为可能，手机上网突破分享的时空的限制。在此背景下，本研究以新浪微博为切入点，将用户原创内容进行文本分析（textual analysis），并采用民族志的研究方法（ethnographic approach），对“内地专业人才”群体进行深度访谈（in-depth interview），探索内地专业人才在香港的文化适应与社会交往状况，试图通过搜寻他们在香港日常生活中的轨迹，了解其个人身份认同和城市归属感的形成，通过追踪从线上交流互动到线下交往沟通的过程，描绘他们在香港建构个人社交网络的过程。

本研究以新浪微博为切入点，通过“滚雪球”抽样方法，搜集到50名活跃用户，经过十个月的前期观察，对其原创内容进行文本分析，掌握了大量真实而生动的素材。并且配合深度访谈，力图用定性研究方法搜集经验性材料和真实个案，其中的16人接受邀请，完成了线下面对面的访谈。访谈采用半结构化的形式（semi-structural），用问题大纲引导但不限制受访者的谈话，每次访谈时间大约一小时，通过录音和誊写的方式记录了对话。同时，作者本人作为在港生活四年的内地人同时是新浪微博的活跃用户，亲身参与了多次微博线上交友线下聚会的活动，切身观察了这一群体的生活和社交方式。本研究通过观察、参与、访谈和分析，试图反映移民香港的“内地专业人才”这一群体最真实独特的面貌和最鲜明生动的特征。

本研究在观展/表演典范的框架下展开（Abercrombie，N.＆ Longhurst，B.，1998），以“内地专业人才”在香港的主体认同问题为研究焦点，同时回应戈夫曼在“拟剧论”中提出的日常生活的表演性（Goffman，E.，1959），和吉登斯探讨的现代社会中人类对自身的反射性认识问题（Giddens，A.，1991）。本研究将城市人视为社会建构下的产物，强调香港资本主义社会消费文化背景对内地年轻人的影响，关注“专业人才”群体的身份认同和社交网络形成过程。同时，结合移动传播的已有研究，将手机网络空间提供的视觉再现与虚拟在场（Ito，M.，2005），视为城市移民文化适应过程中对抗压力与寻找归属感的资源。

一、消费主义与身份建构

作为著名世界贸易中心之一的香港，商品化程度之高，生活其中，就如同置身在一个巨大的购物中心，资本主义商品化已经渗透到了城市人的日常生活之中。特别是设计者将城市景观与商业中心巧妙地融合在一起，无论是观光客的到此一游，还是城市居民的休闲活动，所到之处都被商品化的景观包围着。甚至是当地居民日常出行，都无法回避地要途经卖场，观看地铁里铺设的巨幅广告。这种商品“普遍化模式”（universalist model）会将消费的理念逐步内化到人的行为习惯之中，将个人日渐变成以商品消费为生活兴趣的消费者。Debord认为，现代社会是以资本统治的观展社会，它将一切事物都商品化，也因此完成了对日常生活的殖民。这种殖民是指资本主义市场对个人大规模内在化的延伸——是对个人生活、闲暇时光和个人表达的入侵和重构（Debord，G.，1995）。恰如此言，生活在香港，逛街购物被内化成一种生活方式，无论是假日节庆还是日常休闲，开心庆祝或者伤心发泄，约朋友逛街还是打折抢购，逛街购物成为香港的一种世俗惯例（mundane routine），演化为日常生活的坐标。

商品化社会，日常事物都被审美化（aestheticized），于是追求个人风格（style）是现代城市人的主要行为特征之一。个人风格不只是体现于时尚服饰和文字表达，而是对日常生活无时无处不体察到的敏锐感知。在对新浪微博的文本分析中，有一系列自拍照特别有趣。用户x在自己的微博中发布了一系列名为“今日搭配”的图文——每隔几日便更新一次当日搭配（服装、首饰、鞋包等），配以文字解释这种风格的用意和搭配的灵感来源。在访谈中X说，这一系列发布并非为了炫耀自己拥有的名牌，而是“记录当时的个人风格，因为喜欢，而且这些后来再看会变成曾经生活状态的写照”。

消费主义对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并不一定要通过购买来完成。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人类体验经历了从“拥有”到“展示/陈列”（from having to appearing）的演变。游荡在购物中心的城市人，未必可以拥有那些展示的商品，但是“占有性凝视”（possessive gaze）也可以冲击或满足他们拥有或可能拥有这些商品的欲望。移民香港初期的年轻人，游荡在购物场所，他们渴望拥有这些美学化的存在，于是用休闲时间试穿、拍照、继而上传微博留念。T就曾在微博上发过一组试穿衣服的照片，采访时她说：“这种撞色搭配是今年香港流行的穿法，我留意很久，但不适合办公室工作，所以没有买下，还是很喜欢，于是拍照分享给微博的朋友。”同样，微博上最受欢迎的主题之一“街拍”，正是满足了城市人“占有性凝视”的欲望。“微博街拍”可以看成是碎片式个人风格化的时尚杂志，它不仅向读者兜售“理想自我”（ideal selfhood ）的范本，更将这种形象平民化为可以模仿的版本。大众媒体中时尚女性的形象不断强化了一个观点，即外在风格的打造，是一种身份的表达。吉登斯曾经明确说明，个人身份的建构是跟身体的塑造不可分割的（Giddens，A.，1991）。在这种前提下，现代女性更不遗余力地保持完美体形和打造得体装束，以便展现出“完美的自我”。 Abercrombie ＆ Longhurst研究发现，城市人在展现自己的同时，想象着他人在观看这展示，即他们在为想象中的观众表演（Abercrombie，N.＆ Longhurst，B.，1998）。其实Abercrombie ＆ Longhurst并不是最早提出“表演”观点的，社会学家戈夫曼在其1959年的重要著作中已经对日常生活的表演性做了类似阐述。戈夫曼用戏剧舞台比喻现实生活，提出了“拟剧论”，认为在戏剧中演员站上舞台为观众进行表演，直到进入后台没有观众时才停止表演，反映出真实的“自我”，与此类似，在现实生活中，每个人都在为现实或想象中的观众饰演着期待中的角色。如此，一切外在的言谈举止及风格化装束都是为了迎合社会期待来扮演城市人的社会角色，然而，在一个陌生的城市，个人身份认同难免经历迷茫。前面提到的受访人X曾发过一条这样的微博：“镜子里的人是不是你。你又是谁。除却化妆，华服，以及无谓的矫饰，你到底是谁。你在哪里。你找得到你么。我找不到我。”并且附上一张自己素颜望向镜中的照片。将这样一段独白在微博上公之于众，显然还是有预期受众的行为，然而这种对主体的追寻与反思，也不得不被看成是建构身份认同的基础。

不少年轻女性喜欢在微博上展示自拍照，大都是角度光线配合下自己最得意的状态，这种行为常常被指责为“自恋”。而在Abercrombie ＆ Longhurst的论述中，“自恋即顾影自怜”（Narcissism），更多地被视为一种广泛存在的文化现象而非个人缺陷。本研究更偏向此观点，即“自恋者即顾影自怜者”高度关注“自我”（the self），将“自我”看作想象受众的中心，模糊了个人和外在世界的界限，将自我之外的人和物，只看成是镜子一样的对自我的反射（Abercrombie，N.＆ Longhurst，B.，1998）。这里“自恋”的概念与吉登斯所说的“反射性自我”（the reflexive project of the self）是一致的，都是通过他人的反射性信息，不断调整对自己的认识，最终建构起个人身份的认同。在新浪微博的个案研究中，V经常展示漂亮的自拍照，并且培养了庞大的粉丝群。一次V发布了这样一条微博：“昨天某人鄙疑滴对仙女说，‘你在围脖上称自己为仙女，其实大家都会在背后取笑你！’仙女说，‘自信和乐观是多少人想要拥有，却不具备的品质，我的自恋与他人无关！’”并且配发了一张笑容加胜利手势的照片。这条微博一发布，随即得到很多粉丝响应，纷纷表示支持V。虽然在访谈中，V表示自己并不在乎别人的看法，但却也承认“粉丝的支持是自己坚持发照片的动力”。通过访谈得知，几乎所有用户都会查看微博留言和评论，而对于有实质性内容的评论更会认真回复。微博用户就是在不断“展示自己—收到回馈—调整自己”的过程中建立了个人身份的认同。主体认同，是每个人开始独立生活必经的一步，而我们置身其中的城市也必将在这建构中留下印记。

二、私密还是公开：社交的策略

除了作为碎片式的个人视觉日志，微博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分享与朋辈的合照。通过将社交活动照片上传至微博并“＠”在场好友，实现了将社交经历数字化保存并公开展示。微博“即时分享”的特性，催生了社交活动的视觉再现与衍生互动。受访者A曾发布一张“举杯照”来纪念一次朋友聚餐，在访谈中，A表示：“这是手机拍完即刻发布的照片，如果有时间回去审视，会发现照片中很多不完美的地方，比如光线，角度等等，可能也就不会有这条微博，但是，这种不完美就是生活本质。”手机微博记录了转瞬即逝的生活快照，也为匆匆忙忙的城市相聚留下了回忆。(www.xing528.com)

除了保存与朋友的“集体回忆”，微博的“群组功能”还可以帮有共同背景或兴趣的人结成小组。当条件允许的时候，线上虚拟社区会发展出线下聚会，而这无疑为内地新来港人士提供了建立个人社交圈的机会。下文将以作者亲身参加的一次微博小组聚会为例，说明新媒体协助移民群体形成社交圈的过程。第一步，“内地人在香港”微博小组从成员互相提供“工具性支持”（instrumental support）开始，小组话题诸如“港澳通行证延期的程序”、“香港交通地图”等；第二步，成员就类似于“你还打算在香港待多久”的话题展开讨论，由于组员都来自内地，有共同的成长经历和文化背景，使他们在移民香港的初期，更容易凝聚成“情感支持”（expressive support）群体。在这一时期，部分组员通过分享与交流，已经发展了友谊；第三步，在此基础之上，活跃用户开始发起线下活动邀请，召集人推荐去一家四川菜馆聚餐，于是有兴趣的成员纷纷加入聚会。聚会当天观察发现，组员之间的心理距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从开始大家用网名互相介绍，到后来谈到工作及学习经历，竟发现彼此曾在同一个城市读书，或正在同一条街道的写字楼上班。这种相似的生活经历迅速拉近了个人之间的距离，现实空间的聚会将线上的虚拟形象与线下的真实个人勾连起来，真正的社交网络开始形成。活动最后，发起人宣布当天是她的生日，并与大家分享蛋糕。有意思的是，蜡烛点燃的时刻，近十部相机同时闪光，跟着便有人拿起手机，将这一“事件”进行微博直播。几分钟内，生日蛋糕的照片就在微博上收到了十几条留言——未能到场的小组成员已经发来祝贺。这时，虚拟空间与城市现实空间交织在一起。一方面，摄像手机和移动网络的结合制造了“同时在场的视觉亲密感”（intimate visual co-presence），使手握手机的微博用户即使身处城市的不同角落，仍能第一时间见证聚会空间事件，并送上祝福，分享“远程虚拟同时在场”（distant virtual co-presence）的感觉（Ito，M.，2005）。另一方面，得到个体“全身心的在场”（full-presence）变成了难事，即便坐在你身边的人，也可能正和其他空间的朋友亲密交谈。

通过微博视角，“内地专业人才”社会交往的倾向性有所体现——维护私密空间和小圈子是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比如在访谈中，G表示：“对新浪微博开拓香港市场表示反感，因为现在微博上的朋友全部都是内地的老朋友，所以可以放心大胆地抱怨工作上的烦心事，如果哪天发现公司同事甚至老板也有了微博账号，真是不幸……”还有T表示：“工作期间有时为防止上司从背后监视，会将手机放在电脑键盘上浏览微博内容，而不会用台式机浏览。”在香港这个充满工作压力与生活焦虑的城市，微博提供了一个可以自由表达和放松心情的空间，使得内地移民可以得到片刻的逃离。

另一方面，微博也体现了社交网络建立的另一种趋势。起源于上世纪末90年代的摄像头文化（webeam culture） ，许多人通过互联网将自己打造成网络“微名人”（micro-celebrity）。虽然传统意义上的“名人”也可以通过网络聚集关注，但“微名人”被定义为仅通过网络自媒体赢得人气的虚拟名人。在对Camgirl的研究中，Senft指出，现代社会“名气”与“资本”不可避免地联系在一起，而且，“名气”可以带来“资本”（Senft，M.，2008）。受访人M作为微博活跃用户，经常展示个人生活照，成功经营个人形象，将自己塑造成“观众”眼中美丽时尚幸福的代名词。同时，M经营一家淘宝网店，销售香港代购精品，长期视觉再现影响下形成的信任与亲密关系，将自身形象打造成“品牌”的无形资产，最终带来网店的实际利润。受访人M的例子，就是通过微博公开展示，凝聚人气引起社会关注，最终赢得资本利益的佐证。

其实，无论刻意维护轻松而熟悉的私密空间，还是精心打造广受欢迎的公众形象，通过微博经营社会关系网络的策略，看似截然不同，其实都是对城市文化适应中面临压力而产生的不同应对。

本文描述了移民香港的“内地专业人才”，由于受到资本主义观展社会消费文化的冲击，在认识这座城市的同时，重新认识自己，建构自身形象，发展社交网络的过程；而香港这座城市自政权回归14年间，迎来了越来越多的内地人，无论是游客还是移民，都为这座城市面貌的改变留下了痕迹。微博作为方便快捷的自媒体平台，以新城市人日常生活的视角，真实而具体地展示了城市生活的细节，文化适应的冲突与摩擦，也记录了移民形成主体认同和社会交往的轨迹。

［参考文献］

1.Abercrombie，N.，＆ Longhurst，B.（1998），Audiences：A Sociological Theory of Performance and Imagination，London：Sage.

2.Chan，K.B.（2008），Hong Kong's Professional Immigrants from Mainland China and their Strategies of Adaptation，Report to Central Policy Unit，Government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3.Chen，W.and Choi，A.（2011），Internet and Social Support among Chinese Migrants in Singapore，New Media Society，Sage.

4.Debord，G.（1995） ，The Society of the Spectacle，New York：Zone books.

5.Goffman，E.（1959） ，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Everyday life，New York：Doubleday

6.Giddens，A.（1991） ，Modernity and Self Identity：Self and Society in the Late Modern Age，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Stanford.

7.Hwang，B.，＆ He，Z.（1999） ，Media Uses and Acculturation among Chinese Immigrants in the USA，Gazette.

8.Ito，M.（2005），Introduction：Personal，Portable，Pedestrian，in Ito，M.，Okabe，D.，Matsuda，M.（Eds.），Personal，Portable，Pedestrian：Mobile Phones in Japanese Life，MIT Press，Cambridge，pp.1-16.

9.Senft，M.（2008），Camgirls：Celebrity and Community in the Age of Social Networks，New York：Peter La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