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的发展史和交往史表明，一种文化要延续、繁荣和传播开来，“和而不同”（多元、共存）、“交而遂通”（接纳、欣赏）是很好的路径，也是中华文化的优秀价值。中华文化要走向世界，一方面，“和而不同”，既保持自身独立性，亦尊重他者合理性；另一方面，“交而遂通”，积极对话与沟通，互相学习，互为滋养。“和而不同”“交而遂通”提供了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合理尺度：“必须站在文化平等的立场上，坚守本土性文化领地的固有疆界，诉求本土性文化的特殊权利，努力将处于弱势地位的异质文化和民族文化从不平等的现状中解放出来，使本土性与全球性之间的互动关系保持着一种科学、合理的张力，从而能够站在本土性与全球性相结合的文化多元的立场上进行权利平等的文化交流、学术对话和科研合作，进而促进人类的相互理解和社会的共同进步。”[60]
今天的中国文化要走向世界，关键要把握好本土性与全球性的合理张力。“和而不同”意味着，走向世界并不是一味迎合西方文化的“口味”，无节制地消解本土与全球之间的差异，而是要保持核心内容的独特性，这同样也是为保持世界文化多样性做贡献。李建军提出，文化间的对话不是要求“同而不和，敬其所同”，而是“和而不同，敬其所异”。[61]在全球化的今天，“西方中心主义”已经被越来越多的包括西方学者在内的研究者所诟病。[62]“西方中心主义”还意味着，全球化可能就是西方化，因为对于弱小的文化系统来说，交流与融合往往意味着失去了自身的独特性，导致全球文化的同质化，反而伤害了文化的多样性和异质性。“大海与河流的相互接近，必然导致河流（本土性）归于大海（全球性），导致文化的同质化和无差别化，亦即文化的全球化和世界化。这种以牺牲本土性、民族性的异质性来换取全球性和世界性的同质性，实际上是一种对传播领地和文化权利的巨大的过分让渡。”[63]
“交而遂通”意味着，走向世界也不是一味鼓吹民族主义，过分强调与西方文化的不同，而是要积极对话与融通，吸收其先进成果。陈寅恪曾说：“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64]钱穆“英雄所见略同”：“窃谓今日我中国人自救之道，实应新旧知识兼采并用，相辅相成，始得有济。一面在顺应世界新潮流，广收新世界知识以资对付；一面亦当于自己历史文化传统使中国之成其为中国之根本基础，及其特有个性，反身求之，有一番自我之认识。”[65]谭其骧指出：“中国之所以能长期继续发展，汉族之所以能长期屹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繁衍为占全国人口大多数的主体民族，对不同文化采取兼收并蓄的开放态度，应该是主要原因之一。”[66]安乐哲认为，儒家包含了一种“转化论”，指向“人类在日常生活中生命品质的转化，不仅提升和激励我们的日常生活，而且进一步辐射性地将世界赋魅”。[67](www.xing528.com)
笔者曾提出“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六条建议：第一，探寻和坚守中国文化的遗传基因；第二，建构文化本土性价值体系和话语体系；第三，尽快消除和打破跨文化交流的隔阂与疏离；第四，掌握和把握好中国文化与全球文化互动的合理张力；第五，采取由近及远传播和文化亲近传播的策略；第六，国家应该依据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原则，先集中力量在一些条件成熟的大城市或文化产业圈，培育和开发具有战略意义的重点文化产业和一系列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高质量文化产品。[68]
一百多年来，西学东渐，中华文化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变局”，远超当年佛教西来之势。遥想当年新儒学为了消化佛学，经历了从唐代至宋明的漫长历程，终于成就了宋明理学的新高峰，这就是“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汤一介认为，中国历史上出现了两次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一是春秋时期的文化大发展，中国的“轴心时代”和“轴心突破”即孕育于这一时期；二是宋明理学的兴起和发展，“中国的宋明理学（新儒学）在印度佛教冲击后，再次回归孔孟而把中国哲学提高到一个新水平”。[69]自西学东渐的一百多年来，尽管不断有类似文化创造性转化的呼声，但依然没有达到如中国历史上的两次文化创造性转化那样的阶段。“到目前为止，我们仍然处在大量吸收西方文化的过程之中，我们还没有能如在吸收印度佛教文化的基础上形成了宋明理学那样，在充分吸收西方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现代的新的中国文化。”[70]相比当年，也许目前的一百多年的学习西方和中西交融仅仅是个很短的开始。究竟当代新儒家以及各“家”的努力，能否堪比唐代韩愈、柳宗元的功德，还是媲美北宋“五子”的气魄，抑或是朱熹之集大成、王阳明之融会贯通，只能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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