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年场：抗战时期的疏散地

抗战时期，万年场及其所在的东郊沙河两岸，成为成都市民乃至外地人士躲避日机空袭的疏散地，在抗战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痕迹。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战机在中国领空恣意横行，对中国城乡实施惨无人道的狂轰滥炸。中国空军虽奋力迎击，且付出重大牺牲，但无奈实力不济，仍难与之抗衡。为应对严峻的形势，1937年9月，成都成立了由川康绥署主任、四川省主席刘湘为总指挥，王陵基、严啸虎、周荃叔为副总指挥的防空指挥部，负责主持成都地区的民防事务。未雨绸缪，当局高度重视成都的民防，于当年底在东南西北四门城墙上全都安装了警报器。警报笛声按声音长短和间隙，分为预备警报、紧急警报和解除警报。市区各主要路口则树立木杆，上面悬挂警报旗或灯笼，用旗帜或灯笼的多少来表示警报的等级。并规定，只要听到警报声或见到警报旗、灯笼，无论白天黑夜，居民们必须熄灭火烛，收拾行李，迅速转移到安全位置。有的地方还悬挂形同古钟的防空袭报警大钟，钟旁立一黑板，上面写着：“警报时钟锣声别：一、空袭警报三声；二、紧急警报连响；三、解除警报一响；四、毒气警报二短一长。”可谓言简意赅，一目了然。

随着日本空军对中国城市狂轰滥炸的日益升级，四川和成都省市两级民防机构亦进一步加强了防空措施。1938年2月，成都防空指挥部制定了《避难区避难实施方案》。方案决定“以成都市为中心，距城四十里为半径之周围内各乡镇，划为避难区域”。1938年11月和1939年1月，四川全省防空司令部和四川省会防空司令部又相继颁布了《成都市人口疏散办法》和《四川省机关团体学校疏散办法》，也作了类似的规定，要求“机关、学校、工厂限三月底以前疏散，不必要留住城内之居民，限四月十五日自动疏散出城”。按照上述“方案”与“办法”划定的范围，避难区域主要包括：成都县全区、华阳县属的龙潭寺、西河场、保和场、万年场、大面铺、中和场、石羊场、黄龙场、白家场、簇桥等。万年场因此成为市民躲避空袭的栖身地之一，弃家而出的城区市民纷纷避难至此，或租住农家房舍，或自搭简陋窝棚，在尖厉的警报和呼啸的炸弹声中挨着艰难的日子，但也使原本人稀地僻的万年场人气陡增，热闹起来。

1938年11月8日上午11点14分，一个成都市民永该铭记的黑暗时刻——日本空军首次轰炸成都。^[8]那天，从汉口起飞的18架敌机仿若一群凶煞的恶鹰在蓉城上空肆虐，118枚炸弹呼啸而掷，剧烈的爆炸，撕裂了成都秀丽的肌体。“呜——”凄厉的警报在弥漫的硝烟中回响，成都市民就此开始了长达六年“跑警报”的艰难岁月。

▲ 跑警报的人们在防空洞外透气　成华区地志办供稿

为尽量减少敌机空袭带来的损失，1939年5月，四川省会防空司令部又发布了更加严苟的《成都市强迫疏散人口实施纲要》，规定：所有机关除职责必须留驻并经呈核准外一律于5月底以前疏散；5月15日以前所有公、私立学校自行择地疏散，并强迫停课，勒令学生离校；平民疏散由省会警察局挨户调查，填具平民疏散表册，发给疏散证，限5月底以前一律迁入疏散区，违背者强行疏散。

严令之下，民不得不从。1939年5月10日，成都市开始了历史上空前的人口大疏散。至一个月后的6月11日，成都市城区人口由抗战前的52万减少到32万。尽管尚未达到疏散35万人的预定目标，但20万人的疏散撤离，明显地降低了城区人口密度，对于此后日机轰炸下减少人员伤亡仍有显著效果。(www.xing528.com)

对于这一特殊时期成都市区人口的防空大疏散，李劼人先生在其小说《天魔舞》中真实而生动地还原了类似的情景：

成都在抗战中扩大了，人口从战前的四十几万增加到八十多万。近郊许多地方，从前是纯农村世界，但自民国二十七八年起疏散的人出去多了，而许多新兴的有关军事机构也尽量建立在郊外，这样一来城外一些地方电灯有了，马路有了，桥梁有了，粮食店、猪肉架子、小菜摊、杂货铺也有了，连带而及的茶铺酒店饭馆旅社栈房都有了，业也把城郊四周十来里地变成了半城半乡的模样……

1939年6月11日，日本军机又一次空袭成都，在市中心投掷炸弹、燃烧弹百余枚，炸毁和焚烧盐市口等20余条街道和4000余间民房，炸死炸伤市民600余人。日机此次轰炸，使成都损失惨烈，引发大批市民和中小学生向城郊乡下疏散。仅东郊沙河两岸就迁来10所中小学，除今万年场的五显庙小学外，还有今李家沱附近的独柏树小学、今踏水桥东北侧的商业场小学、猛追湾东南侧的建国小学、今新华公园西南角的白庙子小学、今新鸿路小学处的华阳北小和距五显庙小学东南一公里的多宝寺小学，以及踏水桥正东里许的大成中学、圣灯寺的省立成都师范与猛追湾街东北的志诚高级商业职业学校。

原本的乡郊野外，陡然间迁来这么多的学校，校舍从何而来？周边的法华寺、五显庙、多宝寺和圣灯寺等老寺旧庙此时派上了大用场，尚存的殿宇廊庑因陋就简，加以修葺改作教室，一庙一校。但其余六校却需要新建校舍。为此，聚居在当地的客家人慷慨地伸出了援手，他们不但捐出一部分工料，还就地取材，砍下杉杆、杂木和竹子作为梁柱和房椽；编织竹篾笆糊上掺和草筋的泥土为四壁；担来麦草覆为屋顶，为学校搭建“抗战房”。他们不但使这些生于乱世、颠沛流离的中小学生有了一处能卧枕安眠的居所，还有了能放平一张课桌的学堂。在敌机轰炸的阴云下，沙河两岸的竹丛旁，东郊简朴的乡场上，闪动着学子们逆境之中顽强求学的身影。^[9]

日军自1939年开始的频繁轰炸，使成都城区市民不断向乡郊疏散，东郊人口激增。万年场以及周边的曾家店、八里庄、踏水桥、庞家碾、跳蹬河等诸多“幺店子”由此快速发展起来，诚如李劼人先生所言：“电灯有了，马路有了，桥梁有了，粮食店、猪肉架子、小菜摊、杂货铺也有了，连带而及的茶铺酒店饭馆旅社栈房都有了。”

然而，即便跑警报栖乡郊，成都人啖茶品茗的雅兴也未得消减。只要敌机的炸弹不掉下来，万年场、踏水桥等多处的茶铺里每天仍是茶客满座。城里和疏散至此的中小学生便经常利用星期天到茶铺宣传抗日和演出节目。当地爱国士绅和一些头面人物深受感染，亦不吝出资，请人在茶铺讲说评书。诸如杨家将大破辽军，岳武穆精忠报国，梁红玉勇抗金兵，戚继光威震倭寇……古代先贤不畏强敌，忠勇卫国的壮烈史实激发起人们极大的抗战热情。而上海汽车司机胡阿毛拉着一车日寇冲进黄浦江同归于尽；空军孤胆英雄阎海文战机被击中并跳伞落入敌阵后自杀殉国……当代中国军民宁死不屈，抗击强寇的英雄壮举，更使人们热血沸腾！简陋的乡场茶铺，此时却俨然成为爱国主义教育的课堂！万年场因之在成都东郊抗战史上留下珍贵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