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经典方法学的互动与展望

前面谈了第一个问题，即萧先生的致思趋向、方法学思考与治学方法。这里讲第二个问题，讨论的是中国经典诠释方法学的展开。

（一）诠释学与创造的诠释学

这就要提到美国天普大学教授傅伟勋先生。他和萧先生、刘纲纪先生都是非常好的朋友。傅伟勋先生一共来过武大两次，萧先生邀请并让我接待、陪同。傅伟勋先生的创造的诠释学是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首次在武汉大学讲的，后来又有所修改。关于诠释学，他很敏感。那时大家还没有像今天这样重视伽达默尔的诠释学。那时傅先生用五层辩证的关系来讨论中国经典诠释。首先是“实谓”，即这个文本实际上了说了什么？这一层实际涵盖了我前面所说的点校、训诂、考据、辨伪、辑轶等。要想弄清文本实际上说了什么，就离不开文字训诂等一系列小学功夫与文献学的功夫。假如对前面的思想史遗产完全不了解，就没有办法做个案的研究。第二层是“意谓”，即作者想要表达什么？或他所说的意思到底是什么？这一点傅先生认为非常重要。后来有人讨论说，这才是开始了真正的诠释学。第三层是“蕴谓”，即作者可能要说什么？或他所说的可能蕴涵着什么？第四层是“当谓”，即原思想家本来应当说出什么？或创造的诠释学者应当为原思想家说出什么？最后一层是“必谓”（后来傅先生修改为“创谓”），即原思想家现在必须说出什么？或为了解决原思想家未能完成的思想课题，创造的诠释学者现在必须践行什么？^[11]有人批评说，必谓（或创谓）也应放在诠释学之外。也就是说，属于诠释学之内的只有意谓、蕴谓和当谓。实谓是进入诠释学的一个功夫与前提，是前面的准备工作。意谓、蕴谓和当谓才是诠释的过程。必谓（或创谓）则是今人的解读，应排除在诠释过程之外。香港中文大学刘昌元先生对傅伟勋先生创造的诠释学也有所批评。他认为，假如存在这五层创造的诠释的话，就有过度诠释的嫌疑。他强调孟子所说的读《诗》时“以意逆志”的方法。要分析“说话的主体”与“实际的主体”，以期做到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意”。人的意识总是处在一定的处境、制度与风俗之中。^[12]还有，诠释者总是使用一定的语言，这也是伽达默尔所强调的一种诠释对话的理论。我们要勇于突破权威的、独断的说法给我们的限制。这就必须有开放的心态。关于“成见”， 伽达默尔也有他自己的解读，大家想必也很熟悉了。此外，刘昌元先生提出了“历史的具体化原则”、“融合原则”和“丰富性原则”。比如，他说方东美先生用道体、道用、道相、道征四方面来解读“道”，就把《老子》的“道”解释为在形上学上有一超本体论的层次。^[13]这些都是刘昌元先生在解释学层面对傅伟勋先生的批评。刘先生还提出有所谓“尊敬的解释学”与“怀疑的解释学”等相对应的观点。关于伽达默尔的诠释学，我们有很多很好的学者来做这方面的研究。伽达默尔所反省的是西方启蒙主义的两大精神：一个是强调理性，一个是否定传统。

（二）从黑格尔转向后黑格尔

我接手哲学史方法论这门课程到2009年约有十五个年头。我们这门课原来是中西哲学史的老师一起上，后因工作量的问题，就分开了。分开后，我和田文军教授一起来负责。原来这门课是两个学期即一个学年的课，田文军老师与我各带一学期课，后来压缩为一个学期了，我们各带半学期课。我主持这门课时曾请邓晓芒教授、彭富春教授、何卫平教授等到我们这个班给中国哲学专业的研究生来讲西方哲学中最重要的哲学家的方法学。我们一直强调中西互通。我接手之后对这门课程的转型，就是从黑格尔转向后黑格尔。一方面，我们继续研读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的导言，对其进行细致的讨论。另一方面，我们更重要的是学习并检讨马克斯·韦伯，学习并反思西方著名汉学家的新成果，学习并讨论伽达默尔的诠释学在中国哲学诠释中的意义。伽达默尔认为，如果否定传统就丧失了我们所理解的视域，而令纯理性的作用几乎成为不可能。现代并不与传统相对立，而是以崭新的方式来形成新的传统。真正达到理解时，社会对现代与传统的理解就实现了“视域融合”。洪汉鼎、沈清松、陈荣华、何卫平等教授在这一方面都有很多贡献，我们主要读洪汉鼎译《真理与方法》及洪先生书数种，沈清松先生著《现代哲学论衡》有专章论哲学诠释学，陈荣华先生著有《葛达玛诠释学与中国哲学的诠释》。沈清松据伽达默尔思想指出，每个人都必须意识到自己隶属于一个传统；同时，我们必须知道我们的历史传统只是各种传统中的一个传统而已。因此，我们必须保持开放性，向印度、西方等不同传统开放。另外，我们最需珍视的是语言的传统。而语言的传统则存在于我们的经典、典章文物、圣贤人格、言论、经史子集、民间民俗文化中。(www.xing528.com)

解释学有它的“游戏”观念，而游戏中又有规则。这一规则与自然科学中的规则不同。自然科学的规则是主客对立。西方社会科学也受到了自然科学这一规则的限制。主客二分作为所谓的普遍规则理论，用到对具体事物的把握上，就造成了像我们今天生态环境遭受严重破坏等后果，这就是科技文化所产生的弊端。所以，须理解老子所谓“道法自然”。我们要费很多口舌来向我们的听众表明“道法自然”这一“自然”不是西方观念下的那个对象化的“自然”。“道法自然”就是道向自己的那个样子而已。有一次一位院士问我，“道法自然”怎么解释，我费了很多口舌来向这位自然科学家解释。伽达默尔诠释学讲到了诠释活动的预设，认为客观的诠释是不可能的，我们的理解总是在先设结构（所有、观念、概念等）的框架内才能实现。比如说，我们解读孟子的“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尽心、知性、知天，存心、养性、事天只有从《孟子》全书的脉络中才能得到理解。不仅如此，我们甚至只有从先秦儒学发展的脉络中才能理解这句话。这就是一种先设所有。所以任何一种创造性的理解都离不开我们的传统。我们现在认为理性与传统之间是可以各自分离、彼此独立的。然而解释学告诉我们，在我们彼此之间，在问题与答案之间，通过诠释经验中的对话性，双方可以达到一种互动。这就是一种人文主义的方法学。

（三）中国经典诠释的方法论启示

中国哲学史界近年来的方法学讨论，我觉得最值得重视的是成中英先生的本体诠释学，汤一介先生的中国解释学，黄俊杰先生以孟子诠释为中心的经典诠释学与东亚经典的诠释学，李明辉先生的康德与儒学的互释，刘笑敢先生的“反向格义”说，还有借现象学解释的路子，如张祥龙教授与陈少明教授等所做的工作。成中英先生认为，西方古典的形上学是寻找本体的诠释，而他所探讨的中国诠释学是基于本体的诠释。他要重新建构中国诠释学视域下的本体论。黄俊杰先生把两千年来《孟子》的诠释历史加以分析与提炼，总结中国诠释的方法学及时代所附加在《孟子》诠释上的一些内容，使经典与文本得以有新的敞开。此外，日本、朝鲜半岛、越南学者对于四书、儒学也有自己不同的诠释，并在此方面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汤一介先生总结了中国古代经典诠释的三种路向：一是“历史事件的解释”； 二是“整体性的哲学解释”； 三是“社会政治运作型的解释”。这些都是值得我们讨论的问题，都可以丰富我们的哲学史研究。伽达默尔一百零一岁时告诫中国学者，不应忽视自己本民族及文化传统中丰富的具有特色的解释学思想的分析与提炼，它也可以给西方提供某种借鉴与启示。^[14]我们有自己的解释学传统，我们的经学、子学、佛学、理学中都有自身的解释学传统。对此我们应倍加珍惜，我们相信伽达默尔的这番话具有重大的意义。

前些年还有所谓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讨论。关于中国有没有哲学，不能因为一个洋大人来中国走了一遭，说中国没有哲学，只有思想，我们就亦步亦趋。其实，没有必要去争论中国有没有哲学，因为哲学的定义本来就非常繁复。但有人又提出，这么多年以来我们中国哲学的解释完全是“汉话胡说”。那么，我们是不是不要用外国人的思想作为参照，不要“胡说”了呢？还有人提出，我们不要“哲学”这一词汇，就用古代的“道术”替代算了。此外，我们该如何应对“以西释中”，是不是可以开出一条“以中释中”的路子呢？有的先生主张“自己讲”和“讲自己”。我们今天已经到了一个中西不可分割的对话的时代，个人以为，已经不可能自说自话了。既然我们处在一个中西互动的时代，那么前面所面临的疑问自然就好回答了。看来，固步自封是不行的。“中国哲学”学科的完善与发展，仍然离不开中外哲学的多方面的更加广泛深入的交流、对话与沟通。今天，我们的解释学处境是在中外古今之间，故针对“以西释中”回到所谓“以中释中”，是不妥当的，其实“中”、“西”都是流动的、变化着的。通过对近十几年来中国经典诠释的方法学及专家们所提出的各种问题进行讨论、解读，可以引发我们对于中国哲学方法学的新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