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象学研究汉语语境中的现象

学者简介

倪梁康，1956年生，江苏南京人。1980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外文系，1985年于南京大学哲学系获哲学硕士学位，1985年赴德国弗莱堡大学留学并于1991年获哲学博士学位。时任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著作有： 《现象学及其效应——胡塞尔与当代德国哲学》（生活 · 读书 · 新知三联书店，1994）、《胡塞尔现象学中的存在信仰》（德文版，克鲁威尔国际学术出版社，1999）、《胡塞尔现象学概念通释》（生活 · 读书 · 新知三联书店，1999），主要译著有： 《现象学的观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逻辑研究》（2卷3册，上海译文出版社，1994—1999）、《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商务印书馆，1999），主编《中国现象学与哲学评论》（第1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胡塞尔选集》（上下卷，上海三联书店，1997）、《面对实事本身——现象学经典文选》（东方出版社，2000）。

据我所知，您是近年来国内从事现象学研究较早、研究成果较多的学者之一，能否结合您的《现象学及其效应》等学术专著，包括国内其他学者在这一领域的研究，来谈一下国内现象学研究的现状，以及这些研究成果在推动和普及国内现象学研究方面的效果？

这个问题由我本人来回答恐怕难以做到客观公允，最终还是应当由学界和历史来判定。我最多只能说，《现象学及其效应》是我用中文发表的第一部关于现象学的专著，也是我自己的著述中迄今为止销量最多的一部。1999年它曾获得首届国家社科基金优秀成果奖。这表明学界的前辈与同仁对它有一定程度的认可。我也想借此机会来表达我的真诚谢意！

但这部书的最初写作动机并不是为了介绍胡塞尔思想，而是想讨论他的思想影响，厘清他与当代其他思想家的关系。所以原先的书名是叫《现象学的效应》，后来是由于当时该书的责任编辑的建议才增加了胡塞尔现象学部分的介绍并改为现在的书名。

这个原初的计划至少在当时看来是合理的。因为在我90年代初回国时便发现，国内学界对胡塞尔的兴趣首先并不来自胡塞尔现象学本身，而主要是间接地通过它在其他西方哲学流派中产生的持久效应。欧洲的现象学运动发生史是以胡塞尔为开端，逐渐通过海德格尔以及萨特而为公众所接受。而汉语领域现象学的接受史则是循着相反的路径：先是萨特的存在主义思想在中国知识分子阶层的广泛传布，而后是诸多学者对海德格尔存在哲学的深入关注，最后才是对胡塞尔现象学的兴趣。近年来可以看到，萨特研究几乎不再受到关注，而对胡塞尔的讨论则在各个层次和角度持续展开，这似乎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叔本华引用的一句老话：“流传久远和发迹迟晚成正比。”实际上这里的道理也很简单：胡塞尔哲学的讲坛风格从一开始就决定了它不适于公众讨论，但这并不妨碍它在理论的深层发挥隐蔽的影响。随着研究的深入，理论的背景因素就会逐渐转为分析的前台课题。当然，即使如此，胡塞尔永远不会成为公众人物。一个成为公众人物的“胡塞尔”必定不再是他本人了。

现在看来，《现象学及其效应》发表时，学界的研究已经开始向胡塞尔深入，所以可以说，它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深度的理论兴趣；但还很难说是它唤起了这个方向上的兴趣。同时这本书对胡塞尔的介绍也因原初的写作动机而缺乏系统性。当然，话说回来，在《胡塞尔全集》全部出版之前，对胡塞尔思想的任何“系统”阐释都还是一种奢望。国外50年代就有人尝试过“系统地”再构胡塞尔思想，如今这个尝试似乎只是作为讥讽的对象才为学界所提及。

然而我还是想“较为系统地”把我所理解的胡塞尔现象学介绍给有兴趣的同仁。所以，在1995—1997年期间，我利用洪堡基金会提供的研究机会，完成了《胡塞尔现象学概念通释》的撰写。这部书翻译、解释了600多个胡塞尔现象学概念术语，它们在我看来是核心范畴。从事这项工作的目的一方面在于：为胡塞尔现象学的研究者和爱好者提供一个指要，使他们在遭遇生疏的概念时不至于无所适从。但这600多个概念并不是一些独立的块片，并非只有在把它们组成一幅拼图之后才能完整地看到胡塞尔现象学的全貌。它们更多像是一幢思想大厦上的砖瓦和钢筋，对它们之中每一个的理解都与对大厦的总体理解有一定的关系。另一方面，这部书还想为日益增多的胡塞尔著作的中译提供译名选择的可能。换句话说，它想为胡塞尔概念译名的统一准备一个讨论的平台。如果这种统一能够达成，那就可以为胡塞尔中文本读者免除许多不便，使他们不至于在阅读不同的中译本时陷入译名的混乱。当然这个想法至此还只是一个良好的愿望。

从总体上说，能够称得上对国内现象学研究方面起到一定推动作用的，更多是我在胡塞尔著作的翻译方面的工作。从1986年出版的《现象学的观念》，到1999年面市的《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逻辑研究》等，至少从这些译著的读者人数来看是如此效果。这些年来现象学著作的中文翻译日益增多，胡塞尔、海德格尔生前发表的主要著作有望在今后的几年内全部翻译出版。如今已经可以说，胡塞尔——海德格尔研究的中文资料相当丰富，即使与一些古典哲学家相比也是如此。这为汉语领域现象学研究本土化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前提。

国内现象学研究和国际现象学研究之间是否存在差距？如何看待这一差距？

德里达在1999年的一次访谈中曾提到法国或国际的胡塞尔研究热的三次浪潮。第一次是指胡塞尔以及直接受他影响的那一代人，例如在法国有列维纳斯、梅洛—庞蒂、萨特等。第二次则大致是德里达自己在60年代研究现象学期间所处的那个时段。而第三次浪潮就意味着目前国际哲学界对胡塞尔的再一次关注。与西方的三代人相比，汉语学界对现象学的研究也可以分为三代：第一代主要是张东荪、倪青原等人，第二代则以熊伟、罗克汀等为代表，今天我们在汉语领域大致也可以谈论现象学研究的第三代。但现象学研究的浪潮则还只能说是第一次，如果目前国内的现象学研究能称得上“浪潮”的话。

这个历史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汉语领域现象学研究的现状。国内的现象学研究在总体上还无法参与国际现象学的讨论，即使与日本、韩国相比也要滞后很多，还有许多课题有待研究，许多空白有待填补。我自己在回国后每次参加国际现象学会议、提供会议论文都觉得必须先转换思路，因为国内的和国际的现象学研究基本上是两个不同的语境。我相信自己在国内所撰写的大多数现象学研究文字是无法在国外期刊上发表的；而反过来说，我在国外发表的文字如果拿到国内出版，读者群也会很小。这也是我至今没有计划出版我的博士论文《胡塞尔现象学中的存在信仰》中文版的原因。说实话，在现象学研究上最使我觉得自豪的是这本花费整整六年时间的作品。它也是在国际现象学最重要的研究丛书phaenomenologica上发表的第一部由中国人撰写的论著。

无论如何，胡塞尔研究在中国还处在接受期，在总体上还缺乏原创性。虽然中国的现象学研究界有一份名为《中国现象学与哲学评论》的期刊，但如张志扬先生最近在该刊第三辑的编后记中所说：在“现象学”上冠以“中国”之名，还有许多路要走。这里特别要提到的是，北京大学现象学文献——研究中心在新千年之初的成立，在我看来就标志着中国现象学研究史上一个新阶段的开始。我期望中国的现象学研究能够尽快告别接受期。

可否概述一下国际现象学研究的现状和发展方向？

目前国际现象学界是否出现第三次胡塞尔研究浪潮，对这一点我还没有把握。但我可以肯定，国际学界对现象学的兴趣，包括对胡塞尔现象学的兴趣，在近20年内基本上没有明显的减弱，可以说是经久不衰。不断出版的《胡塞尔全集》和各种现象学研究文丛既是这种兴趣的原因，也是它的结果。(www.xing528.com)

说到国际现象学研究的当代特征，我因为2000年底刚参加过胡塞尔家乡奥洛莫乌茨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的两次国际现象学研讨会，所以对此有较新的感受。根据我所获得的50多篇各国学者的报告，我认为可以把这个当代特征大略归纳为以下几点：其一，在现象学内部，把胡塞尔与海德格尔的思想加以融合而非加以对峙的趋向越来越突出；其二，政治现象学、社会现象学，简言之，实践现象学的研究越来越受到研究者的重视；其三，把现象学与其他文化遗产加以结合的努力越来越强烈，这一方面表现为用现象学方法来分析其他的文化现象，另一方面则表现为将现象学的研究成果与其他文化遗产进行比较研究。

现象学这门学科的确很重要，如何看待它对国内哲学（中哲、西哲）和其他学科研究的渗透和参考价值？

胡塞尔在创立现象学这门学科时，首先是将它视为一种新的哲学态度和方法。海德格尔把现象学看作是一种“思想”的普全可能性，以后把现象学运动各主要成员联结在一起的主要也是一种方法意识。从这个意义上说，现象学的确代表了哲学的一种基本思想和态度。例如，它直接“面对实事本身”而不是历史传统与文本，这使它有别于历史发生学；它对问题进行“如其所是的描述”而不是因果的说明，这使它有别于自然科学；它“听从思的召唤”而不从事形象的勾画，这使它有别于文学艺术探索，如此等等。可以说，现象学是其他学科无法替代的一种哲学精神。我甚至觉得，任何一门想在这些方向上有所创新和突破的学科，都可以考虑对现象学思想方法的借鉴。目前在汉语领域在这方面已经有各种初步的尝试。从我个人所接触到的一些情况来看，国内目前非哲学学科对现象学关注较多的是文艺学、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逻辑学，等等。我前不久还参加过与现象学思考相关的建筑学博士论文的答辩会。有人说21世纪前30年欧洲的各个思想成果都含有现象学影响的成分。这可以算是对现象学思维方式所含内在潜力的一个历史证明。相信现象学在今天的中国学术界也会产生应有的作用和效应，它们很可能是一些理论层面上的影响，也就是说，是潜隐的影响，类似于唯识法相学派对中国思想史的作用。

而在哲学学科内部，现象学思想方法的影响已经逐渐深入。可以看到现象学与中国哲学的对话在不断地展开，无论是从现象学研究界本身发出的，还是从中国哲学研究领域发出的。现象学最终必须落脚于中国文化，这是毫无疑问的。日本在20世纪初始便产生了受到现象学影响的思想家，如西田几多郎等。汉语领域是否会、何时会产生这样的思想家，这将由历史来提供说明。

就西方哲学研究内部而论，最近几年常常可以读到一些很有力度的现象学研究文章和著作。一些同仁以现象学为课题研究对象，另一些同仁的研究虽不涉及现象学内容，却是以现象学方式，或者说，在现象学精神中进行的。此外，在现象学与西方其他哲学流派和人物之间的比较研究也越来越多，产生了十分积极的意义，对我很有启发性，在我看来是在问题域的开发上取得了“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这也包括一些现象学与中国思想的比较研究。而近年完成和出版的一些国内硕士、博士论文表明，在这些方向上的研究和探讨方兴未艾。

就中国的实际情况看，马克思主义毫无疑问是国内哲学研究的大方向，目前，国内有些学者正尝试把现象学和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您对此有何看法？

关于现象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我在《现象学及其效应》的结尾处曾有简短的论述。我一直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研究方向。这并不只是因为胡塞尔的思想在许多方面与黑格尔、马克思的结论有相通之处，因而被当代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所关注和接受；也不只是因为现象学的许多其他代表人物如海德格尔、梅洛—庞蒂、萨特、利科等都对马克思的哲学思想有分析和借鉴；而且还因为像刘放桐先生所说的那样，汉语领域的西方哲学研究要想具有原创性，必须走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哲学结合的道路。换言之，现象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展示一种理论可能与一个社会现实相结合的方向。而从另一侧面还可以说，如果汉语领域能够对世界现象学的研究有特殊的贡献，那么这个贡献很有可能就是现象学与中国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相结合的产物。

现象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当然也存在很大差异。最一般地说，胡塞尔与海德格尔都反对把现象学或哲学看作是一种世界观。但近年来国内的一些研究已经不再是简单地把马克思主义与现象学视为对立面，把它们两者看作克服与被克服（或须被克服）、超越与被超越（或须被超越）的关系，而是较为注重一种积极的对话。例如，在实践与理论的奠基关系问题上，在作为个体与社会的出发点问题上，现象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都具有共同的兴趣指向，甚至在分析的方法和角度方面也具有一定的互补性。这也为我们开辟了相当大的讨论与研究空间。我估计不久在这方面就会有更多的深入研究的成果问世。

能否请您谈一下在今后一段时期内，国内的现象学研究应该注意哪些研究重点和方向？

这个问题不是我所能回答的。由于汉语领域现象学研究刚刚开始，所以存在着很多方向研究和课题讨论的可能性，相信日后国内的现象学研究会呈现一个纷繁多样的局面。在这方面，国内的现象学研究也可以借助于国际的现象学研究成果。现象学运动已有整整一百年的历史，但仍然还展示出千姿百态的活力。我最近选编出版的《面对实事本身——现象学经典文选》便是对这段历史所作的择要回顾，或许可以起到一定的参考借鉴的作用。

就我本人的兴趣来说，我正逐渐从认识论的现象学研究转向伦理学的现象学研究。说实话，这并不是一个有意识、有计划的转向，而是随着自己的研究进程自然发生的。我发现在休谟、康德、胡塞尔、梅洛—庞蒂、古尔维奇等人的思想发展中也多少显露出这种思想发展的顺序。这属于一个传统，即希腊哲学的传统，它把认识行为看作第一性的。与此相反的是希伯来文化传统，它把伦理行为看作第一性的，例如舍勒所说的爱的行为。实际上中国文化也可以看作这样一个传统。在现象学内部，胡塞尔属于前一个传统，舍勒属于后一个传统。而海德格尔的问题较为复杂一些，这里姑且置而不论。我本人因受胡塞尔影响较深，所以偏重于前一个传统。但这两种传统并不处在非此即彼的关系中，倒是常常在互补互促——无论是在欧洲思想史上，还是在现象学运动史上，例如在胡塞尔那里就有“实践现象学”方向上的努力。我1999年在《江苏社会科学》第6期上的文章和2001年在《南京大学学报》第1期上主持的专栏，都是为了指出这个方向。而在舍勒那里也有对现象学与认识论关系的分析阐释，他甚至认为，虽然伦常行为比认识活动更为原本，却仍需要通过认识分析才能得到澄清。这也是被西方当代实践哲学有意无意认可和接受的一个结论。当然舍勒的特长还是对宗教伦理意识的现象学分析。我相信这个方向上的现象学思想会为汉语领域的伦理学研究提供新的视角。也正是出于这个信念，我目前正集中精力翻译舍勒的代表作《伦理学中的形式主义与质料的价值伦理学》，希望它的出版会为国内的现象学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域。

（原载《哲学动态》2001年第6期）

学者近况

倪梁康（1956.7— ），1977年3月至1980年3月就读于南京大学外文系，1980年4月至1982年8月在南京大学哲学系任助教，1982年9月至1985年7月在南京大学哲学系攻读硕士学位，1985年10月至1990年7月在德国弗莱堡大学哲学系攻读博士，1990年9月至1991年3月在德国卡塞尔大学交流研究中心攻读博士后，1991年3月至1994年3月在南京大学哲学系任讲师、副教授，1994年4月至 1995年10月在东南大学中西文化研究交流中心任副教授，1995年11月至1997年10月在德国乌珀塔尔大学哲学系作客座研究，1997年10月至1998年3月在东南大学中西文化研究交流中心任副教授，1998年4月至2001年12月在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2002年1月至2019年1月在中山大学哲学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2019年2月至今在浙江大学人文学院任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曾任中山大学人文学院院长、西学东渐文献馆馆长、现象学研究所所长、哲学系外国哲学学科负责人。国际《胡塞尔研究》（Husserl-Studies）学刊编委、《现象学世界》（Orbis Phaenomenologicus）丛书编委，国内《中国学术》《中国现象学与哲学评论》《西学东渐研究》等学刊编委。2000年起先后担任北京大学、浙江大学、武汉大学、台湾政治大学哲学系兼职教授或客座教授。学术研究领域主要偏重于西方哲学，尤其是近现代哲学以及其中的意识现象学传统，此外还关注中西方思想史上的各个最主要的意识哲学（包括心智哲学、心学、唯识学、心理学等）研究传统和研究领域。主要著作有： 《现象学及其效应—胡塞尔与当代德国哲学》、Seinsglaube in der Phaenomenologie Edmund Husserls、《胡塞尔现象学概念通释》、《自识与反思—近现代西方哲学的基本问题》、《现象学的始基—对胡塞尔〈逻辑研究〉的理解与思考》、《新译八识规矩颂》、《意识的向度—以胡塞尔为轴心的现象学问题研究》、Zur Sache des Bewusstseins —Phanomenologie, Buddhismus, Konfuzianismus、《心的秩序—一种现象学心学研究的可能性》、《胡塞尔与海德格尔》等。译著有： 《逻辑研究》《内时间意识现象学》（胡塞尔著），《伦理学中的形式主义与质料的价值伦理学》（舍勒著），《道德意识现象学—情感道德篇》（哈特曼著），《心的现象》《人生第一等事》（耿宁著）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