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南滚河亚洲象保护的民间知识和文化传统

（1）历史时期人类对象的利用是导致亚洲象种群数量减少的重要原因

文焕然等（1979）认为，历史时期，云南使用象的情况，主要是乘骑、耕田、战斗、运输等。清朝初期，据查继佐《罪惟录·李定国传》，“定国善用象战，象十三头，俱命名，封以大将军，所向必碎”。

文焕然（1990）认为，20世纪90年代，经生物工作者的多次实地考察，证实野象分布地区逐渐缩小到滇南的景洪市、勐腊县、西盟佤族自治县、沧源佤族族自治县、盈江县及以南部分地区，野象的分布北界也逐渐南移到这五县北境。造成野象分布北界南移的总趋势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还在于野象的自身习性的限制，自然环境的变化以及人类活动的影响等，这些因素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制约，对野象变迁产生综合作用。

澳洲大学的环境史专家伊懋可教授对亚洲象数量及分布区域的变化主要归纳为人类活动的影响，这是最新的解释。并在《大象的退却》一书中作了归纳“人类和大象的冲突发生在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人类为了发展农业而开垦土地，而对大象的森林栖息地造成了破坏。我们可能不时地听说它们大象侵入人类聚居地，而造成这种情况的一个原因就是大象可以利用的自然资源的缩减，对它们造成了压力。第二个方面是农民采取措施，保护他们的庄稼免遭大象的踩踏和掠夺，基于这样的信念，农民们在农田里设置的安全措施，目的就是为了毁灭或者捕捉这些盗贼大象。第三个方面是为了获取象牙和象鼻而猎捕大象，因为它们是美食家的佳肴，或者捕捉它们，训练它们，并把它们用于战争、交通运输和贸易”。这三个方面可以分开考虑，但是在所有的方面中，栖息地的破坏是主要的（Mark Elvin，2004；张洁，2008）。

张杰（2014）的研究认为，人类社会需求是影响历史时期亚洲象分布变迁的重要原因，历史时期中国境内亚洲象的分布存在自黄河流域向云贵高原逐渐南退的变迁过程，在地域和时段上都具有连续性；气候冷暖变化难以解释历史时期亚洲象的分布变迁，人类的农业开发活动也难以解释历史时期亚洲象的分布变迁。

图6　南滚河保护区外围被开垦的土地（陈明勇/摄）

许再富（2000）统计了滇南各土司在元朝以后向天朝上贡的大象，估算有活象上贡187次，大象1140～1339头；上贡象牙30次，计38～76支。其中记载了明洪武二十一年（公元1388年），景东一次向天朝上贡500头大象；明万历十二年（公元1584年）三月，耿马一次就上贡100余头大象；万历二十八年（公元1600年）十月“阿瓦、孟密”为了申请开矿向天朝上贡大象（文中无具体数量）；由于从遥远的西南边陲送至京都，肯定在路途中有死亡的。上贡对于滇南大象的濒危，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亚洲象种群的迅速减少在14～16世纪，即在16世纪中后期变为稀少，而至17世纪中期（明代末期）时，能上贡的象和象牙已很少，说明它已处在濒危状态。另外，把驯象当作战争工具，“战象”的活动对野生象的影响较严重，这在历史上的记载颇多，其规模也较大。多次的象战必然加大对其野生种群捕养的强度而成为亚洲象濒危的另一重要原因。

从上述这些文献我们可以看出，包括中国南滚河流域在内的滇南地区曾经是野生亚洲象普遍分布的区域，但人类的利用及活动造成了亚洲象分布区大面积缩减和种群数量急剧减少，分析认为，其原因可能是：①随着人口增加，加大了对土地利用，尤其是适宜亚洲象生存的低海拔区域，随着农业的发展，伴随着大面积天然森林的消失，是造成亚洲象栖息地减少和破坏的最主要原因；②历史上人类对滇南亚洲象的利用程度也很高，利用方式包括乘骑、耕田、战争和运输等等，而这些象的来源主要是从野外捕捉后驯化而来的，用于战争的驯象是造成亚洲象死亡的一个重要原因；③古代滇南各土司“向天朝上贡”大象及象牙这一特殊的形式，也是导致滇南野生亚洲象种群数量大量减少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3）保护区建立以前的二十年间中国南滚河流域野生亚洲象栖息地及种群数量动态分析

林浩（1982）认为从20世纪60～80年代期间，中国南滚河流域森林的退化，水土流失的加剧，动物被猎杀、外逃、迁徙现象有增无减。本区原本优越的自然条件，丰富的动植物资源，20世纪60～80年代未受人们的重视和保护。长期的刀耕火种，酷捕滥猎，致使资源减少，有的物种已经绝灭，有的正濒于绝迹。

汪春龙（1984）认为，解放后，由于国外毁林开荒严重，再加战争频繁，中国南滚河流域亚洲象的生活环境遭到严重破坏，有的迁徙廊道也被切断，野象在中国定居了。开始，象群有几十头之多，由于保护不力，1966年至1979年的十多年中，被打死10多头，自然死亡2头，捕捉3头。

郭宝用等（1999）认为，中国南滚河流域曾经是亚洲象极为丰富的地区，但是近百年来，由于狩猎和栖息地破坏，大象种群已大大缩减。据调查，从1918年至1971年间至少猎杀了116头，其中，1966年至1971年的5年间就猎杀了37头。(www.xing528.com)

从以上的研究报道中我们发现，在保护区成立前的20世纪60～80年代，这一时期正好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时期，中国南滚河流域亚洲象及其栖息地仍然处于无序的状态，植被大量被破坏，毁林开垦是造成中国南滚河流域亚洲象栖息地被大量破坏的重要原因；而猎杀是导致中国南滚河流域亚洲象种群减少最直接的原因。

（4）保护区建立以来中国南滚河流域亚洲象种群数量动态及原因分析

郭宝用（1989）报道了1988年的调查结果，中国南滚河流域野生亚洲象种群数量为14头。在回顾了1981年云南省林勘四大队调查确认南滚河自然保护区内有野象14头，1984年云南省弥猴资源考察队确认保护区内有野象24～25头，并分析亚洲象的数量从1984年的24～25头到1988年只有14头，减少了一半的原因是：不法分子为获取象牙、象皮而进行捕杀；少数农民群众为保护庄稼而猎杀；森林草地遭到破坏，大象因食物短缺而死亡或出走；还有1头被高压电电死。

杨宇明等（2004）认为，1980年南滚河保护区建立后，野象的死亡、违纪违法者对野象的觊觎仍未从根本上杜绝。如1980年10月，1头成年雄象在帕浪被高压电电死，同年12月考察时又发现1头幼雄象死亡。1995年3月，西南林业大学在保护区考察时在帕浪发现1头雄象的尸体（已腐变）；1996年4月1头成年雄象又在石头寨附近被猎杀。

李坚（2001）报道了在2000年间云南南滚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有1头野生亚洲象被猎杀的案件。

冯利民（2010）认为，非法猎杀也是中国南滚河流域亚洲象种群的一个重要威胁因素。1988—2003年，南滚河保护区内总共有8头亚洲象死亡，其中至少有3头死于被猎杀（表9）。2003年死亡的1头雄象为附近村民为获取象牙铤而走险猎杀的。1996年1头雄象被猎杀的原因是亚洲象出现在村寨附近，对当地村民赖以生存的庄稼和财产造成很大损失，当地村民报复性猎杀。1988年1头雄象死于穿过保护区内的高压线下，其他未知的死亡情况大多发生在村寨附近，推测主要原因是亚洲象糟蹋村民庄稼和财产而没有及时得到相应的赔偿引起的报复性猎杀。南滚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周边的村寨位置偏远，同时又是不发达的少数民族地区，交通、教育等极为落后。历史上本地的少数民族有狩猎的传统，保护动物的意识短时间内无法得以普及。

表9　近年来南滚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亚洲象死亡部分记录（冯利民等，2010）

来源：南滚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

根据上述历史数据的整理，我们发现，自1980年南滚河保护区建立以来，到2003年的23年间，死亡的亚洲象数量在11头以上，其中至少有6头（包括4头成年雄象和2头成年雌象）被猎杀，有2头成年雄象被高压电电死，还有3头幼象（至少1头为雄象）死因不明。其中，人为猎杀亚洲象的事件中有5起是为获取象牙、象皮的盗猎，1起是为了保护庄稼而进行的报复性猎杀，而触电死亡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唐芳林等（2015）根据考察结果认为，虽然亚洲象在南滚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沧源片区的种群数量受限于栖息地，难以在短期内实现种群数量较大增长，但也没发现能够明显导致其群体数量衰减的因素。由于实行了野生动物肇事保险制度，保护区周边社区对亚洲象活动或肇事的容忍度相对较高，通过保护宣传活动，近年来当地已经没有盗猎亚洲象行为的发生，亚洲象的非正常死亡现象也更为少见。

综上所述，我们得出如下初步结论：①中国南滚河流域历史上曾经是亚洲象数量分布较多的地区，大量增长的人口，人类对土地的利用是本区域亚洲象栖息地逐渐缩减的主要原因。中缅甸边境区域的过度开发，严重破坏了中国南滚河流域（上游）与缅甸滚弄江（下游）之间的亚洲象栖息地，从而阻断了这一区域的亚洲象在中国和缅甸两国间往来交流的通道，部分种群去往缅甸后就没有能够再回来，而留在中国南滚河流域的种群则成为了独立的小种群，无法再往来于两国之间，充分利用两国的栖息地，并与其他种群间进行基因交流。②保护区成立前20年间，由于国内政治动荡等方面的原因，乱捕滥猎亚洲象的现象较为普遍，如1966年至1971年的5年间就猎杀37头（郭宝用等，1999）。可以认为，这期间人为猎杀是造成中国南滚河流域野生亚洲象种群数量急剧减少的最直接原因。我们不难假设，如果没有设立自然保护区，按这样的猎杀进程和规模，中国南滚河流域的野生亚洲象可能早已区域性灭绝。③1980年保护区成立以来，在南滚河自然保护区内的森林资源得到了较好的保护，为中国南滚河流域的亚洲象生存留下了难得的生存空间。④但是保护区外的大量栖息地因为未能得到有效的保护而丧失殆尽，使保护区成为绿色孤岛。中缅边境原生植被也因为未及时建立跨国境联合保护机制而被大量开发，位于两国之间亚洲象原有的迁移通道被切断，部分去往缅甸的象群再也未能回到中国境内，而留在中国境内的象群则永远地被困在了南滚河保护区内，中国南滚河流域的亚洲象种群从此成为了孤立的小种群，从此面临着更大的生存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