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作曲家在重庆的作用

重庆是战时首都和抗战大后方中心，汇聚了来自全国各地的著名音乐家，国立音乐院、音乐分院、重庆育才学校等音乐教育机构和专业音乐学府在重庆成立，培养了一大批优秀音乐人才，他们形成战时首都重庆音乐家群体，产生了重要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积极创作大量抗战作品，推动了音乐作品量和质的提升。音乐家们在重庆的艰苦抗战过程中，亲眼目睹了日寇的残暴，亲身经历了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凄惨，在个人感情和民族遭受日寇侵略凌辱的情感交织下，创作热情高涨；政府机构、音乐团体适时开展音乐作品征集，推动音乐创作快速发展，大量激励民众爱国热情的音乐作品就此产生。这时期不同的作曲家，关注音乐的视角和创作体裁不同，创作涉及声乐、器乐（民乐、西乐）、管弦乐、歌剧等多种类型，数量上以声乐作品占绝对优势。群众歌曲、艺术歌曲、合唱音乐等方面大部分内容与抗战紧密相关，广泛传唱于广大群众之中，是抗战前期救亡歌曲的一个发展。值得注意的是，此时重庆的艺术歌曲、合唱作品，绝大部分由上海国立音专理论作曲背景的作曲家群体完成，既有古诗词配曲，也有新创作的艺术歌曲。无论哪种题材和形式，都充分彰显作曲家自觉清醒的爱国意识，注重挖掘意蕴深邃的曲调、旋律的优美流畅和音乐风格的雅俗共赏，通过精致的创作技巧写出高质量的音乐作品。

第二，积极参加各类音乐活动，推动了抗战音乐运动的发展和演出质量的提高。以第三厅、国民政府教育部、文化工作委员会、文艺界抗敌协会等政府机构或社团组织领导和推动的各类大型音乐活动、演唱运动，这些音乐家群体积极参与。他们与学校、社团、音乐团体等有关机构配合，共同宣传抗战、鼓舞国民精神，对重庆音乐界乃至整个文艺界起到大团结的作用。如巡回歌咏活动、“劳军慰问”、“募衣献金”、“一元献机”等支持前线的歌咏活动，“音乐月”影响下的大规模学校学生歌咏活动及比赛，“千人大合唱”“万人大合唱”等各类音乐活动中都能看到音乐家群体劳碌奔波的身影，他们活跃在指挥、演奏、演唱的舞台上，演出自己创作的作品、与民众一起感受强烈的爱国意志。他们还参与各类专业演出音乐活动，包括个人音乐会、纪念音乐会、歌剧、清唱剧专场演出等，以高质量的演出感染大众、提升大众欣赏水平。如果说群众歌咏活动能点燃大众的抗战热情，那么专业的音乐演出则更能触动各阶层民众的灵魂深处，增强抗战的坚韧意志，影响和疏导民众情感，欣赏不同的艺术风格，提升审美鉴赏力。这群音乐家群体用震撼人心之声，唱（奏）出了不可战胜的中华民族追求解放的渴求和中国人的深沉情感。

第三，积极编辑、出版音乐刊物，增强对外交流宣传，扩大抗战音乐的影响力。全民族抗战时期，重庆作为大后方政治、文化中心，书籍、期刊等刊物发行量陡增，至1942年，重庆的文艺期刊几乎占出版界第一位，在220种杂志中，纯文艺的有46种，占21%；^[1]1937年至1945年间在重庆出版的、因某些具体原因未出版的与音乐有关的各类“现存”书籍或音乐家手稿等刊物，现整理出也有151种^[2]。在重庆的作曲家群体以这些出版物为载体，探讨和交流经验，发表音乐创作、表演、教育等各方面的研究成果。尽管受到政治、经济等客观条件限制，还是在一定程度提高了他们的专业技能知识修养和理论水平，使广大读者群体受益。不仅如此，他们还有意识地普及西方音乐，传播和增强对中西方音乐的交流。在《乐风》、《新音乐》、《青年音乐》、《音乐月刊》（重庆）等刊物上发表贝多芬、莫扎特等作品的译介和鉴赏、普及西方音乐理论知识、翻译苏联经典歌曲，让读者更多了解西方音乐，为其在中国的传播发挥了积极作用。另一方面，他们利用中央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等媒体，多次举办中苏音乐交流、对美播放民乐，对外广播宣传抗战音乐，让世界了解中国艺术，扩大中国抗战音乐的影响力。(www.xing528.com)

[1]强重华：《抗日战争时期重要资料统计集》，北京出版社1997年版，第350—351页。

[2]汤斯惟：《战时首都重庆出版音乐书籍探析》，《图书馆杂志》2019年第1期。